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性别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口述历史的缘起
一般人以为口述历史是由西方传入的，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便已采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方式撰写老百姓的生命史，但《史记》后来成为历史经典，口述历史并没有在中国史著撰写上形成范式，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西方①。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史学界对史学的研究重新反思，最大的变动莫过是关注国家与政治事件的史观受到怀疑，接着受年鉴学派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兴起的先后影响，一种由下而上、关心寻常百姓或不同地区历史的书写方式逐渐成型，历史研究也由大历史扩展到小历史、微观史，口述历史因此有了大好的发展机会。“口述历史”这一名词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所提出，之后口述历史正式进入学术殿堂[1](P73)。
艾伦·芮文斯将口述历史视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因此当口述历史成为史料之后，建构口述史料的活动也陆续在各地展开。例如，在艾伦·芮文斯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展开口述访问的工作，一开始是以政治人物为受访对象，到1970年代，美国的口述访问对象才扩展至其他族群和妇女[1](P73)。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则从1959年起，在郭廷以所长发动下，进行有规模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不仅受访对象广泛，更没有性别的畛域②。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口述访问项目也不断成长，显示口述历史已经受到各界重视[2]。总的来说，西方或中国所从事的口述访问都告诉我们，书写历史不再定于一种或某一些史料，而口述历史提供的是近代男男女女生命史的研究。
二、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与限制
口述历史既是一种史料，也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一种方法，而这类史料究竟对女性史或性别史研究有何种重要性？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指出，在芸芸众生的历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和女性史，需要借助口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3](P5-6)。的确，从女性史这个角度来看，面对女性史料的不足，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容小觑，因为女性受访人的口述史料，能让她们为失声的女性找回历史，不再受男性操弄或代言。再以性别史的立场来看，口述史料不仅仅在弥补女性历史，也对男性历史提供新的观察，更何况当男女两性述说自己的历史时，不但能呈现各自的主体性，他（她）们透过访谈所陈述的历史，有时与史家的认知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带给史家的意外和惊叹号使史家有重新诠释或重构历史的必要。
此外，口述历史和自传、传记、墓志铭、回忆录一样，都是在书写人物历史，只不过口述历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让普通大众也有发声的机会，其他文类却多记述显贵人家的历史。再和自我书写的传记文类相互比较，我们会发现，自书者可以透过不同文本不断改写自己的历史③，被访谈者固然可以含糊其词、避重就轻，也能和主访人协商，但改写的可能性很低。同时，自书者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定的书写框架，而受访人在与主访人“闲聊”中反而能唤醒更多的历史记忆，一些不轻易流露的个人情感或性别关怀，在受访人的引导下，有了表述的空间。因此，口述历史的特殊性昭然若揭。
然而，不管是自传、传记、回忆录，或是口述历史，都呈现出一些问题，包括自我膨胀、隐恶扬善、虚构情节、夸大不实或遗忘疏漏[4]。其中，由访问人和受访人共同完成的口述历史，又往往有相当的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或者是无法畅所欲言的缺憾[5]。尽管口述历史有这方面的缺点，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就口述访问的技术而言，受访人毕竟还健在，访问人除了可以查证史料、再向他们求证之外，还可以从他们保存的数据或实物中，帮助他们重建过去，并为访问人提供最佳的证据。就口述史料的运用而言，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机关档案文献其实也有造假、篡改的可能④，与其放弃口述历史的数据，不如沙里淘金，从口述历史中寻找不同的说法来检证既定的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张瑞德就乐观地认为，在没有哪一种史料完美无缺的情况下，史家检证虚实必须凭着他们的看家本领，如果能广泛搜集各种不同形式、来源及立场的史料，加以鉴别、考证，以求得尽量客观的史实，并非是不可能的事⑤。
三、口述史料中的性别意涵
过去研究前近代的女性史学者，主要在男性书写的史料中寻找女性的历史。由于史料的不足，传记文类被广泛运用，他们发现这些文类的书写特色是把女性当成典范，超越典范之外的女性生活或男女关系是不被记载的，因此这部分议题鲜少被研究。但随着对性别研究的重视，有的学者对这种偏颇不公的研究方式起了疑窦，于是他们的视角不光是女性，还包括两性的互动。学者除了继续以墓志铭、自传、传记做为研究素材之外，也试图从男性的各种书写中找出不同以往的看法，于是新的观点不断涌现，不仅提醒读者如何重新解读男性的文本，也把研究视角扩大到男女的互动上[6]。进入近代，传记文类的叙写格式相当宽松，并没有特定原则，而且撰写者或被撰写者涵盖男男女女，让我们有更宽广的空间进行性别研究。以本文所讨论的口述史料为例，在这批史料中究竟有哪些课题与性别有关？首先，男女形象的建构在口述史料中俯拾可见，借此能观察他（她）们如何形塑自己的长辈和配偶，是复制典范抑或重塑典范？其次，透过受访人对家庭婚姻生活的叙说可以了解性别关系，在既定的性别限制下，男女两性必须符合自己的特质，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里，男女两性果真都画地自限、不曾逾越或是置换角色？再者，僵化的性别规范让男性享有高度的社会权力，也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养家活口的任务，他们把家庭的各种活动、亲子关系交给女性，但男女的家庭位置从传统到近代，是否固定不变？在女性外出工作日增的时代，可曾起了变化？她们怎么看待家庭与工作？这些问题多少可以在口述史料中找到答案，有助于我们对男女两性持平的观察。
以下就几个例子来响应上述问题。就形象塑造来讲，虽然有人勾勒男女长辈的行谊是转述自听闻，有人对自己丈夫或妻子的描绘有所保留，但从中仍然能观察到不同性别对异性形象的真实陈述。以我访问的女教育家邵梦兰(1910-2000)为例，中国传统家长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记忆中的父亲却给了我们不同的样貌，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7](P9)许多男性心目中的妻子是能“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经济学者顾应昌(1918-)回忆在美国工作时，妻子为了学业和家庭两头奔波，在相当不舍下，他把女儿送往寄养家庭，“硬逼”妻子把论文赶出来，完成博士学位[8](P162-163、186)。顾应昌的作法和要求妻子以家庭为重的男性，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这两个例子正提醒我们，当一群男性坚持既有的性别形象时，还有一群男性试图挑战性别藩篱，改变女性的命运，并重新建构新的性别认同。
男性造就了女性，女性其实也不断在自我挑战。抗日战争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中国女性更在这场战争中改变命运。受战争影响，邵梦兰在这段期间更换了不少学校，这些学校也先后发生学潮和迁校等重大事件，邵梦兰都义不容辞地出面帮忙，特别是学校迁到她家的各种安置工作，完全由她指挥完成[7](P111-113)。这样的情景在许多人的理解中，那不是女人做得到的，邵梦兰却改写了历史，也颠覆了女性无能的刻板印象。
就家庭婚姻来说，近代人的婚姻方式可以说是千奇百种，在自我书写的中文版文类中，很少看到男女追求异性或女性对男性采取迂回术的自白，而口述访问的“聊天”方式，反而提供受访人毫不造做的倾诉空间。例如女警陈湄泉(1914-2004)接受访问时，曾详细地说出自己和丈夫相恋时如何“七擒七纵”对方[9](P26-28)。另外，传统婚姻制度让男女两性都没有权利抉择自己的婚姻，女教育家姜允中(1916-)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父亲是由其母亲独力养大，母亲的地位当然无人可及，却也让她父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得自主，第一任妻子患痨病身故后，她父亲原本不愿再娶，但在母亲哭闹、迫使下，她父亲只好再婚[8](P6-9)。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让我们发现，男女面对再婚或不婚时，男性比女性缺乏自主性，造成他们主体丧失的不是长辈便是亲友或是儿女，然而女性却能在婚姻这块园地游刃有余，甚至长期缺席。
四、小结
从前面的例证中大致可看出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建构，可以丰富我们对两性生命史的认识，纠正了一些刻板印象。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时间有可能改变受访人对他者的回忆，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爱憎、喜怒经常浮动不定，许多想法不能回归到原来。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口述历史的性质和限制，和许多二手史料一样，口述历史产生的时间不是事件发生的当时，传统框架、时代价值观念、社会期待、受访人与被塑造者的实际相处，乃至主访人在访问过程中的诱导，也多少影响或调整受访人的性别意识。因此，要从口述史料中去追踪女性的真正样貌并不容易。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毕竟口述史料是让我们多一种研究性别历史的指标。
收稿日期：2008-08-12
注释：
①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的《波希战史》(The Persian Wars)，采用不少口述故事，但这样的历史书写也不曾在西方史学界形成趋势。
②近史所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明确指出是“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受访对象包括“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主要人物”，详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的《弁言》。
③关于这部分的讨论，请详见游鉴明《导言》、罗久蓉《近代中国女性自传书写中的爱情、婚姻与政治》，第i-iv页；柯惠铃《轶事与叙事：左派妇女回忆录中的革命展演与生活流动(1920s-1950s)》，《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5期（2007年12月），第77-162页。
④有关档案虚构的讨论，可参考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著、杨逸鸿译：《档案中的虚构》，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⑤张瑞德：《自传与历史——代序》，选自《中国现代自传丛书》第1辑，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