魏晋南北朝的“三五取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三五取丁”的说法，指的是徭役征调的方式或方法。本来中国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套征调徭役的制度或比较完善的方法。但自东汉末三国以来，社会动乱不断，尤其自西晋覆灭之后，北方陷于诸族纷争的混乱状态中，南方政局变动亦不时发生，加上南北对峙，战事时起，徭役之征益趋严急，固有的制度多未遵循，代之而来的是“三五取丁”法的出现，成为当时征发徭役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史书关于“三五取丁”办法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专门记述，这里所说，也仅是一些初步的看法，希望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于“三五取丁”的说法，多见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如《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云：
“季龙志在穷兵，……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可见十六国后赵政权已在征役中实施“三五”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载提及营建宫室台观所征人力四十余万，没有说是通过什么方式而来的，而只有“发卒”即征兵时明确指依“三五”法行事，依此看来，这里所施的“三五”法是在兵役范围之内。另，《资治通鉴》卷125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条又云：
“是时军旅大起，……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胡三省注云：二兖，南兖、北兖也），三五民丁，请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①]这是南方宋朝的情况，记载中的“三五民丁”也是在“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时采取的措施，与上述北方十六国时一样，三五法施用于兵役征调方面。其他地方记载“三五”法时，亦多与征兵有关，如还有“三五占兵”、“三五简发”（见下述）等等。依据这些情况判断，“三五取丁”应指兵役之征，或如周一良先生所说，“三五取丁为南北朝时征兵常规”[②]，只是时间还应再往前推些。
至于“三五取丁”的具体作法，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提到前面所说的石季龙（石虎）“三五发卒”一事时，曾加注云：“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③]。在同书记载上引宋文帝之“三五民丁”处，又加注云：“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前者系指十六国时的北方后赵的作法，后者则为南朝刘宋的措施，即因时代、地区的不同，三五丁口抽调应征的比例是不同的，但都称为“三五”，可见“三五取丁”的特点就是户内丁口按一定比例（具体比例可以不同）抽调服役。
还有，实施“三五取丁”法，多没有提到服役期限，这一点从上引及下文引证资料均可看出，多数都是为配合某种重大军事活动而采取的临时应急之征，所以也很难规定期限。
据上可见，所谓“三五取丁”系指征兵而言，具体的作法是户内丁口依一定比例抽调，没有明确的股役期限。
关于“三五取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云：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壬子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於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悯之，其有三人五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里所说的吏家，地位很低，吏也是一种吏役，吏家有五口男丁（父兄子弟）者，抽三人服役，或在京给役，或在地方郡县给役，还要照纳米限。负担苛重。这种实行于“吏家”的“三人五人为役”的办法，其具体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孙吴永安元年下诏诸吏家三人五人为役者可以从中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即免其兵役，这种户内应役丁口，每五口抽三丁以及三五人中免一人不从役，也即按比例抽调的办法，就具有“三五取丁”的特点。同时期的曹魏和随后的西晋也有类似的情况。史载西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伐吴诏称：
“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者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④]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户内丁口按比例抽调的对象是“士家”，则始于曹魏，续存于西晋的士家制度，它的徭役（当然主要是兵役）之征就依此办法，至少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联系前面孙吴吏家的征役情况，可以这么说，“三五取丁”或按比例抽丁法乃三国和西晋旧制，并且与士家、吏家制度相结合。候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3页写道：“魏晋以来军户制和兵役制，曾达到‘五丁取三’的程度”。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卷97《刘裕传附刘义隆传》校勘记第14条亦云：“三五发卒乃晋以来旧制”，在时间上说得稍往后一些。不管怎么说，这种按比例抽丁服役的办法，曾在三国魏晋士家和吏家中实行过。只是没有明文记载这种办法如何建立起来，似只是一种习惯法。
西晋之后，北方诸族政权鉴于人口亡逃空前严重，都想方设法迁徙、控制人口，以保证赋税、兵员和各种徭役的来源和供给，他们根据各种需要和不同对象而加以组织控制的特殊户口，如军户、兵户、府户、杂户、营户等等，都专立户籍，而且又大多是按军事形式加以编制，与孙吴的吏家、曹魏创建的西晋时尚存的士家制度类似，甚至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例如营户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军营编制户口，即因军营而得名，并其家属，故称为营户，显示营户之形成还受到曹魏士家制度的启发和影响[⑤]。这些特殊户口多是可以随时应征的，“三五取丁”法又多是兵役之征，所以首先应在他们中间实行。后赵石虎征讨前燕慕容皝时，曾“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⑥]。这里所说的兼复之家应该就是指士兵之家即军户、兵户之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家中有人应征入伍，其他人丁享受一定的复免优待，现在因军务紧急，又得抽调人丁服役，兼及复免之家，即除应征之家外，原复免之家也一并征发。不过《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把“兼复之家”说成“七州之民”[⑦]，此或说明当时“三五取丁”法已经施及州郡编户。随后石虎又敕“青、冀、幽州三五发卒”，此已见前述；史书又谓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十二月石虎因欲南伐、西讨、东征，敕河南四州、并、朔、秦、雍、青、冀、幽“皆三五发卒”[⑧]，两种记载大概指同一事，不过后者范围更广泛，其对象都是针对州郡之民。前燕慕容儁时，欲图南方，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邺都。”[⑨]这次征兵，本来是要“率户留一丁”，比“三五取丁”法的各种比例抽丁重些，刘贵认为这样做是“召兵非法”，胡三省也认为当时“法未有户留一丁而悉发兵者”[⑩]，故经劝谏才改为“三五占兵”(11)，那么“三五取丁”是当时“召兵”的常规了。另外，慕容儁的命令里明确指出征调的对象是“州郡”“见丁”，也就是在全部州郡户口之内抽丁，此亦可证实，十六国之时，“三五取丁”的对象已包括所有编户在内。后来前秦苻坚（公元357至384年在位）既败代国（北魏前身）王涉翼犍（或什翼犍），“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12)，则前秦又把“三五取丁”法推广于被征服的而且比较落后的其他民族。
在南方，根据《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东晋南朝曾规定“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范宁说过：“今（按指东晋之时）以十六岁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13)，范宁所说东晋全丁、半丁年龄规定，即是西晋旧制(14)，据此推测东晋以来在徭役方面，可能沿袭西晋的某些办法。不过由于战乱时起，徭役繁多，每丁岁役不过二十日的规定多成具文，范宁就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15)南齐海陵王延兴元年（公元494年）冬十月癸巳诏曰：“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核获二旬，私累数朔……”承认公家规定每年二十日，而州郡实征力役多达几个月。于此看来，年役二十日的规定没有执行过(16)。另一方面，“三五取丁”或户内丁口按比例抽调的办法在南方和在北方一样，也很盛行。前述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因抵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进攻，大举征兵，“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请使暂行。”南朝肖齐废帝肖宝卷“永元（公元499至501年）以后，（北）魏每来伐，继以内难，徐、扬二州人丁，三人取两。”(17)；或云其时“扬、南徐人丁，三人取两，以为率”(18)。《南史》卷70《郭祖深传》称“发人征役，号为三五”，说明三五征役在南方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因为应征的对象是国家的州郡编户也即主要是个体农户，而且征役繁多，成为时患，遂把负担徭役的百姓称为“三五门”，如刘宋时的武念即“本三五门出身”(19)。《南齐书》卷46《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曰：“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这里说的是山阴县的情况，但士族免役实带有普遍意义，唐人杜佑也说其时士族“百役不及，高卧私门”(20)，这些被称为“三五属官”、“露户役民”的广大农民一直是徭役的承担者，而“三五”法几乎成为强迫他们应役的最基本办法，更是毫无疑问的了。
此外，踞立于四川的成汉主李寿，曾“徙民三丁已上于成都”(21)，户内有三丁以上者皆在迁徙之列，这似乎是受“三五取丁”法的影响。梁武帝时有“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之筑”的作法，这是若干家合在一起按比例抽丁，南北皆有（北方如北魏，见下述），这可以看成“三五取丁”或户内丁口按比例抽丁法的变种，而且还不限于兵役，施及其他徭役。
现在来看北朝的情况。
如上所述，前秦苻坚灭拓跋鲜卑的代国时，曾在拓跋部内部推行“三五取丁”法，不过此时拓跋氏刚刚开始入居中原，基本上仍过着游牧生活，在游牧族中，能骑者既是牧民，也是战士，似没有三五取丁的必要。也许苻坚曾欲实行而未实际推广，因此在北魏建立之初，我们还未见到实行此法的记载。史载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公元413年）“春正月己巳，大阅于东郊，部署将帅。……帝登白登，躬自校焉。”(22)则此次“大阅”时，所有适龄男子都在征调之列，并不按比例抽发。只有安同奉命出使循察时，为修道筑坞，“发众四户一人”(23)，这是“三五取丁”的变种，它只是官吏在地方上偶然采取的措施。及至太武帝拓跋焘之后，出现了按比例抽丁的办法。如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冬十月，太上皇帝（按指已退位的献文帝拓跋弘）南讨时，“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24)孝文帝立三长制前，北魏在“宗主督护”制下，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25)，故“十丁取一”与“户收租五十石”，都是与这数十家组成的大户相适应的。可见在孝文帝即位之初，按丁口比例抽调兵役的办法已经存在了。孝明帝元诩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八月丙申诏曰：
“……诸州镇军贯，远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卒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化，讨彼沙陇。……”(26)这条记载十分明确表明，北魏曾在边镇的军户、府户和州郡百姓（至少指在改镇为州后的编户中）实行过“三五取丁”法。虽然由于吏籍记载缺乏，我们不清楚“三五取丁”或按比例抽丁的办法，在当时实行的全面情况，但这种办法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下及北朝后期的西魏，还有此类办法。据《玉海》卷138《兵制》引《邺侯家传》谓西魏“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这一按比例抽丁只限于六等户以上人家，且在府兵制范围内，即与兵役密切结合。初置府兵，系在大统年间事，则这时还有这类办法。
但在此后不久，三五取丁法就很少用了。《隋书》卷24《食货志》所载西魏宇文泰制六官的内容，有关于均田、租调及力役的政令，关于力役，其文云：
“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按宇文泰“初行周礼，建六官”(27)，系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是卢辩继苏绰之后辅助宇文泰而完成的(28)。关于西魏北周上述力役内容，我已作专文讨论(29)，这里不赘述，现仅就涉及三五取丁的问题略作说明。
其一，西魏明确规定了每丁每年的股役天数，根据年成的好坏，分别为三旬、二旬、一旬。后来又与轮番制结合，服役天数有所变动：“（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30)，则在保定元年之前曾一度实行过八丁兵制，八丁兵轮流服役，每丁每年服役四十五天，比宇文泰时规定的最高定额“三旬”多十五日。但自保定元年起改为十二丁兵轮流服役，每丁每年三十日，则与宇文泰时的最多天数相同。下及隋“受禅……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31)，可见每丁每年服役一个月是比较固定的“周制”。
其二，西魏规定“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这里所谓“徒役”应当就是力役，《北齐书》卷48《李祖升传》载李祖升“仕至齐州刺吏，为徒兵所害”，这里的“徒”与“兵”相连，那么“徒役”可能首先指当兵，但北朝以来，兵役与力役已无区别，可以互指，所以徒役也即是一般徭役。如果此说成立，则西魏包括兵役在内的徭役征调，规定一家出一人。这当然只就每一次征役而言，而不是全年，因为按上述规定，每年凡丁口都得服役三十天，就不止每家一人了。
据上所说，西魏北周一方面规定了每丁的服役日数，另一方面又规定每次征役限一人，前者没有“三五取丁”法中所具有的无期限性，后者也没有“三五取丁”按比例抽丁的因素。依此两点，我们可以说，北周有关的徭役政令中，没有沿用魏晋十六国以来盛行的“三五取丁”或户内丁口按比例抽调的征役办法。
下及隋唐，租庸调制度中，没有三五取丁的规定；在当时的府兵制中，挑选兵丁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能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32)，这是以“财”“力”为主，以人丁多寡为辅的办法，也与西魏初置府兵制时于六等户以上人家中三丁取一的方式不同。
不过话又说回来。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折臂翁》诗中写道：“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这是唐朝玄宗天宝年间唐朝攻打南诏时的情况，时府兵制尚未完全破坏，采用点兵，却是户有三丁则点一丁。又据《唐会要》卷83《租税上》记云：“其杂匠及幕士并诸色同类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过两人，三丁以上，不得过一人。”于此可见在唐代兵役和各种杂役中，还存在“三五取丁”和其他按比例抽丁应役的作法。我在《孝文帝改革以来的北朝徭役制度和徭役轻重问题》一文(33)中，曾说西魏北周规定每次征役每家无过一人的规定，就等于在制度上废除了魏晋十六国以来盛行的“三五取丁”或类似的户内丁数按比例抽调的征役办法。这里要补充和修正如下：“三五取丁”或按比例抽丁法，作为一种习惯法，自西魏以来虽已少用，但其影响仍在，既没有明令废止，于实际中也偶而被重新采用。但从总的趋势讲，这种征役办法从盛行到少用或不用，这在减轻人民徭役负担方面，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注释：
① 《宋书》卷5《文帝纪》不载此事，卷95《索虏传》载此次三五抽丁在南兖州地区进行。
②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4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资治通鉴》卷97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十二月条。
④ 《金晋文》卷5晋武帝4《伐吴诏》。
⑤ 关于营户有关情况，参阅拙作《略论杂户的形成和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⑥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⑦ 《资治通鉴》卷96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
⑧ 同上书卷97。
⑨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7《前燕》，《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同。
⑩ 《资治通鉴》卷100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十二月条注。
(11) 同上书卷作“三五发兵”。
(12)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3) 《晋书》卷75《范汪传附范宁传》。《隋书》卷24《食货志》亦云“其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
(14) 《晋书》卷26《食货志》云西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
(15) 《晋书》卷75《范汪传附范宁传》。
(16) 参阅张泽咸：《六朝的徭役制度》，《中国古史论集》第214页。
(17) 《南齐书》卷7《东昏侯纪》。
(18) 《南史》卷5《齐东昏侯纪》。
(19) 《宋书》卷83《宗越传附武念传》。
(20) 《通典》卷3《乡党》。
(21) 《晋书》卷121《李寿载记》。
(22) 《魏书》卷3《太宗纪》。
(23) 《魏书》卷30《安同传》。
(24)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5) 见《魏书》卷110《食货志》。
(26) 《魏书》卷9《肃宗纪》。
(27) 《周书》卷2《文帝纪》。
(28) 参见韩国磐先生著《北朝经济试探》第120页及《周书》卷24《卢辩传》。
(29) 拙作：《孝文帝改革以来的北朝徭役制度和徭役轻重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0) (31) 《隋书》卷24《食货志》。
(32) (33) 《唐律疏议》卷16《擅兴·拣点卫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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