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不可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可行性论文,最优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4625(2004)4-0061-04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东亚金融危机、欧元的问世、美元化浪潮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关注并呼吁东亚货币合作。虽然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更具吸引力，但必要性并不等于可行性。
（一）东亚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条件
最优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是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优货币区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争论中，由蒙代尔首先提出的。此后，麦金农、英格拉姆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1.要素流动性标准
蒙代尔认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要素的流动性，即那些彼此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一个货币区。如果要素的内部流动性高，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间发生需求转移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就无需通过汇率的变动来调整，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就可以解决。要素的流动会使汇率变动不再必要，固定汇率得以维持，这样要素流动代替汇率变动成了调节机制。
东亚各国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其中人员流动的限制更是严格，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也受到各国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开放）。并且，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进一步得到加强，所以东亚不满足蒙代尔所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
2.经济开放标准
与蒙代尔不同，麦金农认为一个成功的货币区必须具有高度的内部开放性，他提出用经济的开放程度作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麦金农认为，对一个开放经济区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而对与其贸易关系不大的地区，则实行浮动汇率，此时浮动汇率有效。
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日本、中国较低，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而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特别高，宜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东亚地区区内贸易额与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很高，但1991-1997年基本持平，有些国家稍有增加，有些略有下降。区内贸易额占区GDP的比例并不高，更重要的是这一比例增长缓慢。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各国的汇率比较稳定，但1991-1996年东亚区内贸易并没有实现迅速增长，可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贸易增加的首要条件，因此不能高估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对区内贸易发展的作用。
3.产品多样化标准
凯南提出用产品多样化程度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因为产品多样化程度高，意味着出口产品也是多样的，对某些产品出口需求减少时，对其他产品的出口需求也许会很高。产品多样化国家不同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增减的相互交叉，足以消除国外需求波动，汇率的变动几乎不再必要。因而凯南认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有助于稳定国内投资和对外部冲击的调整。那些多样化程度较低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则应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国家较之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易受需求转移的冲击。
在东亚各国与地区内，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较大类似性。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仿，并且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所以他们的产业结构相近，而且他们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其出口产品大都是电子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纺织品等。
4.金融一体化标准
英格拉姆主张以金融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由暂时、可逆的扰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了利用不同渠道，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东亚的金融市场中除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的都仅限于本国范围内，亚洲美元市场也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程度较低。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以日本（东亚最发达的国家）为例，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股票和债券的跨境交易额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增长率极低，由此可大致看出，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其经济发达程度来说是很低的。
（二）东亚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政治条件
在货币联盟的历史中政治联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讨论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时必须考虑政治因素。
1.政治在货币联盟史中的作用
货币联盟的历史从整体上看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成功的例子仅为政治上先行统一的美国和德国。1842年，美国各州都在发行自己的钞票，而只有金币或银币是由联邦政府统一铸造的。由于各州银行的实力与信用差异甚大，故各州的钞票价值亦参差不齐。1863年，联邦政府为了筹措内战经费而发行“绿背钞票”（即今天人们使用的美元）后，美国才有了统一的货币，从此经济亦开始繁荣。19世纪德国的货币联盟亦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德国的兴起亦在相当意义上归功于它。货币联盟失败的例子有三：1865年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拉丁货币联盟”(The Latin Monetary Union)，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希腊组成，不过它很快就因为成员国各自执行自身的经济政策而瓦解。1873年北欧国家建立了斯堪地那维亚货币联盟，它虽然持续了半个世纪但最终还是于1924年解散。欧元之前最近的例子是1967年，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实施了共同货币，但这一努力也仅仅维持了10年(Ingrassia,1998)。从正反两方的例子可看出，在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条件时，政治有时就会起决定作用。
2.欧元建立的政治基础
威尔姆斯曾采用蒙代尔、麦金农和凯南等人的标准，对欧共体几国加以研究，以检验它们是否适合组成货币联盟，但结果是摸棱两可的。如由于语言、文化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欧共体几国的要素流动性不高，按蒙代尔的标准，应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但他们的经济开放程度很高，而且至少一些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多样化程度也很高，根据麦金农与凯南的标准，它们又适合组成货币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在经济实力上，它们难同美国竞争，在政治与军事上又难与强大的近邻——前苏联抗衡，西欧各国只有联合才能自强。而且，西欧各国的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欧洲大陆灾祸的根源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对峙，因此提出了为避免战乱而建设联合欧洲的计划。在这种氛围下，最早建立的煤钢同盟与其说是经济利益上的联合，不如说是促进法国和德国两个欧洲大国政治和解的基石。将军事上最重要的物资——煤和钢的经营置于一个超国家的机构管理之下，有助于消除两国的隔阂与戒备心。从煤钢的联营再逐步扩展到欧共体，政治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政治方面的影响还表现在欧共体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欧共体的成立，还是它的不断壮大与深化——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法国和德国的联盟都是欧洲联合的政治基础。可以说，法德联盟成为欧盟继续发展的支柱，也为欧元创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3.东亚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政治条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对于亚洲来说，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民族主义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支配下的国家间关系，其常态是剧烈的竞争，像欧洲二战前一二个世纪所经历的那样。
欧元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的衰落，就像法国和德国摒弃前嫌，携手共建欧洲一样。而这个条件在东亚显然不具备，对于欧洲来说是超越了的东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于亚洲来说，尚是奋力争取的目标。即使在最为发达的日本，民族主义也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日本之所以支持亚元，只不过是为了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亚元区，建立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日元霸权。
（三）现阶段不存在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的动力基础
从最优货币区的定义及标准中我们可看出，在那些发生不对称的需求冲击时，无需通过汇率的调节就可以缓解冲击的国家和地区间，才适合建立永久固定的汇率或单一货币。但主张在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人们却在经济与政治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反其道而行，不是在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建立货币区，而是妄图通过建立最优货币区来稳定汇率。退一步讲，想通过建立最优货币区来促进东亚的发展也存在问题，因为在经济和政治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会为最优货币区的建立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东亚地区面临汇率制度困境的主要是小国和地区，即如何选择汇率制度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1.国际金融中的“三难抉择”
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而言，它通常要寻求三个货币金融目标：(1)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以便利用利率杠杆来对付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2)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以便消除或降低由币值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和对金融体系的扰动；(3)确保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便使资本来去自由。然而，这三个目标在逻辑上和操作上却是相互矛盾的。作为国际金融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一经济体最多可以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即至少牺牲其中的一个目标）。国际金融中的这一“三难抉择”使得每个经济体只能在下述三种汇率体制中选择一种。(1)浮动汇率制。它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不要求决策者必须采取诸如提高利率的措施去捍卫汇率，从而使政府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去实现其经济目标。然而它却不可避免地要在币值波动方面付出代价。(2)固定汇率制。它在维持币值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这时利率必须成为维持汇率稳定的主要工具。(3)资本管制。它相对地调和了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但是却不得不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有所放弃，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其他一切代价(Krugman,1999)。
2.东亚小国和地区的最佳汇率制度——美元化
根据国际金融中的“三难抉择”，一般而言，小型开放经济体宜于采用固定汇率制。其经济特征为，经济规模小，开放程度高，贸易的地理集中程度高，出口结构比较单一，表现为某一关键货币所在国的贸易比重高。钉住此关键货币，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围绕此关键货币形成的货币区。其合理性不难理解，在供给或生产能力具有弹性的条件下，一国的产出乃至国民收入将取决于总需求，而总需求由内部需求与外部需求组成。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国民福利主要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变化，而固定汇率制通过增加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减少风险，能有效地稳定国际贸易流量，使国民收入得到保证。同时，由于自主的货币政策只能影响内部需求，因此对于整体国民福利来说意义不大。
东亚各小国正是希望采取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促进资本自由流动来达到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的目标，为本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因为其经济已由投入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转移，这时已无需通过政府的干预手段来配置资本以促进经济发展，良好的资本市场更重要。但东亚金融危机却显示出，一相对弱小的经济体置身于“三难抉择”之中，即使完全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标而采取固定汇率政策并全力捍卫之，另外两大目标的实现也并无绝对的保证。经济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正日益达成共识；某一经济区域要想获得固定汇率的好处，则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以限制投机行为，或是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以便让市场相信它完全能够制止住投机的冲击。如果一国不打算采取资本管制政策，较为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与美元等外币本位体制十分接近的货币局体制(Bergsten,1999a)。看来至少对一些小经济体而言，美元化似乎成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由之路了。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虽然IMF认为绝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但是，实际上除了日本实行的是真正的浮动汇率制以外，其他国家实行的都是钉住美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危机爆发时，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危机结束后，各国的汇率制度又回到了危机前的钉住美元的非正式的固定汇率制。危机后东亚美元本位制的复活，主要是由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惰性造成的，即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在东亚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贸易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而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的加大加快，独立小币种受到外来冲击的可能性大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小币种已无存在之必要，似乎正在成为共识。那些出于政治考虑而拒绝放弃货币主权的国家，有可能将始终生活在一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之中(Leddet,1999)。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看，由于现阶段不存在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的可行性，美元化看来是东亚小国的最佳选择，可以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双重目标。
3.日本的最佳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
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较小、或出口结构多元化程度高（这时钉住任何单一货币都不理想）的大国经济，自主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稳定作用要求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把货币钉住一组非贸易商品，以稳定货币的清偿能力或信誉。而多元化又意味着能有效平衡汇率变动带来的冲击，同时浮动汇率平衡国际收支功能也比小型开放经济体更为有效，从而没有太大的必要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因此，采用浮动汇率制以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要更为合理。另一方面，从平衡国际收支角度看，相对于较封闭的大国来说，汇率变化作为平衡机制对高度开放的小国的调节作用要弱得多。原因在于，如果贸易商品比重高，汇率的变化容易被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抵消。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收支平衡，可能比汇率机制更为可取。因此，大国可以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取得资本自由流动与自主的货币政策的双重好处。
虽然以日元为轴心货币建立东亚货币区对日本而言最好，但欧元的推出是在德国马克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日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成为东亚最优货币区的中心货币。一国货币要成为中心货币，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在该区域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具有较为稳定的汇率。在国家贸易中，长期以来，美元在亚洲地区唱着独角戏，日元最多也只是扮演一个配角的地位。在欧洲内部的即期外汇交易中，德国马克已经成为与美元并驾齐驱的中心货币，而在亚洲国家，本币与美元的交易占到了外汇交易量的90%以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日元将成为该地区的中心货币。日元的汇率极不稳定，波动过于频繁，日元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货币之一。因此日元不可能成为东亚的中心货币，即使想以日元为基础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也是力不从心，最佳的选择是坚持目前的浮动汇率制度。
4.中国的最佳汇率制度——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作为一个大国虽然可以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保证自主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这个大国必须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根据麦金农的市场化最优次序理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也不应该同时实行所有市场化措施。相反，经济市场化有一个“最优”次序：首先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其次才是放开国内资本市场，在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地自由化以后，政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事汇率自由化改革。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一个蛛网模型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资本流动性可能降低市场稳定性，他们的故事如下：如果在经济绩效和金融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在激励提供和反馈过程的稳定性之间有个两难冲突。激励提供能因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之间反馈的敏感性而增加，反馈过程的稳定性将因敏感性增加而降低。中国台湾、大陆和韩国的不同情形全部能用蛛网模型解释，这个故事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顺序很重要。
麦金农肯定了中国的1978-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保持了良好的金融控制。但根据其理论，中国在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应先建立起良好的税收体系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避免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弥补政府赤字。此外还要建立起良好的国内金融秩序，保证正的利率和物价稳定，因为当国内金融深化有了长足发展时，投资的质——如果不是量的话——就会大为改善。而且经验证明：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并同时保持货币控制，即保持国内价格稳定而又不诉诸直接价格控制，将实际存款（从而将贷款）利率保持为可持续的正值而同时又限制实际汇率的波动，这对经济发展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中国前两步的改革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后者，所以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根据“三难抉择”，在存在资本管制时可以实现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自主的双重目标，因此，现阶段中国不存在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仍可坚持目前的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而且中国的发展根本上不同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惟一可比较可参照的是美国。不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追求一种开放经济形式。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一定占有率，另一方面中国出口总值占GDP的20%，而20%之中增加值很低，约占30%，也就是说出口的增加值只占GDP的6%，这就意味着未来出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事实上中国当前最大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内需，扩大内部市场。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一国采取统一货币是理所当然的最优货币区，但是一国不一定满足最优货币区的理论，一些国家主要是出于历史的或政治上的原因采用统一的货币。中国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建立，在一些方面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如要素流动性低，地区间经济开放程度低，金融一体化程度就更低。在国内最佳货币区的基础营造上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却希望建立东亚最优货币区，为时尚早。因此中国现阶段最佳选择是坚持资本管制，继续实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收稿日期］200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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