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的实验与趣味的变异——论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境论文,白话论文,文学史论文,趣味论文,阿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已风靡英美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幻想小说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① 终于被一名中国人慧眼相中，中译本《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读者多认为不可译的英语奇书就此被引入中文世界，漫游至今。对于书中“玩字的笑话”即文字游戏比比皆是的特殊意趣，赵元任先生以语言学者的抱负和赤子之心的浪漫，尽力用通俗晓畅的语体文（白话文）予以传达。自赵译问世以来，其翻译上的得失成败，一直颇受关注，大体上皆是在肯定其经典性的基础上，寻出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展开分析和评说。② 至于赵译在当时新文学运动及其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似乎鲜有论及。
一、译书选择与人生抉择：时代感召与个人志趣的交汇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载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被公认为“文学革命”发难之作。在此后一年多，《新青年》相继发表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论文，“文学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学革命首先是文学语言的革命，“是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逼上梁山》）。③ 在摇旗呐喊、热烈论战的同时，如何以实际行动运用白话文驱逐文言文，成为《新青年》同人的迫切任务。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鸽子》、刘半农《相隔一层纸》等第一批现代白话新诗；接着自第4卷第9号起，《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同年5月，鲁迅以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白话文）；同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其中包括部分白话译诗）出版；1921年春夏，赵元任译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在这一系列白话文运动事件中，赵元任的出现似乎有点突兀。的确，他不属于《新青年》同人，也不曾在国内发表文学或语言方面的有影响的言论。1917年国内“文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赵元任尚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8—1919年他获得博士后旅行研究奖学金，在美国各地、“沉思小游”；1919年返回母校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1920年夏，他受清华大学之邀，回国教授数学。在美国接受近10年严格的数理哲学训练之后，赵元任是如何“突然地”闯入了白话文运动、继而与语言学结缘、终以语言学大家传名于世的呢？
看似历史的偶然，其实与赵元任与生俱来的语言天才、亲历的时代潮流以及与胡适这位新文学运动旗手的亲密友谊之间，④ 存在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孩提和少年时代，赵元任就特别敏感于各地方言的差异，常常细加辨别和摹仿。⑤ 在美留学期间，虽相继以数学、物理、哲学为主攻方向，但他兴趣多样，涉猎甚广，尤其对于当时作为新兴学科不断成长的语言学始终抱有钻研的志趣。1912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选修过音韵学课程，他回忆道：“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⑥“转到了哈佛的研究院，我在名义上专修的是哲学，但是上了很多的语言的科目。虽然没有语言系，但是已经有语言学入门的一科了”（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⑦ 认真持续的系统研习，加上灵敏过人的听力和乐感，使得赵元任在语言学和音乐上修养深厚，为他日后专事语言学研究和进行音乐创作奠定了绝佳的基础，而多年的数理逻辑训练也有助于他形成严谨清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赵元任对于语言文字的兴趣并不限于书本上的钻研。1915年8月，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文学科学研究院，胡适与赵元任皆为文学股委员。他们商议决定，将“中国文字的问题”定为本股的年会论题。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学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则撰写《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是“半死之文字”与“活的文字”之间的对立，这个话题引起留学生们的关注，并由此转到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胡适：《逼上梁山》）。⑧ 讨论延续了一年，最终促使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抒发己见，继而催生了《文学改良刍议》。赵元任没有直接参与讨论，从他的论题可见出，他的兴趣仍侧重于探讨实际问题的科学解决之道，但他的基本立场应是倾向于胡适的。后者在晚年仍然记得：
赵元任先生……他生成的音乐耳朵，他的声音最正确，所以他对语言最精，这是我最佩服的权威，我们是老朋友，那时他没有牵涉到那个翻船的偶然的事情（指1915年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游湖翻船、后来因作诗纪念而引起语言文学讨论的逸事——引者注），不过他是很早提倡白话而且提倡字母拼音的人。他常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够白。他给我改文章，改得我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就是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时候的情形，虽然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1952年）。⑨
同为一代名学者，胡适与赵元任在性格和成就上的差异相当鲜明：前者外向善言，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具有敏锐超前的问题意识和振臂高呼、锐意进取的领袖气质，因而成为了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但也留下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适之体”新诗文学价值平平的遗憾，他的成就首要在于其学术和社会活动对于改变文学史进程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后者内向深思，博学多才，对于客观世界及其内在规律怀有无尽的好奇心和孜孜探索的精神，钻之愈深，乐趣愈浓。但他行事却常常“犹豫不决”，⑩ 以致在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一两年里依旧茫然于未来的人生方向，不知该选择哲学还是科学。1920年回国是他一生的契机：美满的婚姻和专攻语言学的明智决策，终于使他的才能聚焦于语言与音乐两大领域，并双双获得丰收，学术成果和音乐作品享誉至今。胡适且译且写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与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构成一组有趣的对照。
促使胡适尝试用白话译诗和写诗的主要动力，正如他在《〈尝试集〉自序》中所说明的，是1916年通信辩论时不满留学生中的保守派梅光迪所谓“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的观点，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当时极为普遍，连较为开明的好友任鸿隽也认为“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胡适：《〈尝试集〉自序》），（11） 可见白话文学运动中最后剩下的必然是“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胡适：《逼上梁山》）。（12） 于是，勇开新路的胡适身先士卒，决然向这座最顽固的堡垒发起进攻。他一面自谦在履行“文学的实验主义”，一面巧妙地综合各种力量和机会（如多次再版时的增删），加强和促成了《尝试集》所代表的白话新诗规范的“经典化”。（13） 果然《尝试集》一出版就备受瞩目，新旧文学两大阵营围绕它展开的激烈论战更是推波助澜，两年内此书已经四版，售出万部（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14） 以今天的眼光看，《尝试集》的文学史意义显然大大超出其自身的文学价值。
与大胆张扬而富于策略的胡适相比，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低调沉稳多了，这与赵元任在时代感召和个人兴趣双重作用下做出的学术道路选择密切相关。1920年回国的赵元任正巧赶上了白话文全面推广的高潮：继1919年各地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之后，1920年，连最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采用白话文了；同年1月，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文），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蓬勃兴起；（15） 白话翻译和创作的作品深受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欢迎。凭借深厚扎实的语言学功底和新颖独到的改革见解，（16） 赵元任归国后不久即加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写作国语教科书和制作国语留声片的任务。1920年10月至次年7月，他还担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讲学期间的翻译，随其辗转各地，显示出惊人的方言学习天才。但在诸多工作中，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7）
赵元任为何在此时选择这部英国童话作为他的“处女作”，（18） 并加以特别的重视呢？首先源自他对此书的偏爱和推崇。自从康奈尔求学时对卡洛尔的“阿丽思系列”“看上了瘾”开始，他对之保持了终身的热爱，直到逝世前还饶有兴致，打算参加美国卡洛尔研究会的年会（《赵如兰女士致原编者函》1982年8月1日）。（19） 他并不因这是“给小孩子看的书”而遗憾，他说：“我相信这书的文学的价值，比起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不过又是一派罢了。”（20） 其次，则是更迫切的现实原因，即“现在当中国的言语这样经过试验的时代，不妨乘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几方面的试验”，（21） 简言之，是运用“语体文”（白话文）、新的“代名词”（如他、她、它）和语体诗式（白话诗体）三大方面的试验。这时的赵元任已经“决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语言的研究上了”（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1971年）。（22） 他为自己选择的第一块试金石，就是这本充满了“似通的不通”、50多年里“没有人敢动”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如果他的白话文翻译获得成功，不仅足以证明白话文的新鲜活力和巨大潜力，同时也磨炼和检验了自己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对于此后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个“试验”具有多重含义，既顺应着时代的召唤，亦依从了个人学术发展的要求。万幸的是，这一颇具历史意味的高难度挑战与应战者赵元任之间，无愧为最合理的双向选择——他凭借与原作者相近的知识结构和赤子之心，活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译活了一本书，也得以与他心爱的书籍相伴长随，恐怕没有比这更圆满的结局了。（23）
值得关注的是，胡适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在场”。赵元任回国后，和在康奈尔一样，常往他家去，“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24） 身为白话文运动先锋的胡适，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引导和鼓励赵元任投身到运动中，运用自己的特长和学问创造白话文应用的实绩。例如，他通过自己与商务印书馆较为熟稔的关系，为赵元任和该馆的国语教材出版活动穿针引线；（25） 待《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成后，便交予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胡适还可算是赵氏译本的第一读者：在1921年5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12时去看赵元任。他译的《Alice in Wonderland》差不多译完了。这部书译的真好！”（26） 连《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书名，也是胡适所命，（27） 可见他与此书的渊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绝不只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他响应了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时代潮流，并直接得到新诗学建构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参与，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人对于现代（文学）语言美学和言语规范的一次自觉摸索。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1920年代初的出现，其意义显然超出了单纯的域外儿童文学译介的范畴，需要从现代翻译文学史及其所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眼界去进行解析。
二、新腔调、新词语、新童谣：白话口语体叙事的全面尝试
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虽为翻译，实质却是一种语言的试验，是在尽量忠于原作内容和特色的前提下，进行一场白话口语体叙事的全面尝试。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本书翻译的法子是先看一句，想想这句的大意在中国话要怎么说，才说得自然；然后把这个写下来，再对对原文；再尽力照“字字准译”的标准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28）
译者特别声明：
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很难翻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29）
“自然”、“得神”是赵元任译此书时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而“语体文”（即白话文）是他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选择。因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首先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更确切地说，是一部给小孩子听的书，这是由原著本身的童话性质决定的。它的目标读者大致是两类，一是有相当识字能力的儿童（小读者）；一是预备为儿童诵读故事的父母亲友（大读者），而小读者们也往往有读书出声的习惯。这些因素要求一部优秀的童话应兼具“好看”与“好听”；体现在文字上，就是用词简单生动、句法流畅、朗朗上口。显而易见，只有地道的白话文方能胜任。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还是有人承袭林纾笔法，用文言翻译童话。1918年9月，一向热心儿童文学建设的周作人，撰文激烈批评陈家麟、陈大镫的译作《十之九》，称安徒生童话中最宝贵的两大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野蛮一般的思想”，在他们的文言曲译中丧失殆尽：“把小儿的言语，变了大家的古文”，“用古文来讲大道理”，实在是荒谬之至，令人“不禁代为著作者叫屈，又断定他是世界文人中，最不幸——在中国——的一个人”。（30） 文言译童话读起来艰深，听起来别扭，且不论内容忠实与否，语言的选择就已铸成大错，说到底还是没有“得神”。
确定下白话文的基本“腔调”后，还有更细致的区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原书中有大量的对话和“心里话儿”（心理独白），这要求所用的白话文要尽量接近原生态的儿童口语。准确说来，白话文也具有不同的语体风格，如庄重、文雅、直白、含蓄，等等。只有采用与原书最为契合的风格，才可能真正做到“得神”。赵元任在正文前的《凡例》中特别说明，语体方面“叙事全用普通语体文，但是会话里要说得活现，不得不取用一个活方言的材料”，（31） 这个“活方言”即北京话，因为“北京话的用词比较地容易懂些”。（32）
就这样，经过一番合理推导，赵元任已不动声色地完全推翻了文言翻译的可能性，一种以普通白话文（普通话）为主、辅之以北京话词汇的新的语言美学原则和言语规范，不知不觉中确立起来（也不是绝对排斥文言，《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第三章中的“dry English”就用艰涩拗口的文言对应翻译）。当然，这不是通过几句宣言和声明而是通篇经反复揣摩、修改而定稿的译文实现的。以原文开头两段为例，暂取赵译与其他译本对照比较：
原文:Alice was beginning to get very tired of sitting by her sister on the bank,and of having nothing to do:once or twice she had peeped into the book her sister was reading,but it had no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in it,"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thought Alice,"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
So she was considering in her own mind ( as well as she could,for the hot day made her feel very sleepy and stupid,) whether the pleasure of making a daisy-chain would be worth the trouble of getting up and picking the daisies,when 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33）
赵译：阿丽思陪着她姊姊闲坐在河边上没有事做，坐得好不耐烦。她有时候偷偷地瞧她姊姊看的是什么书，可是书里又没有画儿，又没有说话，她就想道，“一本书里又没有画儿，又没有说话，那样书要它干什么呢？”
所以她就无精打采地自己在心里盘算——（她也不过勉强地醒着，因为这热天热得她昏昏地要睡）——到底还是做一枝野菊花圈儿好呢？还是为着这种玩意儿不值得站起来去找花的麻烦呢？她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只淡红眼睛的兔子，在她旁边跑过。（34）
他译：阿丽思和姐姐一起坐在河岸上，没事可干，坐得腻味了；她向姐姐正看着的书瞄了一两眼，可那上面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阿丽思想道：“一本书没有图画，又没有对话，那有什么用啊？”
所以她在心里琢磨着（她也不过是勉勉强强地琢磨着，因为这热天热得她昏昏沉沉地发困又发呆），做一只野菊花圈儿倒挺好玩，可是值不值得为它费事，起身去采花呢？这时候，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子，突然打她身边跑过。（35）
相距约60年的不同译本，用的都是白话文，但语体风格的差异还是较为分明的。赵元任采用的近乎“反哺”的方式，使语言的口语化程度略高一筹，更适于诵读（讲故事）。对书中童谣、打油诗，翻译时也格外注重韵律。在“凡例”中他强调这是“诗式的试验”而非“诗的试验”，因为“这书里的都是滑稽诗，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文的意味”，便于试用白话文的“双字韵法”。可实行起来却不容易，歌谣内容并不能完全忽略，还要兼顾形式上的押韵和节奏，让小读者们朗读译文也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这才算是抓住了原著的灵魂，堪称神似了。赵译在歌谣上下了极大极深的功夫，虽然无法彻底传达原诗的意思（其中有的本来就是Nonsense Verse，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读起来好玩儿），但几乎每首都可以化为中国孩子自己的歌谣，如第二章中阿丽思背的小诗：
小鳄鱼，
尼罗河上晒尾巴。
片片金光鳞，
洒点清水罢。
笑眯眯，
爪子摆得开又开。
一口温和气，
欢迎小鱼儿来。
原诗是模仿当时流行的一首说教诗而写的打油诗，带有讽刺意味。译出后，这层意思没法显现出来（实在是不可译），但译诗诵读起来，既吻合了原诗的押韵方式，又切中汉语童谣的节律，完全可以看作一首新儿歌。赵元任的音韵学素养在这些新童谣的译写上大显身手，令人叹服。
至于他在“译者序”中提到的语言试验的第二个方面：代名词如他、她、它等的区别，当时尚发明不久，需要推广，今天看来已是常规了；同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习惯的变化，赵译中出现的“公堂”、“客栈”等词，如今已不适用。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赵译中的谐音妙用，对于译者故意生造一些名词的深意则有所忽视。如他将the mock turtle译为“素甲鱼”，the real turtle相应地译为“荤甲鱼”，显然是有意为之。此二词生硬古怪，既不符合原意，也并非出于配合音韵的需要，但为何这样译呢？细细揣摩，应该是从儿童理解的角度来考虑的：小孩子大都吃过素鸡、素鸭这类家常菜，因此，向他们解释“素甲鱼”就简单之至了；既然“素甲鱼”和素鸡一样，是假的，那么“荤甲鱼”就是真的了。如此想来，生造也有几分道理。而名词音译与意译结合的例子，有的很巧妙，如毕二爷（名叫Bill的壁虎）、惰儿鼠（Dormouse，睡鼠），也有的令人费解，如骨颊凤（Gryphon，一种怪鸟）。此外，在近似词用法的细微差异方面，赵元任也如同辨音般一丝不苟。他最早察觉出了口语中“我们”、“咱们”两词的意义区别，（36） 并把它们运用到翻译中，促进了这个新发现的传播。
总的说来，无论在白话口语体的运用、新式童谣韵律的讲究还是新词汇的辨析上，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都大获成功。他以新鲜活泼的白话口语为试验，将一部公认难译的英语文字游戏集大成之作，出色地融入中文世界，赢得了大小读者的喝彩，译本的经典地位至今无人撼动。在赵译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出版过不少中译本，如1933年6月商务印书馆徐应昶节译本、1936年5月启明书局何君莲节译本、1948年8月永祥印书馆缩写本，等等。（37） 1988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赵译以来，各种译本更是层出不穷，（38） 这些译本在部分用语的更新和局部细节的准确性上，对赵译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和补充，但佳构在前，面对赵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其他译本仿佛都只是它的某个谨慎的注脚。
三、“Nonsense”趣味的变异：阿丽思在中国的漫游
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1922年3月，周作人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评论，称赞这是一部“绝世妙文”，“曾经做过小孩子的大人，也不可不看”。（39） 此书一版再版，多次重印，1947年还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文库”，流传广泛。“阿丽思”逐渐为一代代的中国青少年所熟悉。
对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广泛兴趣，还促成了它的两部中国仿作的诞生，即1928年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和1931年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像这样直接“拿来”异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其为主人公展开文学想象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似乎找不出第二例，这也证明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深入人心以外，还为本国作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新启发。不过，透过对这两部仿作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所代表的“Nonsense Literature”的文学趣味，（40）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欣赏，而是迅速为本土强大的传统趣味所置换和改造；受邀两度游历中国的“阿丽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因漫游奇境而闻名世界的英国小女孩了。
在英国文学史上，路易斯·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包括续集《走进镜子里》）是作为“荒唐文学”的巅峰之作而留名的。（41） 在这部奇特的幻想小说里，处处是不可思议的人物（动植物）、情节以及多种双关语、藏头诗、典故和文字游戏。通过阿丽思的梦中游历，一个异想天开、荒唐无稽又乐趣无穷的奇妙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除了惊人的幽默、滑稽和想象力以外，作者（42） 又在其中注入了许多富于数学和逻辑学意味的内涵，使得那些“不通”之处在博人一笑后，还颇有回味的余地。赵元任钟爱此书，正是因为特别能够领会上述特色的缘故。他曾就书中的“不通”的特征解释道：
这部书里的笑话另是特别的一门，它的意思在乎没有意思。这句话怎么讲呢？有两层意思：第一，著书人不是用它来做什么寓言的，他纯粹拿它当一种美术品来做的。第二，所谓“没有意思”就是英文的Nonsense，中国话就叫“不通”。但是，凡是不通的东西未必尽有意味……“不通”的笑话，妙在听听好像成一句话，其实不成话说，看看好像成一件事，其实不成事体……《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又是一本哲学的和论理学的参考书。论理学（即逻辑学——引者注）说到最高深的地方，本来也会发生许多“不通”的难题出来，有的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的。（43）
视野开阔的周作人，也敏锐地抓住了该书的“Nonsense”特色，旁征博引中外文学史的相关内容，对它大加褒扬，由此又引出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儿童文学观念的批评：一种认为“给小孩子看的书”不是正宗的文学；另一种则“相信给小孩子的书必须本于实在或是可能的经验，才能算是文学”，“因此排斥空想的作品，以为不切实用”。尤以第二种“军国主义的实用教育的意见”“更为有害”，因为：
我们姑且不论任何不可能的奇妙的空想，原只是集合实在的事物的经验的分子综错而成，但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44）
周作人强调“大人”对儿童心理需要的尊重，应如对他们物质需求的满足一样重要，主张让儿童的爱好幻想的天性自然发展、成长，切不可用成人的实际说教，借各种“神圣之名”，强行灌输给儿童。虽然成人对于儿童不可能不发生引导和教育的作用，但周作人的观点还是一针见血地切中了中国人长期以来视儿童为“教诲对象”的弊病——“大人们”往往忽略了儿童的天性和智慧，总是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地用大道理对其进行“谆谆教导”，过早地扼杀了儿童的天真烂漫，这恰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完全以儿童视角、儿童思维去看世界的“Nonsense”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关于这一特征，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有一句妙评：“两部‘阿丽思’的书不是专供儿童阅读的，而是只有在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变成了儿童。”（45） 可惜的是，周作人的提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响应。直至今日，“以成人社会的价值观对儿童进行规范和框范”，（46） 依然是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普遍思路；体现在两部“阿丽思”的中国仿作中，就是新奇的“Nonsense”趣味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以成人的讽刺和教科书般的宣传。
《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28年3月至10月连载于《新月》杂志，并由新月书店分卷出版了单行本。小说从原书中摘取了阿丽思和兔子（沈从文给它取名叫“傩喜”）作为主人公，沿袭了“梦中漫游”的形式，让她们结伴同游中国。本以为可以领略东方古国的神秘情调，结果她们看到的却是饥饿、愚昧、迷信弥漫的悲惨景象；奴仆们欺软怕硬、卑鄙猥琐，绅士们崇洋媚外、相互倾轧；而后阿丽思来到湘西苗人居住区，体验了山区淳厚率直而又怪异古旧的民俗生活，目睹了惨无人道的原始奴隶买卖，最终带着重重疑惑，结束了这场“怪梦”。全书充满了尖锐的讽刺和挖苦，阿丽思与兔子傩喜与其说是在游历探险，不如说是成为了来自“文明世界”的参照物，从每日的见闻里揭示中国都市与乡村中种种可惊、可笑、可怪的现实。从仿作的角度看，“仿”得完全不像、不仅不得神似，连形似也很可疑；从创作的角度看，讽刺过于露骨，意气浮于言辞，结构松散，成就不高。沈从文自认这是“失败的创作”，他原意是“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然而在写作当中，发现自己“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所有心上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它融化成圆软一点”。（47） 当时，年轻的沈从文正体验着经济的窘迫和情感的孤寂，在饱尝社会底层的苦痛之后，心中激愤郁结，自然无法以“Nonsense”为旨趣，反倒借仿作为名，在30天内奋笔疾书，“小针小刺”一吐愤懑之气。书中的语言也全然不似赵译的通俗浅近，而是一贯的“从文体”，文法有些拗折，不适宜儿童阅读。第一卷第七章中着力描写鸟类大会，拟了不少歌谣，群鸟对唱，十分热闹，而主题却是“恋爱的讨论”，让人啼笑皆非。所以，这部所谓“《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中国续书”，对于前者的主要特色，尤其是“Nonsense”的趣味上，完全没能接续下来。
1931年春，《小学生》半月刊以连载形式刊登了陈伯吹创作的童话《阿丽思小姐》，这是中国作家对于“阿丽思式漫游”的再度想象和诠释。这部童话以少年儿童为读者，作者除了以阿丽思梦中漫游的主线来组织叙事外，还在场景、语言等方面着力借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颇有几分“形似”。相比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陈伯吹对于儿童心理的刻画更加重视：阿丽思不再是一个畸形社会的旁观者，她“恢复”了卡洛尔笔下的活泼、好奇、正直和礼貌，包括粗心、性急的小毛病；场景设置上，陈伯吹模仿卡洛尔原著，也让阿丽思遭遇许多奇怪的动物，参加讨论、聚会、法庭审判，等等；语言风格上，同样力求口语化，并穿插了不少童谣。总体上看，这部童话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不过，它与卡洛尔原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缺乏“Nonsense”的趣味，或者说，陈伯吹基本上抛开了原著的这一特色，恢复了传统的主张——童话不能是“Nonsense”式的一味天真滑稽，而应该反映时代精神，给予小读者是非鲜明的教育和熏陶。他在回顾创作动机时表示：
我一口气读完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为这个天真烂漫、喜怒无常、却又聪明活泼、机智勇敢的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了，才想到让她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看看，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艺术形象的折光中，认识自己的祖国面貌，该爱的爱，该憎的憎，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考虑到何去何从，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阿丽思小姐·后记》）。（48）
在这种思路导引下，作者根据昆虫们的习性，为它们一一贴上“阶级标签”：
阿丽思看到了赤脚工人，忽然地想起了几张最可痛恨的脸来：奸商米蛀虫的，地头蛇警察的，电灯公司经理萤博士的，瞌睡虫法官的，杨柳诗人蝉儿的，大蟒皇帝的，相面算命虻虫的，无赖蚱蜢的，流氓苍蝇、蚊子的……
“然而这个蜜蜂工人的脸孔是多么和善的呀！”阿丽思自言自语地说：“还有那一个吃耳光的蜗牛苦力也很和善的呀！”她再望望那蜜蜂的脸孔时，不觉涌起了一种同情怜惜的念头（《阿丽思小姐·十三》）。（49）
写作适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者“再也不能循规蹈矩地按着原计划写下去了。阿丽思不再仅仅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一女孩’，她应该是反抗强暴的‘大无畏的小战士’了”（《阿丽思小姐·后记》）。（50） 于是，书中自第十八章起“突然发动”了一场益虫与害虫之间的“神圣战争”，阿丽思带领益虫们英勇反抗害虫军队的侵略，还抵制了内部投降派的绥靖行动，决心抗战到底。这可不正是赵元任所点明的“寓言”、周作人所忧虑的“实用教育”么？当然，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童话成为宣传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种转变的发生太过自觉自然、顺理成章，甚至别无选择。它再次说明，卡洛尔式的“Nonsense”趣味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和不合时宜，若要进入文学的正统，就免不了经受传统习惯的改造，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土生的“Nonsense”歌谣只能在民间自生自灭、由野叟顽童口口相传。如此看来，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还自有其独特的参照意义。
注释：
①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由Lewis Carroll著，1865年由伦敦Messrs.Macmillan and Co.首次出版。
②此类评判的最新范例，是香港翻译家思果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选评》，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④赵元任与胡适同为1910年清政府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同船抵美后又同在康奈尔大学就读。1921年6月，胡适曾作为赵元任的好友，为他与杨步伟女士的新式婚礼做见证人。两家的深厚友谊维系终身。
⑤参见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中的前两部分“早年回忆”和“第二个九年”。
⑥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85页。
⑦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附录一》，叶蜚声译，伍铁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⑧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41页。
⑨侯健主编：《胡适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第535页。
⑩赵元任自评语，参见《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17页。他在退婚、交友恋爱、选择学术研究领域等方面的经历亦对此有所反映。
（11）侯健主编：《胡适名作欣赏》，第250、251页。
（1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55页。
（13）此处借鉴了廖七一先生的观点，参见氏著《胡适译诗与经典构建》，《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14）侯健主编：《胡适名作欣赏》，第270页。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6）主要是关于实行拼音字的方案，参见《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13页。
（17）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6页。
（18）作为一名精通数国语言、熟谙国内多种方言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毕生只出版了寥寥几部译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路易斯·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及续集《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1）。赵元任曾将后者译出，但清样在1931年日本轰炸上海时被毁，直到1968年才在美国出版。
（19）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第5页。
（20）赵元任：“译者序”（1921年6月1日），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页。
（21）赵元任：“译者序”（1921年6月1日），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赵元任译，第10页。
（22）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附录一》，第128页。
（23）笔者注意到，赵元任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写译者序，落笔时是1921年6月1日，正是他与杨步伟女士的结婚日期。不知二者只是巧合，还是有意留下一个隐秘而甜蜜的纪念？
（24）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7页。
（25）据杨步伟描述，在其与赵元任新婚第二天（即1921年6月2日），胡适就引商务印书馆驻京的经理孙伯恒，前来商讨做国语留声片的事情。杨步伟：《我们的结婚》，《赵元任生活自传·附录一》，第182页。
（26）沈卫威编：《胡适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27）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6页。
（28）赵元任：“凡例”，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第1页。
（29）赵元任：“译者序”（1921年6月1日），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第10页。
（30）周作人：《随感录二十四》（即《安德森的十之九》），《新青年》1918年9月第5卷第3号。
（31）赵元任：“凡例”，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
（32）为防止北京话里有太土气难懂的地方，赵元任还做了一个“特别词汇备查”，语言学家的细谨表露无遗。
（33）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英汉对照），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页。
（34）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英汉对照），第5页。
（35）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陈复庵译，杨静远校，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第3页。
（36）《凡例》中有说明。胡适曾拿《红楼梦》前80回细细检查，果然不虚。且这一区别在多种方言中都有体现。胡适：《赵元任〈国语留声片〉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7页。
（37）参见陈子善：《〈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第一部中译本》，《译林书评》1999年第5期。
（38）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其他译本至少有20种以上。
（39）《〈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收入《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40）对于这一文学类型，赵元任在“译者序”中称为“‘不通’笑话文学”或“滑稽文学”，今人或称之为“荒唐文学”（杨静远：《永不消逝的童年的梦——一本老幼共赏的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读书》1981年第2期），本文暂取后者。
（41）Donald Rackin.Preface,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A Critical Handbook,edited by Donald Rackin,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Inc.,1969.p.Ⅲ.
（42）作者本名C.L.Dodgson，是供职于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兼牧师。
（43）赵元任：“译者序”（1921年6月1日），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第7—8页。
（44）周作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第53页。
（45）Virginia Woolf.Lewis Carroll's Crystallized Childhood,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A Critical Handbook,edited by Donald Rackin,p.266.
（46）梅子涵：《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47）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第3—4页。
（48）陈伯吹：《陈伯吹童话》，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49）陈伯吹：《陈伯吹童话》，第82页。
（50）陈伯吹：《陈伯吹童话》，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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