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7月8—9日，国际精神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 ory)在英国伦敦成立。来自书籍史、文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艺术与音乐史、哲 学史及科学史等领域的32位英、美及欧洲大陆的学者参加了成立大会，经讨论决定设立 一个常务委员会来管理学会，由英国的布莱克韦尔教授(Constance Blackwell)进行协 调，并由他负责编辑学会的会刊。国际精神史学会成立后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 拥有会员400多人。本文将主要依据该会成立以来所出版的会刊以及由该会主办的一系 列学术活动，来探讨当代西方精神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动态，以期对我国的 史学理论建设有所启迪。
一、精神史的研究对象
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在西方史学界一直是一个含混不清、莫衷一是的概念 。因此，为了避免不欢而散，国际精神史学会在成立之初便立下了戒律：本会无意主张 精神史只有一种形式。(注：Constance Blackwell,“Editor's Letter,”Internation 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ed.,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 .5.)虽然如此，从该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文来看，西方精神史学界对精神史的研究对象还 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精神史所探讨的是跨学科领域的问题，它可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其视野同时又 超越了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研究领域。美国《观念史杂志》总编、精 神史学会元老凯利(Donald R.Kelley)教授将精神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归纳为“哲学、文 学、语言、艺术、科学及其它学科”，包括“哲学史(广义的)、文化史(狭义的)，或更 有争议的表述如观念史、思想史、人文精神、意识形态；更为现代时髦的类似表述则有 心态以及最近流行的文化记忆”。(注：Donald R.Kelley,“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tellectual Histor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13.)具体而言， 精神史还可涵盖学术史、书籍史、图书馆史、心理史、宗教史、文学史、比较文学、美 术史、音乐史、教育史、科学史、民俗史，就连史学史本身也被视为精神史的合法领地 。上述有些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等本来各自拥有自己的学科传统，但精神史仍可从 跨学科的角度、以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强烈关注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剑桥大学历史系的帕登(Anthony Pagden)提醒人们注意精神史的独特性。他写道：“ 新的精神史当务之急以及本学会无疑可以有所作为的方面就是确定精神史的身份，它既 不等同于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心目中的哲学史(尽管我相信它是我们最亲近的盟友)，也不 等同于英、美大学专业学科中的政治思想史。新的精神史自然也不能只是洛夫乔伊(Art hur Lovejoy)最初设想的复兴……。”(注：Anthony Pagde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15.)其实，帕 登在此不是要否定精神史与传统的哲学史、政治思想史、观念史等领域的关联性，他要 强调的是精神史在这些传统的领域里另有所求。凯利为他一语道破：“精神史重视的不 是公认的行为、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不是这些东西的综合，而是人类 文化的产品(the creations of human culture)，是对此文化的人性化的阐释(human i nterpretations)。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概念及理性的思辩，而且要关注其它层 面的语言学意义……。”(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 s?,”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47.)与此同时，精神史不仅应研究“伟 人”的思想，而且应重视小人物的想法；不仅应探讨观念本身的内涵，而且应考察观念 如何被书写、被阅读、被传播、被接受、被利用。英国学者斯帕达(Marina Frasca-Spa da)十分生动地把她心目中的观念史描述为“人们手中的书的历史，即人们如何读书、 谈书、也许还评书、从书中借鉴观察和感受事物的方法、甚至从书中撕去整页整页的文 字”。(注：Marina Frasca-Spada,“Note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History of Ph ilosophy,and 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30.)
西方精神史研究可溯源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学者洛夫乔伊大力倡导的观念史(hist ory of ideas)研究。洛夫乔伊首创“单位观念”(unit-ideas)一说，提出观念可以从 历史时空中分离出来，而无须考虑其时代背景与作者意图。为了推动对纯粹观念的研究 ，洛夫乔伊还创办了著名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一 时间，观念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观念史研究渐渐被边缘化。史学界开始批判“观念史”研究 的局限性，认为它只关注抽象的概念和少数精英的思想，满足于探讨一个思想家对另一 个思想家的影响，忽略了观念的社会背景，忽略了大众的思想状态，因而难免流于浅薄 。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史”(history of intellectuals)、“心态史”(history o f mentelités)以及“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研究便应运而 生。所有这些派别都重视社会大众的习俗与精神世界，重视渗透全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 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样，精神史的研究范围便从狭窄的观念史扩展到文化的各领域。
其实，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与60-70年代法国史学界费弗尔等人所倡导的精神状态史有 密切关系。精神状态史学家认为，精神状态是构成历史现实的主要因素之一，历史学家 应该重视研究意识形态、想象、神话、思想、概念、习惯、礼仪、信仰、梦幻、时尚等 等人们精神世界的东西，应该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想象世界予以同等的注意，只有 这样才能写出表现人类生活全部层次的总体史。(注：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 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8页。)今日西方所谓精神史其实可视为精神状 态史的自然延伸。
不仅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与60-70年代美国和法国兴起的心理史学 也有天然的联系。心理史学把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历史研究，探讨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个人 和群体的生活。90年代以来的精神史学家虽然不再迷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但他 们对个人与群体精神现象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有趣的是，当今的精神史学家们似乎不愿与当年的精神状态史学派和心理史学派混为 一谈。在追述精神史的前身时，他们更愿意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活跃于西方思想史研究 领域的美国学者洛夫乔伊为鼻祖。
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史学的研究方法都适合精神史研究。但精神史因其研 究对象的特殊性，也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
首先，精神史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凯利在《精神史的不同研究方法》一文中指出 ：“精神史不可救药地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注：Donald R.Kelley,“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tellectual History,”p.13.)精神史学家必然要涉及经济学、社会 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特别是人文学科不同领域。对此，帕登回应道：“只有当 古典派同现代派交谈，当科学史学家同音乐史学家交谈时，精神史学家才能真正有所作 为。”(注：Anthony Pagde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p .15.)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具有关联性，当代的学科分野在近代和古代并不存 在；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往往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一个领域里的发现往往 影响他们在另一个领域里的探索。不仅如此，精神史学家还应该超越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局限，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注：John Christian Laursen,“Intellectual History in Political Theor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19.)东西 方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互动值得重视；而在西方文化内部，跨越国界的文化传播就更频繁 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国思想界相互启发、借鉴，这是欧洲近代文化史的一个 重要特征。正因为此，精神史学会特别提倡要加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 之间的交流。德国学者施奈德(Ulrich Johannes Schneider)的观点可以用来恰当地概 括西方精神史研究的跨学科、跨文化取向：“精神史领域的任何研究兴趣都起于某一学 科视角，比如哲学视角；因而它必须克服这一视角，以便将它纳入精神史的更大的视野 ——无论这一视野多么模糊。无论如何，精神史决不应等同于任何一个学科的任何一种 历史，甚至不等于哲学史。它必须同时是跨学科的、跨国界的、整体的和比较的。”( 注：Ulrich Hohannes Schneider,“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 osoph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28.)
其次，精神史基于对文本(text)的阐释。可以说，文本是精神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根本 途径。按照意大学者托塔洛罗(Edoardo Tortarolo)的定义，文本(文字的，或图象的) 即历史上的人工制品，在时间的长河中创制，且先于或后于其它文本。同时，文本与历 史问题相关，对于它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存在一个非文本的现实(non-textual reality)，此一现实实为历史学家从现在向过去的投射。(注：Edoardo Tortarolo,“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 ,p.18.)
精神史学家所探讨的文本并非某种绝对客观的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严密分析的物质 对象。凯利引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话指出：“哲学最终诞生于其中的物质材 料与科学无关，也与解释无关。它是比喻性的，象征着希望与恐惧，充满了想象与暗示 ，不可混同于心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中的事实。与其说它是科学，不如说它是诗歌与戏 剧，与真理和谬误无关，与事实的合理性或荒谬性无关，正如诗歌与这些东西无缘一样 。”(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N ews,No.1,autumn 1996,p.46,in 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New Yor k,1920),p.33.)基于此，凯利认为精神史学家不可能获得某种超验的、纯粹的真理，他 所做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或几个视角来阐释文本。而阐释(interpretation)与解释(expla nation)是有实质区别的。凯利赞同尼采对阐释与解释所作的区分：“不存在什么原本 的事件。实际情况是经由一个阐释的主体所选择和汇集的一组现象。是阐释，而不是解 释。不存在所谓事实，一切都在变动中，不可掌握，不可捉摸；最为持久的是我们的观 点。意义的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对旧的阐释——现已变得不可理解，其本身只 不过是一个符号——所作的新的阐释。”(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 istory of Ideas,”p.46,in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cited by Lependi es,op.cit.,100.)可见，解释致力于揭示事物的原本状态，而阐释却是要质疑把握事物 原本状态的可能性，它所要强调的是阐释主体对外在对象的有选择的观察视角与创造性 的重构。
那么，精神史学家在阐释文本时是否享有无限的自由呢?精神史的文本是否可以完全等 同于诗歌文本呢?对此，凯利有所保留。他认为，适用于审美活动的“接受理论”不能 不加限定地运用于历史文献的解读。而且，“作者的意图”(authorial intention)在 诸如科学史或政治思想史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至少是“一个必要的虚构”(a nec essary fiction)。(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p .47.)凯利似乎是要在作者的原始意图和精神史学家的阐释意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他 写道：“对于精神史学家的目的来说，任何把原始作者与其后世分离或对立起来的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p.48.)
不过，凯利始终特别强调的是精神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阐释。他提醒研究者，我 们不能不面对无法深入“语言的背后”(behind the back of language)这一现实；我 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所谓不受语言或文化限制的“独立的对象”或“自主的作者”之 类的假设；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意义与作者意图等同起来，这不仅因为语言与修辞传统的 威胁，而且因为精神史既关心文本的创作，也关心文本的阅读，或者说，既关心观念和 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也关心对它们的接受与扭曲；而且，在追寻意义的时候，我们也无 法摆脱性别与阶级利益以及政治倾向，所有这些都已嵌入语言之中，并且将语言与生活 联系起来。(注：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p.49.)
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就是将文本与背景(context)结合起来。60年代，精 神史曾经是众矢之的，被抨击为“内部主义”(internalism)、“唯智主义”(intellec tualism)，因为它只注意理论与学说，忽略了社会背景以及学者团体的社会功用与形式 。它被指责为“精英主义”，因为它只注意著名作家，著名作品，著名传统，但很少注 意地方传统、大众文化以及对作品的接受与批评。它被攻击为“纯粹主义”(purism)， 因为它视作品的精神内容为某种独立于写作方式与说服类型之外的东西。(注：Nichola s Jardine,“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ntellectual Ne ws,No.1,autumn 1996,p.33.)就观念史而言，过去的精神史学者视观念为某种“心灵与 心灵之间、山峰与山峰之间”自由交流的纯粹的东西。峡谷和丘陵无人问津，或用来从 远处舒适地眺望；偏见可以为理性克服；“意义”总是被善意的受过人文教育的人士理 解；“神话”正在消逝；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心理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总是受到控制 ，或至少可以被安全地忽略。(注：Kell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 deas?,”p.42.)
基于对过去精神史局限性的认识，今天的精神史学家一致强调背景的重要性。施奈德 写道：“哲学家并不只是‘持有’观点，并不只是理论家、体系的建构者或作者；相反 ，应该强调的是，他们都是必须放在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学术背景中加以理解的思想 家。”(注：Ulrich Hohannes Schneider,“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p.28.)托塔洛罗也认为，精神史学家的首要兴趣应该是“文本与经验 世界之间的关系”。英国剑桥大学的贾丁(Nicholas Jardine)教授呼吁研究者注意“困 惑”(questions)与“问题”(problems)，而不是学说与理论。他认为，精神史学家“ 应致力于揭开笼罩在过去人们所从事的探索研究上的面纱，并发掘那些过去曾真实存在 过并被认为值得探究的种种问题”。只有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精神史学家才能“克 服背景与内容以及‘外部’(external)历史与‘内部’(internal)历史之间的鸿沟”。 (注：Nicholas Jardine,“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p.33-34.)
三、当代西方精神史的研究动态
精神史研究正成为西方史学研究领域里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学科。国际精神史学会的 成立无疑大大推动了这一趋势。该会首先于1997年12月与美国《观念史杂志》合作举办 了“传统问题”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探讨了传统的定义、传统与民族身份、传统与政治 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1998年7月，该会在德国柏林主办了第二次大型国际学术 研讨会，来自西欧各国、北美、俄国与澳大利亚的100多位学者就“历史上的终结点” 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讨论。2000年9月，精神史学会又以“转折点”为题在美国芝 加哥大学举办了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艺术史、宗教 史、科学史等领域的“转折点”问题。2001年7月，该会在剑桥大学组织了又一次国际 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著名的学术争论”，讨论的问题涉及自由与权威、争论与学术进 步、学术争论的风格与解决方式，等等。精神史学会目前正在筹备于2002年7月在澳大 利亚悉尼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现代溯源：1543-1789年的欧洲思想”。
精神史学会上述学术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精神史研究在西方各国的展开。以俄国为例，1 998年，俄国科学院的世界史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精神史研究中心”，并于1999年12 月举办了“当代精神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同年，在莫斯科还举办过“多元文化主义与 后苏联社会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在其它各国近年来也有很多，如19 99年7月在爱尔兰共和国举行的“国际文艺复兴研讨会”；在剑桥大学的达尔文学院， 有一个跨学科的史学研究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讨论有关科技史的问题；1998年5月，罗 马尼亚的几所大学与《观念史杂志》联合举办了“文化与现代罗马尼亚民族认同中的政 治问题”专题研讨会；1999年4月，美国的珀杜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举办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歌德、混沌与复杂”，探讨歌德思想对当代混沌理论的 影响。与精神史研究相关的网上专题讨论更不胜枚举。
此外，精神史的研究成果正与日俱增。据意大利学者托塔洛罗的统计，在大英图书馆 的“精神史”栏目下，最近10年出版的有关专著就达100多部。(注：Edoardo Tortarol o,“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Intellectual News,No.1,autumn 1996,p.17.)精神史学会的会刊每期都介绍不少最新出版的精神史专著，如《亚当·斯 密在他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规划一个文雅的社会》(注：Jerry Z.Muller,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93) .)、《西方精神传统的中世纪基础，400-1400》(注：Marcia L.Colish,Medieval Foun 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400-140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剑桥17世纪哲学史》(注：Daniel Garber and Mi chael Ayer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17[th] Century Philosophy,2 vols.(C 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世纪的转折：对它们的感知及其 影响》(注：Arndt Brendecke,The Turning of Centuries:A History of Their Perce ption and Effect(Frankfurt and Main and New York,1999).)，等等。精神史学会会 刊的第6-7期上还刊登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硕士、博士论文题目，如《意大利中部的裸体 ：1590-1600》、《现代早期英语日记与自传》、《培根哲学中技术的地位》、《女性 的邪恶与公共利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妇女与商业》、《女性主义与婚姻中的政治：18 50-1920》、《比利时和荷兰对实证主义的接受》，等等。此外，精神史学会的会员在 各自所在的大学都开设了许多精神史方面的课程；同时，为加强精神史学术界的学术交 流，精神史学会正发起编辑《国际精神史学家辞典》，兹不赘述。
总体看来，精神史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史开辟 了一个有意义的视野。它一方面提醒历史学家注意推动和创造人类历史的精神力量，以 便他们更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它提倡对历史文本进行跨学科、跨 文化的阐释，有利于充分发掘人类文化遗产的宝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基 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给予应有的重视。
注释：
“精神史”一词系笔者根据英文intellectual history自作主张的翻译。曾有人把它 译作“心智史”，笔者以为不是很好。第一，“心智史”一词在中文里让人读来莫名其 妙，很难推测其真实含义。第二，“心智”一词在表面上对应了英文intellect，但却 与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一整体概念的所指大相径庭；后者并非主张要对人类的心灵 、或者智力、或者推理能力的历史进行研究。与其将这个词译成“心智史”，还不如把 它译成“知识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活动及其成就的研究的确构成了所谓intellectu al history的很重要的部分，而且intellectual作为名词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当代 的intellectual history特别强调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求，而且要研究芸芸众 生的关注；不仅要研究书面的、理性的观念，而且要研究不可捉摸的想象、甚至梦幻。 可见，“知识史”也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译法。我之所以将它译成“精神史”，主要基于 两点考虑：首先，在中文里，“精神”与“物质”相对，指与人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相关 的一切东西，可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物质文明”相对的“精神文明”，而后者所涵 盖的一切行为、活动、产品正是intellectual history所要研究的对象。其次，intell ectual history研究的根本目的，诚如凯利所指出的，是要促进“人的自我认识”(hum an self-understanding)，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这一层含义正可以通过“精神史 ”来传达。那么，“精神史”与年鉴学派的“精神状态史”(history of mentelités) 是否太容易混淆了?其实，它们本来是一家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多有重叠，只 不过精神状态史注重考察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其它层面的关系，而精神史则 可探究更广阔的个体或群体精神世界的一切现象。此外，精神史与文化史(英文中对应 的概念是cultural history)也有密切关系。西方也有学者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一般说来，文化史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与从事我们所谓文化史研 究的学者往往并不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更具体地说“观念史”、或 “艺术史”、或“科技史”、或者笼统地说“精神史”，似乎显得更有学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