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挑战考验中国新农村建设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中国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之年。中国政府为增进农民福祉勾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蓝图，成为新年伊始一道异常亮丽的风景线。
中央决策层提出改革开放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共享。对此，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九亿农民能否真正从中国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整中获利，是今后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三农”问题积累多年，远不是一个蓝图、几个文件、几项改革政策和几千亿元投入所能解决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民人均收入连续七八年低速增长，农民增收进入最严峻的时期，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人们更加关注：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事情抓起，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破题？
免除千亿元农业税：财政缺口如何解决？
2006年1月1日起，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中国政府加快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步伐。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农民的负担减轻时，以农业税作为主要来源的乡镇财政收入亦受到巨大冲击。
权威人士指出，按农村税费改革前1999年农民的负担测算，废除“三提五统”、减免农业税相当于减轻农民负担共计1050亿元。当然，取消农业税，也意味着乡村财力大大减少。
一些村干部向记者反映，取消农业税后，他们一方面要扛着旧债还利息，一方面还要为修渠、修路等农村公益性事业四处筹措配套资金，真是“旧账未了又添新债”。
越是经济落后地区，乡镇财政收入对农业税的依赖性就越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提出，要慎防“县级财政成为要饭财政”。
从中国的现实看，不能苛求中央财政包办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对此，有关部门曾做过测算，仅仅针对农村道路、饮水、通讯、通电、燃料、改厨、改厕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改造，国家就需5万亿元的投资，而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很保守的。
那么，基层的财政缺口如何解决？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明确表示，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完善。减少的税收收入，80％左右由中央财政承担，20％左右由省级按照一定的政策承担。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将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要高于上年，这显示财政分配体制在发生重大变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列举了一组数字：我国有66万个行政村，若保证一个村5万元，需要330亿元；3.6万个乡镇，若每个乡镇转移支付200万元，总计就是720亿元，两项合计是1050亿元。他指出，乡村两级的实际运行费用，从总量看是基本有保障的。这千亿元钱真能下去，乡村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特别是一些最基本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转移支付必须确保足额及时到位，要用在乡村，不能被挪用。
税费改革后，农民还用出资出劳吗？对此，权威人士指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引导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如兴修农田水利公共设施建设等投工投劳，这不是加重负担。
解决资金的大缺口，必须形成合力。地方财政同样应负起责任，各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国家财政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硬设施发展失衡，“软设施”令人忧心：钱投往何处？
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要让数亿农民过上“现代化生活”，他们期盼什么，钱就应投到哪里。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的自主性，这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刘义杰说，改革这些年，农民吃穿好了，但“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几十年都没有变。他过年回家，常听到村民为“夏天开不动空调，冬天暖不了冷炕”烦闷。“没辙，在农村这些事一家一户无法解决！”
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折射出农民期盼的程度。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全国农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工程配套率不足70％，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5％左右。
硬设施的发展失衡，“软设施”的比例同样令人忧心。目前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山东临沂市砚台岭村支部书记蒋相忠说：“搞新农村建设，农民有三盼，一盼收入增加，二盼环境改善，三盼民主管理。同时农民也有三怕，一怕敛钱，二怕强迫，三怕折腾。”
农民们最怕农村的改革变成“折腾”。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目前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津津乐道于村庄建设外观的整齐划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指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追求“村容整洁”。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到底应投入哪里？中农办农村组唐仁建局长认为，当前首要的就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二是关于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围绕村庄建设、村容村貌的改善，包括如水、电、路、农村沼气建设等。而据了解，今年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和农村用户用沼气建设的中央投资将大幅增加，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生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将不低于70％。
“新农村建设中首要的就是发展生产。”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科技兴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不过，目前受科研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的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比率仍然偏低，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不畅，科技兴农还面临许多困难。
中国农村的落后，最突出的是社会事业的落后；农村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将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将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争取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机构改革如何走出怪圈？
乡镇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难点之一。随着中国农民彻底告别“皇粮国税”，人们难免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下一步农村税费改革仅从机构和人员上“落子”，会不会又步入“越改越膨胀”的怪圈？
一直以来，中国的乡官，向上承接政府机构的各项指令，向下承担几乎一切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任务，有的还要经常介入农村社会的私人事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所有的改革举措与配套措施，最终都要在乡镇落脚。
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修路、建校舍、打水井等公益事业，都是由农民们自己集资建设的。农业税免征之后，尽管对乡镇干部来说，粮食订购、棉花订购、生猪订购任务没有了，“催粮要款”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工作压力大大减轻了，这为乡镇机构改革提供了契机，但事情并非如人们想像的简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乡镇机构看起来减少了，但精简的目的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没有减少，一些地方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东部发达省份的一位省领导不久前就曾透露，某镇的镇长、书记达50多人，他感到“推进乡镇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已经不能再迟缓了。”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研究员指出，历史上宋朝官民之比曾达到36∶1，百姓们说“官多如蝗虫”。如今，有些地方农民供养的官员之多，令人震惊，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这是农民负担难以真正减轻的主要原因。如果农村基层机构不能精简，新一轮的“税免费兴”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也不能完全罪责于乡官。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人们注意到，政府新成立的部门和原有的老部门都在乡镇发展了自己的“脚”，这就是乡镇的“七站八所”。人多了，吃饭的钱从哪里来？上面没有给，当然只能找老百姓要。
乡镇职能的错位现象，在农村税费改革进程中凸显出来。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使得乡镇正在做的，很多是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
那么，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角色究竟该如何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定位一定要明确。过去我们有过很多经验教训，一些地方的县乡政府没给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看成是投资主体，片面注重招商引资，为企业搞贷款作担保，负了很多债，相反在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如是说。
如何减呢？中央党校曾业松研究员建议，一是减机构，减掉重叠的不必要的机构；二是减人，科学设置职位，把多余的人员引向中介服务等其他行业；三是减事，把政府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剥离出来；四是减权，要减去乱收费、乱罚款的权力。
对此，中国高层人士明确指出，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调整乡镇在经济管理上的职能。切实把工作重点从直接抓招商引资、生产经营、催种催收等具体事务转到对农户和各类经济主体进行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以及营造发展环境上来。同时要努力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乡镇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要合理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活动，实行分类管理。权威人士表示，公益性的，要强化服务功能，经费主要由财政保障；经营性的，要强化自我发展能力，逐步走向市场。要通过整合现有事业站所，提高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快事业单位整合，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农村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才能最终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攻坚“软肋”：农村改革如何突破“深水区”？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掀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一场涉及到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
长期以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和金融对农村的支持不足。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6.34％；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55％。农村在上述各项资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与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相比，显然很不相称。如何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是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条件。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还有多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数据显示，1990年，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和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占75.56％和20.22％，而2004年这两项指标已变为59.45％和34.0％。这表明，就业结构和收入来源的变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日益重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地拨几袋水泥修几条路，改造几个厕所，应优先考虑的是打破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设定的种种制度壁垒。如户籍制度、社会福利的社区自我供给制度等。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针对三农的资源配置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浪费性的。
曾以GDP论英雄、以招商引资论政绩的干部考核体系如何改革？一些专家提出，农村综合改革应重点突出两大目标：一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本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在搞项目，大都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配套和落实。这种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推动，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现层层截留和挪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一些调查发现，有的政府支农项目最终到农民手里，只剩下实际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因而必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农民收益落到实处。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文化方面。城里人花上百八十元看一部进口大片是件寻常事，而中国很多乡镇电影放映队早已纷纷解散，农民常年看不到一部电影；当中国年出版图书约17万种到19万种时，其中有关“三农”的图书却不到4000种……农村文化建设长期停滞不前，有的还出现滑坡。2006年1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将支持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发行文化服务网络”……无论如何，为农民提供健康而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毕竟，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民不能只是“富了口袋”，而“穷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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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设新农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条件较差，经营管理也较粗放。加快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推广良种良法，发展农业机械化，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既是现代农业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建设新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必须挖掘农村内部的潜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增产增效、提质增效和节本增效；必须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建设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建设新农村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村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建设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了这个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范围，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让广大农民能够像市民一样拥有洁净方便的自来水、清洁的燃料、整洁的厨房、舒适方便的卫生条件和平坦的道路。
(原载2006年3月1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