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新发现论文,三十六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鉴》编修有其书法凡例。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曾据光的遗稿，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编成《通鉴前例》。但流传至今的《通鉴释例》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由于所存无几，难窥全豹，因此后人研究《通鉴》书法凡例，多以钩稽、探寻而得。如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中就说：“兹篇所录，则身之（胡三省）推论之书法为多。”最近，笔者发现了《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全文。这一新的发现，为《通鉴》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爰撰此文，作一初步探讨。
一、《释例》三十六例的发现
先谈《通鉴释例》早期著录及现存情况。在宋元人的著录中，《通鉴释例》称之为《通鉴前例》。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通鉴前例》”条云：
“司马光记集修书凡例。诸贴则与书局官属刘恕、范祖禹往来书简也。其曾孙侍郎伋季思裒为一编，又以《前例》分为三十六条，而考其离合，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为四图。”
《文献通考》卷二百记载同。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资治通鉴》”条谓：“《前例》一卷。乾道间曾孙伋分类三十六例为《前例》，又为四图。”
《通鉴前例》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后序》中说：
“又有《通鉴前例》者，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乃公休之孙伋所编。亦言‘欲与《音释》并行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为信者。考伋之所编，温公《与范梦得论修书》二贴， 则得于三衢学官，《与刘道原》十一贴，则得于高文虎氏，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其网罗放失者仅如此。”〔1〕
根据以上著录，《通鉴前例》应包括三部分内容：（1）分为三十六例的修史凡例；（2）司马光给刘恕、范祖禹的十三封书信；（3）司马伋依三十六例作成的四图。但是， 这种版本的《通鉴前例》早已亡佚。
现存《通鉴释例》有三种刊本：（1）明陈仁锡辑的《资治通鉴大全》，系明崇祯二年（1629）序金阊大欢堂刊本，中有《资治通鉴释例图谱》一卷，内题《宋司马温公修书释例》。（2）清修《四库全书》本《通鉴释例》，据《四库提要》注文，知其所依据为内府藏本。（3）清胡元常辑的《校勘资治通鉴全书》，系清光绪十四年（1888）长沙杨氏刊本，内有《资治通鉴释例》一卷。以上三种刊本《通鉴释例》，内容相同，属于一个系统。
关于这一系统的《通鉴释例》，《四库提要》史部编年类“《通鉴释例》”条有如下介绍：
“宋司马光撰，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后附与范祖禹论书贴二通。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跋语，称遗稿散乱， 所藏仅存，脱略已甚，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条，末题丙戌仲秋， 乃孝宗乾道二年。……其编此书时，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 惟伋跋称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类，盖并各类细目计之也。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而今本并无所阙， 则已非原刻之旧。”
“其书杂出于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而相传已久，今故与《问疑》并著于录，以备参考焉。”〔2〕
将《四库提要》的介绍与宋元人的著录相比照，这一系统的《通鉴释例》与《通鉴前例》有如下不同之处：（1）三十六例修史凡例， “今本止分十二类”。四库馆臣据书后司马伋跋语称原书共有三十六例，因此认为今本“盖并各类细目计之也”；司马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但“今本”却没有阙略的现象， 由此得出结论：今本“已非原刻之旧”。（2）司马光给刘恕、 范祖禹的十三封信，给刘恕的信因已见于《通鉴问疑》，故削去不载，今本只留存了给范祖禹的二封信（从实际内容看只有一封）。（3）今本散佚了司马伋所作的四图。
综上所说，《通鉴释例》在刊刻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散佚或残阙的现象。但由于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的《通鉴前例》久已亡佚，因此，数百年来流传的就是这种“十二类”例系统的《通鉴释例》。就修史凡例部分而言，《通鉴》研究者论及《通鉴》书法，也无不以它作为参考。如张芝联先生在《资治通鉴纂修始末》中说：“《通鉴》凡例，今惟见于《通鉴释例》一书，内收十一例二贴，虽非完本，幸得保存，俾可窥见温公用心之一二。”〔3〕张须《通鉴学》一书， 还将这些凡例全部移录书中，以论《通鉴》之书法，并说：“以上总例仅十有一，不合三十六例之数。”
需要说明一下，以上两家所说《通鉴释例》仅有十一例，似和《四库提要》“十二类”说法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通鉴释例》内有“书王王未即位及禅位例”，《四库提要》计为二类，而两家则将其算作一例，因此实际数字是相同的。这里姑仍《四库提要》的说法，称之为十二类例本。
最近，笔者发现了《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全文，它见于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这是一个《通鉴》的节本，题南宋吕祖谦作，计一百二十卷。据元好问序，可知此书实为弋唐佐据吕著《通鉴节要》等增补编集，而由平阳著名刻书家张存惠晦明轩刻成。其中卷一收录了《通鉴释例》、《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贴》、《通鉴问疑》等。该书卷端序后有刻书牌记，对内容作了扼要概括，其中指出《通鉴释例》等“皆甚精要，比之诸本加数倍矣”。从其收录的《通鉴释例》来看，确实如此。此本虽然没有司马伋所作四图，但却包括了完整的修史凡例三十六例，与陈振孙、王应麟诸家著录相符。从其内容说明现存的《通鉴释例》“十二类”只是其中的十二例，因而《四库提要》所谓今本“盖并各类细目计之”，认为依然足三十六例之数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该书的刊刻年代看。其卷端刻书牌记末署“泰和甲子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记识”，卷一二0 后也有“时泰和甲子下乙卯岁季秋朔日工毕，尧都张宅晦明轩记”牌记。按“泰和”为金章宗年号，“癸丑”为公元1253年，“乙卯”为1255年。 据此可以断定， 该书是在1253年至1255年之间刻成的。此时正当宋末元初，从时间上说比胡三省还在前，后此的胡三省尚能看到浙东提举茶盐司版本的《通鉴前例》，故可信张氏晦明轩刻本收录的《通鉴释例》所依据的本子应该是较早的。
从该书所收《通鉴释例》刊刻文字上的特点看。《四库提要》曾根据司马伋跋中说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的说法，指出，“今本”没有阙略现象，因而认为今本“已非原刻之旧”。而新发现的三十六例中，这种“文全字阙”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用天子例”中云：“以四方争衡（阙）皆其故臣”，“它国称名，后称（阙）或曰某后”；“书官名例”中云：“宋永初三年（阙）时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天监十年（阙）魏之州郡亦然”；“书封爵禅位例”云：“魏氏诸王皆（阙）”，“永初九年宋王欲受禅（下阙）”。上列文字阙略的数证，足以说明新发现的三十六例本是比较接近旧刻原貌的。
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与现存的十二例本相比较，在内容方面有如下三点不同：
（一）三十六例本类例增多，文字大大加详。现存《通鉴释例》只有十二例，而新发现的《通鉴释例》则有三十六例。具体为：（1）用天子例；（2）书列国例；（3）书王制例；（4）书封爵禅位例；（5）书改元未禅位例；（6）书帝王将受禅例；（7）书庙号例；（8）书国号例；（9）书改元例；（10）书称号例；（11）书王公例；（12）书建列国太子例；（13）诸王书名例；（14）书立王例；（15）书徒王例；（16）书列国立太子例；（17）书列国纪事取年号例；（18）书官名例；（19）书兼职例；（20）书罢免例；（21）书聘使例；（22）不书例；（23）重书例；（24）豫言例；（25）追书例；（26）书日后先例；（27）书事同日例；（28）书事相涉例；（29）书斩获例；（30）书世系例；（31）从后姓例；（32）书字例；（33）书乡里例；（34）书改置州郡例；（35）书薨卒例；（36）书反乱例。以上（1）（2）（5）（6）（10）（18）（27）（28）（31）（32）（36）等十二例见于现存《通鉴释例》本，其余二十四例则为新增。由于类例增多，所以文字大为详备。十二例本总计只有五百字，而新发现的三十六例则有二千八百余字，篇幅增加五倍以上。
（二）以相同的十二例而言，三十六例本除“书帝王未即位例”与之相同外，其余十一例的内容和例证均较十二例本丰富。例如“书列国例”，十二例本作：“三国南北五代与诸国本非君臣，从列国之制，帝后称殂，王公称卒，秦、隋未并天下，亦依列国之例。”三十六例本除上述文字外，又列举“大明四年魏太后常氏之殂，魏葬昭太后于鸡鸣山”的例证，在内容方面增多：“列国虽有地有民，而臣于他国者，死则称卒。如沮渠蒙逊、吐谷浑、高丽、钱镠、马殷之类。”“列国追封考妣皆书，国小人微者或可略。”这种例子颇多。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书官名例”，十二例本不到四十字，而三十六例本则有近四百六十字。
而且，十二例本还有脱文、淆杂的现象。一是只有类例而无具体内容。如三十六例本有“书帝王未即位例”和“书帝王将受禅例”，十二例本归并作“书帝王未即位及受禅例”，按这应是二例，但却仅有“书帝王未即位例”的内容，而无“书帝王将受禅例”的以下文字：“帝王将受禅赞拜不名，以后不名。陈以后乃尔。名者上有君也，无君即未即位亦不称名，宋太祖、世祖、梁世祖是也。”遂使“受禅例”有例无文。二是将某一类例混入他类。如十二例本“书官名例”中，有“公相以善去曰罢，以罪去曰免”的内容。按此实为三十六例本“书罢免例”的文字，而误掺入“书官名例”。
（三）十二例本后附司马伋跋语已有割裂， 三十六例本保存完整。跋文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是司马伋跋讲到三十六例时所列举的例子，“如曰齐襄公之二年”，“如曰节度使官自此始”，“如曰桓年以大雩有两秋之类”，这些例子分别见于三十六例本“豫言例”、“书官名例”和“重书例”，而为十二例本所无。二是司马伋跋讲到他曾“抑尝因此例而涉其书，放其离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为四图”云云，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相同。又“庶与《考异》、《音释》并行于世”云云，与胡三省说“以《音释》出于其先，编《前例》欲与之并行”的话可相印证。说明陈、胡所见司马伋跋文确有上述内容。 以上二点均进一步证实新发现的三十六例本是和旧刻原貌相符的。
当然，十二例本也有极个别地方稍胜。如“书称号例”中，三十六例本说到“列国非其臣下之言不称乘舆、车驾、行在、京师、天下及崩”，十二例本此下多出“臣下所称仍其旧文”一句。有的文字异同，十二例本与三十六例本也可互作校证。但从总体看，三十六例本无论是在类例、文字方面都远较十二例为优，这些修史凡例无疑为我们研究《通鉴》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新资料。
在探讨新发现的三十六例的价值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予以解决，那就是《通鉴释例》本身的真实可靠性。这本来不成问题。在宋人早期著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对此均无异议。
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胡三省。胡三省曾见过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的《通鉴前例》，但对此并未置信。他在《通鉴释文辨误后序》中说：“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容斋随笔》曰：‘司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弹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治平四年，解中丞还翰林，而此章乃熙宁三年者，季思为妄人所误，不能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证之，则伋以《音释》出于其先，编《前例》欲与之并行，亦为妄人所误也。”〔4〕既然胡三省有此一说， 因此我们还要花些笔墨予以说明，以祛疑去惑。
胡三省被称为《通鉴》的功臣，所作胡注，精详赅备。但是，他在《通鉴前例》上的说法却失之武断。他以《容斋随笔》所说一事作为证据，认为《前例》同样为“妄人所误”，未免牵强附会。且不说司马光弹王安石章奏的真伪，而且即使司马伋在刻《温公集》时误收了这一章奏，但绝不等于《通鉴前例》也就一定如此。两者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
看《通鉴释例》是否真实，须从考察其内容着手。司马伋在跋语中明确指出，这是“曾大父温国文正公作书之例，或因或仿，皆有所误。……然《前例》遗稿中遭散乱，所藏仅存，脱落已甚。故先后无叙，或改注重复，观者病焉。伋辄掇取而分类之，为三十六例。”既是司马伋根据司马光的遗稿“掇取而分类”，编成此书， 那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怎么能说显“妄人”所误呢？而且，司马伋整理司马光的这一遗稿，他表示自己“皆不敢增益也”，“或文全而其字阙灭者，伋亦从而阙之”，说明他考虑到保持其原貌， 从事这项工作的态度是相当认真、严肃的。从其中司马光给刘恕、范祖禹书信的情况看，司马光给刘恕的十一贴，又见于刘羲仲的《通鉴问疑》，系刘羲仲将其父亲刘恕与司马光“往复问疑”者“纂集”〔5〕而成，言而有征，凿凿可信。而司马光《答范梦得》一信本身也是无可怀疑的。南宋初好多人都引用过这封信，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和洪迈《容斋随笔》卷四“《资治通鉴》”条都有征引。该信还收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前例》”条中就据此批评胡三省的说法，指出：“三省以为时人附会而作，不足信。三省此言太过，恐未可泥。观与范贴《文集》亦收则可知。”
将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内容与《通鉴》相比勘，更足以证明它的真实可靠性。顾炎武曾指出过，古人著书凡例有随事载之书中的。我们曾把《通鉴释例》与《通鉴》详细核对，发现《通鉴》中不乏此例。例如《通鉴释例》“书字例”云：“凡以字行者，始即称字，曰名某，以字行。”并举例说：“大同二（阙）时人多以字行，旧史皆因之。”查《通鉴》卷一五四大通二年载，邢“子才名邵，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二者正相符合。又如“书后姓例”的文字，也见于《通鉴》卷一一九永初三年所载。至于凡例下所举例子，更有不少可以在《通鉴》中找到。如“书官名例”举例云：“宋永初三年（阙）时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其后多者至数十州，不可复详载矣。”查《通鉴》卷一九永初三年载：三月“丁未，出义真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后，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复详载矣。”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胡三省的说法不足为凭，《通鉴释例》的真实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即使以现存《通鉴释例》十二例本而言，虽说它残阙严重，《四库提要》指出“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但还是认为其为司马光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并著录以备参考；而现在学术界也都公认这些材料，并将它们作为研究《通鉴》的重要依据。
二、《释例》三十六例笺注
由于《通鉴释例》遗稿“脱落已甚”，已有残损，如司马伋跋所说，其中或仅书年而缺史实，或仅书事而不书年，或“文全字阙”，且其记事又相当简略，一些条目如不加注，难以卒读，故需对其进行一些诠释。下面将《释例》原文录出，参以司马光自言叙事之例，与后人研究论列所及，并尽量查找《通鉴》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参证，逐条加按予以解说，以供参考研究。
（1）用天子例
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以四方争衡（阙）皆其故臣，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帝后称崩，王公宰相称薨。它国称名，后称（阙）或曰某后，其君臣死皆称卒。周之诸侯不名称薨，从先王之礼。
按：司马光修《通鉴》，正闰之论为一最难处理问题，曾与助手刘恕反复商讨，可参《通鉴问疑》。后其见于《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221）论中。他认为历来所谓正闰之说，“皆私己之偏辞， 非大公之通论”，因而明确表示：“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其中指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主张根据统一和分裂二类情况，分别采用“天子之制”和“列国之制”，也即刘恕所说“尝混一海内者并其子孙用天子法，未尝相君臣者从列国法”。〔6〕
此例大意也见《通鉴问疑》及黄初二年论。“以四方争衡（阙）皆其故臣”句，黄初二年论中作“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据此，阙字当为“者”字。为说明“天子之制”与“列国之制”的区别，《释例》在此又作了具体规定。在书写到历史人物死时，统一时期“帝后称崩，王公宰相称薨”。胡注对此曾有阐发：“《通鉴》书法，天子奄有四海者书‘崩’，分治者书‘殂’。惟东晋诸帝，以先尝混一，书‘崩’。”〔7〕从《通鉴》看，统一时期皇帝、皇后死均不书名， 如汉高祖刘邦死，即书“帝崩于长乐宫”，吕后死书“太后崩”之类。对统一时期存在的割据政权，《释例》指出对他国之君则皆称名，君臣死均称卒。
（2）书列国例
三国、南北朝、五代，与诸国本非君臣，从列国之制，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帝后皆称殂，王公皆称卒。
大明四年魏太后常氏之殂。
魏葬昭太后于鸡鸣山。
按：此例大意也见《通鉴问疑》及黄初二年论。论中指出：“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所说指魏、蜀、吴三国鼎立，南北朝宋、齐、梁、陈与后魏、北齐、后周相峙，及五代诸国而言，由于它们并非臣属关系，因此用列国之法。《通鉴》以魏、宋、齐、梁、陈诸帝年号纪年，称之为“帝”，与之并峙的称为“吴主”、“汉主”等而不称名，因非臣属关系，所以书死时一视同仁，彼此均称“殂”，大臣都称“卒”。
又《释例》所举魏太后事，为帝、后死称“殂”之例证，见《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四年（460）载：“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于鸡鸣山。”故此实为一事，不当析分为二。
晋、隋未并天下，亦用列国之制。
按：晋、隋统一中国，用天子法已见前。但在未统一之前如何书写，司马光与刘恕讨论时曾说：“然不知晋武帝、隋文帝之初，吴主、陈主当称吴主皓、陈主叔宝，萧琮附庸为当名否？晋未平吴之前，欲如魏世与吴抗敌，宜如魏世用列国法。”又说：“隋未平陈以前，称隋主而不名。”〔8〕此条所云即指此而言。查检《通鉴》，晋、隋未平吴、陈以前，孙皓称吴主，不称吴王皓，陈叔宝也称陈主而不名，均用列国之法。又，以书帝后死而言，晋未统一之前，《通鉴》书晋武帝皇后死均不书“崩”而书“殂”，如卷八十泰始十年（274）七月载：“丙寅，皇后杨氏殂。”咸宁三年（277）六月载：“弘训皇后羊氏殂。”至晋灭吴、统一中国后，帝后死才采用天子之法书“崩”。
列国虽有地有民，而臣于他国者，死则称卒。
如沮渠蒙逊、吐谷浑、高丽、钱镠、马殷之类。
按：列国并峙，本不相君臣的用列国之法，但列国时期也有称王而臣于他国者，如所举南北朝时沮渠蒙逊受魏封为凉王，五代时钱镠受梁封为吴越王，马殷受封为楚王，他们世修职贡，犹如君臣，因而《通鉴》记载时即称名称卒，一如王公。如卷一二二元嘉十年（433）四月载凉王“蒙逊卒”，卷二七七长兴元年（930）载“楚王殷卒”。
列国追封考妣皆书，国小人微者或可略。
按：封建帝王即位后，例有追封自己父母帝后谥号之事，《释例》规定凡此皆书。如南朝宋武帝刘裕登基后，《通鉴》卷一一九永初元年（420）六月载：“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孝穆皇后。 ”至于一些小国，有的则可省略不书。
（3）书王制例
《六典》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赦；谓御画发赦日也云云，征兵免官、授六品以下官、处流以上罪云云。五曰敕旨；百司奏事、承旨，而为程式云云。六曰论事敕书；慰论、戒约臣下。七曰敕牒。随军承旨不易旧典。
按：见唐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封建帝王的诏书，唐制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之别。如凡立皇后、皇太子，封王，尊贤等，都用册书。凡行大赏罚，授大官爵，改革旧政，宽赦降虏，都用制书。如《通鉴》卷二一0 景云元年（710）十二月载：“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 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
（4）书封爵禅位例
以冀州十郡封丞相操为魏公云云，又如九锡云云。进魏公爵为王。车服位号参用天子礼，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云云。汉帝云云，禅位于魏云云。奉汉帝为山阳公云云。
按：所举为汉魏禅代之事， 分见《通鉴》卷六十六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卷六十七建安三十一年五月， 卷六十八建安二十二年四月、十月，卷六十九黄初元年（220）十月、十一月，文长不录。 禅让故事，自封公、加九锡、进爵为王，至授玺绶、禅位、奉前帝为公等，为一系列例行公事。此与下举魏晋禅让、晋宋禅让之事，均在说明书写的基本程式。
进大将军昭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进晋公爵为王。魏帝加文王殊礼，王妃曰后。魏帝禅位于晋。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魏氏诸子皆（阙）。
按：所举为魏晋禅让故事，分见《通鉴》卷七十七景元元年（260）四月，卷七十八咸熙元年（264）三月，卷七十九泰始元年（265）五月、十二月。末句阙文，《通鉴》作“魏氏诸王皆降为侯。”
国、郡、县公须分。
按：封爵的等级，有国公、郡公、县公等差别，此规定书写时须著明其不同。
永初九年宋王欲受禅下（阙）。
按：查检《通鉴》，宋刘裕受禅之事及下阙之文，具见卷一一九永初元年（420）正月、六月，文长不录。 《释例》“九年”系“元年”之讹误。
（5）书帝王未即位例
帝王未即位皆名，自赞拜不名，以后不书名。
按：帝王未即位之前为臣，《通鉴》书臣皆称名。而在朝廷举行赞拜仪式不称名以后，至其即位前一段时间，例书其官名、封爵而不书其名。
（6）书帝王将受禅例
帝王将受禅，赞拜不名，以后不名。陈以后乃尔。
名者上有君也，无君即未即位亦不称名，宋太祖、世祖、梁世祖也是。
按：此与上例相类似，也指赞拜仪式不称名以后不书名的书法。如南朝陈霸先在梁为丞相，后受梁禅， 《通鉴》卷一六七永定元年（557）八月载：“甲午，进丞相陈霸先位太傅，加黄钺、殊礼，赞拜不名。”此后即不书陈霸先之名，而书其官名、爵位，如写“九月，辛丑，进丞相为相国，总百揆，封陈公，备九锡，陈国置百官。”“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书作“丞相”、“陈公”而不名。在其即皇帝位后，则称“上”称“帝”。
（7）书庙号例
葬天子曰葬某帝于某陵，庙号某祖。下国曰葬某主于某陵，谥曰某皇帝，庙号某祖。列国曰魏葬明元皇帝于某陵，庙号太宗。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庙号世祖。
按：皇帝死后，除谥号外，又在太庙立室奉祀，特立名号称为庙号，如某祖、某宗等。《通鉴》于帝王死后有追封庙号的，在书葬下面即书庙号某祖、某宗。《释例》所云为书葬的几种形式。书葬天子，如《通鉴》卷一0一升平五年（361）记晋穆帝死，“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庙号孝宗。”下国之葬，如卷一一五义熙六年（410）记北魏拓跋硅死后，八月“甲寅，葬魏主硅于盛乐金陵，谥曰宣武，庙号烈祖。”在葬下书国名。列国之葬，则先书国名，如所举魏葬明元皇帝、夏葬武烈帝例，分别见《通鉴》卷一九景平元年（423）、卷一二0元嘉二年（425）。
凡帝王有庙号者称庙号。
秦葬文昭王于武平陵，庙号太祖。
按：庙号始于殷代，后帝王一般多有庙号，《通鉴》凡此均书。但也有无庙号的，则不书。又，《释例》所举秦葬文昭王例，见《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五年（428）。
（8）书国号例
刘、石并时，刘曜称赵，石勒称后赵，犹《春秋》邾、小邾也，曜既亡，勒单称赵。符、姚并时，称秦亦然，乞伏氏称西秦。慕容永以有慕容垂称西燕，慕容德以有龙城称南燕，段业以有吕光称北凉。
按：《春秋》有书“邾”、“小邾、“谷”、“小谷”、“燕”、“小燕”，杜预注：“邾之别封，故曰小邾。”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城小邾”条也指出：《春秋》“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此为史书遇国名、地名相同易混，因而增文示别之例。
《通鉴》书并世同名之国，为使不相混淆，也沿遵此例。如十六国时期刘曜、石勒建国，皆改国号为赵，司马光恐人易混，故书刘曜称赵，石勒称后赵，以相区别。如胡三省《通鉴释例文辨误》卷九十所云：“自是以后，《通鉴》书刘曜则曰赵，书石勒事则曰后赵以别之。”在刘曜前赵被灭后，因不会混淆，石勒后赵便去“后”字，此单称赵。又如符坚和姚苌分别建立秦国，符秦称秦，姚秦称后秦，符秦亡后，姚苌后秦便只称秦；同期乞伏氏所建秦国，为区别于姚秦，则称为西秦。其他如燕、南燕、西燕、北燕、凉、南凉、西凉、北凉，魏、东魏等，在其本身，也并无东西南北冠于国号之前，《通鉴》均增文以示区别。
梁初晋、楚、岐、蜀、吴越称国，淮南、岭南、福建、荆南未有国。
按：五代朱全忠废唐建立后梁，梁初晋王李克用、楚王马殷、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吴越王钱镠等俱称王，与之相抗，故皆称国。如胡注云：“《通鉴》于《唐纪》书‘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纪》书‘晋王’，敌国之体也。吴、蜀义例同。”淮南杨渥、岭南刘隐、福建王审知、荆南高季昌等，因割据一地，未有国号，故只称以淮南、岭南、福建、荆南等地区名。
（9）书改元例
龙朔三年十二年，诏改来年元。
按：古时帝王改元，有当年改元，也有逾年改元的。《通鉴》凡此皆书。为体例划一，司马光又规定：“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 ”〔9〕凡是一年有二至三个年号的，采取最后一个年号系年。当年改元，从此年正月起便将此年号系于本年之首，后面行文只书某时“改元”。改元两次以上的，如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四月改元如意， 九月改元长寿，年首只记长寿元年，于四月写清楚“改元如意”，九月仅书“改元”。逾年改元的，如《通鉴》卷二0一龙朔三年（663）十二月载：“庚子，诏改来年元。”下年起首便系以所改“麟德元年”。在分裂时期，若非系年之国。还须写清楚所改年号，如五代以后梁年号系年，卷二六七升平四年（910）十二月载：“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关于《通鉴》纪元系年方式，有利有弊，自宋洪迈以来历有评论，可参《容斋随笔》卷四“《资治通鉴》”条，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年号当从实书”、“史书一年二号”、“通鉴书改元”诸条。
（10）书称号例
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师，列国称还某都。凡新君即位必曰某宗，即位后皆言上。太上皇帝止称上皇。
按：《通鉴》记天子外出而还，据距离远近而有“还宫”、“还京师”之别。如卷二一二开元十八年（730）十月载：“庚寅， 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两者书法不同。因唐玄宗所至骊山温泉离京城长安近，故称“还宫”，凤泉汤远在凤翔府，故称“还京师”。此段记事，恰好说明此例。列国君主近出仍称“还宫”，远出则曰“还某都”，以另于天子之制。如《通鉴》卷七十九泰始二年（266）载：“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
关于帝王称号，《通鉴》于新君即位时即书明某宗，即位后则称“上”称“帝”。如卷一九一武德九年（626）八月， 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此后或称“上”，或称“帝”。皇帝父亲一般简称“上皇”，也有书作“太上皇”的，如唐高祖李渊传位于唐太宗后，即书“上皇”，至贞观九年（635）死，书作“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 庚子，崩于垂拱殿”。
太上皇、太后曰尊，皇后、太子、皇子曰立，改封曰徙，公侯有国邑者曰封，无曰赐爵。
按：“尊”、“立”书法，如《通鉴》卷八十二永熙元年（290）四月，“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可见其一斑。改封曰徙如卷一三0泰始四年（468）四月载：“徙东海王祎为庐江王， 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上以废帝谓祎为驴王，故以庐江封之。”
封与赐爵是否有国邑为别。对魏晋南北朝王侯书封书赐爵问题，司马光与刘恕曾有讨论，见《通鉴问疑》载：“君实曰：‘汉有国邑者则曰封某主某侯，无国邑者则曰赐爵关内侯。魏晋王侯率皆虚名，若云无国邑者，则亦有就国邑者，沈兴之以始兴优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国租税也。若云有国邑，则有封境外郡县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广陵王也。不知当书封某王侯，当书赐爵某王侯？’道原曰：‘南北朝诸王虽不就国，皆有国邑国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实土郡县为侨县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荆州有河东郡，皆侨郡也。《齐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广陵郡，故魏有广陵王。恐不可云赐爵，当云封某王侯也。”后刘恕意见为司马光采纳，例不赘举。
国公、郡公、县公欲辨等级则称之，不然则不，齐郡、赵郡公皆称郡。
按：《通鉴》书封爵，一般著明国公、郡公、县公等差别，如卷一0一升平四年（366）十一月载：“封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县公。”但在不必辨别等级高下的情况下，则不为区分。如卷二0八神龙元年（705）载：“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六下三品博陵公崔玄
为博陵王。”上述五人中，敬晖爵齐国公，其余四人为郡公，而《通鉴》均书为公，不加别白。
废帝称国号，或称废帝。
宋前废帝子业始终无它爵，在位有永光、景和两号，故止称废帝。
按：《通鉴》于被废黜的皇帝书废后之爵，如三国曹芳为司马氏所废，晋受禅后封为邵陵县公，死后谥厉，即书为邵陵厉公。胡注云：“陈寿《志》三少帝纪皆书本爵，此书见废后之爵，自此以后，例如此，惟高贵乡公书本爵，盖见弑之后，不复有他号也。”〔10〕其他如刘宋后废帝苍梧王、南齐太孙郁林王等，均以追废之号书之。关于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例，见卷一三0泰始元年（465），因其即位前、废弑后均无封爵，故《通鉴》只称“废帝”。
列国、它国之君或称主，或称帝，两国事相涉则但称主。
列国非其臣下之言不称乘舆、车驾、行在、京师、天下及崩。
按：《通鉴》书分裂时期用列国之法，用其年号者称之为“帝”，与之并峙各国君主则称某主，如“吴主”、“汉主”之类，下不称名。乘舆、车驾、行在、京师、天下及崩均为天子所称，故《通鉴》叙列国时事行文中不用此类语词。如天子外出驻跸之地称“行在”，所至称“幸”，列国君主出行所至则书作“如”，书法不同。但就分裂时期各国君臣实际情况来说，他们当时用语并无此等差别，因此，《通鉴》在书臣下上言、章奏时，仍依臣下所称旧文。
（11）书王公例
高欢曰勃海王欢，宇文泰曰安定公泰。大同九年以后乃尔，太清三年以后复故。楚王处疑。
按：查检《通鉴》，高欢在大同九年（534）前后一直书作“东魏丞相欢”，太清元年（547）书“东魏勃海献武王欢卒”。 宇文泰书作“魏丞相泰”和“魏太师泰”，太平元年（556）书“魏安定公宇文泰……卒”。与例中所说不尽相符。按《通鉴》书王公，例作某王某、某公某，死则称卒，此例所云当指此而言。
（12）书建国称王例
五代晋、岐、蜀、吴越、吴、楚、闽之类，建国皆称王者，皆称王及谥，无谥者遇中国加爵命则名，交错难辨处称名，如晋王（阙）王存勖之类。广南未称帝及荆南之类皆名。荆南称楚不书封。
按：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势力如晋、岐、蜀、吴越等都建国称王，《通鉴》一般用敌国之体，书王而不名，如称“晋王”、“岐王”等。若遇事迹交错，为避免混淆，则称名以别， 如卷二六六开平二年（900）载：“初，晋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国人皆疑之。晋王存勖召德威使引兵还。”及“晋王克用临终谓晋王存勖”云云。另，吴越、楚、荆南等以臣于他国者，则称王书名，如“吴越王镠”、“楚王殷”等。上述诸王死均称谥，如“秦忠敬王李茂贞卒”，“吴越武肃王钱镠……卒”，“闽忠懿王审知卒”。在诸王正式称帝后，则书作某主，如前蜀王建先称蜀王，即皇帝位后书作“蜀主”，死则称“殂”。
（13）诸王书名例
河西王沮渠蒙逊、吐谷浑王慕璝、吴越王钱镠、南平王高季兴等，受宋、魏、五代爵命，犹孙权受魏爵命，终是敌国，皆宜称王而不名，然其国爵屡变，乍见莫知为谁，故于事初则名，后则不名。或名或不名，从文（阙）用汉诸侯王之例也。
按：关于分裂时期受他国爵命而仍独立的政权，司马光认为他们虽有臣属关系，但犹如三国时孙权受魏爵命却依然与魏抗敌的情况类似，因此按例当书王而不名。然而因其国爵屡变，具体实施有相当困难，如他与刘恕讨论时谈到十六国乞伏国仁、沮渠蒙逊等说：“若此之类，当称何国？若谓之河南、陇西，乃是郡名。若谓之秦、凉，则其所称，又国号屡改，若不著名，知复为谁？”〔11〕因而主张将十六国及五代偏居者书为某主，“犹《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也”。此例所云即与此相关。后《通鉴》即采用汉诸侯王例，称王书名。
（14）书立王例
魏立皇弟新成为阳平王。
按：见《通鉴》卷一二八大明元年（457）三月载。 其基本格式为“立某为某王”。
（15）书徙王例
徙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按：查检《通鉴》，卷一二八大明元年（457）作：“十二月， 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不云“徙”而作“更以”，文字有出入，但意思相同。从《通鉴》看，改封大多书“徙”，其基本格式为“徙某王为某王”。
（16）书列国立太子例
列国曰立皇子某为太子。
或曰魏立某王某为皇太子。
按：此为《通鉴》书列国立太子两种基本格式。前者如卷一三八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载：“癸丑，魏立皇子恂为太子。 ”后者如卷一九永初三年（422）载：魏主“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 使之居正殿临朝，为国副主。”
（17）书列国纪事取年号例
魏、宋、齐、梁、陈、五代，取其年号以纪诸国之事耳。
按：《通鉴》于分裂时期系年，采取“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纪事”〔12〕的原则。对此，黄初二年（221）论阐发较详， 指出：“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抑彼，有正闰之辨也。”
（18）书官名例
周以尉迥为太尉，以柱国窦炽为大尉。
新为公者于官上更加以字，太建四年以后始尔。
按：见《通鉴》卷一七一太建四年（572）三月载：“癸亥， 以尉迟迥为太尉，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招为大司空。”
晋以后拜令、仆皆书，中书监、令、侍中、内史、纳言为宰相者亦书。
按：《通鉴》卷一二0元嘉二年（426）六月载：“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按魏晋以后，以尚书令、仆射同为宰相，中书监、侍中、纳言等执掌机要，也往往行宰相之职，故此条所说指实际见任宰相者皆书其事。
宋永初三年（阙）时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其后多者至数十州，不可复详载矣。
按：见《通鉴》卷一九永初三年（422）三月载：“丁亥， 出义真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后，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复详载矣。”
南北朝诸王无事者只云加都督，有事则云某某等几州（阙）。节度使自此始，其后所领诸使益多，不复详记云。
按：魏晋以后，诸王、重臣往往加以“都督诸州军事”衔，兼任所在州刺史，有统摄数州至数十州者，若将数十州名全数写出，将不胜其繁，故《释例》规定一般只书加都督，有事则书明所领诸州，如上引庐陵王刘义真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
节度使建于唐代。《通鉴》卷二一0景云元年（710）十月载：“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自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遍设于内地，领州多至十余，少也不下三、四，五代时更为冗滥。故《通鉴》书节度使与都督一样，均不复详载。
天监十年（阙）魏之州郡亦然，是以离合废置不复详记也。（阙）是后官名繁冗，不可胜记，或一人之官至百余官，今但临事取其要重者存之，或省约其文以从简易云。
按：《通鉴》卷一四七天监十年（511）载：“是岁， 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是后州名浸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魏朝亦然。”据此可知《释例》阙文。《通鉴》对宋以后州郡废置不作详载，书职官也是如此。一人身兼数职或几十职，只记其最主要的官职，行文也从省略，做到简洁明快。
大宝元年（阙）是后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及仪同三司猥多，人不复贵，遂为散官。旧史或但称开府及仪同者，今并因之。
按：《通鉴》卷一六三大宝元年（550）载宇文泰、 李弼等八人为柱国大将军，谓之“八柱国”，“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者甚众，率为散官，无所统御，虽有继掌其事者，闻望皆出诸公之下云。”又，卷一六二太清三年（549）、卷一六四大宝二年（551）载，侯景以领军任约等四十人并开府仪同三司，“是后开府仪同至多，不可复记矣。”“景置三公官，动以十数，仪同尤多。”按魏晋以后，将军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至南北朝末期，遂以“仪同三司”为一种官号，并置开府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等官。隋唐以后成为散官。旧史或省称为“开府”，或称为“仪同”，《通鉴》也因循旧史，以从简易。
宰相自平章事迁侍中，侍中迁中书令之类，或加三师、三公则书。若自中书迁门下及加太学上使名之类皆不书，至出时书官。此两例自会昌六年九月后方仿此。
按：隋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唐为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尚书令、仆射（尚书省），此外有以他官加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行宰相之事。其中中书令权位尤重。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品级高而无实职，一般用作大臣的最高荣衔。此例规定宰相由下而上升迁及加三师、三公荣衔则书。至于由中书调任门下，或兼领大学士、充节度使等，一般均不书，只在其出时书其官名。
隋平陈以后，尚书令、仆、内史令、纳言凡宰相皆称薨。
按：隋代改中书令为内史令，侍中改称纳言，与尚书令均为宰相。关于隋统一后宰相称薨称卒的问题，司马光与刘恕曾有讨论。据《通鉴问疑》，司马光起先主张：“其晋隋唐纪除诸王、三公、三师称薨，余虽宰相亦称卒。尚书令、仆及门下、中书权任所在谓之宰相，终非正三公也。”刘恕则认为：“散官若亦称薨，宰相不应称卒。”后统一时期王公、宰相均书作“薨”。
凡节度使创制则曰置某军于某州，割某州隶之，以某人为节度使，或曰置某等节度使，以某人为节度使。因旧则曰更名某某州节度使，号曰某军，或曰更名某军曰。自团练升则曰更名某某州都团练曰某军，以某人为节度使。昭宗以后始然。
按：此为《通鉴》书节度使创制、更名、升级的几种格式。关于创制，如卷二六九贞明元年（915）十二月：“置武兴军于凤州，割文、兴二州隶之，以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因旧更名的，如卷二六一乾宁四年（897）三月：“更名感义军曰昭武，治利州， 以前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由下升级的，如卷二六0乾宁三年（896）九月：“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
节度使加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则书，余检校民不书。五代虽加使相，非因事见亦不易。
按：唐代中后期，以宰相官衔如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加予节度使，以示荣宠，称为“使相”，实际上不参预政事。《通鉴》凡此即书，如卷二五五中和二年（882）十二月：“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卷二五八龙纪元年（889）三月：“加奉国节度使赵德諲中书令，加蔡州节度使赵雙同平章事”。至五代，节度使多带宰相衔为宰相，故《通鉴》因事才书，否则不书。
唐代又设检校官，如检校司空、检校侍中等以为加衔，指诏除而非正名的一种加官。《通鉴》于节度使带检校一般不书。但也有书的，如卷二五七文德元年（888）五月：“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检校侍中。”
初云淄青、青等几州节度使，后云淄青等州节度使。
按：此指初任节度等使时，书其所辖几州州名，后用省称。如《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763）闰正月载：“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嗣为魏、博、德、沧、 瀛五州都防御使。”后即省称为“相卫节度使薛嵩”，“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
节度使赴镇曰以，使相曰充，遥授曰领。
按：此指节度使受任的三种不同书法。节度使离开朝廷赴镇居藩书作“为”，如《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883）正月：“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节度使为使相或宰相加节度使衔称“充”，如卷二五七光启三年（887）七月：“以李茂贞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卷二四七会昌四年（844）四月：“以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起以文臣未尝执政，直除使相”。居于京师不赴镇曰“领”，如卷二一六天宝十载（751）十一月：“以国忠领剑南节度使。”次年载“南诏数寇边，蜀入请杨国忠赴镇”云云，可知杨国忠时在朝廷，实未赴镇，故书作“领”。
凡官名省而可知者，不必备书。
按：《通鉴》为求简洁，故所书官名有些用省称而不备书全名。如唐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即简称“同平章事”。又如太子宾客，有时也省称宾客，如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643）四月载：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
藩镇兵或以宣武、淮西、天平、忠武、武宁、河东、淮南、湖南、荆南、两浙呼之，或以汴、蔡、郓、许、徐、浙呼之，取语顺易晓而已。
按：宣武、淮西、天平等系军镇之名，汴、蔡、郓等为军镇所领之州。《通鉴》所书，随文而定。前者如卷五八大顺元年（890）六月载：“张浚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后者如卷二六二光化三年（900）五月载：“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 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此外也有混而书之的情况，如卷二六0 乾宁二年（895）正月载：“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请会易定、兖、郓、河东兵讨之。”可见并不强求一律，而以通顺明白为主。
（19）书兼职例
会昌六年九月，以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德裕为东都留守，不带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荆南陈度使。
以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加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同平章事。以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兼侍中。
按：以上分见《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六年（846）九月、 卷二六二光化三年（900）二月载，文字略有不同。兼职指加官， 一般的格式是以某同某职，加某同某职，以某兼某职等几种。
以保义留后朱友谦为节度使。
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
按：分见《通鉴》卷二六光化三年（900）十月、 卷二六六开平元年（907）五月。
（20）书罢免例
公相以善去曰罢，罪去曰免。
按：此为《通鉴》记载公相罢去官职，在书法上的区别。前者如卷一九二贞观二年（628）春正月载：“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 ”书“罢”字说明长孙无忌并非以罪去官。后者如同卷贞观元年（627）十二月载：“壬午，左仆射萧踽坐事免。”书“免”表明萧踽因事获罪而被免除官职。
（21）书聘使例
聘使往来书介副，无事但云某事。
按：介副指副手。两国聘使往来，《通鉴》一般仅书正、副使，他人无事不书。如卷二十一天汉元年（前100）记苏武出使匈奴事， “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俱”，假吏常惠因后有事才书。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颀报之。
高丽遣其臣某入贡。
遣某人使于契丹。
按：以上数条，均为《通鉴》书聘使往来、通问修好基本格式的举例。契丹遣袍笏梅老事，见《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907）五月载，文字全同。又如《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621）七月载：“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卷二九0广顺元年（951）五月载：“乙巳，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22）不书例书附
二王后嗣卒者不书。
按：古代新王朝建立后，封前两朝的王族后裔为诸侯国君，称二王。《通鉴》遇封二王则书，如卷三十二绥和元年（前8）载诏求殷后， “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与周承休皆进爵为公，地各百里。”而于二王后嗣死则不书。
列国葬后无事不书。
按：《通鉴》书列国葬皇后，以有事无事为别，故一般说来，所书较少。
诸王带平章及遥领节制不书。
按：唐代诸王子封王，有加衔“同平章政事”，及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使等，但实际上诸王居于禁中王宅，既不预政，也不出阁，虽然开府设置官属及领藩镇，也仅为虚名，不得与外交通，因此《释例》作此规定。如二一一开元四年（716）正月载：以曾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仅在初见时加以说明， 此后即不一一具体而书。如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五月载：“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也只概言其事，而不具书诸王分领情况。
亲王徒封书。
按：改封曰徙，此可参《释例》“书徙王例”。如《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四年（460）七月载：“丁亥，徙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
亲祭祀皆书。
凡帝亲祠更无亲字。宋孝武以后乃尔。
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祭祀为国之大事，故《通鉴》凡帝王祭祀均书。一般不书“亲”字，但也有书的情况，如卷五十五延熹九年（166）五月载：“庚午，上亲祠老子于龙濯宫”。
王子弟则书，侄及孙无事不书。
诸王非皇子及兄弟薨、卒皆不书，有事乃书之。
按：《通鉴》凡封子弟为王均书，如卷二一二开元十三年（725）三月载：玄宗“又立子琚为光王，潍为仪王，沄为永王，清为寿王，洄为延王，沐为盛王，溢为济王。”而于侄、孙，一般无事不书，有事如废立皇太孙之类则书，如卷二0三永淳元年（682）二月载：“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光宅元年（684）二月又载：“庚申太孙重照为庶人。”诸王书薨、卒，也同样以有事无事为别。
宋以后诸州废置无事不书。
诸州废置无事者不书。
按：南北朝时，王朝更相递邅，疆域范围、行政区划每多变迁，如《宋书·州郡志》所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故《通鉴》对宋以后州郡废置不作详载，仅记其州、郡、县数，如卷一二九大明八年（464）岁未载“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县千二百九十九，户九十四万有奇。”
四夷不能为中国利害及嗣位不书。
按：《通鉴》于周边各国，遇和中国有利害关系才书。否则无事不书，即其嗣位也不书。
凡众人共一事则书某等，在下者更有事则列其姓名。
按：如《通鉴》卷三十六元始五年（5）闰五月载：“丁酉， 诏以羲和刘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当时十二人同功封侯，《通鉴》并不一一写出姓名，仅书“刘秀等四人”，“王恽等八人”。如遇其中有人需书其事迹，《通鉴》才列其姓名于后。
（23）重书例
桓五年、襄二十六年秋皆有两秋。
桓（阙）年以大雩有两秋。
按：《左传》桓公五年载：“秋，王以诸侯伐郑。”“秋，大雩，书不时也。”杜预注：“十二公传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两秋。此发雩祭例，欲显天时以相事，故重言秋，异于凡事。”《释例》阙文当作“五”字。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下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云云，再叙“秋，楚客聘于晋，过宋”。杜预注：“上已有秋，复发传者，中间有初，不言秋则嫌楚客过在他年。”查《通鉴》书时、月，如卷十六景帝中三年（前147）载：“秋，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此下载：“初，上废粟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云云，及周亚夫谏诤封王信、徐卢为诸侯事，后又复书“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以丞相。”即依《左传》之例。
桓十二年经重书丙戌。
按：《春秋》桓公十二年载：十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晋侯卒。”杜预注：“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这种重书现象，在史书中较少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重书日”条解释说：“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后外也。后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从《通鉴》看，一日再书既有称“是日”，如卷一五七大同元年（535）载：“春，正月，戊申朔， 大赦改元。是日，魏文帝即位于城西。”某些地方则采用上述重书的变例，如同卷载：“三月，辛酉，东魏以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晖业为司空。”下面又载：“东魏丞相欢伪与刘蠡升约和，许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设备，欢举兵袭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降。”二书“辛酉”，也系依《春秋》经传之例。
（24）豫言例
庄公六年豫言十六年灭邓。
按：《左传》庄公六年载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紧接着即记：“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灭邓在十年之后，史文预先书之。
文十一年豫言宣十五年获焚如。
齐襄公之二年。
按：《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冬，十月，甲午，败狄于碱，获长狄侨如。”以下即记：“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据此，《释例》“齐襄公之二年”即指获荣如事。按获焚如在宣公十五年，获荣如在齐襄公二年，《左传》均载于文公十一年，是因本年获长狄侨如而附及记后来获其二弟事，也是编年体总其后而书的一种变例。
《通鉴》在叙述本年事时，也常用此法，附书及其后事。
（25）追序例
《左传》襄公六年，齐人灭莱，追序五年以来月日。
按：《左传》襄公六年记载此年“十一月，齐侯灭莱”之后，以下再叙：“莱恃谋也，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及杞桓公卒之月。”这里“郑子国之来聘也”在襄公五年，“杞桓公卒之月”即襄公六年三月，均为追记之文，以叙述齐人灭莱事件的始末由来。顾炎武对《左传》此例曾有论述，可参《日知录》卷二十“史家追记月日之法”条。
《通鉴》继承了《左传》的这种叙事手法，如卷二四六开成三年（838）载唐文宗与杜悰关于祥瑞的一番对话，便追溯了杜悰不奏紫云献白兔之事，“初，太和之末，杜悰为凤翔节度使”云云，“及郑注代悰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某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此处“是岁，八月’、“其十一月”，在太和九年（835），自“初”字以下，均为追叙之文。
（26）书日后先例
成十六年鄢陵战，先甲午，后癸巳。
按：《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楚鄢陵之战，先书六月“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阵”云云，再叙“癸巳，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云云。甲午之日在癸巳之后，癸巳系因与战事相关而追书。
《左传》楚灵王死，先言癸亥，后言乙卯、丙辰。
按：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其记楚灵王死事，先书“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云云，再叙“乙卯，夜，弃疾使周而呼曰：王至矣”云云，“丙辰，弃疾即位”云云。实际上癸卯之日在乙卯、丙辰之后。孔颖达疏曰：“《正义》曰此癸亥之日实在乙卯、丙辰之后，传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缢，是传终言之也，即以五月统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虽则言有颠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
严格说来，既为编年史，当按时日先后编排史事，但史家为叙事方便，因而有时采用此种变例。《通鉴》也有这种情况。如卷二四五太和九年（835）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云云，记宰相李训与郑注密谋乘送葬之铲铲除宦官。下记“壬戌，上御紫宸殿”，李训以左金吾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视，谋加诛杀，结果因所伏甲兵暴露，反遭失败，即史称“甘露之变”的经过。又叙次日“癸亥，百官入朝”之后的情况。如此，将在后的“戊辰”日书于壬戌、癸亥之前，也是为了便利叙事。
（27）书事同日例
两国事同日或相先后而不可中断者，先序一国事已，更以其日起之。
如齐建武元年十月辛亥，魏王发平城云云。辛亥，太后下令废帝为海陵王。二年十一月己卯，纳太子妃褚氏。庚午，魏王如委粟山。己卯，引诸儒议圜丘礼。
按：所举两例均见《通鉴》，文字略同而详。前者见卷一三九建武元年（494）十月，两书“辛亥”之日， 与“重书例”所说“桓十二年经重书丙戌”相类。两国事同日，一记北魏事，一记南齐事。因中间又载：“海陵王在位，起居饮食，皆谘宣城王而后行。尝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与。”所叙之事发生在辛亥之前，与皇太后下令废帝为海陵王相连，若不重书“辛亥”，易引起混淆，因此《通鉴》更以其日起之。
后者见卷一四0建武二年十一月，两书“己卯”，前记南齐事， 后记北魏事。中间插“庚午”在“己卯”之前，而庚午魏主至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引诸儒议圜丘礼，事相衔接，不可中断，故时日虽有先后，仍重起书日，使叙事更加明确。
（28）书事相涉例
凡两国事相涉则多称某主，两君事相涉则多称谥号，不相涉而事首已见则称上称帝。
按：《通鉴》书列国时期君主，用其年号者称帝，并峙者称吴主、汉主之类而不书名。此例谓两国事相涉，多冠国名称某主，如卷七十二青龙二年（234）载：“汉主使右中郎将宗预使吴， 吴主问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遇同国前后两个君主事相关涉，《通鉴》一般多称谥号或庙号，以相区别。如卷一三三泰始七年（471）八月叙魏显祖禅位于其子， 高祖即位下载：“高祖幼有至性，前年，显祖病痈，高祖亲吮。及受禅，悲泣不自胜。显祖问其故，对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按魏高祖即位后当书魏主，此反复书“高祖”、“显祖”，因两君事易混淆，故各称庙号。又，同卷泰预元年（472）二月载：“魏显主还平城。庚午，魏主耕籍田。”如胡注云：“书显祖，以别魏主。”若事不相涉，而在叙事开关头已写清是某国君主，在下面叙述时也有单称“上”称“帝”的，如卷一一九永初三年（422）五月载：“魏主服寒食散，频年药发”， 及遣使讯问崔浩、长孙嵩关于立皇子的问题，两人主张立拓拔焘，下又记：“帝从之，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临朝，为国副主。”“帝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此段叙事，因起首已书清是“魏主”，后面两处即书“帝”以省文。
凡一国事有不相连不嫌为异国事者，若国名相（阙）事虽异皆蒙上事国名。大同十年乃尔。
按：此例当指书同国数事，事不相同，均于每事前书其国名。如《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545）十月载：“东魏遣中书舍人尉瑾来聘。”“乙未，东魏丞相欢请释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间寡妇。”“十二月，东魏以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孙腾录尚书事。”每事前均书“东魏”，以清眉目。
（29）书斩获例
战伪走，设伏而败之，斩首千余级。千级以下不言。获辎重兵械杂畜，非极多不言。
按：此例云书“斩获”有数量上的规定。斩首千级以下，一般不书，获辎重、杂畜等，也须极多方书。 如《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斩首万余级，获杂畜数十万。”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高丽，“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
蒙逊欲伐梁公歆之。
按：见《通鉴》卷一一八义熙十三年（417）四月载：河西王蒙逊“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凉公歆，歆发兵应之。蒙逊将兵三万伏于蓼泉，歆觉之，引兵还。蒙逊追之，歆与战于解支涧，大破之，斩首七千余级。”
《新唐书·郭子仪传》：从广平王帅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
按：见《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俄从元帅率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王恩礼为后军。……官军嚣，嗣业以长刀突出，斩贼数十骑，乃定。回纥以奇兵缭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生擒二万，贼帅张通儒夜亡陕郡。”上引均为书斩获之例。
（30）书世系例
凡宗族虽在高祖、玄孙之外，世系著明，如元天穆、崔
亦书之。
按：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一般在传首即载明其籍贯、世系，而编年史记载人物多不详其乡里、世系，令人颇费稽考。为弥补这一缺陷，《通鉴》凡遇人物初见，多带叙其乡里，或注其世系。司马光《答范梦得》信指示说：“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注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14〕如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644）七月载：“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糖入海。锐，瑀之子也。”卷二0四垂拱四年（688）载殿中监公裴承先等皆戮于市，下云：“承先，寂之孙也。”
一般说来，《通鉴》所书世系在五代之内，但对世系清楚的，虽在五代之外同样也书。例中所举元天穆、崔世系， 见卷一五二大通二年（528）二月载：“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孙也”。 卷一五五中大通四年（532）正月载：“时军国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开府谘议参军崔。，逞之五世孙也。”其中载述最长的，如卷二二八建中四年（783）记孔巢父为左司马，下云：“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至于世系难详的，《通鉴》有时则变文书之，如卷五十八中平元年（184） 记载到曹操时，书“操父嵩， 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 或云夏侯氏之子也。”又如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子刘贞的后代，但自刘备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而又族属疏远，是非难辨，因而卷六十初平二年（191）载刘备初次出现，仅书“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
（31）从后姓例
宋永初三年，长孙嵩实姓拓拔云云。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皆重复，及高祖迁洛，乃改为单姓。旧史患其烦杂，悉从后姓，以就简易，今并因之。
按：见《通鉴》卷一一九永初三年（422）载：魏主以长孙嵩、 奚斤、穆观、丘堆等为左辅右弼，“嵩实姓拔拔，斤姓达奚，观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复，及高祖迁洛，始皆改之。旧史恶其烦杂难知，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今从之。”又《通鉴考异》卷六“魏主改功臣姓”条也云：“魏初功臣，姓皆重复奇僻，孝文太和中，变胡俗，始改之。魏收作《后魏书》，已尽用新姓，不用旧姓”《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所称者，盖其旧姓名耳。今并从《魏书》以就简易”。
按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政策，曾把鲜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如拓拔改为元，达奚改为奚，拔拔改为长孙。例中“长孙嵩实姓拓拔”句，当据改为“拔拔”。《通鉴》不书旧姓，采取从后姓之例，在文中随事载明，改归一律，为的是“以就简易”。如《考异》卷五“魏安西将军古弼”条云：“《宋·索虏传》作‘吐奚爱弼’，《氐胡传》作‘吐奚弼’，盖其旧姓。今从《后魏书》。”在《通鉴》正文中即书作“古弼”。其后《金史》也沿袭此例，如金翰离不兀术等，即书所改名宗望、宗弼等。对此，郑瑗《井观琐言》卷三曾批评说：“《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旧姓名，乃得事实。魏收《魏书》率书新姓，温公《通鉴》从而书之，以就简易，失其实矣。”郑说自不无道理，但司马光作通史，以“就简易”为原则，也无可非议。
李继昭本姓符，名道昭。复姓符，名道昭。
按：《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902）四月载：“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通鉴》凡赐姓改名者，或则书其更改姓名之事，或则即书其后来所改姓名，在下再说明其本来姓名，如上例所举。至其后来恢复本来姓名，仍依旧名而书。如以后李继昭降汴，同年十二月载：继昭“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此后即书其旧名“符道昭”。
（32）书字例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庙，大夫既卒书字。
按：见《春秋》僖公十五年载：“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杜预注：“夷伯，鲁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谥，伯字。震者，雷电击之。大夫既卒书字。”
大同二（阙）时人多以字行，旧史皆因。
按：《通鉴》卷一五四中大通二年（530）载中书侍郎邢子才事后，下云：“子才名邵，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例中“大同二”实为中大通二年。按邢邵因避魏主兄彭城王邵讳，故以字行，如《魏书·邢子才传》称：“少时有避，遂不行名。”旧史对此一般即称其字。
字及小字可知其人者不复重述，难知者乃述之。
按：《通鉴》书字及小字，凡据上下文章可知指谁，一般即不作说明。如卷一二三元嘉十七年（440）载领军刘湛善论治道，宋文帝曾说：“刘班方自西还，吾与语，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云云。谙湛小字班虎，宋文帝语中称为刘班，语意明晰，即不再加以解释。对称字及小字而难知其人为谁，《通鉴》则在下加以补充说明。如卷一一九景平元年（423）正月载蔡廓、徐羡之事，蔡廓曰：“我不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下又记：“干木，羡之小字也。”卷二五九景福二年（893）记载崔胤为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其季父崔安潜说：“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下也云：“缁郎，胤小字也。”
凡以字行者，始即称字，曰名某，以字行。大同以后始尔。
按：《通鉴》载人一般收其名，以字行者则于人物初见即书其字，“曰名某，以字行”为其基本格式，如前举邢子才即是所书之例。
此外，《通鉴》行文有时也略有变化。如唐代宰相姚崇，书名凡三变，卷二0五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初见书其本名“姚元崇”，至卷二0七长安四年（704）八月云：“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以下记事即书其字“姚元之”。至卷二一0 开元元年（731）十二月又载：“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 复名崇。”此后一直书作“姚崇”。
（33）书乡里例
硖石姚元崇。
阎玄正，汴州人也。名不著不必乡里。
按：此例指因人物始见而著其乡里，大体上即上举两种形式。一冠于姓名之前，如《通鉴》卷二0五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载：“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因姚元崇始见此年，故在姓名前载明其籍贯，说明他是硖石人。一载于人物记事之后，下再补叙某人，何处人。若其州里不详，则著其为某地人，如卷二三五贞元十二年（796）载判官严绶以进奉为刑部员外郎， 云：“幕僚进奉自绶始。绶，蜀人也。”胡注谓：“史不能审其郡县，故止云蜀人。”以上两种方式，或先或后，均随行文方便而定。
（34）书改置州郡例
建东京于汴州，以汴州为开封府。
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置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
按：前条见《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907）四月载：“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置估国军于大安府。”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五代后梁建国，改都开封，在洛阳之东，故以洛阳为西都，开封为东都。后条见卷二八一天福三年（938）十一月，文字全同。以上所举，系指改置京都、军镇及州郡隶属变化的基本书法，即以某州、某府为某都、某府，置某军于某地，割以某地隶之。
（35）书薨卒例
唐制三品以上称薨，四品以下称卒。而上州刺史、亲王傅、归德将军、护军皆三品，职任至轻；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庶子、詹事皆四品；平章事、节度使职任至重，皆无品；礼诸使曰薨，而唐之县令皆古之子男也，此则一一难依礼。今令但裁酌折衷，见任宰相、节度使及正任太子三师、三少、尚书、统军都督、常侍者皆称薨，公主、妃嫔亦循旧史称薨，余皆称卒。
都督即节度使之任，节度、检校官常侍，其卑者也。
按：唐代制定系统的吕、爵、勋、阶之制，定官员为九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凡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武职自三品起即分上下。又规定散官之号。但官吏品级与实际任职并不一致，有品高而职轻，也有品低而权重者，如节度使统制一方，然终唐之世，都非职官，故无阶品。针对这种情况，《通鉴》不依品位高下而书薨、卒，而是根据具体实际，除公主、妃嫔沿循旧史称薨之外，规定对三公、辅相及掌握实权的节度使、统军都督等书“薨”，其余皆称“卒”。
关于臣下称“薨”称“卒”的问题，司马光与刘恕曾加讨论，其详可参《通鉴问疑》。鉴于诸史称薨称卒书法不一，司马光起初主张：“欲自晋以后，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余皆称卒。南北朝王公亦称卒。至隋则令仆、内史令、纳言为宰相，至唐则平章政事为宰相，三师、三公皆为散官，欲皆以为薨可乎？”刘恕认为：“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以后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或薨或卒，于例未均，不如用陆淳例皆称卒。”司马光称：“诸臣称卒，诚为确论，但恨已进者周、秦、汉纪不可请本追改，其晋、隋、唐纪，除诸王、三公、三师称薨，余虽宰相亦称卒，尚书令、仆及门下中书权任所在谓之宰相，终非正三公也。”刘恕又表示：“散官若亦称薨，宰相不应称卒。”〔15〕正是通过再三讨论，才最后确定统一时期诸王、三公、三师、宰相书薨，余皆称卒的原则。
元嘉五年，秦王炽盘卒。
按：见《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五年（428）五月条。 此书秦王炽盘卒，为列国时期王公称卒之例证。
（36）书反乱例
《宋略》例：凡诛得侃音愆曰有罪，凡逆上曰反，争强曰乱。
凡刺史近州轻将同是书，以重州也，远州亦书，以将重也。
按：《宋略》为南朝梁裴子野所撰，今已佚。《通鉴》曾引其论赞之辞。此谓书反乱时，在用字方面沿袭《宋略》的成例，规定凡诛杀犯有罪过的称有罪，叛乱犯上的称反，争斗较胜的称乱。
三、《释例》三十六例的价值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久佚重见，为《通鉴》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其重要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凡例是《通鉴》修史方法的有机构成。在以往的《通鉴》研究中，人们说起《通鉴》编纂的优良方法，总是论及其从长编至定稿的三个严密步骤，认为是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经验，对司马光制定修史凡例所起的作用则很少提起。其实后者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可增进对制定凡例重要性的认识。
（二）有助理解《通鉴》和司马光的著述思想。如前所述，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类例增多了二十四例，文字五倍于前。这些材料无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通鉴》的体例，取材、行文的原则，还是研究司马光的著述思想，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澄清《通鉴》研究中的某些错误认识。史书凡例是理解史著的一把钥匙，但由于司马光没有自弁若干凡例于书前。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各自的体会去领会《通鉴》，其中有些理解是对的，有些理解则失之偏颇，甚至是错误的。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对澄清、纠正某些错误的说法很有帮助。在造成的错误方面，以对《通鉴》编年纪事方法上的认识最为混乱，而这对理解、运用《通鉴》来说又显得特别重要。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后附录。
〔2〕《四库提要》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
〔3〕《汉学》1994年第1辑。
〔4〕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后附录。
〔5〕刘羲仲：《通鉴问疑》。
〔6〕刘羲仲：《通鉴问疑》。
〔7〕《通鉴》卷七十黄初七年胡注。
〔8〕刘羲仲：《通鉴问疑》。
〔9〕司马光：《答范梦得》，《传家集》卷六十三。
〔10〕《通鉴》卷七十四正始元年胡注。
〔11〕刘羲仲：《通鉴问疑》。
〔12〕司马光：《答郭长官纯书》，《传家集》卷六十一。
〔13〕《左传》成公十三年。
〔14〕司马光：《答范梦得》，《传家集》卷六十三。
〔15〕刘羲仲：《通鉴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