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为什么衰败?_红色高棉论文

红色高棉为什么衰败?_红色高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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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宣布向柬埔寨王国政府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活跃了近40年的红色高棉最后终结。1979年1 月民主柬埔寨政权被越南入侵军队推翻后,红色高棉重入丛林,坚持武装斗争,力量逐渐恢复和壮大。到1989年柬问题出现政治解决可能时,红色高棉控制着占全国面积1/5的国土,拥有多达25个师、3万人以上的总兵力, 是联合抗越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柬埔寨仅次于金边当局的第二大政治军事力量。作为民柬联合政府中的实力派,红色高棉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有力支持。然而,这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多种优势的激进组织,却在90年代的新形势下走上了衰败和消亡之路。速度之快出乎各方意料。本文拟从红色高棉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上对其衰亡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1991年10月23日,柬四方和有关18国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1986年以来争取政治全面解决柬问题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虽然柬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势力企图把红色高棉排斥在和平进程之外,但因长期为捍卫民族利益而战,积极参与和平谈判,呼吁民族和解,红色高棉成功地成为和平协定签字的四方之一。其现实地位不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而且各方达成默契,对红色高棉1975~1978年执政时期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不予追究。红色高棉处在其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有利时机。

1992年3月《巴黎和平协定》进入实施阶段。 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及维和部队开始工作,但红色高棉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其控制区。理由是当时存在一些违反协定的情况:许多越南军人分散到了金边当局各层机构,柬各地还有200万越南移民, 过渡权力机构柬最高委员会没有实际权力。民柬要求联合国首先解决这些问题,而后它才参与和平进程。1992年6月柬和平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即四方裁减武装力量。到11 月其它三方已有5万人向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登记并上缴武器, 而民柬没有交出一兵一枪。1993年4月16日民柬撤回驻各地的联络处,抵制将在5月举行的大选。

红色高棉拒绝和平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红色高棉判断,越南不会轻易放弃柬埔寨,宿敌金边当局也不会交出实权。倘若匆匆举行大选,控制80%的国土、拥有200 万人民党党员的金边当局必胜无疑;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参加大选,以不变应万变。如果红色高棉拒绝参加大选,西哈努克派和宋双派就无力抗衡人民党,联合国主持下的大选定会失败。等其它政党也对大选和金边当局不满时,可劝说其联合行动,从而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红色高棉为中坚的民族团结政府。抵制大选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判断下做出的。

尽管事出有因,如大选确未创建“中立的政治环境”,也未对越南军队和移民问题进行有效的核查等,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却是一大战略失策。

首先,在处理这一事关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红色高棉对形势做了根本错误的分析。它既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愿,也缺乏对自身的正确估计。在经历长达20多年的战争磨难后,柬埔寨人民渴望结束内乱,重享和平与安宁。就大选而言,红色高棉不会在选举中惨败,至少有望获得10%以上的席位,为日后的合法活动创造条件;即使惨败,凭着强大的实力,也有许多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红色高棉成为大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红色高棉的不合作态度,第二阶段的和平计划根本无法落实,甚至已取得的成果也未能保持。民柬自愿置身于和平进程之外,使通过长期民族解放战争而逐渐恢复的声誉扫地,国际上要求制裁红色高棉的压力逐渐增强。1992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2号决议,冻结民柬在国外的财产并对其实行贸易制裁。决议还规定,柬任何一方如不配合1993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将意味着被排除在未来的政府之外。

没有红色高棉的参与,大选照样举行。大选之后,国际社会普遍表示尊重选举结果,从而结束了以红色高棉为主体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国际上代表柬埔寨的历史。红色高棉失去了国际上原有的许多道义、政策、经济和军事支持,陷入空前孤立。拒绝大选,也就丧失了合法捍卫应得权益的主动权。虽然后来又希望重返合法斗争舞台,在新政府中赢得一席之地,但因大选问题上的决策错误,红色高棉已坐失良机。

在和平谈判和政治生活中排除红色高棉,是金边当局的一贯目标。而红色高棉则试图摧垮洪森派在柬的主导地位。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心理较量中,红色高棉却处处被动,连连失误。

其实,红色高棉决策者在大选的当日就发现自己已铸成大错。昔日盟友在最后一刻都参加了大选,而且选民也更愿意把票投给拉那烈的奉辛比克党。民柬紧急动员其控制区的选民参加投票,暗中支持奉辛比克党。1993年6月10日大选结果公布。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人民党只得票38.22%。因选举结果对金边当局不利, 没有参选的红色高棉马上宣布承认大选。

红色高棉深知统一战线和政治盟友的重要性,因而希望通过支持昔日伙伴奉辛比克党,获得政治回报,成为柬政坛的平衡力量。然而,大选后的形势发展更出乎红色高棉的预料。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并没有因权力分配而决裂,或重新诉诸武力,而是在相互较量后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更令红色高棉想不到的是,已成为执政党的奉辛比克党及其部队很快加入攻打红色高棉的行列。 7月2日临时联合政府成立。8月9 日新的政府军就在“维护宪法”和“领土完整”的旗号下开始进攻红色高棉基地。

红色高棉虽称要谋求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支持西哈努克恢复王位和新宪法,希望在政府中获得顾问的高级职位,但又不接受洪森人民党实际上控制新政府的现实。而拉那烈和洪森政府的先决条件是,民柬必须交出控制区、无条件停火和解散武装。双方实际上并无和解的诚意,也无平起平坐的打算。柬政府通过外交活动,在武力解决红色高棉问题上得到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两次圆桌会议因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后,1994年6月17 日柬内政部勒令民柬代表离开金边,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政府军频频发动军事围剿,但所获甚微。民柬国民军仍有强大的战斗力,单纯用武力消灭红色高棉是不现实的。新政府一方面对红色高棉保持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化策略,着重从内部瓦解红色高棉。在宣布民柬非法和坚持审判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的同时,又明确规定欢迎一般民柬成员回归社会,而不受法律追究。1996年8 月民柬前外长英萨利及其下属两师宣布脱离红色高棉。洪森和拉那烈立即表示欢迎,而且与之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实现民族和解,并允许英萨利的部队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是公认的红色高棉内仅次于波尔布特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柬政府要求进行公开审判的对象,因而柬政府高姿态的和解政策吸引了更多的红色高棉战士摆脱观望,回归社会,促成了红色高棉问题的早日解决。

1997年初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矛盾激化,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甚至有一部分红色高棉武装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派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 拉那烈派的武装抵抗不堪一击。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洪森派无招可施,对前途也完全绝望。

柬和平进程开始后,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高层不再铁板一块,而是有了明显分歧。乔森潘、宋成和江裕朗主张适应形势,参与和平进程,争取合法地位。但波尔布特、切春和农谢等强硬派迷恋丛林武装斗争的魔力,坚信民柬国民军有能力独自战斗,甚至希望有一天通过枪杆子重夺全国政权。他们掌握着决策的大权,拒不参加大选。大选后温和派参与联合政府的努力一再遭到强硬派的阻挠,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柬新政府成立后,尤其是红色高棉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后,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对前途感到渺茫。强硬派坚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称柬政府为越南的“傀儡”,号召士兵为赶走在柬越南人而战,但这与大选后柬埔寨政治的基本事实不符,陈词滥调无法成为团结一致的行动纲领。纯粹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军事行动,因为是针对西哈努克为国王的政府,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民柬官兵厌战思乡,不愿漂离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开始出现逃离现象。强硬派领导人的对策是强化波尔布特的绝对领导,建立党中党,清除动摇分子,通过内部控制遏止求变的动向。

为了鼓舞斗志和适当改善生活,英萨利负责的梅莱山区和拜林实行允许繁荣经济、自由往来、私人拥有财产等一些新做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红色高棉强硬派视之为异端,认为是“投降主义”、“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表现。1996年6 月红色高棉最高层下令没收个人财产、禁止与外界联系、批判英萨利贪污腐化等,与此同时调派“坚定分子”加强控制,结果激起部队的反抗。英萨利及其领导的两个师宣布“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成立“民主民族联合运动”,而后投向政府。英萨利的分裂对红色高棉是一致命的打击。民柬国民军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经济来源(仅拜林每月就为红色高棉总部创收1000万美元)。而政府实行赦免英萨利和欢迎回归的做法,摧垮了红色高棉战士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民柬战士的回归渐成趋势。此后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成为英萨利领导的军队,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 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只能困守在柬泰边境的少数几个据点里。

1997年6月9日民柬前副总理宋成因密谋投诚,全家16口人惨遭屠杀。波尔布特这一令人发指的清洗暴行直接导致了红色高棉事业的彻底失败。6月18日切春等拘捕波尔布特,随后进行公审,判处他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一号大哥”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1998年4月波尔布特去世后, 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新一轮投诚浪潮。毕姜在4月、江裕朗等5位高级官员在6月、马本在7月、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在11月先后离开红色高棉。最后是12月5月肯农等8位将军率余部的投诚,以及前民柬总理乔森潘和国会主席农谢的回归。不肯投诚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也于1999年3月被政府军抓获。

总之,红色高棉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就分崩离析,曲终人散,原因是多方面的。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大趋势。对比周边国家经济迅速增长,柬埔寨人民渴望结束长期的动乱,开始民族团结和国家建设的新时期。红色高棉却迷信武力,逆潮流而动,是其走下坡路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1993年5 月柬埔寨议会选举是红色高棉的转折点。波尔布特等人错误判断形势,采取了抵制大选的政治自杀行为,使红色高棉名声扫地,在国际国内陷入全面孤立,注定了其命途多舛。1996年英萨利事件则标志着红色高棉全面衰落的开始。柬新政府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局,注意争取外援发展经济,同时实行欢迎回归的民族和解政策,不但使对手无可乘之机,而且争取了人心,瓦解了红色高棉的斗志。而红色高棉始终没有面对现实,制定合理可行的策略,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敌对阵营的分裂内讧和政局动荡上。最后,强硬派在对内政策上置军心民意于不顾,一味使用高压手段,阻止改革,清除异己,致使红色高棉众叛亲离,大批部队投向王国政府,客观上大大加速了其最终消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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