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国论文,二三论文,期刊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7）10—0076—06
具有持续性和时效性功能的学术期刊的出现，是史学近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1920年代末期，专业性的史学期刊兴起。作为学术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的出现为史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尤其是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使得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表达方式，民国史学的整体形态也因此发生变化。
一、19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开始出现
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伴随学术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大学史学系与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之后，公开讨论的学术风气渐渐浓厚，至1920年代，史学学会开始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于1920年宣告成立，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学生成立了史地研究会，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于1922年，1927年5月12日清华大学史学会成立，1929年，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这些学会都办起了自己的学术期刊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以期联络同仁、交换学术心得。
学术性的史学期刊最初是以史学与地理学结合的方式出现的，史学与地理学常合为一刊，如北京高师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丛刊》（1920年）、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史地学报》（1921年）、中国史地学会的《史学与地学》（1926年）等。这种现象缘于史地之间的重要关联，当时史地二学常常并称，两者似乎不分，许多高校也是以史地结合的形式设系。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20年代中后期也常常合称，典型的如傅斯年负责筹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机构的机关刊物《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前后相继之处。尤其是后者的创办，更是民国史学的标志性实践，它是当时史界风气与研究水平的最集中体现。
同一时期，大量的史学论文也发表于以“国学”命名的刊物，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①（1923年），清华国学院的《国学论丛》（1927年）等，史学的篇幅在其中占据了极大了分量。从胡适在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列举的国学研究中的十个方面来看。当时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史学。②
专门以史学为内容的期刊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同在1929年发行的《史学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史学年报》（燕京大学史学会）和《成大史学杂志》（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是现今所见最早的专门性史学期刊。至少在外在形式上，此时的史学逐渐与地理学，语言学划清了界限，并逐渐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史学的独立化趋势加快。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编辑的《史学集刊》更是明确规定了其刊发文章的内容，“近年以来各大学和研究机关对于国学的研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院校都有专门的学报刊行，但所谓‘国学’是个很宽泛的名词，只要是中国的，几乎没有一种学问不可以包括在内的。本刊名为‘史学’，顾名思义，范围应较一般学报为窄，但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悠久，任何学问都脱离不了历史的渲染，所以在稿件方面，也自不能定下严格的界限：大致在历史和考古的范围之内的，都可以刊收。”③
30年代中期，以《禹贡》、《食货》为代表的更加专门的期刊出现，这些期刊已经突破了把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观念，史学内部的一些学科次领域已经凭藉特定期刊有了比较明显的边界意识，一些学术群体也开始以期刊为阵地有了最初的聚集。如历史地理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史学的分工更加细密。
专门性史学期刊兴起之后，一些综合性高校的学报，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刊布的论文中史学一类所占比重仍然为最大。这种情况从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整体学术生态，同时也反映了史学在走向独立化进程中的复杂性。
1949年，齐思和在回顾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发展时提到了二三十年代许多著名的史学期刊，并认为“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④ 而张春树则将民国史学期刊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第二，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第三，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第四，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的成果就是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新境界，打下新基础。⑤ 可见史学期刊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影响的深远程度要超过我们既往的认知。
二、史学期刊与学术发表
学术的发表，是现代学术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没有学术期刊的时代，学人们凭借什么而相互论学？王森认为正是书信在没有“学报”年代发挥了学报的功能，学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自己的见解。⑥ 艾尔曼也论述了18世纪前后，私人通信会晤在江南考据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一位叫奥泽·瓦莱的话，认为18世纪还没有学术期刊。学术同行之间的书信交流弥补了这一缺憾，袁枚等许多学者把书信当作一种进行某些不宜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临时性研究的方式。后来，人们把学术信件收集起来，或编入作者的文集，或单独成集出版。而且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章学诚就采用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钱大昕也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现的学术失误。⑦
专业期刊兴起之后，私人间论学的通信也开始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学人间私下的讨论延展到了普遍的公共视野之内。1922年，柳诒徵在其主编的《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章太炎“诋诃孔子”，是“诬蔑古代圣贤”，“坐儒家以万恶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章致信于柳进行答复，柳将此信以《致柳翼谋书》为名，刊登在《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三期上。⑧ 最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与钱玄同的通信。顾将与钱的通信以《答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报的学术副刊《读书杂志》上，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大讨论，深刻影响了现代史学的发展。
学术的发表行为使现代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产生了根本变异，改变了学者获取资讯及其撰述的方式。大部分学者的论著，皆先揭诸报纸杂志上，其后或经修补增删，收入文集再出版。而且，学人们在广泛披览报纸杂志之后，就进入一个与并世学者发生紧密互动的交流空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受人影响、与人论辩的过程中，一面形成、修正自己的观点，一面补充、驳正他人的说法。⑨ 当谭其骧对《禹贡》的编辑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浪费自己时间时，顾颉刚就认为：“现在研究学问已不是一个目不窥园可以独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个人编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而实际上是无数个人帮着你的。一个人精神有限，对于一种学问，无论怎样用心，总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问题。几个人一起讨论，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说你不赞成编《禹贡》，试问你将来编纂‘沿革史’时能否不看《禹贡》？”⑩ 同时，文章通过发表，作者的观点能够在学术圈内被更多的人接触，并引起公开讨论与评价，对于文章本身也是不断修订、不断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是出版学术撰著，皆可视为是现代学术型塑客观价值的重要活动。”(11)
文章的发表使一种学术成果或者学术观点能够更快地传播，使一种成果被更多的学人分享。远在浙江的夏承焘可以看到北平出版的《国学季刊》与《燕京学报》，且不时撰写呼应文字以为讨论。(12) 而钱穆回忆，他发表于《燕京学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这位汉学家认为读过此文后，“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而且胡适在与顾颉刚讨论老子年代时，也提及了此文。(13) 可以说，“机关刊物已经成为20世纪学人发表研究心得，交换学术资讯的主要场域。”(14)
年轻人是期刊兴起的最大获益者，正是期刊为年轻人在毕业之后继续学习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35年10月23日，顾颉刚致傅斯年信为禹贡学会经费求援时又言及：“弟之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学问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研究院的用处，就在大学毕业后能再与他一个读书的机会，而弟之敢办这个性质的半月刊，也就是因为有燕大研究院生的学力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学力的进展。”(15)
期刊使年轻人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有了制度性的媒介，他们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最好机会。对一个初学者而言，如果其作品能够发表在具有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往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罗尔纲在写完《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以后，经过与胡适多次反复讨论，胡适才允许其发表在《国学季刊》上，平添了他日后继续研究的勇气。而1936年夏，罗尔刚在《益世报·史学》中以笔名“幼梧”发表《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胡适鼓励他把“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故应用真名”。(16) 胡适的这句话表明其对于文章的“发表”这一社会行为的理解相当透彻。
一大批青年才俊，通过发表论文，更多地出现在民国学术界的学术视野当中，使学界对他们产生了初步的印象，论文成为最直观的敲门砖。1935年秋，罗尔纲在《益世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指出淮军“为曾国藩济湘军之穷，弥缝他本人无限之缺憾而假李鸿章之手来创立的。就引起了当时清华文学史学系当时的主任蒋庭黼的注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于是请吴晗帮助约见罗尔刚。并在第二年春出任驻苏联大使时，推荐罗尔刚接任其在清华所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程。(17) 与以前相比，学术的“发表”行为使年轻人被埋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年少即享有盛名，期刊对此功不可没。
侯仁之晚年回忆：《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在燕大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成稿以后，能否发表，当时并无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写作的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8) 文章的发表不仅可以宣扬学术观念，交流学习心得，表现学术成果，更可建立作者自身的学术声望。比之前人，个人的研究成果得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学者得到社会认识的机会大大增强。
三、史学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团体化倾向
史学期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中相对封闭的状态，团体化的研究成为普遍的趋势。古代治史方式，或者推而广之，古人做学问，基本单位是个体，即使以大家的身份，聚众讲学，形成一种学风，影响也仅仅囿于一地域之内，流风所及有限。现代治史，分工合作成为基本的方式。如傅斯年在其耳熟能详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19)
《史学年报·发刊辞》中也表明了这种趋势，“近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几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20) 顾颉刚在《禹贡》第二期的《编后》也表示：“我们不求个人的成名，只望团体工作的确立。”1949年齐思和总结道：“现代的史学和现代的科学一样。已经走到集体工作的阶段上，没有和以前像司马迁、刘知几等震耀一时的明星了，各专门范围之内皆有主要的领导者……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代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21)
史学研究的团体化与专门化相伴而生。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一个重要区别即为不从“全面”着手，而是用具体的问题做研究的线索。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下，晚近以来，中西学术都有由笼统论述转向专题研究的趋势，研究对象益趋专门。史学期刊的兴起，加速了这种专门化进程。专业史家出现之后，他们提倡具问题取向的专题研究，在入手处较少将过去历史视为一个必须加以全体把握的整体。从时段上对于古代、近代的划分已经出现，在专题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概念也已经有了区分。
史学期刊得以维系，需要固定的编辑人员，更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投稿群体。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许多都是学会会刊，学会多为学术志趣志同道合者组成，宗旨明确，并采取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并形成人多势众的力量，学术群体的凝聚力因此而得到加强。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第一期就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许多刊物都是如此。长期固定向某一刊物投稿的作者，往往凭藉一份刊物形成在研究方法上大致相同的学术社群。在其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大多是围绕一种学术理念所作的专业化研究，研究方法类似。(22) 群体成员之间相互的切磋与探讨也推进了史学的实质性进步。进入二十世纪，在史学界内部，一个群体如果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发出他们的声音，除了刊物，别无他途。
最能体现期刊与学术社群关系的个案当属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正是以此为中心，聚集起大批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社群，他们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基础。
顾颉刚1932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授《禹贡》，以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尧典》、《禹贡》之著作年代。当时，燕大、北大二校上课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师生之间经常相互切磋，顾谭二人经常可以在学生的课卷中看到佳文，而惜其无出版的机会。他们认为如果三校的同学（包括辅仁，当时谭也在辅仁讲授这门课）联合起来，大家把看得到的材料、想得到的问题彼此转告，学生的进步一定快速。这个刊物以三校同学的作业为基础，但也照例欢迎外面的稿件。(23)
《禹贡》的创办把青年学生们组织了起来，引导了中国史坛集体致力于一专门领域研究的潮流。它发行到第四卷的时候，王毓铨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先生过去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必说了，即此《禹贡》而论，也足以令人钦佩不止！我固不能把因时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学研究之猛进，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领导的《禹贡》集体研究工作，却不能不视为推进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杠杆。试看《禹贡》出了不久，接着就出现了《食货》，并且最近还有什么《史学月报》要发刊。凡此都是组织史学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进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说是自《禹贡》始？”(24) 正是《禹贡》的成功创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路径，继起的《食货》也以此为基本形式而开拓了另一个领域，后来钱穆回忆到《禹贡》和《食货》风行一时，他的学生于是请他办一《通典》杂志而与《禹贡》《食货》鼎足而立，可见前二者的师范作用。(25) 1981年，杨向奎评价道，《禹贡》“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是出来的”。(26)
以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学人为骨干的“史学研究会”，虽然规模不大，却先后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其宗旨“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发行期刊“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27) 其后来成就也是学界公认的。历史学内部的一些学科次领域已经凭藉期刊确立了逐渐明显的学科边界意识。
四、学术与时代的脱节——走向专门之路
史学期刊虽然在二三十年代大量兴起。但是对于期刊这种形式的存在很早就存有争议，如何处理思想、学术与期刊杂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问题。王国维很早就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28) 熊十力在1920年也注意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29) 到了30年代，张尔田更是断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30)
此种观念具体的实践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在其开办之初，吴宓与研究院内导师原意都不主张办刊，而是希望学生应专心研究，不要把心思过多用在刊物的撰述与编辑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一次教务会议上有《本院不刊发杂志》的决议。（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声明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年限，暂定一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入从书，短篇可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31) 然而刘盼遂、吴其昌等学生却一再要求吴宓允其出版定期刊物，“以表现成绩而资宣传”。后吴宓耐不住学生的要求，办起了《国学论丛》，作为师生发表的园地。(32)
不管是王国维还是吴宓、张尔田，都将杂志定位于社会思想的鼓动者，在他们眼中，杂志只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通俗读物，甚至将杂志与真学问对立起来。而正是这些言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杂志对于思想普及的巨大威力。(33)
然而，新兴的专门性学术期刊已与一般杂志不同，其反映的是平稳、冷静和理智的风格，尤其在30年代上半期，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专尚考据的一派跃居民国学术主流，北平的学术界里甚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34) 在各种文史类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自然大多数更是有关某个史实、某种典制、某类金石器物或某个文字的考证。这些文字深奥难懂，文章的读者群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学术不再负有传播思想的责任而走向纯粹专业化、学院化，史学不再注意自身的社会功能。这种情形表明在五四时代各种思想竞相传播的激流过后，知识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反映出学界风气向纯粹学术的回归。
从根本上说，胡适、傅斯年这一代史家的这种学术取向与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息息相关。他们希望历史不要成为道德教训的工具，不要让仁义道德干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要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切断。(35) 虽然在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难危机逐渐逼近，傅斯年等人重新思考史学的社会功能并有所尝试，一些专业史学团体也开始与报纸合作，在《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开辟通俗性的史学副刊，力图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但史学研究的纯学术化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期刊常常三位一体，学人越来越多地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期刊而非报纸或是一般文化性刊物上。学术期刊的发行范围只是学术设群，发表的论文自然不再注意一般读者，不考虑对群众的影响。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写作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1929年2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六集撰写的序文中，仍然强调“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正如钱穆后来总结的那样，民国学术与时代逐渐脱节，“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36) 严谨的学术期刊与一般的社会杂志由于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因此而有了一个逐渐疏离并最终确立二者边界的过程，学术也开始回归其象牙塔的原位，不再负有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区分突出了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的媒介角色，也使得它的功能更加纯粹与单一。
史学在确立自身学科专业化的同时，与社会、时代的脱节趋势愈加明显，这虽是史学发展所必须，然亦把自身推向困境。正是史学的自身定位日益专门，不能表现出它对社会的立即价值，尤其是进入战争状态之后，纯正的史学研究早已不是国家的必须，在此种局面之下，史学被迫退居边缘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
注释：
① 贺昌群在1943年提到“中国新史学的基础，如果从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算起，至今还不到二十年。”参见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它”，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73—576页。
② 胡适列举的十个方面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经济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民俗史、文艺史、制度史。见《国学季刊》第1卷1号，1923年1月。
③ 《史学集刊·发刊词》，《史学集刊》第1期，1936年4月。
④(21) 齐思和所列虽有遗漏，但基本上涵盖了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史学期刊。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燕京大学法学院出版1949年版。
⑤ 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⑥ 王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63页。
⑦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0页。
⑧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634页。
⑨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版．第11页。
⑩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11)(14)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70,370页。
(12)(30)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35;327页。
(13)(25)(3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4、158,170,171页。
(15) 参见顾潮：《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6) 罗尔刚：《师们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57页。余英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2页。
(17) 罗尔刚：《师们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第57页。
(18) 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20) 《史学年报·发刊辞》，《史学年报》1卷1期（1929年）。
(22) 劳干回忆到，史语所内的研究队伍，他们的论文写作，都以傅斯年的提示为准则。参见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胡适与当代史学家》，第264—265页。
(23)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页。
(24) 《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
(26) 杨向奎：《回忆〈禹贡〉》，《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27)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卷1期，1932年11月。
(28)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5页。
(29) 《熊子真致蔡元培》，《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828页。
(31) 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收入李赋宁等编《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32) 《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33) 陈以爱就观察到，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出版业的革新。各种新发行的报刊、杂志、书籍、小册子皆以知识界为倾销对象，导致观念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均大异于前。参见其《学术与时代》，第10页。
(35) 详细内容见傅斯年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36)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