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五”期间货币供给与经济结构变化的观察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货币论文,八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五”时期，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由复苏——高涨——调整（软着陆）的较为完整的运行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基本采取了“反周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略，并遵循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宗旨，将调控的客体目标主要定位于“需求”变量。因此，与“七五”期间的调控较多地搭配运用行政手段相比，“八五”调控更多地侧重于间接方式。其工具选择主要是运用金融手段——货币信贷政策及其操作工具，即通过把握货币供应总量、新增货币的投向投量和投放节奏，动态地改变市场中流通手段的数量和结构，调节需求总量及方向，力图达到宏观平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国家实施了以改革推动调控的战略，在“八五”中后期，根据改革目标的总体要求审时度势地推进了财税、外汇、投资、价格、金融等重大管理体制改革，使金融调控运作的环境、方式和作用力度发生了一定变化。
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结构矛盾不断出现并动态移动的结果。纵观“八五”时期，我国一直存在表象为供求失衡、深层为实体结构失衡的经济矛盾。五年来，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节的双重推动下，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已由九十年代初期的产业和行业比例失调，演化为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配（福利）、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重要变量，对货币流通（广义）进而对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强力影响。本文依据山东省的实际情况，从货币流通角度，就“八五”以来货币供给政策调整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相互作用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对下一步的金融工作提供借鉴。
一、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与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拟合度，影响调控措施的传导；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差异，造成调控效应的“差速率”
从中长期看，宏观调控为微观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与微观利益是同一的。但短期内，在不同的形势下，由于两者的位势差异，其目标可能不尽一致，宏观政策会与地方和部分经济主体的现实利益产生摩擦，致使调控传导时间延长、效应弱化。“八五”期间的实践表明，调控周期（自宏观政策出台实施到产生持续的目标效应）与宏、微观目标的拟合度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1991年，我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突出矛盾，启动市场推动经济循环成为中央、地方和企业的共同选择。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降低利率、集中清理“三角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双保”、对生产领域注入货币资金、商业部门大力收购工业企业的产品等，但这些措施没有解决公众的恐胀心理和收入降低预期，最终需求低迷的问题依然突出，短暂的中间需求启动虽对经济增长有缓慢的推动，却未产生预期效应。
1992年，国家启动经济的政策支点确定在投资领域，并加大货币注入力度，从而与地方及企业的投资饥渴和发展冲动相重叠，各方面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宏观调节目标快速到位；投资吸纳和扩散货币的效应创造出了多层次、有支付能力的主动需求，大量货币资金通过投资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市场，全方位交叉进入各产业、企业，经济增长急速驶入“快车道”。1992—1993年7月， 国家宏观政策呈现持续相对宽松态势，经济发展出现“加速度”。两年间，山东省货币供应量M[,2]和M[,1]增速分别达到24.08%、26.88%和22.99%、31.45%，货币的流动性明显增强；GDP增长率为19.5%和24.2%。这一时期， 宏微观目标虽高度同一，但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却放大并最终扭曲了宏观政策目标，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欲望失去约束，宏观经济面临严峻的形势。
1993年6月，以整顿金融秩序、 清理三乱和治理通货膨胀为内容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再度实施。其操作核心是压缩现实通货，引导货币流通，因而同中、微观主体膨胀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强烈撞击，在一段时期内中央与地方、国家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形成“搏弈”状态。由于中央政府昭示了坚决抑制通胀的决心，持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贷方针，降低流通手段和作为发展第一推动力及重要生产要素的现实货币的增长，客观上限制了各分散决策主体的支付能力，约束了其行为，使宏观经济指标逐步进入调控目标区间。1995年山东省M[,1]增速比1993年降低11.89个百分点，社会供需差率保持在+－1%左右，物价涨幅为14.20%，控制在预订目标之内。
二、货币供应投向调整和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从政策和机制双向推动经济结构布局不断优化
“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是“八五”时期货币信贷政策自始至终的主导思想，其操作经历了两种模式。
1991—1993年7月， 货币供给追求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活化的改进。当时，经济处于上升阶段，货币需求量大面广，信贷政策确定的支持范围较宽；加之微观金融企业追逐短期利益、企业单位追随快速循环的经济谋求收益扩张，单一主体的理性难以形成集体理性，整体经济运作模式和货币运行轨道基本维持固有状态，社会资产存量和经济结构的改进甚微。相反，银行资产质量还有所下降，1993年山东省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突破18%（另有相当部分体现在此后两年），比1990 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绝对额则增加了两倍；到1993年，产业构成中一、三产业比重较1991年缩减7.30和0.40个百分点，且主要工业原料棉花的产量下降了39.4%，第二产业内部基础工业以6.4—8.5%的增长支撑着29.9%的加工业增速，难以维系的态势明显。
1993年下半年始，国家明晰产业政策，引导货币投向基础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企业；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步入实质阶段，以“三性”为原则，信用货币向效益密集领域集中，经济结构调整加快。
（一）切实实施向农业倾斜政策，农村产业化、市场化格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高。
1994年在通胀严峻的形势下，国家作出了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的决断。其实质是运用市场交换关系和价格机制，体现农业生产价值，从深层化解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落实倾斜政策，理顺经济布局。“八五”期间山东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一倍，其中1994—1995年度占86%；提价幅度比“七五”时期高出39.3个百分点。这一举措冒有引发相关产品涨价的风险，但实际执行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一是迅速缓解了农业利益流失，调动了农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稳定了基础农业生产。1994年后农产品及其制品提价对整个“八五”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率达60%，农业成为通胀的受益部门，工农产品比价趋向合理。1994—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激增79.96%， 是历史上增速最高的时期，比前三年累计增幅高40个百分点，其中到1995年末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1990年增长3.27倍，比总收入高174个百分点。 价值补偿改善带动了物质补偿的增长，“八五”间全省国有单位对农林水利的投资以年均45.6%的幅度增长，比同期总投资增速高15.3个百分点；1995年农民人均农业生产和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现金支出比1993年增长76.7%和1.46倍；倾斜政策加大了农民货币投入与先进生产手段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度，提高了农业抗拒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农业发展成为治理通胀的坚强物质基础。
二是倾斜政策与农业市场化趋势重合，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进程，农村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农业波动暴露出分散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其焦点是农副产品流通信息匮乏、有效主体缺位、渠道淤塞。由此自“七五”后期开始，地方政府着手培育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的市场，力图拓展农副产品交易半径，形成了千万农户搞流通的局势。经过多年发展，一批辐射周边区域乃至数省的农副产品集散基地逐步形成。“八五”末全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900余处，农副产品成交额突破600亿元，比1990年增长12倍，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10 亿元以上。市场为农民带来供求信息，国家调整基础农产品价格后，市场的价格信号更趋真实完整，利益机制推进农村经济发生多方位变革。
首先，农村产业结构作出深度调整。高度市场化的牧渔业迅速发展，林牧渔业占农村经济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8.6%上升到50.7%；种植业内部，在基础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蔬菜、果品生产突出增长，1995年产量比“七五”末扩大1.6倍和1.9倍。结构优化推进了“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八五”以来全省农业商品率提高了6.4个百分点， 1995年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较1990年提高76.2%。其次，农村经济的规模经营程度提高。1993年来，以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为特征的农村区域规模经营模式普遍确立，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乃至跨社区组合协作的多种经营不断涌现，牵引农村生产要素转移流动，并促进了土地集中经营。
农村生产方式创新，改观了长期存在的农业承贷主体缺乏状况，使农村货币的乘载主体数量和单位规模加大，货币需求上升，信用货币直接渗入农村产业的广度、力度增强，扩大了农村生产经营性货币运转流量，进一步激发了生产潜力，造就出农村货币良性循环态势。
（二）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在调整中优先发展，经济环境动态优化倾向增强。
新一轮经济发展，尤其是“八五”后期的宏观调整，将加快改造二产内部构成和发展完善三产作为政策侧重点。其方式是改革投资体制，以政策导引信贷资金投向，以新的融资工具（股票、债券等）吸引公众货币，以放权调价强化倾斜客体的自我积累，从而在“八五”期间对重点行业形成了约1200亿元、增速2.6倍的货币注入， 购买力及生产要素相应向其转移。“八五”时期山东省国有投资中，国内贷款占25%，社会筹资比重为62.1%，分别较“七五”上升4个和8个百分点；1993 年7月至1995年末，山东省国有银行新增贷款约30%进入基础工业，较1993年比重提高近一倍。5年间，全省电力投资相当于建国以来前42 年总和的两倍，冶金工业投资以年均57.7%的高速增长；1995年，重工业增幅由上年低于轻工2.2个百分点提高到持平， 农用工业受益于对农业倾斜政策的传递效应，由1993年大幅度下降转为连续两年以36—52%的实物产出超常增长。同时期，全省对第三产业投入（国有口径）比“七五”增加了3.01倍，投资比重达41.8%，提高15.2个百分点，其中较大规模的商业组织经过扩展和组合，不仅打破了被个体商业围困的局面，而且在流通中的地位和优势得到重新确立。
结构调整在“八五”后期显示出积极成效。1995年第三产业对全省GDP的贡献率达到32.15%，比1990年和1993年分别提高2.38和2.60个百分点，其中货运吞吐能力比1990年提高77%、通讯业务量增长5.9倍； 能源、原材料工业实物产出比1990年增长58%和62%，比1993年增长22.3%和21%。基础产业供给改善与社会需求调整的合力，使资源约束缓解、生产成本张力下降，全省工业品出厂价回落到17%。经济发展的环境明显好转。
三、宏观经济政策渗入微观层次，经济主体的市场表现差异拉大，经济矛盾向企业单位间不均衡偏移
在经济上升和高涨阶段，货币供应相对宽松，各经济主体可较为容易地借入支付手段，并迅速投入外延扩大再生产。众多主体的趋同行为，造就了需求与消费（特别是生产性消费）快速转换，社会货币（广义）流通规模扩张、速度加快，市场商品的性能、质量退为次要参数且价格持续飙升。成本外部化、货币归流简单化，掩盖了部分企业内部的诸多缺陷，企业无暇也无压力注重自身素质。这时货币流经生产经营领域，有一部分只是用于简单地堆砌经济要素，维持低下的生产力，加剧产业同构倾向，部分企业的货币投入经过循环收支形成不良资产和个人收入，给下一步面对市场竞争埋下了隐患，但其负效应淹没在了经济热潮中。企业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不同行业收益率的差别。1992—1993年山东省信贷投放陡增44.6%，1993年全部工业产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57.2%，是改革以来最高的，当年工业利润增幅超过产值19.19 个百分点；从行业分布看，除农用工业和棉纺织业因农业波动开工不足外，其余工业产销量均大幅度增长，其中高利行业排序为建材、化工、家电。1993年下半年开始，强力度的经济调整使企业状况逐步出现明显分化。据调查测算，1995年末约有45%的企业生存困难，10.78%的企业明亏。企业分化过程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货币供给结构变化突出，经济主体获取的发展推动力悬殊。
持续实施两年多的“适度从紧”货币信贷政策，是相对于膨胀的社会需求，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操作重点在于执行“有保有压”的方针。事实上，1994—1995年全省信贷投入增加了1073.3亿元，比1991—1993年的累计增量多21.3%，接近“七五”末的信贷余额；同期，企业存款货币增加429.9亿元，是前三年增量的1.77倍，其数量是1990年的4.26倍，这还不包括近60亿元隐藏在储蓄中属于企业的公款，剔除价格因素，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增长2.5倍以上。 但这一时期货币资金投放的倾向性突出，1993年四季度山东省85%以上的信用货币集中进入大中型骨干支柱企业，1994—1995年这一比例稳定维持在65%左右。全省2260个大中型企业，占乡及乡以上企业总数的7.8%， 其余众多企业追逐低份额的原始货币资金，获取的难度加大，数量减少，实现增长乃至维持周转的外在推动力减弱。
（二）垄断性企业与市场化经营主体的增长差距拉大。
国民经济中存在自然（政府）垄断和不完全竞争（政策）垄断两类垄断企业。山东经济门类比较齐全，石油、石化、煤炭、电力、铁路交通、邮电、金融等企业占经济产值比重较高，并且是“八五”发展和计划、分配、价格政策改革倾斜的重点，如1995年水电、交通费用价格较1990年平均调高95.6%，超过历史任何一个计划时期。这些企业为经济活动提供必需产品和服务，是市场货币自发集中流入部门；其在“八五”后期的高速发展，以及部分产品服务实行垄断自营，进一步强化了吸收货币的能力和高收益格局，与在市场中艰难谋求发展和生存的企业反差加大。据测算，1994—1995年度，垄断企业利润率是社会平均值的3—10余倍，较1993年前提高50%以上；其货币拥有量明显增加，仅对济南市调查，1995年电力、铁路、邮电三部门存款占全部企业存款的21%。
（三）企业禀赋决定的生存空间，使发展中的行业差别弱化，企业间经营效果的不平衡扩大。
目前，山东省80%的农副产品、85%的生产要素以及90%以上的消费品进入市场调节，约85%的企业在竞争中成为“经济人”，其所需资源基本靠市场配置。经济调整以来，企业素质及其对新形势的适应能力，左右了其经营发展状况。
第一，技术装备水平是企业经受环境挑战的物质基础。市场竞争实质是资本和技术的对抗，面对急剧转折的宏观背景及相应的市场变换，生产交易费用平行移动的机制逐步丧失，成本收敛“内部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社会提供具有质量价格比优势的商品，成为经济主体立足市场的现实条件。资源要素涨价与企业压低成本的动机形成相反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大面积降低社会生产费用，但技术差异造成的投入产出比差距，对企业能否取得高于同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收益起基础作用。据统计全省同类型企业的物耗差率从5%到200%呈多梯次，因而各企业的产品销售量、贷款回收速度、净产值及效益反差很大。
第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高度影响其生存状态。过热需求的平息，对企业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部分企业利用供求关系平稳化、多样化环境，积极调整经营定位，加大技改和新产品开发力度，试图激发、引导消费，拓展国内外市场，使货币向有生长活力的市场主体流动。首先，一批市场机制较完善、有较高管理素质层的企业和新兴高科技企业，获得了有效市场支撑。1994、1995年三资企业和市地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可比增长率比全省平均增幅高10个百分点左右。其次，出口企业群体取得有力发展态势。出口创汇企业一直是国家扶持重点，易争得必须的原始货币资本，1994年二季度实行的结售汇制度改革，使其成为资金周转较快的企业。到1995年末全省各类出口企业580家， 出口产品结构中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明显上升，1994—1995年全省出口创汇增长21.7%和32.9%，结汇所获人民币分别比1993年增加207亿元和304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GDP增量的17.22%。与此同时，一些先天基础差、缺乏经营人才、对环境变化反应迟缓或无力作适应性调整的企业陷入了困境。
（四）优势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地位分化，使前者具备了分取他人利益的能力。
一是货币向倾斜部门集中注入与生产经营周期不尽合拍，形成较多的闲置，而且，该类企业能够轻易取得银行承兑票据替代现实货币支付，加固了其货币节余。同时，一些银行限于信贷规模或贷款权限，为部分地方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支持其实现购销或寻求现实货币资金，1994—1995年，全省签发和收到的银行承兑票据达1200亿元，其中融资性票据约占45%。部分资金宽裕单位参与灰色金融市场成为“第二银行”，以高息向急需货币资金的地方存放款项或为企业“贴现”，取得大量让渡收益。据反映，近年济南、青岛、东营等地大户企业仅通过“引存”渠道进入周边地区的资金就有约6亿元。 二是流通组织在与一般加工企业的经济联系中，取得相对优势，赊销、代销、利润分成比例扩大，市场风险和资金延压成本向工业单位转移。一些商业企业虽然销售业绩平淡，但垫付的交易费用低，仍可维持一定利润。据对11个县以上零售商店调查，其现有商品的55—65%以先销货再分阶段付款方式经营，而名牌和畅销商品必须同步支付货款。企业分化态势明显。
四、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变迁，共同塑造了新的分配格局和最终消费渐进梯次推进、货币向金融体系“内流”的阶段性经济特征
在政策与市场合力作用下，大中型（含垄断）企业、有竞争生存力企业的货币收入、效益和分配大量增加。上述企业单位虽只占单位总量的30%左右，经济权数和辐射能力却相当突出。如不足企业数量9 %的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产值、利税额和吸收的劳动力占全省的68.6%、52.7%、62.99%和37%。而且其中国有成份高达80%，1995 年国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再次提高了14.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一向兼备经营性和政策性双重目标，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改革成本及诸如社会保险、公益事业等政府职能，这些功能曾是阻碍国企走向市场、转换机制的重要原因，在倾斜的条件下则成为扩大收益分配的渠道。1994—1995年，国家明确并在高效企业和有关单位兑现的新增工资性分配额达190亿元，其人均工资和津补贴比1993年提高1.04倍， 福利分配增加近70%；另据调查推算，高效部门自发增资额达30亿元；两项合计占同期社会分配增量的82%。
分配格局的集中倾向，加大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对全省2480户城镇居民调查分组，高中低收入户比例由1991年2:5:3演变为1995年的4:3:3，高、低户人均货币收入差由1991年2.8倍、1993年3.3倍，1995年拉大到3.4倍；人均消费差距由1991年的2.2倍扩大为2.6倍。 在消费范围、质量、时序上差别更大，1995年高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仅0.38，比1991年下降0.10，显示出富裕型家庭特征，而低收入户基本保持了0.55的高比例，尚属温饱型；高收入户自1992年起逐步开始了对新型高档家用电器的消费，购置面成倍增加，1995年该类支出是低收入户的10.3倍，家居装修、摩托车、成套厨具、大型文娱设备等享受和发展资料拥有量也比1993年增加了64%。收入的层次性，形成了消费的梯次构造；加之农民增收后投向传统商品及新型中档消费品的购买力显著增加，使近年社会消费市场表现出稳定上升、高中低商品各有一定需求面而无集中消费热点的特点。1994—1995年，全省零售商品总额以29%的速度递增，商品服务性现金回笼递增27%，回笼量相当于同期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61.8%。
但是，收入层次差异并未造成居民储蓄行为的差别。近两年公众储蓄动机呈多元化。首先，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社会化、市场化，教育费用、婚丧开支不断增加和房改压力，刺激了个人预防性储币扩大，据调查该项储蓄占60%左右。其次，积累性储蓄比重上升，高收入阶层面对单位价格较高、范围不断扩展的新消费领域，需要有积累——消费——再积累的替换过程；中低收入阶层也普遍面临大件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因此，居民满足现实需求后的结余货币大量回归金融系统。1994—1995年全省公众储蓄及边际储蓄倾向为26.9%和36.4%，比1993年提高7.96和11.47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增加920元（适度剔除非个人存款），增长91%，其中定期存款比例83.45 %， 居民金融资产占M[,2]的比重较1993年提高3.84个百分点。国有银行通过信用渠道净回笼的现金达296.9亿元，是历史最高的时期。现金货币归行趋势强劲，使山东省货币流通一改改革以来持续大投放的局势，在1995年形成了27.35 亿元的首次净回笼。
综上分析，经过近三年努力，经济运行的环境逐步改善，调整操作已进入微观层次。但下一步调整面临着两难选择，即是缓解部分企业的困难局势，全面松动银根，还是承担一定风险、付出一些成本，完成改造企业的攻坚战。我们认为两年多调整的功效远大于成本，企业转轨建制是实现“两个转变”的基础。在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显著改进条件下，匆忙促进经济回暖，将使宏观调控前功尽弃，令经济再度陷入冷热交替的周期。目前企业中的突出问题必须通过改革配套渐进解决。
（一）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弱化继续调整中来自微观主体的压力。经济市场化要求有发达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相匹配，山东省从八十年代后期推行相关保险制度，1994年后进展才有所加快，但实施范围只限于县以上企业职工，统筹资金到位率低、总量薄弱，管理和服务基本由企业单位承担，仍是企业办社会的格局，无力保障当前较多的困难入保职工。社会保险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发达市场国家该方面的开支占预算的40%以上，我国只有不足4%， 而对企业的补贴和投资高达26%，处于被动不良循环状态。“九五”时期，应加强政府在该市场失灵领域的作用，发挥协调、调节、统筹职能。其一是充分运用再分配工具，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堵塞漏洞等手段保证实现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目标，进而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调节。其二是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多种手段，打破目前一定程度存在的市场壁垒，实施反暴利政策，营造自由进入的高度竞争市场，为第三产业健康发展创造更多必需的就业机会。目前城乡个体商饮服务业主的收入是居民平均水平的9.35和3.46倍，说明市场空间巨大。其三是组织再就业培训，发展劳务市场，提高下岗职工重新择业的机率。
（二）改善货币供应质量，培植新的经济生长点。夕阳产业和劣质无效企业的淘汰，是市场机制的必然，也为经济要素的重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产（企）业结构高度化升迁开阔了空间。“七五”以来货币供给连续高于经济增长的态势，形成巨额的社会货币存量，当前货币流通的主要问题是流转速度慢（仅生产过程的货币周转1995年即比1991年延缓了1.28次）、运行领域活力较弱，货币注入对既有经济有效潜在生产力的激发呈边际递减趋势。下一轮经济发展应更大程度地依赖新的增长点。从需求动态分析，目前传统产业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具备了依靠货币自然流入维系的条件；社会积累的搜寻新消费领域的货币能量激增。因此，今后货币投入必须瞄准高精新产业，以集中力量上规模、上档次为核心，并利用相应的投资效应，带动新的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三）强化宏观调控手段的合力效应，熨平改革进程中的波折。以金融为主的调控应与力度有差别、松紧有侧重的多种宏观政策搭配使用，以弥合相互间的缝隙，实施合力调节。一是金融平稳运行必须有相应政策保障。如中央银行追求稳定货币的目标，必然打破旧有利益格局，使经济出现新的矛盾，令金融政策难以兼顾，因而必须使用财政、收入政策进行调整，优化货币政策实施环境；央行执行货币紧缩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视涉外政策变化引起的国外资本流动变化、外汇管理体制变化等对国内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适时调整操作力度；向农业倾斜，存在信用货币不宜进入的领域，必须依靠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弥补。再如，企业破产必然涉及金融企业的利益，从目前了解的案例看，银行列入最后债权人序列，不仅受偿率低，而且个案中存在银行未介入情况下清偿破产企业资产的问题，亟需各宏观部门协调政策并以健全法律解决。二是金融部门的特有手段，也是其他政策实施需要依赖的。突出的是分配收入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有强大高效的监控系统。金融企业作为货币收支的总闸门，一直拥有“两管”职能，在现金、电子货币日趋复杂的运动中，“两管”目标的定位、管理手段改进、具体实施的规范化均关系到有关政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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