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适度规模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模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必须实行适度规模经营，这已经成为我国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然而，何为适度规模，却存在着理解上的混乱，多数人认为所谓适度规模就是适当扩大土地的经营面积，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却不及其余。其实，适度规模概念还有其内涵上的界定，因此，本文提出“内涵型适度规模”概念，而且进一步认为，搞内涵型适度规模经营将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适度规模问题的提出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逐步推行了土地分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体制，改变了长期以来生产者责权利脱节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在经历了1978—1984年粮食总产连续增长之后，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徘徊。于是，规模经营问题应运而生，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发表了大量的观点和见解，规模问题一时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热点；而当邓小平1990年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发表以后，规模问题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90年3月，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战略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适度规模”的经济概念，却并没有进一步对此进行阐释，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多数论者认为，农业增长速度的减慢和粮食生产的徘徊，其根源在于土地经营方式的过于分散，这就限制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从而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因而，改变农户的分散经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理应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中心内容。应当承认，这种观点看到了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理论分析也是颇有说服力的。据统计，1984年我国农户户均耕种的土地是9.35亩，被分割为9.7块，平均每个地块的面积为0.86亩，1986年户均耕地9.2亩，每户的地块数为8.99块，平均每块1.02亩。 这是指全国的平均情况，就规模的地域差别来说，平原大于山区，旱田大于水田。显然，在这种过于细碎的地块上，机械化耕作是难以实现的，与美国、英国等动辄上千亩的耕作规模相比，这种规模简直太微不足道。由此来看，实行适当的土地集中，以显示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一观点却忽略了衡量规模经济的其它重要因素，如劳动力、投资总额、所包含的技术因素等等。在西方农业发展史上，各国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国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美国早期在划分农场规模时，确是把经营面积作为唯一的指标，后来发现这不能反映农场的实际，于是又增加了非土地的固定资产、产值、经营收入，后又增加了纳税额等指标。英国则从1965年起就按活劳动量的多少对农场大小进行分类，在技术条件相同、经营类型一样时，使用劳动量的多少以及变动如何，也能反映农场的大小及其变动。然而，在我国，由于人们对“规模”一词的单向理解和尚大偏好，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土地的发包单位撕毁合同、硬性中止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还适度规模经济以本来面目是非常必要的。
适度规模及其类型
适度规模一词实际包含两部分，一为规模，二为适度。规模有大有小，有人赞誉“小的是美好的”，有人主张越大越好。其实，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应以适度为原则，而所谓适度，即是以有限的要素投入获得最佳的产出效益。因此，确定适度与否和最佳效益，首先要找到适度和最佳效益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国外有各种提法，这里略作评介。
有人认为，生产规模应大到能充分利用最新技术成就，使土地、劳动力、设备得到合理利用，但同时又能保证主要依靠农民家庭劳动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靠雇工来经营的规模是最优的规模；有人认为，单产和劳动生产率都高于一般农场的规模是最优规模；有人认为，最优的规模是能使土地、劳动力、设备得到充分利用的规模；还有人认为，能靠以农为主取得不低于城市中等收入水平并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是最优规模；还有人认为，农场规模要大到能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能自筹资金，但又不超过家庭劳动力来经营，并对它来进行管理的能力……
这些衡量适度规模和最佳效益的标准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1 ）生产要素，分为土地、设备、劳动力。（2 ）以农民家庭作为衡量土地规模的基本单位。（3）以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目的。（4）充分考虑技术因素。这些标准是界定我国适度规模经济的重要参考，但是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必须考虑到：一是土地所有制上的根本差别，即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差别；二是国情的巨大差别，我国人多地少，农民穷，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忽视的。
参考国外关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对适度规模作出如下理解：即在一定的经济、技术、自然条件下，农户（或劳动力、农场）可以比较充分利用和合理组合其各种资源，以便有限的要素投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这一适度规模的概念包含以下内容：
（1）适度规模的核心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讲， 适度规模的核心是投入产出比，是该生产力系统因规模适度而使该系统的整体功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发挥，因而使其投入产出比达到最大，经济效益最佳。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所在。
（2）适度规模的要素内容极为丰富。所谓“经济、技术、 自然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力。我们习惯于把土地面积的扩大与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正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单位的面积是衡量规模大小的最常用指标，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面积的大小反应着种植以及某些养殖单位生产能力的大小。但是，土地面积绝不是衡量规模大小的唯一因素，除此之外，劳动人数、投资总额、所用技术都是衡量适度规模的重要因素。
（3）适度规模的原则是现有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合理组合。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功能的最佳发挥不一定依赖于系统要素的增加或扩大，在特定的要素状态下，系统功能的最佳发挥也可以通过要素的合理组合来实现。
这里，效益的最大化和对现有要素的充分利用，是所有适度规模经济的共同特点，但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要素投入的方式却各有不同。根据要素投入方式的不同，可以把适度规模分为外延型适度规模和内涵型适度规模。所谓外延型适度规模，即规模的效益是通过土地面积的扩张来实现的适度规模。所谓内涵型适度规模，即在土地规模扩大受限制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资金、劳力和技术的投入，以获得最大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收益。在西方农业发展史上，各国根据资源状况不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规模扩张形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因其土地辽阔、劳动力匮乏因而主要采取了外延型适度规模的形式；而日本、荷兰等国则因其土地狭小、劳动力丰富而采取了内涵型适度规模的形式；此外，欧盟各国则是两种方式并用，因为他们既缺乏劳动力、又缺乏耕地。可见，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它要以各国的国情而定。
走内涵型适度规模之路
通过以上关于适度规模概念的解析，关于中国的适度规模道路选择也就比较明了，笔者认为，走内涵型适度规模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之所以提出这一看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我国土地稀缺，人地矛盾突出。首先，从客观上来看，土地稀缺我们只能以土地产出率作为最高评价原则。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对于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技术创新的道路是节约劳动和充分使用土地，这也就是所谓外延型适度规模。美国、欧盟在历史上都曾经采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措施促使土地规模的集中，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而对于那些土地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技术创新的道路便是节约土地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技术。这就是所谓内涵型适度规模。一些同志总是主张搞种田大户，认为种田大户的人均商品粮产出率高，就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这是一种误解。这种看法混淆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关系、外延型适度规模和内涵型适度规模的关系。因为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但土地产出率却并不必然提高。相反，随着土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土地产出率却呈下降趋势。例如，有人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1977 年—1979 年收集的15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劳动日投入、中间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利用强度（播种面积与农场面积之比）等指标，均随农场规模的增大而下降，其中单位面积产量对于农场规模的弹性值均为负数，这对于还存在5000万贫困人口的中国来说，显然不可取。其次，从主观上来看。土地规模的集中要受到农民对土地主观态度的限制。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在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民会产生转让土地的愿望，但对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仍然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土地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没有改变之前，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已经变化，但要使农民完全放弃土地承包权，还有许多顾忌：（1）历史上粮食供给短缺的现象人们还记忆犹新， 为了保证可靠的口粮来源，不愿全部放弃承包地。（2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出让土地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占有土地实际上就是占有一份福利。（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一定意义上， 拥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一份生存保险，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农民宁愿粗放经营或雇人耕种，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4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增值迅速，这唤醒了农民的土地资产观念，因而农民情愿把土地留在手中，待价而沽。所以，通过外延型适度规模实现农业现代化，既缺乏客观条件，也缺乏主观条件。
（二）我国农业劳动力丰富，难以向其他行业转移。土地因素是适度规模经营中的内部因素，除此之外，适度规模经营还要受许多农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是制约土地规模扩大的瓶颈因素。正如杜润生所说，农业的规模经营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要靠发展非农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门路”。〔2〕据估算， 要维持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耕作水平，只需要现有务农人员的30%就足够了，剩余部分必然转向二、三产业，在我国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形势下，要吸收如此庞大的劳动大军，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地转移也将受到资金、技术各种因素的限制，因而，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中技术变革的方向应充分考虑劳动力充裕、价格较为低廉这一客观事实，舍弃粗放式经营，追求精耕细作，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以求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
（三）农业资金技术的获得呈多样化无限发展趋势。资金、技术因素虽然不是我国农业的优势所在，但却是农业发展的增长点。有人总是习惯于将规模理解为单一的土地经营面积，而忽略了资金技术因素，这是一种极片面的看法。因为，将农业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其规模可以通过土地规模来扩大，也可以通过资本来扩大，也可以通过科技含量的提高来扩大。如山东寿光市，过去曾是一片盐碱滩，有限的可耕地产出率极低，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以市场为导向，在全市推广、普及种植大棚蔬菜，仅塑料、架子、喷灌、光照等设备投资，每亩即达数千元，一些精细菜的投资就更大了。此外，他们还非常重视技术投入，菜农外出学技术、内请农艺师、从书中学习科学管理已经蔚然成风。这种在有限的土地上对资金和技术的高投入，给寿光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使他们迅速走上了致富之路。如今，寿光市大棚蔬菜已经远销北京，并打入世界市场，试想，如果没有资金和技术的高投入，单凭土地面积的扩大，能有如此巨大的效益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资金、技术的投入同样是我国规模经济中的限制因素，因为我国农民穷、素质低。是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这一限制性因素与土地这一限制性因素不同。因为，在一定的国土上，可耕地面积是一定的，尤其是像我国，未垦植土地已经极为有限，而另一方面，土地的沙化却迅速扩展，可耕地大量减少，因此，对单位农户或劳动力来说，如前所述，因各方因素限制，其土地面积的扩大空间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土地可以说是一种绝对性限制因素，而资金和技术可以说是一种相对性限制因素。因为，农户资金的扩张是多渠道的，他可以自筹、也可以贷款，可以合作、也可以通过国家帮助；农户技术的获得渠道更为广泛，书籍、广播、电视、学校、政府、朋友都是技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有限的土地上可以容纳无限的资金和技术。
综观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可以看出，走内涵型适度规模之路，即在有限的土地上，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大量投入，以追求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将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济的理性选择。
走内涵型适度规模应注意的问题
（一）适度规模的“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度”是一个随生产力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概念，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度”意味着在较小的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少的资金和技术，通过相当的劳动力投入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而当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时，“度”则可能意味着上地面积的相对扩大，资金技术的大量增加，以及劳动力投入的相对增多。总之，“度”不是凝固的，一切应以现有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为原则。
（二）慎重选择适度规模的类型。本文提出走内涵型适度规模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是就我国的总体形势而言的，这并不排除各地类型选择的多样性。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沿海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东北地区、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以及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可能走外延型适度规模较为适宜。而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内涵型适度规模将是其必然选择，但同是内涵型适度规模，因各地差异较大，也会各有特点，有的可能以劳力投入为主，有的则可能以资金、技术投入为主，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一刀切的教训应该深刻记取。
（三）应是逐渐的、自愿的过程。规模不是人为的，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选择过程，过去我们习惯于替农民选择，要统就全部统，还嫌统的少，要分则分光，还嫌分的慢，这就难免违背农民意愿，使他们一时难以接受，因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虽然说适度规模类型的选择是一个客观的、农民自愿选择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其中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农民的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放宽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优惠的贷款政策、提供及时的技术援助等等，都可以引导农民选择符合当地情况的适度规模类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2 〕杜润生等著：《思考与选择——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