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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相当活跃。近一段时间，它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我经过多年的实际接触，特别是亲身参加了2000年在纽约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千年论坛”后，有一些以下看法。
一、发展历程
19世纪中叶后，在欧美出现了一些有国际影响、不谋求商业利益的社会团体，其中有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红十字会、基督教会的若干分支，如教友会(QUAKERS)、卫理公会(METHODISTS)、方济格会(FRAN-CISCANS)、男、女青年会等；开展不限于宗教事务的国际活动，主张和平、友好、合作，主张人类大同的万有神教(BAHA'I)国际联盟、联系地方社会贤达、倡导职业道德的扶轮社(ROTARY)、强调思想觉醒以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重整会(MORAL RE-ARMAMENT)、提倡作家合作的国际笔会、主张学习教学和科研自由的世界大学服务会以及早期维护女权的妇女团体等等。至今，这些组织大都仍在继续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有所提高，各种非政府组织纷纷涌现。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同各种非政府组织磋商有关事宜，肯定了它们的作用。据此，国际性的和个别国家内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经联合国批准，可在经社理事会享有咨商地位，如出席有关会议、发言和提交文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1400个非政府组织享有此种咨商地位。
国际上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国际舆论经常作出强烈反应。许多非政府组织因而进一步产生，并反过来影响公众舆论。60年代，“大赦国际”的创始人为在种族主义南非、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和匈牙利事变中“受到政治迫害”者辩护，从而在国际上名声鹊起。70年代，欧安会关于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议定书、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以及智利军事政变等事件发生后，“人权观察”非政府组织等应运而生。在这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扩军备战，激烈对抗。许多国家出现了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参加了联大裁军问题第一、二、三届特别会议。70年代，在西、北欧出现的绿党非政府组织，后来发展起来，成为世界性的环保运动。
随着国内民权、反战与要求国际合作的呼声增强，欧美和日本的非政府组织也逐渐多了起来。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交往进一步频繁。联合国组织了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人权、妇女、住房和贸易发展等一系列世界范围的大型会议。非政府组织更加活跃，作用更为突出，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作出了贡献。90年代，国际性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达两万多个，国内的更多，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小部分产生在发展中国家。
几年前，由若干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成立协商理事会，发起“千年论坛”，邀请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参加，并先后在西欧、美、加、澳、东亚、中亚召开了一系列地区会议，造成不小的声势。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大力支持下，“非政府组织千年论坛”（以下简称“论坛”）2000年5月22-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论坛”涉及问题颇多，包括和平、安全与裁军、消除贫困、人权、可持续发展与环保、全球化的挑战、联合国机制的加强和民主化等。这是非政府组织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集会。
二、联系广泛、方式灵活
“论坛”活动有自己的特点。会议通知经网络向全世界发出，愿参加的非政府组织也用网络申请。接到邀请者可以出席。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北美、欧洲、拉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日、韩、印度、菲律宾、缅甸）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中有著名的团体，也有不常露面的组织。各种会议的召集人都是长期在非政府组织国际圈子里活动的社会活动家。更多的人则是第一次到联合国总部来参加此类会议。
出资赞助者有50余家国际社会团体，包括：万有神教国际联盟、扶轮社、“社会首脑企业理事会”（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任主席）、前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全球能源网络学会、“睦邻国际”、“世界联邦运动”、国际护士理事会以及总部设在尼泊尔的“农村重建”等。加拿大、瑞典、法、英等国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在“论坛”开幕式上讲话者有：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世界医生”副主席、“联合国发展机构阿拉伯海湾分支”主席沙特亲王、“全球行动议员团理事会”主席和“第三世界网络”执行主任。
专题大组和小组会上的发言激昂慷慨，涉及内容广泛。有的学者尖锐批评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有的团体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事实，更有不少代表对联合国的改革提出意见。还有人强调，弱者群体受到保护不够，要求各国支持保护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指责美国政府拖延缴纳联合国会费。此外，有人肯定北约对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有人则坚决反对，并称，如“论坛”宣言坚持提科索沃和车臣，他们立即退出“论坛”。来自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的代表分别申诉他们要求自决的观点。
“论坛”宣言草稿在会前便准备就绪。人们可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意见，或通过网络、会上发言、书面或口头告知起草小组或会议召集人，或直接在起草小组上提出意见。各种会议日程安排得很满。起草小组于中午和晚间举行，对所有与会者开放，实际只有少数人参加。起草文件的讨论气氛热烈，常有争论。有时主席征询对某段的意见，一些人大声喊YES，另一些人则高叫NO。声音大者形成多数。起草小组公开会议并不拍板定案，还有不公开的小核心人员则可定稿。然后送交闭幕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鼓掌通过。
“论坛”闭幕式上，核心人物正式在主席台上排队亮相，“论坛”主席为万有神教国际联盟年迈的主席。十余个召集人和起草小组成员，均是中青年知识精英。这些人主持大组和小组会议的表现，说明他们有系统的见解和较强的组织能力。他们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骨干。
三、政治观点的倾向
非政府组织虽各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当前的国际大气候下，“论坛”通过的“我们人民千年论坛宣言和行动议程”（以下简称“宣言”）和一年前非政府组织在荷兰集会通过的“21世纪和平与正义海牙呼吁书”（简称“呼吁书”）体现了它们总的政治倾向。
1.强烈要求实现和平与消除贫困
“宣言”指出，大批平民在武装冲突中丧生，消除核武器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应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要求的“免后世再遭战祸”及不使用武力原则。“呼吁书”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显然未能在避免冲突、保护平民、制止战争、根除殖民主义、确保人权和创造永久和平的条件方面履行它们的职责”。
“宣言”还指出，全球化为“世界村的全体居民提供了实现空前繁荣的机遇，也是经济和军事强者控制弱者的过程，加剧了国内和国际间的不平等。全球化应使所有人受益，人民应处在中心地位，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现有世界经济秩序造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困的空前加剧，使人权遭到最严重的、最不公正的侵害。”
2.提出一些较过激和不现实的主张
“宣言”提出：经济增长不会自动消除贫困，需要重新分配财富和土地，普遍实施免费教育，要求联合国建立“全球消除贫困基金”；
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债务；
监督政府履行义务，建立企业家、劳工、地方当局和科教工作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使穷人有机会发表意见；
为了更有效地制止冲突，联合国应建立至少有50名受过职业训练的专家参加的“调解团”；
确保各国军队不使用地雷等“滥杀无辜”的武器；
安理会的否决权是“强权时代”的产物，最终应予取消；
考虑成立与联大相对应的“各国议员大会”，开始由各国政府从外交人员和议员中挑选任命，以后转变到由各国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最终取代联合国大会。
3.关于“人道主义干涉”
“宣言”初稿完全肯定“人道主义干涉”的必要性。经过争论，“宣言”最后稿表示：“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不应进行武装干涉；一旦国际社会提出要求，干涉应当停止。”
“宣言”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禁止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不容破坏；同时又要求设立由独立专家组成的“人道主义委员会”，与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处一道工作，委员会的职责是评价“人道主义行动必要性”，并建议采取对保护战时平民的措施。
4.要求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关注的重点是突破联合国宪章第71条关于咨商地位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安全、裁军等领域。此次“论坛”宣言明确要求准许非政府组织进入联合国所有机构和会议，并表示要成立“全球民间社会论坛”，享有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
“宣言”认为，国家的作用在削弱，非政府组织应对政府施加压力，督促政府实现所承担的义务。
“宣言”还要求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建立同非政府组织磋商的机制。
5.基本价值取向
“海牙呼吁书”认为，应按照人和环境的需要，而不是从国家主权和国界的角度，来重新为安全定位。人的安全和所有人享有一切人权，至为重要。
“宣言”称，理想的世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真正民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充分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都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分享一个公正持续发展与和平的世界。
四、多元社会的一部分
总的看来，非政府组织有以下一些特点。
同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利益集团相比较，非政府组织的名称虽不同，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集团。其特点是，不但关心本身的物质利益，更多强调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它们不直接从事谋求利润的商业活动，同公司、企业拉开距离。它们也与政党不同，并不准备当政，但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通过游说等方式，向当政者施加政治和舆论压力，要求政府接受它们的主张。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属于一种“宣传使命型”(PROMOTION-AL)的利益集团。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非政府组织限于关心部分社会群体的权益和主张，活动较分散。二次大战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扩展到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公众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的关心，意识到战争与和平、经济发达与落后、社会是否公正对本身权益的影响，也看到个人及群体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冷战后，各种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强联系，活动的力度加大，逐渐形成了某种国际“压力集团”。“千年论坛”意味着，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有一种趋势，为了提高自己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地位，为了适应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作用的舆论，非政府组织在努力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GOVERNANCE)，几年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将非政府组织称作“平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三个主体之一，其他两个主体是新闻媒介和企业界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提交给“首脑千年论坛”的报告中，强调“平民社会”、私人企业、议员、地方当局等方面的参与，是实现“良政”的需要，在打着世界人民的旗帜向政府施压方面，联合国高级官员与非政府组织在一唱一和。
非政府组织五花八门，政治倾向各异。总的讲，它们的活动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从某个层面，某个角度体现了人民群众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和愿望。它们大都促成了某种国内和国际气候，以维护特定社会群体的主张为宗旨。不少组织掌握有自己专业范围的第一手材料，拥有才干出众的骨干，形成独立见解，受到各方重视，但其活动开展程度常有赖于得到多少资助，从而受制于人。为了政治需要，某些别有企图的人，假借非政府组织的名义，进行各种游说。
这些组织一般比较松散，常常只有少数积极人员作为骨干，没有固定的成员。有时跑在前面，声势很大，有时则为他人呐喊。一些组织如大赦国际、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组织(MINORITY RIGHTS GROUP)等，每年拥有超过千万英磅的预算，设有主席、秘书长、书记处和相当规模的办事机构，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有的组织，如“全球行动议员团”(PARLIAMENTARIANS FOR GLOBALACTION)，则得到西北欧一些政府的支持。
西方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团体开始时大多以家庭、亲属、部族、语言等为基础，属于“自然状态型”(NATURA)，与发达国家“共同目标型”(ASSOCIATIONAL)社会团体不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代表工业化力量的新兴利益集团，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特征。西方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里出现的新兴“平民社会”，将它视作向“共同目标型”的转变，是“民主化”的开端。当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受到当权的传统势力的压制时，西方国家则称他们为“人权卫士”。
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在国际上与本国政府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权益和主张，有的则重点批评本国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基础、国内和国际影响，不宜只看到某个和几个非政府组织在某些问题上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从整体来审视，非政府组织是资本主义多元社会里一个重要层面。既联系群众，又同上层社会保持各种关系。对本国政府有监督和制约作用，但由于价值观的同一性和物质力量的局限，它们一般不会走得太远。
由于国情不同，非政府组织与我国的人民团体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不宜用传统的眼光看待它们，得出完全否定或肯定的结论；也不宜将这种组织移植到我国来，同国际“接轨”。我们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同各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作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
对2000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千年论坛”，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联合国协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中国残联、中国老龄协会以及中华环保基金会等7个人民团体申请参加，均收到邀请书。1999年，中国一些团体还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千年论坛”地区会议。中国各团体的代表在两次会议上与会议的组织者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参加了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广泛接触了各种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同本身对口的非政府组织，利用了各种机会介绍中国的观点和各方面具体情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尽管与会者的背景各种各样，有相同或不同的观点，我们与他们都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情况和看法，这大大有利于增加相互了解和探讨继续交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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