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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4)05-0056-06 政党的组织规模是政党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没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这个物质基础，再先进的理论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除了先进的理论、科学的制度、严格的纪律等，壮大党员队伍也是党的建设基础工程。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尤其是在农村和企业生产一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新党员的大量发展，被视为我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据十八大召开前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内统计数据，中共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超过了英国、法国人口总数，接近德国总人口数。中共执政前后的党员队伍发展速度不同，数量差异较大，但迅速扩张是共同的特点，虽然改革开放后增速渐趋稳定，但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党员数都在两百万左右。党员队伍的规模如此庞大，给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更是个严峻的考验，须谋未雨绸缪之策。2013年初，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控制党员总量，保持党员队伍适度规模的建党新思路。在此形势下，如何正确看待党员队伍规模?要保持党的性质和完成党的使命，应当保持什么样的规模?这是每个党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欲在了解中共党员队伍规模现实状况的基础上，考察中共党建历史和现实困境，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 一、现状分析——党员队伍规模发展的当前形势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共党员队伍规模已知最确切的数字，是2012年十八大前中央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1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是82602000人，党员数占大陆地区总人口数的6.13％(见图一)。 图一：党员总数占大陆总人口数比例(％)
党员数据根据中央组织部历次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整理而成，人口数据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成。 当前的党员队伍规模是不是过大，发展速度是不是过快，必须与政党的性质、功能及政治全局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判断： 1.组织规模超过职能规模，造成部分基层组织空转，增大管理难度，无助执政能力的提高。 首先，对比一下中共建党史上各个阶段成功完成其历史使命时的党员队伍规模。 1945年七大时中共党员总数为121万，有人口史学者根据民国政府内政部统计数字估算，1946年中国总人口为5.2亿①。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时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0.2％。1949年中共党员总数为449万，其时中国总人口为5.4亿②。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时，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8％。1956年中共八大时党员总数为1073万，中国总人口为62828万③，党在巩固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路线时，党员占总人口比例为1.7％。1977年中共党员总数为3500万，中国总人口为94974万，在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时，党员占总人口比例约为3.7％。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头，中共提出并运用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胜利地完成历史使命，开启了新的时代。 事实证明在过去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对较差情况下，虽然党的规模比今天小数倍甚至数十倍，但领导革命和执政能力并不比今天弱。而且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和建设年代，国家政权建设不完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社会高度一元化，不存在其他真正完全自治组织，国家政权是党政军高度整合的一元化权力体系，对社会动员对资源控制广泛、全面。以党的组织网络为中心，以党的外围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为纽带的权力体系，在各个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各级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党政不分，其时党的功能和任务多，当然需要一个规模不小的党。 但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党向政府放权，政府向市场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国家权力逐步收缩，全能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转变，社会自主性在增强，党支持鼓励基层群众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规模比以前缩小但执政党的规模却比以前扩大数倍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且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正规化常态化，党的任务没增加，即党的职能规模并没有增加，但党的组织规模却迅速增加，以前三四千万党员能完成的事，现在有七八千万党员在做，势必产生大量入了党却没有为党做过多少事，处于游离态的隐形党员、挂名党员和除了应付上级布置任务基本在空转的基层组织。这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起不到多大作用，反而增大了组织管理的难度。在一个群体总人数既定的情况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会随党员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群体中大部分民众成为党员时，甚至使非党群众有一种被排斥和边缘化的感受，会产生对党疏离甚至对立的情绪。 2.党员占社会组织成员的比例过高，模糊了党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人口数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而党员发展的速度并没有多大变化，近十年来每年都净增200多万人，党员增速远超总人口增速，如果发展速度不变，迟早会变成全民的党(见图二)。 图二：中共党员人数和总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对比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成。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按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总人口数与党员总数的增速差距会越来远大，而二者总人数的差距会越来越小。按目前的发展态势，在近三四十年内，全国四分之一的国民将都会成为中共党员是可以预料的，这将会使党员与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区别，这绝对不是好消息。 以上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其实在某些领域，早已经超过了这种程度。仅就2008年的数据来说，截至当年年底，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里中共党员人数为2309万人，占党员总数的30.4％，其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20.8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687.6万名④，而2008年全国财政供养人数也不过为4630.7万人，⑤其中党政机关人员大致在700万人左右，这说明在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人员都成为了中共党员。党员数远超非党员人数，将会使党员把自己混同于群众，导致党员的身份模糊，党性意识淡薄，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共党章规定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如果一个单位只有极少数人是群众，这难以体现党的性质。 3.庞大的组织规模和持续较高的发展速度给国内党际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带来压力。 与中共处理跟国外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同，在处理中共与国内各民主党派关系上，不能完全适用前述的四项原则，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虽说“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不可能，但是互尊互信、相对平等还是必需的，否则“互相监督，协商国是”失去了前提。如果一边是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要“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一边是中共组织规模迅猛发展，势必产生冲突，更何况民主党派是中高层知识分子为主体，其发展对象与中共有重合之处。 政党成员人数是政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古今中外，凡有生命力的政党，皆是党员人数众多、新生力量源源不断的政党。据2007年11月公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披露的数字，全国八个民主党派现有党员人数为707100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民盟为181000人，规模最小的台盟仅有2100人。这相对于13亿人口和拥有8260.2万名党员的中共来说，二者的规模对比实在太悬殊。如果人数太少，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危机，这将会给健康稳定的党际关系带来压力，并影响到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巩固。 4.给中共的政党声誉形象造成压力。 政党形象和声誉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无形资产。苏东剧变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一些比较发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进一步确立了多党竞争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向多党制发展的潮流下，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实行一党制或一党独霸制的屈指可数，声誉不佳。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是在一党执政情况下的多党参政，多党参政不是可有可无。而中共超大的组织规模将给国内民众和国外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和政党带来对中共消极的外部认知，这对中共的形象和声誉带来不良影响。 总的来说，当前日趋庞大的组织规模，对进一步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并未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改变继续谋求扩大组织规模的建党思路。我们可以从更深远的历史角度来深入分析这个问题。 二、历史昭示——中共建党史上对党员队伍规模的控制经验 中共建党史上有没有过数量急剧增长、规模迅速扩张的时候，当时是如何处理和认识的?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遵义会议后，中共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在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我们从这一时段开始分析，才能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中共党员数量扩张的大致特征是存在四个发展高峰。 (1)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面对蒋日汪势力夹击的严峻生存局面，中共迫切需要壮大规模，增强抗日力量。1938年，中共中央首次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⑥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在中央全会上强调：“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⑦1937年中共党员只有4万多人，而到了1938年年底，党员已发展到近6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400％。 (2)抗日战争末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巨大的发展，吸收了一大批工人和贫雇农入党，党员队伍空前壮大，仅1945年到1947年，党员人数就增加了一百多万，年均增长率为50.91％。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作为执政党掌握了大量资源，拥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会获得很高的政治收益，自然吸引了大量社会精英加入。尽管当时对发展党员有所限制，把“成分好”作为入党的第一要件，但是中共党员规模再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8.99％。 (4)“文革”期间，中共正常的组织生活遭到破坏，尽管因“极左”路线有大批的党员干部被组织开除党籍，不过党员队伍还是迅猛增长。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提出“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⑧为此不惜取消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大批吸取新党员。大量造反派在造反运动中因表现突出，不按常规程序，不履行严格的手续，火线入党。“文革”十年间，全国党员人数由1871万发展到3507万。⑨党员总数几乎翻了一番，党员数量的增速也达到了以后再也未达到的6.21％。这是党员队伍发展的最后一次高峰。 考察中共党史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经过党中央有关会议明确决定，并在全党范围内贯彻执行的整风整党运动共进行过六次： 第一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 第二次，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运动(1947年至1948年)； 第三次，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1950年下半年和1591年下半年至1954年春)； 第四次，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至1958年夏)； 第五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整党(1969年至1971年)； 第六次，改革开放期间的整党运动(1983年1月至1987年5月)。 每次党员队伍的规模扩张，都伴随着后继的党员思想教育和队伍的组织整顿，即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1938年的发展高峰后有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45—1947年发展高峰后有1950年开始的整党，建国初的发展高峰后有1957年的整党整风，文革发展高峰后有1983年开始的整党。虽然有的留下了宝贵经验，有的留下的只是教训，但从后来党的发展来看，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的确是保持我党肌体健康的重要法宝。仅从第六次整党来看，清理出“三种人”5449人，犯有严重错误的43074人，开除党籍的33896人，不予登记的90069人，暂缓登记的145456人，受党纪处分的184071人。⑩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给先富阶层人员入党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反映到党建工作中，就是在发展经济、搞活市场，尤其是在开发建设、招商引资中的能人、强人，被大量吸收进党内。对于随之带来的党员腐化、基层组织涣散、党员思想复杂化等问题，并没有像延安整风那样给予重视，期间虽然也有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但是并没有涉及大规模党内的组织整顿。虽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11)，但是只要能表达和体现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要求，不一定非得在组织上网罗住他们才能同化。一有新兴的社会力量出现就立即发展他们入党，势必导致规模会越来越大，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近几年来，在纠风和执法监察、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中，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接受的举报均有一百多万起，仅由纪检监察机关因违纪违法而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人数每年均达10万左右。其中2010年119527人，2011年118006人，2012年134464人(数据来自历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的通报)。违法违纪并被举报的党员尚有如此的数量，没有违法违纪，但不合党章规定的不合格党员的数量显然不止区区几十万。虽然改革开放后治国方略转变，不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但是对于当前超大的党员队伍规模的确应当从中共建党史中汲取更多的经验。 三、适度规模——党员队伍规模的量度 对比中共党建的历史和现实，得出当前党员队伍规模必须控制的结论显然不是轻率的。那么认识和评判政党规模适度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适的规模? 1.理论依据。政党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政党组织内部存在着许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同时政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政党规模的大小受内外部各种复杂因素制约和影响，内部因素如政党的党纲、纪律与制度、党的领导人、党员、组织结构、管理的技术水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数量、科技水平等。评判政党的组织规模是否适度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任务。 但是无论如何，政党也是一个公共组织，与非公共组织一样有固定的目标。政党追求的是长久执政或最大程度地参与执政，如同企业追逐利润，会在比较组织成本和组织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对公众来说，政党从来就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最主要部分，在参加政党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参与政治过程、表达利益的途径。政党要不要把符合党章规定条件的社会成员发展为党员，民众愿不愿意参加政党，这二者都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这样我们可以运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规模经济的理论、组织边界理论来分析。 (1)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在现有技术水平和一定市场容量的条件下，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但是随着规模扩大，企业内部结构因规模扩大而更趋复杂，这种复杂性会消耗内部资源、降低管理效率，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上升，从而消减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并且，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是在市场份额随之扩大的条件下实现的，但市场份额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规模经济，规模扩张是规模经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同理，扩大党员队伍规模，也必须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从谋划几次起义，到管理几十万人口的地方割据，再到掌控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全局，中共的规模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再发展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六，在队伍壮大的同时，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辉煌的胜利，政党组织规模的扩大的确实现了规模效益，说明在社会容量有扩大空间的前提下，扩大规模能加强政党能力。但是随着总人口数增幅的下降甚至今后绝对数的减少，再扩大组织规模就难以获得规模效益。此时不应再盲目地追求组织规模的扩大，而是追求单位产出的盈利水平最高，即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当然要算清楚政治问题的经济账，确定其成本和收益的确困难，因为政治行为的社会效益无法货币化，无法精确计算其成本和收益，确定其成本收益模型，就无法像企业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那样来精确估算政党的宏观结构上的适度规模，但是政党微观结构即每个基层组织根据自己的任务还是能够确定自己的适度规模的，那就是基层组织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时的最小组织规模。 (2)组织的适度规模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组织边界问题的性质有相似性，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交易费用会因企业的横向和纵向扩张大大降低，但随着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张，企业的管理和组织成本也随之增大，以至于超过了由此而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当企业组织规模扩张到边际组织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时，企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最优界限也就确定了。 对政党来说，一个符合党章要求的社会成员既可以发展为党员，通过政党的组织纪律来管理，也可以保留在党外，通过协商合作、教育培养、榜样示范、道德感召等方式来使其为实现党的目标作贡献，前者要付出“管理成本”，后者要付出“统战成本”——政党与党外人士的交易成本。在组织规模不大时，管理成本低，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成员的同质性越来越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差异越来越多，组织必须以结构的分化来适应，便在纵向分层和横向分工上越趋复杂，管理成本随之增大。不仅如此，因为最先进最积极的民众总是首先发展为党员，所以规模越大，意味着越往后的成员与先进分子的差距越大，组织需付出的管理成本便越大。当边际管理成本超过边际统战成本时，党的组织规模不能再扩张了。当然每一个个体的人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匀一同质，所以不能精确计算发展一个党员时所需的管理成本和统战成本，但二者仍是可以比较，可以排序。 2.制度依据。理论依据只是原则性、指导性的，缺乏操作性。量化的指标还得结合根据党内的规章制度来分析对党员队伍规模的具体界限。我国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共党章也规定，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申请加入，因此，必须考察党员占成年人总数的比例才能准确判断党员队伍的适度规模。 (1)党员队伍适度规模的上限。在企业中，班组是最基层的生产管理组织；在部队中，班也是最基本战斗单位。班组的管理影响着决策的实施，影响组织目标的最终实现，相比其他层次的管理者来说，“兵头将尾”的班组长对成员有着最严格最直接的控制，严格、直接到必须保证成员在管理者视野范围内现场化管理，保证管理者对每个成员的个性、能力和对每个成员的岗位职责即每个人能干什么、每个人要干什么都熟悉的精细化管理。这就决定了班组的规模不可能大，部队班的编制基本在9—15人之间，我们取其中间数12人，可得出对组织成员严格管控下的管理者规模是：管理者人数与组织总人数之比约8％。 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根据中共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究竟是如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我们从中共党章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制度中发现，党组织除了学习宣传教育等务虚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还有管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领导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众组织，讨论决定基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非常细致、务实的工作，大约相当班组管理的细致程度。因此把党的组织规模的上限定为党员占成年人总数的8％绝对不低，不能再高。 (2)党员队伍适度规模的下限。在保证党的执政能力不受影响条件下，是多少呢?中共党章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军队是党执政的坚强基石，必须保证党的组织规模多大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49条规定：“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连队都应当建立党的支部。”“支部建在连上”是1927年“三湾改编”就确立了的建党原则，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形成了制度，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与和平建设的实践检验，无论形势任务怎样变化，部队编制怎样调整，人员怎样更新，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了能够保证党的功能的贯彻和作用发挥的最佳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的最低限度是：一个连至少要有一个由三个党员组成的支部。按“三三制”来算，一个连有一百多号人，也即是党员队伍规模下限约为组织人员总数的2％。当然在像连队同样规模的其他社会组织中党员比例还可再低一点，1％也不算少。 根据上文分析所得的适度规模的量化指标，当前中共组织规模已达临界状态。上文分析的对象是成年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全国成年人总数最确切的数据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据此整理可得中国成年人总数为105389.8万人，而同期中共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党员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8％。现有党组织基本上是依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也就是党员密集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远超8％的比例。十八大提出了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党建的生命工程，根据十八大党建工作的精神和2005年中央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合理配置政治资源，减少政治成本，就必须建立党员退出机制，保证党组织规模的适度水平。只有保证党员队伍在适度规模下的新陈代谢，才能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切实保障。 注释： ①②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01-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第281页。 ③《1949-1977年历年人口数及构成》，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219.235.129.58/reportView.do?Url=/xmlFiles/2ff41b67601a4b90a224439f83f5a5aa.xml&id=3e1490c862a9462193ac03cacbfb0364&bgqDm=19770000&i18nLang=zh_CN. ④200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党员总数7593.1万。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7/02/content_18051424.htm. ⑤《2006年-2008年全国各地区财政供养人员情况表》，《地方财政研究》2010年第3期。 ⑥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第683页。 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五集)》，1968年1月。 ⑨中共中央组织部信息管理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资料汇编(1921-2000)》，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⑩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11)【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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