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危机：革命文学的征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征兆论文,危机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何出现左翼文艺运动？既有的研究似乎已经做了较全面和深入的探求。林伟民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全面论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轫及其历史成因”：急遽发展的政治情势、现代转型的社会焦点、民族危机与时代使命、世界性的激进趋向、共产党对文艺的重视，等等①。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则从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左翼文艺运动的原由②。应该说它们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比较，或者更加全面或者具有新的拓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全面与拓展在思维向度上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具体地说，他们仍然运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常用的方式，重点探寻这一文学现象的外部原由，而忽视文学现象的内在发展脉络，缺乏文学思想史的视角。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倒是采用内在视角，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中外文学关系入手探讨它的起源，不过她着重梳理的是左翼文艺理论和批评，而没有从文学创作方面探究其来龙去脉③。
美国学者迪克斯坦认为，“艺术存在于互相联系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因而文学史家的职责是通过文学创作去探寻时代的生活感受和情感特征，揭示其自身演变的奥秘④。虽然这种观点不无偏激，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左翼文艺运动的出现，固然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原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性异常鲜明的文艺思潮，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文艺思潮，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不仅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更与他们的生存情境与心灵秩序的危机密切相关。而且最能代表他们精神危机症状的理应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因为文学作品不仅表现出显在的思想情感，还潜藏着隐秘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我认为，遵循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审视20年代末文学创作中耐人寻味的精神危机，揭示这一危机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历史纵深度，可以充分理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心理裂变征兆及深在思想原因。
一般而言，人们把这种精神危机笼统地称为“时代苦闷”，但这种苦闷的具体意蕴及症结是什么呢，却语焉不详⑤。我认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的苦闷”至少包含三层意蕴：社会的疏离感、精神的漂泊感和人生的幻灭感。为了详尽阐释这些意蕴，我列举了四部代表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茅盾的《蚀》(《幻灭》、《动摇》和《追求》，1927—1928年)，柔石的《二月》(1929年)，田汉的《南归》(1929年)等。之所以选择上述作品，是因为它们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产生于20年代末期；二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形象；三是表现出相似的“时代的苦闷”；四是作者在创作它们后不久便投身左翼文艺运动。
一 社会疏离感
我们从上述几部作品中可以发现，这些主人公都是转型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受五四新文化感召，并从传统文化体制中挣脱出来的真正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传统社会士绅阶层的显在差异在于，他们不再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基本稳定力量，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疏离感及怨恨情绪的青年知识分子。
从理论上讲，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绅阶层比较，其社会文化地位和影响并不会因为社会的转型而降低，随着新型学堂、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的涌现，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应比传统社会士绅阶层拥有更为宽广和自由的生存空间与人生选择。然而，上述作品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抛出了社会的正常轨道。《追求》中的张曼青、王仲昭等无论怎样执着地追求，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位置，不能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从而陷入了生存与心灵的双重困境。他们的失败人生应验了章秋柳的预言：“我们这一伙人，都是好动不好静的；然而在这变动的时代，却又处于无事可作的地位。……我们的热血是时时刻刻在沸腾，然而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不配做大人老爷，我们又不会做土匪强盗；在这大变动的时代，我们等于零，我们几乎不能自己相信尚是活着的人。”⑥ 那么，他们人生困境及怨恨情绪的深层缘由究竟什么呢？
张灏先生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主要源于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边缘化⑦。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终结，从体制上截断了现代知识分子直接进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潜存的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通过政治实践实现道德理想的使命感，不但没有因此消解，反而因为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更加强烈。换言之，一方面他们通过兼济天下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入世情怀由于转型社会种种危机的刺激而加强，思想情感中透露出浓重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拯世济民的能力却下降了。这种社会参与诉求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心理张力，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产生强烈不满，并产生出“差异比较”的怨恨情绪⑧。而且，近代以来的屡次社会革命的结果，即从民国初年代议制度的流产、五四的退潮到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都无法改变他们边缘化的现状，他们进而疏离主流社会。由此可见，他们是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一代，但他们获得的自由似乎是一种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自由，一种在现实社会找不到人生位置的自由。
由于他们无法有机地融入主流现实社会，被迫地依赖自己，祈望凭据自我价值与社会抗争，所以背井离乡往往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伟大证明⑨。《二月》讲述的是一个回归与离去的故事，萧涧秋回归芙蓉镇，幻想用故乡的宁静抚平漂泊人生的心灵褶皱，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最初的美梦。他对文嫂一家的同情和与陶岚的爱情，引发了芙蓉镇的流言蜚语；文嫂在种种生存压力逼迫下选择了自尽。由这些生活事件而产生的人生烦恼和心灵重负使他不堪承受，只有选择再次出走。萧涧秋的遭际表明，他与芙蓉镇格格不入，其自身选择的本质解释与普遍沉滞的文化现实相分离。具体地说，他特立独行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爱情自由的观念，属于五四新文化思想，而他置身于其中的作为中国乡镇社会缩影的芙蓉镇，却仍然被沉滞的传统文化习俗统摄。而且在相对立的文化情境中，他坚信自己的无辜，并把所有不幸的现实境遇统统归罪于停滞的社会，通过与世俗社会对立的方式来认同自我，表现出明显的“单向作用”的怨恨情绪⑩。因此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希望和理想在这种现实社会不过是空中楼阁，只有通过再次离弃的方式来抗争，也只有重新出走才能寻求到新的社会实践方式。这无形中将他们推进背离现实社会的叛逆思想方向。
由此可见，处于转型时期的下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以政治为表征的主流社会，进而疏离；也不满于以文化为表征的世俗社会，进而离弃。他们是游离于现实社会并具有叛逆精神的社会群体，因此与既反政治体制又反传统文化的左翼运动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萧涧秋在离开芙蓉镇的前夕，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母子，若有所思：“莫非这样的妇人与孩子在这个国土内很多么？救救妇人与孩子！”(11) 这是一种预兆——他们的道德理想与文化批判，必将僭越思想文化领域而介入社会实践的领域，衍变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政治反抗运动。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建立与他人及世界联系的某种方式；怨恨主体因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双重疏离而生成的边缘化焦虑，以及找不到途径释放而不得不隐忍的压抑，才统统可以在神圣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中消解。
二 精神漂泊感
不少人认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思想运动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失范的根本原因——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转型的社会日渐失去维系道德精神的文化功能。这一点连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陈寅恪先生都不否认：“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12) 当然，这倒不是说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了思想价值，而是说五四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价值体系无法化解因现实生活的震荡而引发的各种思想情感的焦虑，因此他们不惜用激进的方式，断然在思想范式上改弦易辙，引进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文化观念，以此填补因抛弃传统文化而遗留的思想真空。
然而，仅仅十余年的光景，现代思想观念还不曾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形成坚固的精神基座，形成个体人格雕像的坚实支撑，却又重新遭遇自我认同的精神危机。何谓自我认同？简言之，自我认同就是回答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即确立自己存在意义的问题。一般而言传统社会的个人不会产生认同危机，因为个人出生伊始就在社会领域拥有一席明确的位置和人生方向，既有的规则和义务支配着个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一样，被认定为不言而喻和天经地义的真理，个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不会产生个体生存意义上危机。然而，现代社会却把个体从种种的社会依附与权威信仰中解脱出来，在给予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让个人担负起自我选择的责任，使个人倍感孤独和焦虑。尤其是身处动荡不安的20年代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中国最初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思想文化的个体人格雕像无力抵御外部世界的各种冲击，柔弱的心灵因无力承受叠加的思想文化重负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从而生发刻骨铭心的漂泊感。
从上述作品可以发现，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人生旅途的漂泊者，具有明显的波希米亚人特质。一方面，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始终指向终极意义的理想境地，正像萧涧秋所吟唱的《我心在高原》：“我心在高原，/离此若千里；/我心在高原，/追赶鹿与麋。/追赶鹿与麋，/中心长不移”(13)。另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找不到抵达精神归宿的路标，诚如萧涧秋的《青春不再来》：“荒烟，白雾，/迷漫的早晨。/你投向何处去？无路中的人呀！//洪蒙转在你底脚底，/无边引在你底前身，/但你终年只伴着一个孤影，/你应慢慢行呀慢慢行。……”(14) 尽管归宿不知何处，但一旦上路，他们就既不愿回归旧梦也不愿在现实中沉沦，想以生命力的余烬在迷乱灰色的人生发一星微光。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在获得独立意识的同时也付出了迷茫痛苦的代价，注定是从痛苦中收获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情境中，也许故乡与爱情可以慰藉他们因漂泊和彷徨引发的心灵孤寂。可是真正的故乡消失在逝去的时间里，只留存在情感的记忆和想像之中，因为它是用往昔的热情和亲人的温馨装点的地方；纯洁的爱情固然与具体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但具体的对象又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的羁绊。因此，对于漂泊者来说，故乡和爱情不过是将养疲惫心灵与回避现实的生命驿站，而不是自由心灵的精神归宿，一旦它们由想像而变成现实，他们便会感到幻灭和负重，仍将继续漂泊。正像《南归》剧中诗人的独白：“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15) 经历过芙蓉镇变故的萧涧秋依旧想漂泊：“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16) 其实，这里的漂泊更多地喻指精神归宿的迷失与追寻，因此渴望回归又无家可归、寻求爱情又逃避爱情，成为时代青年彷徨苦闷的精神表征。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漂泊和孤独，需要慰藉而又不愿失去自由的矛盾痛苦，表现出特定时代知识青年普遍性的生命体验。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瞿秋白就敏锐地发现：“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地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的智识青年。”(17) 从现实层面讲，城市文明与现代教育使他们告别了宗法乡村和传统绅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穿行在眼花缭乱的现代都市；“战争的恐怖，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使他们“歇斯替利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挽救”(18)，承受着时刻被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挤出运转轨道的生存压力。这就是说，现实社会并没有为个体化的过程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从精神层面讲，他们是身在这个社会而心不属于这个社会的思想漂泊者。尽管就理想信仰而言，五四的思想形形色色内容纷然杂陈，但是文学界的共同倾向之一，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正如当年的周作人所说：“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的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19)。然而，个人主体的启蒙话语意识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意识严重错位，他们无法忍受也不能理解现代转型过程的艰难、复杂和漫长，这使他们对启蒙思想本身也产生怀疑，甚至堕入虚无，刻骨铭心地体验到苏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凄凉。固然，这种漂泊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姿态，不过与五四先驱者相比较，他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却失去了选择的目的，因此他们的自由缺少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面向未来的自信。
20年代末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中国最初的波希米亚人，终究不可能成为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式的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仅仅专注于语言符号世界的密谋者和暴动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过渡时代精神歧途中的迷路人，因为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显豁的精神危机(漂泊的隐喻)和放弃自我追求的情感倾向(故乡和爱情的隐喻)。弗罗姆对于这种迷惘和逃避的精神症结有过精到的分析，他说“如果整个个体化过程所信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能为个人提供基础，而人同时又失去了那些给他以安全的联系，那么，这一脱节现象就会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时的自由就会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等同于一种失去意义和方向的生活，从而产生强烈的逃避自由的倾向(20)。这种精神症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安于思想漂泊，也不可能承受生活的无意义和生命的碎片化，而是驱使他们必须寻求到一个安身立命的乌托邦想象，以此支配他们的社会行为。或许只有如此，无法直面现实的生存重压、生命意义的支离破碎和个体自身的无能为力，才统统可以在想象乌托邦中得以解决。因此从渴望寻求精神归宿的角度讲，他们与左翼运动同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事实也证明，他们为了解决精神苦痛，即使是付出失去个体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三 人生幻灭感
相当有趣的是，对于爱情，上述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男主人公明显不同。男主人公的生命要义是理想追求，而爱情则是生命驿站。对于他们来说，理想与爱情可以是生命中的两个方面。由于生命要义重于生命驿站，所以他们的人生幻灭感，多出自于理想追求被现实挫败而导致的精神危机。然而爱情之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蚀》中的女主人公，犹如理想之于她们一样，也就是说，爱情与理想在她们的生命中合二为一。因此她们既是爱情追求的失败者，又是理想追求的失败者。换言之，莎菲、静女士和章秋柳等都是找不到理想爱情的人生失败者，她们的精神轨迹是空虚——追求——幻灭，因而爱情生活则可以视为这种心迹的整体性的隐喻。
所谓爱情幻灭，意指曾经拥有的爱情希望和理想犹如水中月和镜中花一般地消失。从精神承袭的角度讲，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无疑是现代文学精神发展与变异的产物，与五四前期女性人物相同的是，她们都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需要用爱情来填补生命意义的空落；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既不是冰心笔下的圣母贤妻，也不是庐隐笔下的患有“哲学病”的女学生，更不是冯沅君笔下为爱而死的新烈女，而是既鄙视世俗又无法抵御感性生命的冲动，既执着地寻觅人生理想却又找不到生命意义的新女性。这类形象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丁玲笔下的莎菲，她坦然承认自己一度爱上了凌吉士，被他颀长的身躯、嫩玫瑰一般的脸庞、柔软的眼波、惹人的嘴角以及风流的气质所吸引；但他思想上极端的功利主义和身上浓厚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活气息，却与自己的浪漫理想主义与小布尔乔亚情调格格不入。而一直深挚地爱着她的苇弟虽然真诚和善良，但既缺乏凌吉士身上致命性的吸引力，也不理解莎菲的情感孤独，所以她没有爱的激情。莎菲只有南下，摆脱这个令她伤心失望的城市，以将自己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如果说五四前期文学中的精英女性形象，满怀乐观地极力争取爱情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么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是拥有自由权利而丧失了可选择的理想对象，并对自己失去了选择对象而感到悲观失望，甚至于幻灭。
应该说，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们的爱情观，开始走出五四女性爱情观的浪漫理想主义迷雾。爱情原本具有一种审美化、理想化的力量，这是人们共通的青春期经验，而五四女性的浪漫理想主义尤其将爱情审美化和理想化，其标志就是将男女情感奉为至尊的价值。这种爱情观认为，只有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爱情必须表现为理想的情感形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否则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只是无意义的生物行为。这种浪漫理想主义的爱情观拒斥个体感性生命。莎菲作为五四精神的合法继承人，继续寻求爱情的感情意义，并且把理想爱情视为理想人生的象征，但是她同时也听从感性生命的诉求，大胆地进行身体叙述。然而，她走出了原来的迷雾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当她找不到理想化的爱情对象后，便堕入虚无，深感人生的幻灭(21)。
问题在于，20年代末的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等女性的幻灭感，为什么会超出具体的爱情范畴而上升到生命意义范畴，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形成一种弥漫性的思想情绪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她们将爱情视为最切己的生命要义，而且关键之处在于，这种爱情追求的失败又从深层上涉及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伦理自身的困境。五四前期女性如庐隐、冯沅君等在作品中所吁求的权利，更多的是一种外在性的自由权利(liberty)，即限制人们自由的社会制度、政治行为和文化习俗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尽管过程艰苦而漫长。而五四后期丁玲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已经获得了外在的自由，她们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遇上了无所适从的内在性的自由(freedom)。限制人的内在自由的是人自身，而人自身是很难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是人的有限性造成的(22)。从外在的思想文化禁锢，走向内在的个体激情与感性的禁锢，这是现代启蒙思想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找不到超越内在自由的方式，个体生命则处于人的有限性与生命理想欲望的悖论之中，深感苦闷甚至悲观失望，丁玲和茅盾笔下的莎菲和静女士、章秋柳就是如此。
刘小枫先生认为，前人已经提供了两种超越内在自由式的生命困境的方式：一种是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的道德寂静主义，另一种是把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理想中去的道德理想主义(23)。显然，丁玲等最终选择了后者。一方面新的理想主义提供了关于人的生活意义和世界存在的理由，可以成为维系自由个体孤立无依心理安全的纽带，从而给自由个体提供精神的归属；另一方面，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既为个体知识分子从集体意义上获得力量，更符合他们群体自觉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即知识分子群体的自尊需求。故此，从心灵逻辑讲，这些作者很快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便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人生选择。综上所述，我们从四部作品中惊奇地发现，一方面是20年代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在惊人地成长，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在20年代末期动荡社会中软弱无力。包含社会疏离感、精神漂泊感和人生幻灭感三重意蕴在内的心灵危机的症结，主要在于20年代末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观念，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发生错位，从而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问题。从这种精神危机的心灵现实切入，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当时知识青年中的普遍性精神苦闷的具体意蕴，还可以清晰地触摸到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内在思想路径，并且感触到这种裂变所蕴含的意味深长的思想史意义。
注释：
①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②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④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⑤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⑥茅盾：《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39页。
⑦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⑧“差异比较”是怨恨的基本特征之一，意指在一个比较的社会体系中，当怨恨主体发现其选择的比较对象和自己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在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等方面影响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时，怨恨便会初现端倪。见张凤阳等编《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⑨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⑩“单向作用”也是怨恨的基本特征之一，意指无论是在怨恨的发生之中，还是在怨恨的转化之中，怨恨者很少是自我埋怨，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怀有这种情绪，而大多是单向性地把对方当作唯一的对象。见张风阳等编《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1)(13)(14)(16)柔石：《二月》，《柔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第118页，第27页，第138页。
(12)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15)田汉：《南归》，王嘉良、颜敏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17)(18)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中)，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19)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20)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5页。
(21)需要说明的是，莎菲的幻灭是由于追求不到灵肉一致的理想爱情，这种幻灭与后现代的虚无不同，后现代是通过性爱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的真相，不但把激情从性爱中驱除出去，甚至于将一切意义的寻求看成是自欺欺人。
(22)(23)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