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权威的价值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价值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向透视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流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管理主体，无不是在一定社会组织中对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拥有一定支配权的社会成员，并且这种“支配权”通常还受到一定法律的保护。一般地讲，传统的管理主体，特别是以“物”为管理中心的阶级社会中的管理主体，其支配权所凭借的基础通常是被私有制所确认和保护的“财产”，即“有钱就有权”，因而，其所使用的方式通常是家长式或专制式，所使用的手段也通常是强制。这时，谁拥有较多的财产，谁就拥有较大的“支配权”。进入现代管理发展阶段之后，特别是在以“人”为管理客体中心的发展阶段，作为管理主体，其“支配权”所凭借的基础逐渐转变为“智力”。于是，相继出现了拥有较强“智力”的“经理阶层”、“职业专家”等取代“财产”私有者直接充当管理主体并行使“支配权”的情形。这时，用权的方式和手段强调科学和民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管理的发展。由此看来，管理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它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管理活动必然会合乎历史逻辑地改变其自身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客体的内在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就对管理主体的传统用权方式提出挑战，那种认为“有权就有威”、“以权树威”的管理思想，再也不能适应新的管理实践的需要。因而对管理权威的价值意蕴进行正确的阐释，就不仅是紧迫的，而且是必要的。
一、管理权威的一般本质
“权威”（authority），在词源上出自拉丁文auctoritus， 意为“权力、威信、力量”。其实质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权威产生于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活动的客观需要，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没有权威，任何一个社会要保证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都是不可能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形成了最早的氏族酋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具有国家权利的性质，它主要源于管理者的崇高威望。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威主要靠国家权力来维系。被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集中本阶级的意志形成了革命的权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领袖依靠正确的领导和个人良好的素质，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
从经济管理和某些社会管理的层面来看，权威是大工业和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从发展的趋势上来看，无论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活动，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活动，由于社会化大生产本身需要互相协调和集中的管理，所以就需要有管理权威的出现。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大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1映。）。恩格斯还预见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 管理上的权威在客观上有可能日益扩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管理权威呢？
所谓管理权威，其实质是指管理者拥有的岗位权力和个人威望的有机整合，是以精神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等使人信服的威望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赋予的权力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思想、行动的一种支配力量，它具有以下特征：
综合性 管理权威是管理者的职位权和个人威望的有机整合。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巴纳德所说：“领导者把学识和才能化作组织的具体行动，对于建立起组织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不担负相应的领导责任，就不可能具有相应的权威。”（注：孙耀君等《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30页。）
组织性 由于管理权威是职位权和个人威望的有机统一，它不同于“学术权威”等其他权威，它总是与一定的组织有关。即巴纳德所说的“权威存在于组织中”。职位权是影响管理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依靠受体素质的高低，受管理岗位变化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管理者作为一个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在不断变化的。当其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角色出现即他不再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时，即使他个人的威望仍然存在，它也不再具有管理权威；另一方面，当其从原来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时，即没有相应的职位权时，他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管理权威。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正如巴纳德所言：“只有当一个人作为正式组织的（官方）‘代表’进行活动时候，他才具有权威并能发挥相应的作用。”（注：孙耀君等《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29页。）
指向性 管理权威是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承认。并非管理者只要树立起权威就能对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地点发生影响。其权威性的影响力要受到时空的局限。这就是巴纳德所说的“‘权威存在于组织中’。一个组织发布的指令只能对本组织成员发生效用，对于组织以外的人毫无作用”（注：孙耀君等《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29页。）。
从上面我们对管理权威的本质及其特征的揭示可以看到，管理权威的形成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即从社会心理过程中生成的服从于一定的管理主体的社会心理结构。因此，有经验的管理者总是致力于使他们的权力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合法化，从而使他们在管理中的权力转变为管理权威。那么影响管理者的权力在社会成员心目中合法化的因素有那些呢？一般地讲，这主要包括：
权力的正确行使。权力的正确行使主要是指管理者从权力的获得到权力的运行都要严格按照组织的程序和规范来进行，力戒尸位素餐和滥用权力两种极端，这是管理权威形成的前提条件和最稳定的因素。
管理者的个人威望。管理者良好的政治素质、品德素质、知识与能力素质以及心理和形象素质是影响管理者权威的重要因素和现实基础。
二、管理权威的价值意蕴
以上我们通过对管理活动过程中管理权威本质的揭示可以看到，权威关系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和道德化的东西。因而权威的形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管理权威只不过是这种社会认识过程的人格化，即从社会群体心理过程中形成的服从于某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社会心理结构。职位权力具有法律功能，但职位权力要想成为现实的影响力也必须在人们的心理上“合法化”。取得了一定的职位权，如果不能取得下属成员的普遍认同，一旦人们从心理上解除了对他的服从，也就无法保障其职位权力的正常运作。因而高明的管理者总是致力于使他们的职位权在社会成员心目中合法化，并通过自己个人威望的提高，使他们的权力转化为权威。这样既顺应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又有利于实现管理价值，提高管理效率，消除权力异化现象。因此，管理权威的价值意蕴表现在：
（一）顺应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起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管理学家通过美日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发现，与日本相比，美国管理的落伍，不在管理手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而在于企业文化的落后，疏忽了对“管理的灵魂与精神”的关注和把握、治疗“理性偏失症”的根本药方就是必须高扬批判“纯粹理性主义”的大旗，恢复管理中人的地位，重新确立非理性主义的管理哲学，而且要超越以往行为哲学对人的社会心理层次的关注，直接进逼到对人的行为更深远、更有力的文化价值层面。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规范和导向组织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克服由来已久的管理中主客体的对立。以80年代初美国掀起的“企业文化热”为标志，文化管理的时代已经孕育成熟。企业文化理论对企业管理的探讨内蕴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它实现了管理过程中软、硬技术的有机统一。卓越的企业文化、除了正式的组织控制之外，它引导管理者通过非正式规则的约束、文化微妙式的暗示以及集体精神的感染，来实现从硬性管理技术向软性管理艺术的转变，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管理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人的结合。因此，未来的领导者所掌握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将变得极为有限，他们所依赖的是他们正直的人格力量。这正如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所阐述的：“不正直就谈不上领导，每个领导都需要跟随者。跟随是一种信仰行为，也就是对领导者有信心。”（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第127页。）管理的总趋势是在不断软化， 传统思维中的权力观念受到了挑战，对管理者自身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所以在管理活动中，管理者不能再仅仅依靠自身的职位权去管理自己下属，而必须把用权的焦点聚集到自身素质的充实和提高上来。实现职位权和个人威望的有机整合，建立起的管理权威，顺应了这一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有利于实现管理价值
人与周围的对象世界存在着多方面的关系，价值关系便是这诸多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一般价值是指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即一切社会现象中包含的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对象之间共同具有一种特殊关系。一切价值都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我们可以将一般价值的普遍本质概括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这种效用关系具有双向性质：一方面，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够满足一定的需要；另一方面，客体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也得到一定变革或改造。同时，这种效用关系，既可是物质性的，也可是精神性的。因此，凡称之为“价值”的现象，都是主体作用客体，以及客体被主体所作用，从而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客观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普遍本质，则是贯穿一切价值现象和过程之中的“效用关系”。
作为管理哲学范围的管理价值是一般价值的特殊表现。其实质可以概括为，管理主体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与管理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关系同样具有双向性质，亦即既要满足管理主体的一定需要，又要实现以管理客体的一定认识或改造，否则使不可能产生任何管理价值。管理价值的内容包括：
管理的物质价值 管理的物质价值主要指管理活动给一定社会和人们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物质利益等方面带来的效率和效益。它是构成管理价值的基础。没有物质价值，管理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管理的精神价值 管理的精神价值主要是指管理活动给一定社会和人们在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精神利益方面带来的产品和状态。它给人们创造了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享受。人类的管理活动并不单纯是创造物质产品的行为，更不是简单的机械行为，它不仅需要精神活动的参与，而且必然产生一定的精神产品和状态，满足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
管理的人性价值 管理的人性价值是构成管理价值体系的综合，主要是指管理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在人的本质和特性方面的体现。人是参与管理活动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和客体。一切管理活动只有靠人来进行，也只有通过对人的管理才能得到实现和展开。因此，管理的人性价值实际上是管理价值的最高体现。
管理价值作为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性价值的综合，其追求的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在这里，所谓“真”是指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对其认识、思想和知识追求的真实性、真理性。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所谓的“善”是指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对其行为追求的正义性、实利性。要达到这一境界，就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所谓“美”是指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对其生理、心理和精神所追求的舒适性、喜悦性和享乐性。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形象素质。总之，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要实现管理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仅仅依靠职位权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内在素质的升华，提高个人威望，树立管理权威来完成。
（三）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所谓效率是指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工作或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之间的比例。由此我们可看出管理效率的实质是人们所付出的管理劳动同所产生的综合效益之间的一种比值。这种综合效益包括：个人、团体和社会效益，也可分为物质效益和精神效益。管理效率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效率，有其独特的个性。这表现在：
首先，管理效率指管理者运用知识正确处理问题和事务的劳动效率。这表明管理效率包含内容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同于体力劳动的效率。
其次，管理效率是指管理者自觉从事脑力劳动的效率，也即管理效率的高低，如同其他知识工作者的劳动效率一样，归要到底取决于管理者从事脑力劳动的内在自觉性及其所得的成就。
最后，管理效率是需要用学习来提高的劳动效率。由于管理效率是指管理者运用知识自觉从事脑力劳动，从而表现为正确处理管理问题和事务的效率，因而不可能是“天赋的”，而只能是一种依靠不断地学习来提高的劳动效率。
由此可见，管理效率的提高，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管理主体。因为管理者如果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就会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就能对管理客体产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极大地激发下属的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四）有利于克服权力异化现象
权力异化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直接造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等级社会；二是它以自身的特殊力量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腐蚀作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现象，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其中“寻租现象”就是权力异化的典型表现。
“寻租现象”是本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M ·布坎南对权钱交易给予的一种解释，他把价格差、汇差、利差等称为“租金”，认为这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企业为了获取“租金”，就向一些政府官员行贿，这就叫“寻租”。“寻租”是我国目前权力腐化的行为表现之一。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初级阶段，由于双重体制并存，使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仍有广泛的干预，“寻租”活动因此大量存在。虽然经济活动已经商品化、货币化了，但行政权力仍作用其间，特别是在商品交易活动中，仍然盛行行政审批、官员“拍板”现象，“寻租”活动由此产生。当经济寻租行为蔓延、泛化到行政权力所涉及的一切领域时，贿赂就公开化了。腐败现象便由此而出现。腐败是权力异化的基本形式，制止这种权力异化的产生，是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权力异化现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并导致了腐败呢？如果仅从社会原因来看，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样轻忽了道德和信念的力量。如果管理者有坚强的思想基础，良好的品德素质，不仅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确立了自己的“公仆”意识，而且耐得清贫，甘于奉献，即管理者自身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克服权力的异化现象。
总之，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管理客体的进步，管理主体在其管理心理和行为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现在：一方面，现代管理主体在其管理的心理视野上一般要比以往宽阔得多，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天地”，而是在横向上要“面向世界”，纵向上要“面向未来”，并着眼于横向为主，纵横结合的立体思维模式；在其管理的心理角度上一般已由着眼于“物”转向着眼于“人”和“群体”，并日益着眼于“人”和“群体”的深处，即“心理”，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现代管理主体在其管理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管理行为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其不再单纯凭借“权力”来支配他人，而是侧重于树立个人威望，通过激励和感化来调动下层成员的积极性，并注重培养具有一定特色和强大凝聚力的团体意识，以实现组织的管理目标。所以，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管理主体自身所拥有的职位权是其进行正常管理行为的前提条件，而管理主体自身具备的良好素质、享有的崇高威望是其进行正常管理活动的现实基础，管理者只有将职位权和个人威望进行整合即建构起管理权威，也才能实现管理主体由抽象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以达到管理的高效、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