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个体微观调查的证据_关税论文

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个体微观调查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制造业论文,证据论文,个体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一方面，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了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进程。因此，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贸易开放所引起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身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工人阶层的福利得失，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国际贸易学界关于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建立在H-O模型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主要从技能溢价入手，探讨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例如，经典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认为贸易开放将降低非技能丰裕国的技能溢价，扩大技能丰裕国的技能溢价。离岸外包模型理论（Feenstra and Hanson，1996，1999）则认为，发达国家的非技能任务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技能型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能与非技能的临界点要低于发达国家。由此，贸易开放将同时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溢价。此外，Acemoglu（2003）提出了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SBTC）的理论解释，认为贸易开放将使得技能偏向型的技术从发达国家外溢至发展中国家，从而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溢价。

      国内已有一些文献基于不同层面的数据和不同的理论模型对我国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第一类文献是利用宏观和中观（即产业）层面的数据来进行的研究，如邵敏、包群（2011）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资的进入扩大了我国工业行业的技能溢价；第二类文献是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进行的研究，如Xu and Li（2003）采用世界银行从我国五个大城市抽取的1500个企业的数据来研究我国企业对高技能工人需求上升的原因，认为贸易开放对我国技能溢价的直接效应为负，与SS定理的预测是一致的；第三类文献则是利用个人层面微观数据来进行的研究，如李磊、刘斌等（2012）使用2002年我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中的城镇居民数据库，对城市层面的贸易开放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市的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有促进作用，拉大了不同技能组、不同性别组工人的工资差距。

      与国外的文献类似，国内已有研究也无法就我国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基于宏观和中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正如Holz（2004）所指出的，宏观数据存在偏差的可能性较大，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不能控制住工人微观个体的异质性，如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而这种异质性在劳动经济学家看来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既有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是用工人所在省份或城市的贸易依存度来衡量贸易开放度，没有利用关税率这一更为科学的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因此这方面的文献仍存在改进的余地。

      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做出拓展或改进：第一，本文从产业层面入手，测度了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贸易开放度并就其对微观个体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一做法弥补了既有文献基于省份或城市贸易依存度层面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就贸易开放度的测算而言，本文不仅测算了最终产品关税率，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投入产出表进一步计算了中间投入品关税率，从而分别考察了最终产品层面和中间投入品层面的贸易开放度对我国工人工资的影响；第三，不同于既有的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本文在严格控制住工人个体特征、所在单位规模和所有制特征、所在产业的企业数目、劳动力人数和销售情况等行业特征以及所在地区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大型微观数据，全面细致地研究我国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第四，借助于微观数据的优势，本文参照国际上通用的技能水平划分标准，按照工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工人的技能属性进行科学和严谨的划分，克服了既有研究用科研人员替代技能工人，其他就业人员替代非技能工人做法的局限性；第五，本文通过构建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处理贸易开放的内生性问题，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很多文献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产生的偏差问题。

      二、贸易开放度的测算、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的说明

      1.贸易开放度的测算

      参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本文采用产品关税率来测算贸易开放度。以最终产品关税率来衡量的贸易开放度公式如下：

      

      本文进一步利用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开放水平。借鉴Schor（2004）的做法，中间投入品关税的测算公式如下：

      

      2.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Mincer（1974）经典工资方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和个体微观调查数据的特点，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对控制变量的设定和说明如下。

      （1）行业层面变量

      

      相对于已有众多文献用外贸依存度衡量贸易开放度而言，用产品关税率衡量的贸易开放度来研究其对工人工资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但出于严谨起见，本文的计量模型进一步将行业层面其他可能影响工人工资的因素同时纳入控制范围，具体包括企业数目、劳动力数量和行业的销售贡献率。它们对工人工资可能产生的影响机制如下：第一，行业中企业数目越多意味着竞争越激烈，这可能对工人工资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企业利润额的下降将对工人工资产生下行影响，二是企业间对工人争夺的加剧可能提高工人工资。因此，企业数目对工人工资影响的符号不确定；第二，行业中劳动力数目的增加，对工人工资也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工人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程度的加剧，可能对劳动力价格产生负面作用，二是劳动力人数越多的产业，工人间可能更为容易“抱团”，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能力会更强些，则对工资有促进作用。因此，劳动力人数对工资作用的符号不确定；第三，关于行业的销售贡献率，本文以其来表征行业规模大小。一些经典的文献研究表明，行业规模对工人工资有正向促进作用（Feenstra and Hanson，1999），基于此，该符号预期为正。

      （2）个体微观特征变量

      结合Mincer（1974）工资方程对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的设定，本文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提供的完整信息，主要选取受教育程度、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性别和所有制类型、职业类型、所在地区等变量考察其对全体工人工资水平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差异是影响工人工资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等七个层次。根据研究需要并考虑到大专文凭在学历划分中的“临界意义”，本文将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工人视为高技能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视为低技能劳动力。对于年龄平方，主要基于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劳动力个体工资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趋势（Kamal et al.，2012）。对于婚姻状况和所有制类别的选择，是出于对已婚和国有单位劳动力通常会获得较高的工资回报的考虑。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工人所在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因素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3.数据的说明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组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第1组是产品和产业水平的关税数据，前面已经述及；第2组是我国微观个体调查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③。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因此选用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男性在16至60岁，女性在16至55岁）的制造业工人个体，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得到工人样本数为50756位。

      本文研究还涉及一些产业层面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三、贸易开放对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影响

      表2和表3（见第18页）分别报告了基于最终产品关税率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率两个层面所表征的贸易开放对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同时各自报告了考虑贸易开放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以最终产品关税率为表征的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其中第（1）列是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仅考虑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工人工资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最终产品关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初步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越高。第（2）—（6）列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入工人个体微观特征、单位所有制特征、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等控制变量，本文发现在各个回归模型中，尽管最终产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说明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是一致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表2第（6）列完整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最终产品关税的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对工人工资起到了积极作用。表2第（7）列报告的是使用滞后二期最终产品关税率作为工具变量后的2SLS回归结果。从对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看，此处不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使用OLS比IV有效。相比较OLS而言，最终产品关税率的估计系数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对工人工资报酬有显著提升作用。年龄对工人工资的作用呈现出倒U型机制，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如邓曲恒（2007）和李实、杨修娜（2010）等。女性工人面临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现象显著存在。国有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工人工资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企业数目对工人工资有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企业数目的增加意味着行业内竞争的加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从而降低了工人工资。此外，销售贡献率对工人工资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本文使用中间投入品关税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表征，对工人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如表3所示，第（8）列是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仅考虑中间投入品关税率与工人工资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初步表明，和最终产品关税率减让一样，以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为表征的贸易开放提高了工人工资水平。第（9）—（13）列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入工人个体微观特征、单位所有制特征、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等控制变量。第（14）列报告的是使用滞后二期中间投入品关税率作为工具变量后的2SLS回归结果，中间投入品关税率减让对工人工资的促进作用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将IV结果和OLS结果相比较，发现使用OLS将对中间投入品关税率减让的工资促进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低估。Ⅳ的检验结果也显示，此处应该使用2SLS法。

      综合以上分别从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两个层面所考察的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的影响可知，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最终产品关税下降直接导致国外同类产品对本国产品的替代，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内企业为了继续生存，不得不增加研发投资、更新机器设备以及改进生产组织方式，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水平（毛其淋，2013）。显而易见，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利润额的提高和工人工资的上升；二是由于一种进口产品对某个企业而言是竞争型产品，而对其他企业来说则可能是其中间投入品（Amiti & Konings，2007），因此，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会直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工人工资也会因此得到提高；三是进口关税下降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根据Helpman et al.（2009），关税减让降低了贸易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将使更多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而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也就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因此，工人工资也会“水涨船高”，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

      

      四、贸易开放对制造业工人技能溢价的影响

      在前文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技能工人虚拟变量、贸易开放度与技能工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考察贸易开放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对技能工人虚拟变量的设定为：技能工人为1，非技能工人为0。参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按照受教育程度来划分工人技能类型，将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工人归类为技能工人，其他为非技能工人。考虑到贸易开放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里引入滞后二期的贸易开放变量、滞后二期的贸易开放变量和技能工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表4报告了最终产品关税率、中间产品关税率对工人工资进行回归的OLS和2SLS结果，根据对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此处应该使用2SLS法。

      从表4可以看出，关税减让显著降低了技能工人溢价。无论是采用最终产品关税率还是中间投入品关税率所表征的贸易开放，这一结论都显著成立。从最终产品关税率层面来看，首先，技能工人虚拟变量系数为0.364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技能溢价现象是明显存在的；其次，关税率与技能工人交叉项系数为0.00456，说明技能溢价与关税率大小呈正比，这意味着最终产品关税率的降低将对技能溢价起到减少的作用，且这一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再来考虑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从列（18）可见，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同样显著地对技能溢价起到了降低的作用。对于贸易开放降低我国制造业工人技能溢价这一发现，可能的原因在于：根据传统的HO理论及其推论SS定理，贸易开放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发挥出其非技能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对非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进而降低技能溢价，缩小了工资差距。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和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以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为表征的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关税减让为表征的贸易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和贸易成本下降效应，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利润，进而“水涨船高”，我国制造业工人从贸易开放中获得了工资水平的提升。

      （2）以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为表征的贸易开放显著降低了我国制造业工人的技能溢价。这一发现和传统贸易理论即SS定理是相符的。我国作为非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大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行业中的非技能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3）在劳动经济学者所关注的个体微观特征方面，本文发现，教育对工人工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妇女受到了显著的性别歧视，具有相同个体特征的工人在国企工作会获得更高的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显著存在。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更显失公平。

      2.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并非是由贸易开放所引起的，至少对于我国制造业来说是这样的。由此观之，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更有可能是因为改革还不够到位或说不够深入所导致的。因此，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倒逼国内改革特别是破除行业中固有的形形色色的垄断壁垒，对于解决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内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本文认为，结合“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建设的实施，除了要继续提高全体工人的教育水平，改善教育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外，更重要的是，打破或取消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各种顽固壁垒，摒弃歧视性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逐渐消除造成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各种影响因素。

      ①考虑到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的效应有时滞性，工人工资往往不会受同时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本文对关税率的计算采用滞后一期的方式。

      ②具体行业可参见GB/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表》。

      ③对该数据的介绍详见李宏兵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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