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道德家，才是真正共产党”——老一代共产党人与传统道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共产党人论文,才是真正论文,共产党论文,老一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3-0018-06
姜梦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湖南人，教育工作者，1929年3月18日被国民党杀害。他被捕后，湖南各界人士曾联名请保，陈述其道德高尚。十九师（原三十五军）师长何键回答说：“真正道德家，才是真正共产党。那些要钱害人的人才是被骗加入的。你们来保，太不明事体。”[1]何键两年前与共产党共过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当时，他正在湖南执行蒋介石围剿、捕杀共产党的命令，当然不会美化共产党。他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更加怀念和敬仰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以先辈之是，检讨吾辈之非，不失为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学习历史的方法。
一、从传统美德中学会追求真、善、美
中国是一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几千年来，从有作为的君王，到普遍百姓，都从不同的角度承认：做人，道德居首位。道德被视为约束个人行为、养成优秀人才、凝聚群体力量、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形象与安全的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的道德传统。不仅有高深宏篇论著，而且渗透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不同的阶级、人群对道德的理解不一，尊崇程度不同。
老一代共产党人，在青少年时代，或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或从学校的教育和书本上，或由于社会的积极影响，而接受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首先接受身边的道德教育，多半从不打架、不骂人、不拿别人的东西、孝顺父母、兄弟友爱开始。进而，学会勤俭持家、和睦邻里，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家乡、爱祖国的大道理。孔融让梨、孟母三迁、岳飞“尽忠报国”的故事，是他们心中的榜样。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形成了最初的做人标准，并以此观察周围事物，判断是非曲直，选择弃取，产生对丑恶势力和行为的憎恶，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而成长为善良、正直、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青少年。
财富是人人需要、人人追求的。对财富的态度，是道德修养中最重要的、永恒的主题。按中国人的道德要求，必须讲求取财、用财之道，心要纯，即“思无邪”，手段要正当，即用劳动和才智获得财富，不取不义之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弃之，不去也。”[2]（里仁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古至今，人们赞美和向往勤劳致富，智勇发家，而憎恶为富不仁者。这往往也是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头课。李大钊幼时，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赌博之风很盛，祖父严加教导，晓以利害。大钊牢记，远离有赌博活动之地。稍长，家境艰难，面临失学的危险。某富户愿资助他到外埠读书，大钊断然拒绝。后来，他对表姑说：他的钱“不是好来的”。“我就是不念书，也不用他们的钱！”他靠自家“辛苦艰难，典当挪借”，到天津求学。[3](P3,P6)
毛泽东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更有兴趣读《水浒》等作品。在家中，他的父亲理财有方，但比较吝啬；母亲则慈祥宽厚，同情穷苦人。毛泽东自幼受母亲疼爱，也最爱母亲，深受母亲这种品德的影响。他同情一位因家境贫寒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把自己的午饭分给这位同学吃，宁肯自己吃不饱。母亲看到他晚饭吃得很多，产生疑惑，得知真相后，每天准备两份午饭给他。他和母亲背着父亲，拿自家稻米救助揭不开锅的乡亲们，还长与工一起反对父亲的吝啬行为。他奉父命去卖猪，然后，不经请示，把卖猪所得给了一个乞丐。
翻开共产党人的传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由于他们自幼养成良好品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随着年龄增长，视野扩大，就观察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思考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劳动者饥寒交迫？如何使中国独立富强？等等。他们立志找一条出路，振兴中华，而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青年爱国者、革命者。这是成千上万前辈成长之路。
二、对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同的社会、阶级、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道德观念。同时，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植根于国情，并有纵向继承和横向渗透。衡量道德观念是非的标尺，应当是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因此对传统的道德观念，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批判地予以继承。
老一代共产党人生活、生长在中国社会，必然首先接触、接受传统道德。但传统道德中，有精华，即美德，也有糟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旧势力要求人们尤其青年和妇女迷信、盲从。于是，很早就出现了在道德行为的矛盾冲突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们被迫进行选择。毛泽东支持母亲的慈善，是孝，是正义；反对父亲对穷苦人的吝啬，也是正义，但对父亲的不顺从，被视为有违孝道，受到父亲的责备。不少青年，不从父母之命，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或自杀，或离家出走。类似的反抗陈腐道德观念的思想或行动，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当然，斗争是自发的、零散的。
五四时期，在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同时，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全国展开。青年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反对迷信、盲从，向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攻击。先进青年，不仅高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国家的口号，作为反封建的武器，而且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于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奉行人类最崇高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它比中国的传统道德境界更高。共产党人用新的道德观念，对传统道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批判继承。
批判和摈弃了那些陈腐没落、反科学、反民主，阻碍社会前进的道德观念。如：“三从四德”，要妇女做附属物，“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它剥夺了妇女的独立人格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使占中国人口半数的人的才能和智慧被压得死死的。更有无数妇女被封建礼教残害致死。又如：“三纲五常”，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绝对服从，盲目服从，愚忠愚孝。此种道德规则，效力于封建专制政治，制造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压制人们尤其是青年、妇女的革命性、创造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五四以来，先进青年男女自觉地、有组织地对封建道德口诛笔伐，并采取直接行动，冲出封建牢笼，自主、自立，求新、向上。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成为爱国者、革命者、共产主义者，为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施展才智，奉献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
还批判了对待道德的虚伪、言行不一、形式主义的态度。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指出：旧社会有许多人，“他们尽管熟读圣贤之书，然而他们也尽管完全不行圣贤之事；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他们也尽管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有些下令读经的‘长官’，在他们的日常行政中尽可以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完全不行仁义道德。”共产党人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我们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说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人民，欺骗古人。”[4](P21-22)
尽管在急风暴雨的革命中，对旧道德的批判有过绝对化的错误，但从总体来说，共产党人对几千年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还是采取认真保存和继承发展的态度。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赋予传统美德以新的、更高尚的境界。如：孔子思想的核心、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仁”，讲“仁者，爱人”，并且“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为此，就要克己，“克己复礼为仁。”[2]（颜渊篇和里仁篇）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仁爱献给中国劳苦大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献给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平等地看待”他们；坚决反对“人类的蟊贼”。为了这一目的，不但克制私欲，而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被视为当然的事情。”[4](P44,P46-47)在革命中，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赴汤蹈火，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政治上的坚贞，也是道德的高尚。众人熟知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是一位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共产党人，幼年时，父亲教导他：长大了要“像牛一样的做事”。入学后，随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教师读书四年，不仅修完“四书”、“五经”，而且读了不少历代名著，知道许多民族英雄的事迹，深受影响。他谴责清政府的虐政背离了仁爱，致人民“如炎如焚”。他关心别人重于自己，关心国家胜过自家，“一生不想为一家一身发财升官”。他对事对人充满真情，用毛泽东的话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在1927年白色恐怖到来的时候，他给家人写信：“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5]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次，被敌军包围，他已年近六十，突围中体力不支，非他人架着或抬着不能走。他不愿拖累别人，对战友邓子恢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坠崖牺牲。（注：关于何叔衡牺牲情况，根据邓子恢所见，载《湖南革命烈士传》第82页。）
成千上万的先烈，满怀仁爱和忠诚之心，把鲜血洒在祖国大地，使山河旧貌换新颜。可是，他们没看到天安门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没享受到新中国主人翁的幸福。这使活着的人和后人，想起他们就难过。他们的老战友们，更无法忘记他们，继续做他们共同开创的事业，一如既往，恪守他们共有的美德。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此前中国的所有王朝，都延续一个逻辑，执政者拥有全国，不论百姓贫苦到何等地步，皇帝、大臣及各级文武官员，依旧锦衣玉食，甚者穷奢极欲。执政地位的确使共产党人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此，不需作者重复众所周知的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和指示，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警惕“糖衣炮弹”攻击的思想等；只随手举几个小例子，就可看出，老一代共产党人，头脑多么清醒，如何善待权力，如何自重、自律！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村前往北京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约：“进城赶考去”，“考个好成绩。”（注：转引自沈郑荣：《反腐倡廉，移风易俗》，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他们谨遵人民利益第一，不谋私人和家族特权、名利的原则，用手中的权力制订了一系列约束自己行为的规矩，并遵照执行。
新中国建立在贫穷落后旧中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一心想着、努力做着使中国尽早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事，甚至有时显得大着急。但对于自身、自家，则安贫乐道，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凡事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他的亲戚很多，有祖父系毛氏家族、外祖父系文氏家族、岳父系杨氏家族……他对亲戚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常用自己的工资、稿酬接济其中的贫困者，对长辈如岳母杨老太太，竭力尽孝道，毛岸英兄弟对外祖母更“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注：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写给表舅的信，刊于《瞭望》，1991年第23期。）但有的亲戚，因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观念，要求毛泽东推荐工作，要求当高官，要求进京做官，要求这样那样的特权。毛泽东一概拒绝，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求上进，至于做什么工作，应听从政府安排，告诉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6](P343)并指示有关官员不许特殊照顾他的亲戚。他在给湖南地方政府的信中说：请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6](P481)对于参加工作的，要求地方政府“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6](P342)
知父莫如子，毛岸英在一封信中，说明了父亲如此做的原因：“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反动派骂共产党不讲人情，如果指不帮助亲戚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注：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写给表舅的信，刊于《瞭望》，1991年第23期。）
毛泽东的战友们，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共产党人，都遇到了同类问题，他们以同样的原则，进行处理。
如果有人曾经猜想，毛泽东等领导人会拥有大宗私人财富，并不奇怪。因为，在人民共和国之前，掌握中国政权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中国的富翁——大富或首富。他们的财产，不仅够他们本人一生之用，而且，后代享用有余。可是，新中国领导人截然不同。他们和人民一起过着俭仆、清贫的生活，粗茶淡饭，衣袜打着补丁，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朴素的作风。在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自定规矩，降低工资，不吃肉；低标准定量用粮，吃粗粮，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袖，于20世纪60-70年代先后逝世，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人们看到，他们身后的家当，甚至不如许多普通工薪阶层的人。可以说，他们没有什么个人财富，只有一颗装着人民的心。
据一位自1964年起管理毛家日常生活（收支、物品管理、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其它家务杂事）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一直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布衣、粗食为主，改善生活最奢侈的食品是一碗红烧肉；与绫罗绸缎、珍馐美味、营养补品以及现代高档消费品如席梦思床、鸭绒被、象牙筷子之类，一概无缘。保健医建议他增加营养，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说：“全国人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个建议了。”[7](P73)毛家靠工资生活。毛泽东的工资，50年代为一级，月薪600元，60年代初，国家遇到自然灾害，自己提出降为三级，为404元8角，直到逝世，不曾变动。江青的工资120元，后增至242元。毛泽东的自家支出，包括党费，房租、水电、地毯、家具费，伙食费，李敏、李讷、毛远新和江青的姐姐的生活费，家属用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以及烟、茶费，就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得“盆清碗净”。可是，他另有一项专门开支，即帮助生活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亲友，这项开支数目不少，而且常带有紧急性，诸如：有人复员、结婚、家乡受灾、家人病重、生活困难……等，都要帮一帮，少则上百元，多则上千元。因此，经常入不敷出，靠稿酬补贴。他的稿酬也特别，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稿酬120万元，归中办特会室管理。没有人给他送礼吗？当然有。本国有，外国更多，有一般土特产，更有金银珠宝，“不仅有地球上的珍宝，连月球上的石头都有。”其中不乏无价之宝。可是，他认为：“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不享用，“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无法保存的土特产品，外国送的，他让送给幼儿园、工作人员，地方送的，他让卖给机关食堂，把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附信说明党的不许送礼的规定。毛泽东家有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仓库，放着四样东西：毛泽东的衣服，最贵重的是出访苏联时穿的大衣、中山服、礼帽和皮鞋，其余就是几套换洗的衣服；毛岸英的遗物；江青的衣物，其中有几件象样的衣服，也不特别，没有太贵重的，没有金银首饰，“她想穿衣服，又没有钱，所以经常是长袖改短袖的，浅色染深色的”；一些小布头、破毛巾、小球毛钱，是补衣服和毛巾被用的。“这位老人的身后，除了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身酷爱的八万多册书！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万元。后由上边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注：见《毛泽东“管家”谈毛泽东家事》，《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12期；陈贻林：《吴连登细说毛泽东家庭生活》，《夕阳红》，2001年第2期。）
毛泽东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为了人民有幸福的明天，日夜操劳；与人民同甘共苦，过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是他们一代人的共同点。共和国第二任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前任一样不富有，1963年5月，王光美将去基层工作，一位工作人员替她管家。他从刘主席手上接过刘家的钱柜——一个陈旧的小木盒，惊奇不已，那里面只有23元8角钱。从王光美留下的一个开支项目单上，他才明白。原来，他们夫妇的月工资，总共500多元，每月拿到工资后，要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它日用品；给厨师150元，是全家人的伙食费；给外婆（王光美的母亲）120元，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和其它零用钱；俩人交党费25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40多元，共435元以上。此外，还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每月够用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存款？刘家钱柜里最贵重的东西不是钱，是那些过期的粮票、布票、工业券、副食本等。凡是凭票供应的东西，刘主席全要掌握，把它们作为一个小窗口，了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他那颗与人民时刻相通的心，使那个没有几文钱的钱柜有千斤重。[8]
周恩来为政之勤，生活之俭，是闻名世界的。他逝世后，在全世界向这位伟人致哀的同时，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国旗，也降半族。它是1945年10月24日升起的，30多年来，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去世，它无动于衷。有的国家外交官为此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解释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不升起会员国旗——这是我秘书长的决定。原因有二：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富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9]
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化身”[10]的革命老英雄朱德，共和国建立时，已年过花甲，于90高龄逝世，如果最后这二三十年，享受些特殊待遇，谁也不会认为过分。可是，他偏偏最反对特殊。即使正常开支，他也从严掌握。管理部门要修理他住的房子，他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11]他一直省吃俭用，衣服、鞋袜，补了又补，一条被子，盖了20多年，不知补了多少次，不肯换新的。节省下来薪金2万元，他一再嘱咐：“我只有二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朱德去世后，康克清遵嘱，如数把它交给了党组织。[12]
他们的言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心里时刻装着十亿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他们的使命；个人享受在他们心中不但没有位置，而且视为罪恶。毛泽东的布衣粗食，刘少奇钱柜里的票、证，周恩来那无休止的劳苦，朱德希望多给老百姓盖新房子，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心思。他们不忍心、不愿意丢开人民大众去改善个人生活，更不肯向历史上奢侈的统治者或世界发达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看齐。
四、美德永远不老
八十年过去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相继过世。但他们开创的事业在继续，正蒸蒸日上地发展。他们的美德正在优秀共产党员身上大放异彩。他们的功绩和美德将留传到辽远的后世。有人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的老古懂，早已老掉牙，不可再用。于是，他们恣行无忌，还美其名为道德观念更新。
已如前述，中国传统道德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后者无疑必须抛弃，而前者则要发扬光大。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高峰发展，道德面貌也将呈现新高，一切美德，不论祖宗传下来的，还是新创建的、从外国学的，同放光彩。道德观念更新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它是向高境界进发，与漠视道德情操乃至道德沉沦，不可同日而语。人，永远不能丢掉做人的本分，不能没有行为准则，美德当然不能被“更新”掉。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他懂得追求知识和美德。与人类社会前进和科学发展同步，道德境界也没有滞后的余地。因此，老一代共产党人始终不忘祖传美德。不仅如此，还认为“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4](P46)
中国传统美德，绝非仅仅属于中国和华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美德，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做人准则是相通的。所有正直善良的人，都崇尚真、善、美，远离伪、丑、恶。在国际交流日益增进的今日，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道德方面的共同点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秀品德是必然的、不可少的。
试举三个小例子：
其一，有人访问莫斯科，归来感慨万千。当时的莫斯科食品短缺，买食品要排队。但即使出售的食品很少，队列还是静静地、井然有序地移动，晚来者不声不响地排在后面。有人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看到，公共场所，一片宁静，人们低声细语，唯恐惊动他人。美国一座城市的林带居民区，野鸭、野兔、小鹿、松鼠等，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与人和平共处，形成一道美景。没有人去破坏它。这是公共道德，不为了自己方便而打扰、伤害他人或集体。这与祖宗教导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篇）的做人原则，完全一致，说明中外道德准则有共同之处。在我国，这句话是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如：过去，我们长期受外国侵略，深知其苦；我们反对他国侵略我们，也绝不侵略他国。但在公共道德方面，我们还有诸多不如发达国家之处，应当向人家学习。
其二，中国传统美德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学而篇和为政篇）信，是交友处事的道德准则。以商业为例，可以说，任何国家，大小商家，国际贸易，国内贸易，信用都是第一位的职业道德。有的外国商人言而无信，卖给我们的产品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我们不满。也听一位美国商人抱怨说，他所在的公司和中国一家私人公司做生意，货物早已发到，货款迟迟收不上来，对方不遵守合同。说的是同一个字：信。信用，是商业发展的生命，信誉，会赢得市场，给生意带来生机和活力。因此，信用，是商人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不讲信用，违背职业道德者，也许得意于一时，但往往因小失大，到头来，不受法律审判，也要受道德的制裁。此情此理，不论中国、外国，都是一样的。
其三，中国人注重家庭，以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准则，不论贫富，其乐融融。许多西方人称赞乃至羡慕中国人的家庭关系。赞美是仿效的前奏。
人类需要的、共同热爱的美德，怎么会衰老，怎么该扔掉呢！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想一想你们的出身，你们不是生来去过野兽的生活，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13](P190)
收稿日期：2001-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