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渗透、民营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内生化——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渗透差异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经济发展论文,金融论文,生化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渗透：几种发展模式下的对比分析
(一)体制内金融渗透的差异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
我们将民营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几个省区——浙江、江苏及广东的银行体系及全部金融机构的渗透情况进行对比。由于贷款与同时期区内GDP的比值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金融对产出的支持力度，参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方法，我们对以上省区国有银行及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量与同时期GDP的比值进行比较，并与全国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银行及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渗透程度。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研究的三个省区所获得的国有银行贷款支持的平均水平自90年代以来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与国有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歧视”的观点(如：徐滇庆，2001；欧阳凌等，2004)是一致的。然而三个省区之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1998年以前，国有银行体系对浙江经济的支持比广东及江苏的程度都要低，而后两者的经济发展由外资推动的特征非常明显，说明具有外资背景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而作为内源式发展典型的浙江，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在融资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更为严重。赵光君(2002)也认为，在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在向不同所有制企业渗透过程中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在宏观上看非常巨大，突出表现为占工业产值和GDP70％左右的为非国有经济，只有不到30％的金融资产（注：赵光君：《金融渗透差异与中小企业融资》，《投资研究》2002年第10期。）。但是随着国家对民营经济的认可和重新定位，再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营企业自身的资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近年来国有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的支持程度逐渐提高。在民营经济占绝大多数的浙江，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后，浙江的银行体系对当地经济支持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苏，并且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而其他两个省区和全国的水平却出现了停滞甚至是负增长的态势。
附图
图1 全国及浙、苏、粤三省各度银行贷款与GDP比值对比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计算
而全部金融机构对各省区经济发展支持的情况(图2)又有所不同，从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与同时期GDP的比值来看，广东的水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浙江的水平则比江苏要高。广东的总体水平不仅远高于浙江和江苏，而且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广东的民营经济和金融发展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一直以来发展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深圳特区的开办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并辐射到周边城市，使得各种金融机构的类型和数量相对比较丰富，从而增加了区域内企业除银行外的其他的现实融资渠道。而浙江由于各种半内生性的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机构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民营企业较多地获得了这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得全部金融机构对经济的支持水平超过了江苏。这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些内生性较强的正规化金融机构与内源式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内源式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强。从趋势上看，自1998年起，浙江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于GDP比值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比江苏和广东也要高。结合图1的分析我们看出这主要得益于国有银行体系支持程度的变化，近年来国有银行对浙江经济的渗透力度不断增强，支持程度提高非常显著。
附图
图2 全国及浙、苏、粤三省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与GDP比率对比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计算
(二)内生性金融的渗透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作为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几个地区，这三个省区的民间融资也相对比较活跃，尤其是以内源式发展为特征的浙江，民间金融更是极为活跃，甚至有些不输正规金融的味道（注：在浙江，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服务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半正规的民营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各种投资性的“会”、私人钱庄、典当、票据市场等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渠道。）。浙江内源式发展的特征与民间资本具有天然的联系。在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民营经济发展较早的闽粤江浙一带，特别是在被称之为内源式民营经济典范的浙江省，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从个体户、小商品经营起步，依靠亲缘、地缘、人缘关系，一步一步发展起来。这些民营企业传承了初始的业主制结构，保持着传统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具有浓厚的家族企业特征。这些民营企业通常存在极其复杂而模糊的股权安排、大量难以厘清的关联交易，财务制度不够健全规范，再加上企业创业初期的风险和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的融资诉求不能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因此只能转而从民间寻求解决资金困境的途径，为内生性金融的广泛渗透提供了现实条件，形成了民间金融蓬勃发展的态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完全内生化的金融体系是源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对民营经济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其渗透的效率非常高，很好地弥补了国有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发展支持的不足。这种现象在内源式发展最为典型的浙江尤为突出。以温州为例，许多企业依靠民间借贷来筹措资金，民间资本的绝对数量不断递增。据温州市银监部门测算，目前温州市民间资本在1500亿元以上，其中投入民间信贷的有350亿元。但近年来，银行体系信贷资金所占的比例逐渐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就温州企业通过自有资金、银行存款与民间借贷各种方式筹资的比例看，上世纪90年代为60∶24∶16；2003年为57∶37∶6，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虽然2004年民间借贷的比例有所上扬，但主要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对信贷资金投放控制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反复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银行体系虽然在浙江这类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内生化倾向，但总的来说其灵活性尚不足。
但是，剔除宏观调控的影响，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总的来说我国银行体系的内生适应性却不断得到增强。这一方面是银行体系的不断改革和适应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些民营企业资质的不断提高为银行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渗透条件，同时也为银行体系的内生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我国近年来银行体系在内源式发展迅速的地区呈现出了内生化的发展趋势。
二、各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及金融体系的内生化倾向
如若考虑市场与资本形成因素，那么，在外资依存度较低的背景下，一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能依赖国内资本。如果说在迄今为止的快速增长中，江苏及广东主要依靠了外来资本，那么，浙江地区则主要依赖了内源性资本。民间金融的活跃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使得内源式的发展模式能够得以维持和发展，形成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浙江模式”。而在区位和政策优势更为明显的江苏和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外资的推动，外资的注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约束问题。
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吸引外资的政策绝不是长久的战略之计，充分调动国内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来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对国外资本的依存度，降低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资源充分分享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内源式的发展必将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充分调动各地金融资源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使金融体系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充分体现出其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内生化的金融体系将会成为未来我国金融结构中的主角。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灵活性不断增强，缺乏充分适应性的金融体系将会逐渐失去竞争力。因此金融机构必须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和服务，金融体系的内生化将成为必然的趋势。事实上，在温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这种趋势也已经出现。在台州，台州的银座信用社(台商行)、泰隆信用社等民营金融机构自建立之始，就一直以当地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为服务对象，针对这些企业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内生性的特征非常明显。正是这种内生适应的优势，使得台州的民营金融机构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从金融业务量上看，台州的民营金融机构已成长为当地金融业中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至2003年6月，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余额已分别达到61.8亿元和48.5亿元，泰隆城信社的存贷款余额则达29.7亿元和17亿元。就局部地区而言，民营金融在规模和实力上甚至已处于同国有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相抗衡的地位[1]。
张杰(2000)认为，解除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更不在于给其提供进入股票市场的方便，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2]。而随着“国退民进”进程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内生性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外生性极强的国有银行体系也必将面临着针对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内生化转型。事实上，在内源式民营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浙江，已经逐渐呈现出这样的趋势。由于民营经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银行体系不得不转向为民营企业发展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与内生化的金融机构和活动开展竞争。基于工具和服务适应性的内生化过程成为正规化银行机构的必然选择。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金融渗透的方式息息相关，外生性的正规金融体系之前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严重不足，而内生化的金融渗透很好地满足了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内源式的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
2.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内生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和扶持内生化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目前居于金融体系主导地位的正规金融而言，其对民营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也不容忽视，其内生化的发展对提高自身效率从而有效调动国内自身的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对各种发展模式的金融渗透差异分析表明，内生性较强的正规金融机构对内源式民营经济的渗透程度更高。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回归到依赖自身资源尤其是充分调动国内金融资源进行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轨道上来，这有赖于金融中介机构效率的提高，而效率提高的基础必然是基于内生适应的渗透过程，即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内生化的倾向。
4.金融体系内生化的客观需要对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系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产权改革所预期的灵活高效的体制结构应围绕增强金融机构自身的内生适应性而展开，以基于客户需求的服务和工具创新为重点，着力提高自身的渗透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效率和竞争力。这在我国即将履行加入WTO承诺金融体系即将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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