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贫困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间，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尤其在1978—1984年间，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鼓舞，原先较为贫穷的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 年的1∶2缩小到1984年的1∶1.7。与此同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及其绝对贫困标准，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6亿减少到1984 年的不到9000万人，即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3%降低为1984年的11%。在随后的一些年间，快速增长仍在继续，但贫困率下降却较为迟缓，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隐忧。
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同样是重要的发展指标，更何况居民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状况会影响社会稳定，并最终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近几年的状况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即在如此巨大的成就之下，中国是否也存在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
一、数据及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在1988年和1995年两度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状况调查的材料，同时还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些相关数据。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两次入户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许多省份的城市和农村，样本量也比较大，可以认为代表了全国的情况。
需要解释的是文中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居民总收入的概念，不同于国家统计局的可支配收入，它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对居民住房补贴部分的估算值两部分组成。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住房补贴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消费物价指数的差异，我们分别进行了调整；考虑到不同规模家庭在消费方面不同的规模效益，本文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规模等值算子作为人均收入的除数（见表1）；另外， 作为对前一阶段贫困问题研究的继续， 本文采用了李实和B.古斯塔夫森针对198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数据计算得出的贫困线标准，即1988年居民家庭人均等值收入490元，并以其在1995年的不变价格测算1995 年的贫困状况，以便对中国贫困的变动进行比较分析（注：李实与B.古斯塔夫森先前利用1988年调查数据进行了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本文是对上一阶段研究的继续，并部分采用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参见李实与B.古斯塔夫森，1996）。）。
在贫困测量工具方面，本文选用了国际流行的、由Foster、 Greer和Thorbecke提出的贫困率、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的指标（FGT）。其具体公式如下：
表1 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规模等值算子 单位：%
家庭 居民收入的等值算子 住房支出的
规模
城市 农村 等值算子
1 100
100100
2 192
188172
3 288
266190
4 376
354207
5 468
429246
6 561
504280
7 635- 327
x0.96 0.89
0.5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n
P[,α]= ΣP[,α,i]/n
i=1
其中，P[,α,i]＝（1－x[,i]／z）ifx[,i]≤z
＝0ifx[,i]〉z
（注：P[,α]是贫困测量的指标，α是一项参数，当α＝0时， 可得到贫困发生率，α＝1时则得到贫困距，当α＝2时，得到的结果是加权贫困距。z指贫困标准，即贫困线；x[,i]是指第i个人的收入。）
在贫困的变动研究方面，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和贫困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分配状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及其导致的收入增长将可以缓解贫困，即收入的增长会使得贫困率下降；另一个和贫困相关的因素是分配，但这一因素是双向的，假设居民收入未发生变化时，适当缩小收入差距将导致贫困率下降；相反，同样条件下，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贫困率的上升；增长因素和分配因素又被称为贫困变动分析的经济因素。此外，人口构成诸因素的变动也会对贫困变动产生影响，它又被称为人口因素。
本文采纳的是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Datt和Ravilion（1997）利用增长和分配因素对贫困变动影响的分析方法。他们将增长因素定义为，在Lorenz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分配因素则是在收入恒定的条件下，Lorenz曲线的变化导致的贫困变动。其它未予解释的部分归入残差。其公式表述为：
P[,t+n]-P[,t]＝G（t,t+n;r）+D（t,t+n;r）+R（t,t+n;r）
其中，G（t,t+n;r）＝P（z/μ[,t],n,L[,r]）－P（z/μ[,t],L[,r]）
D（t,t+n;r）=P（z/μ[,r],L[,t+n]）-P（z/μ[,r],L[,r]）
R（t,t+n;r）=G（t,t+n;t+n）-G（t,t+n;t）＝D（t,t+n;t+n）－D（t,t+n;t）
（注：P[,t+n]第t+n年的贫困测度指标（FGT），P[,t]：第t 年的贫困测度指标（FGT），G（t,t+n;r）：t至t+n 年增长因素对贫困的影响，D（t,t+n;r）：t至t+n年分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R（t,t+n;r）：残差，r：基准年份的情况。P（z/μ[,t+n],L[,r]）：在一定的Lorenz曲线条件下，第t+n年的贫困测度指标。）
在Datt和Ravilion的分析中，残差仅仅被认为是增长和分配因素未能完全解释的残余部分。实际上，这里的残差是有意义的。在贫困变动的分析中，通常被忽略掉的残差是指人口结构变动所导致的贫困率的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增长和分配的因素往往已经能够很好地说明了两者对贫困问题的影响，而残差的值通常又较小，所以，人们无需关注人口因素的影响，而当增长和分配因素的效应相互抵消之时，人口构成因素就成为贫困变化的主要解释因素。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对贫困变化的研究主要遵循Datt和Ravilion的分析框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存在差异，分配状况的变化也是千差万别，所以贫困的变化也千差万别。 例如， 美国在6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增长和分配两经济因素均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使得美国在这一时期贫困率大幅度下降；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在最近几年中经济回升，但增长相对缓慢，难以弥补分配状况恶化的作用，最终导致了贫困率的上升；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中北美的哥斯达黎加；但同样是贫困率上升，发生在非洲的科特迪瓦的情况却是一个特例，80年代，由于该国主要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经济上的负增长和贫困率的上升，而在这一时期该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却有所改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萧条对穷人的打击。那么，中国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二、80 年代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及其分配状况的变化
在进行我们的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对减缓贫困的作用进行一下回顾。从收入分配的角度，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视为三个阶段：（1）1981—1984年， 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更由于过去重积累轻消费的状况开始改变，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年增长率达到12.6%。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方面，并未有太多的改革措施出台，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基尼系数由28.8略增至29.7。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全体居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2）1985—1989年，在这一阶段， 国家对工资和奖金的发放进行了适当的控制，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导致居民的收入只有较低的增长，年均增长只有1%， 而随着国家对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认可，收入分配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基尼系数由29.7剧增至33.9。这是一段收入停滞而分配状况恶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一定的两极分化倾向；（3）1990年至1995年，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居民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1%，而随着市场化的进程， 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基尼系数也由33.9激增至38.8。这是一个收入增长与分配状况恶化同时出现的时期（世界银行，1997）。
从1988年到1995年，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农村来看，贫困率的下降均较为缓慢。根据我们的数据，全国范围内，贫困率由1988年的13.61%下降到1995年的10.95%，仅仅下降了2.58%。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率由17.57%下降到14.91%，也仅仅下降了2.66%。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自1978年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几年。从表2可以看到，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快速的经济增长确实起到了大大减缓贫困的作用，人均收入的增长就使得贫困率下降了7.79%。然而，在这一时期分配状况的恶化却使得贫困率上升了8.63%。这就意味着，如果其它人口因素未发生变化，则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虽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贫困状况却有所恶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极低。这使我们转而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更进一步考察导致贫困变动的人口构成因素。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情况来看，发展和分配的状况也各具特色。在东部农村，增长因素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大量地减少了贫困的情况，分配因素虽然仍使得贫困增加，但分配因素的作用远低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居民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减缓贫困的作用。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已经接近了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中部农村则几乎是全国一般情况的缩影，增长带来的减缓贫困的效果与分配恶化带来的增加贫困的效果相互抵消，贫困的减少主要来自其它人口方面的因素。西部农村地区的情况似乎使我们多少有些失望，该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分配状况恶化，且增长的作用无法抵消分配带来的负面作用。即便加上人口构成因素的作用，该地区的贫困状况仍有恶化之趋势。看起来在绝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最高的西部地区减缓贫困的工作似乎需要另辟蹊径。
表2 增长和分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1988—1995）
区域 增长因素分配因素残差贫困的变动状况
全国 -0.07790.0863-0.0342-0.0258
城市 -0.00250.0045-0.0039-0.0020
农村 -0.10340.1288-0.0502-0.0266
东部农村 -0.05400.0360-0.0241-0.0421
中部农村 -0.09910.0941-0.0452-0.0502
西部农村 -0.16890.3279-0.1119-0.0470
全国 -0.02170.0296-0.0196-0.0117
城市 -0.00050.0006-0.0007-0.0007
农村 -0.02890.0443-0.0288-0.0134
东部农村 -0.01420.0059-0.0084-0.0167
中部农村 -0.02980.0258-0.0211-0.0251
西部农村 -0.04520.1303-0.0720 0.0131
加权贫困距
全国 -0.00920.0109-0.0104-0.0087
城市 -0.00020.0000-0.0002-0.0004
农村 -0.01230.0169-0.0152-0.0107
东部农村 -0.0063
-0.0018-0.0038-0.0119
中部农村 -0.01340.0061-0.0106-0.0178
西部农村 -0.01800.0609-0.0395 0.0034
正如前文提到的，增长与分配对贫困变动所起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年中相互抵消，那末，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是那些因素导致了贫困的减低呢？
在经济因素相互抵消的情况下，贫困的变动则主要归因于非经济因素的变动。即人口构成诸因素决定了贫困的变动。 这多少有些象70 至80年代美国的情况。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收入不均等程度有所增加，此时的贫困率上升被认为是人口因素的变动，在美国，它被解释为民族构成、家庭结构等因素决定的。
根据本文的计算，1988—1995年间人口构成的变动导致中国贫困率下降了3.42%（见表3），这种变动主要源于以下一些因素：
1.城乡居民的比例发生了变动。从1988年至1995年中国的居民城乡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城市人口比例由大约25%变为近29%，由于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城市和农村在贫困率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脱离贫困甚至致富。
2.农村非农化倾向的结果。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吸收了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由于户主从事的行业与家庭经营紧密相关，我们采用了户主的非农化倾向作为解释变量。根据样本数据，在1988年，农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户主占全体户主的13%，而到了1995年，该项指标已经上升为21%，农村非农化的发展使得农民在农业收入增长较慢的时候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之外找到了使自己收入增长的新途径。
3.农村家庭规模减小。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居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多样化，导致农村居民的家庭规模大大缩小。根据一般经验，家庭规模越大，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高。根据样本数据，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中，在1988年7人以上的大家庭占24.6%，而3—4口之家占28.4%，而到了1995年，7口以上的大家庭只占样本家庭的9.4%，3—4口之家的比例则上升到样本总量的46.6%。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农村家庭规模的减小对贫困率下降的作用为最大。
4.农村居民年龄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年龄结构也对贫困的减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1995年有更多比例的农村人口属于贫困发生率较低的36—60岁年龄组中。因此正是由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导致了贫困的减低。
5.农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往的经验证明，户主的受教育情况与贫困的发生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农村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长，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所增长。教育与脱离贫困是相互作用的，在80年代后期，贫困发生率与是否受到教育存在明显关系，而与受教育年限关系不很密切，形成脱离贫困的教育门槛；而到了90年代，贫困发生率的新特点则是贫困发生率与受教育的年限存在较强的关系，形成了教育对脱贫的逐级降低的结构。
表3 1988—1995年中国全国居民贫困率变化的分解
(1)贫困率的实际变化
-2.58
变化归因于如下因素:
(2)经济因素
0.84
(a)平均可比收入的增长 -7.79
(b)收入差距的变化 8.63
(3)人口结构的变动-3.42
城乡居民比例变动 -0.64
家庭规模变动 -1.26
年龄结构变动 -0.21
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构成
-0.85
户主的职业构成变动 -0.48
其它
0.02
虽然在近几年中由于人口构成的诸要素变动，中国的贫困规模有所降低。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构成的变动相对缓慢，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来实现。
三、未来的几种可能性
未来的发展究竟会是如何呢？纵然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但贫困问题在最近的几年间显然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仅仅拥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够的，如果缺乏分配政策的改进，中国将迅速步入世界上最为不平等的国家行列，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而在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变动趋势条件下，保持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以减缓贫困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这正是我们在这些年中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但这一政策的危险性在于，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中国的贫困状况就将迅速恶化，社会稳定也必将受到损害，拉美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即便是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但要想在本世纪末全面消除贫困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从长期发展角度，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改善居民的分配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才是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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