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假整风”、“假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上半年的“文艺整风”，“文革”中被批为“假整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批判。直到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是“真”是“假”。因为整风结束不久，“文革”开始，当时整风的领导者同被“整”的人一起都被打倒了。
毛泽东称“整风”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周扬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说一九四二年整风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觉得四二年的整风只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后的几次“整风”效果都不理想。而六四年的“文艺整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关于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下达后，七月二日周扬即召集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负责人开会，布置根据毛批检查工作，并指定文化部由齐燕铭、陈荒煤、李琦负责，文联由刘芝明负责，作协由刘白羽负责。此后七月份中宣部多次召集会议由各单位汇报检查的情况。
这期间，正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并不断出现所谓“左”右反复。中宣部在北京大学等单位进行社教试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思想批判也普遍开展。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愈来愈严重。当时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有三分之一在敌人和敌人的同情者手里。而文艺界只有二分之一在我们手里。同时毛泽东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盾性质上，也有了明显的分歧。当时多次传达毛泽东对社会科学、文艺方面的批评指示。
八月中旬彭真、陆定一召集会议，系统地传达了一次毛泽东的讲话，我不知是否是传达者综合了毛的几次讲话。这次讲话，从辩证法，一分为二等哲学观点说起，讲到全面的阶级斗争。他说：
学哲学的人应该下去，今冬明春去。身体不好的也可以去，下去死不了。无非是感冒（毛还讲王光美同志也下去不是也感冒了吗？），多穿衣服，以不死为原则。最近批了卫生部报告，撤销保健局，负责干部不劳动不走路。生病由于吃得太好，住得太好。保健医生、护士撤销。北京医院要开放。
大学文科现在这样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阶级斗争是基础。先有阶级斗争，后有哲学。学哲学也得先搞阶级斗争，搞文艺也是这样。文科今冬都下去。农村五个月，工厂五个月。对马牛羊鸡犬豕熟悉一下。什么北大、人大，我就是绿林大学出身。我在这里学到一点东西，在大学里无外是学的资本主义那一套。下去把衣食住行改变一下，知识分子面貌就会改观。（康生插话：各个研究所成了古董研究所，不识人间烟火，不读马列主义）。
哲学方面的问题，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县、部门不是一分为二，没有绝对单纯的。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权利。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三分之一的权利在敌人和敌人同情者手里。几包纸烟可以收买一个支书。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来他承认了错误。现在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个完整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就是没有讲军事。
毛泽东又谈了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根本是对立的统一。杨献珍说，不可分割，哪有这样的事。他又讲了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研究《红楼梦》。书里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几十条人命。只是红学家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研究。
传达了毛泽东讲话后，陆定一、彭真讲了话。彭讲话时特别强调了对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要分析，情况很复杂。一种是敌对的，这是敌我矛盾。同时要看到，有些人带着民主革命思想参加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
这次传达后又布置文化部、文联各协进一步检查工作，中宣部不断召集各有关单位汇报检查情况。
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工作”，“统一思想”以后，八月下旬才开始正式布置文化艺术系统的全面整风。
八月二十七日，周扬召开文艺部门领导人会议，提出文化战线要进行一场大革命，要进行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多次讲话，分析了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同时指定了整风的领导班子和各方面的负责人。成立评论组负责组织批判文章。调查组派到各单位调查，带有工作组性质。简报、资料组，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
整风领导由周扬、张子意、林默涵、童大林、刘白羽、何其芳、李琦脱产负责整风全面领导。评论组由林默涵负责。成员是袁水拍、张光年、何其芳、王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调查组由张子意负责。成员是赵进、苏灵扬、郝一民，并再调五十到一百人。会上周扬特别向大家介绍两位新来宣传部的老同志，一位是吕少泉，一位是马云汉，让他们也参加。周扬说：他们刚从高级党校来，“老兵新传”，参加调查组。简报、资料组由童大林、袁水拍负责。让我参加协助。
最后周扬说：“彭真、定一同志说，要把这次运动搞彻底。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万人大会，在人大礼堂召开。彭真、定一同志讲话。我讲文艺情况。”不知为什么这次大会始终没有召开。一年以后，在人大会堂确开了万人大会，但却是人事全非，彭真、陆定一已列为打倒对象了。
会后林默涵专门召集评论组开了个小会，会上他提出：中宣部专门借调几个搞评论的人成立个小组。同时作了如下分工：作协由张光年负责。文研所由何其芳负责。《人民日报》由王揖负责。电影协会由陈荒煤负责。剧协由赵寻负责。音协由马可负责。美协由蔡若虹负责。各自组织个小班子。会上他顺手给我写了个条子：“印材料：1.对文化部意见。2.三十年代问题。3.田汉的思想作品。4.中间人物。5.文联的问题。”我马上同有关方面联系，编印这几个材料。一面编一面发排，记得当时我深夜在印厂校阅材料时，还不断有有关单位打来电话，有的是要补充修改，还有的是问某材料如何编法？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全面布置整风不久，文化部有些人闹起事来。说是党组检查不好，还说什么齐燕铭“篡改”广州会议档案，夏衍修改发言记录。有些人聚集起来要到中宣部请愿，上告党中央。周扬只好亲自带着调查组，到文化部同群众见面。希望大家深入揭发问题，但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尽量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这场“请愿”算是平息下来。大概当时那些要请愿的人还没有掌握“造反有理”的理论，不然，点燃“文革”烈火的“第一张大字报”会提前一年多在文化部出现。
中宣部先后向文化部、文联各协和一些艺术院校等分别派了调查组。不调查没“问题”，一调查“问题”成堆。应该是有什么调查什么，但是当时是调查什么有什么。你调查“左”的，有“左”，调查右有右。各调查组同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不断地向中宣部报送各种“问题”材料。编简报、整理材料的任务很重。临时从人民大学、师范大学调了一些人来，帮助整理材料，参加大批判。
反映问题大体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陈年旧账。从三十年代到解放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说哪些运动搞得不彻底，有人包庇“右派”，有人搞翻案等等。
另一部分是近年新账，这就是从六一年根据调整政策的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左”的现象。文艺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广州会议、新侨会议，“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在这些会议开过和条文下达后，文艺界活跃了一阵子，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提出一些新的探讨的问题。这些都作为反社会主义思潮。
当时我对毛泽东的六月批示和各单位反映这些“问题”是很不理解的。
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周扬都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全国解放以后他一直主管文艺。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毛泽东批示中“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这个十五年周扬是主要负责人。不论是“左”是右当然他都要负主要责任。现在他来领导全面整风，怎么领导，他怎么想的，我一直也想不清楚。当然他也不会向我这样的一般工作人员说他的心情。有一次从教育楼会议室出来，对话中我说了一句：文艺处也在检查工作。周扬马上警觉地、急促地问：文艺处检查工作，检查什么？我说：根据主席批示谈谈认识。他松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噢！”从简单的对话中我发现他有点紧张。因为文艺处是他的具体办事机构。
整风期间，毛泽东不断地对文艺工作提出批评。七月份，他对毛远新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薄一波回忆说：八月二十日，我向主席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九月四日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
据说毛泽东还说对文艺界的问题，中央有责任，他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是主席嘛，不应责备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时没有原原本本的传达，只记得印发过他同老挝文工团的谈话。
（二）
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重点集中到文化部和几个协会的领导人身上。
文化部部长是茅盾（沈雁冰），当时没有点名批判他，好像也未请他参加部领导的整风会议。但是在部分领导的讲话中和一些内部材料上也多次提出他的“问题”。如他的《蚀》三部曲和他对“中间人物”的看法等。有位领导人曾提出他的《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章。连他给工人作家胡万春一封热情的信，因为信中鼓励作家要靠自己努力而被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多次被提出来批评。这些意见当时给茅公转达了没有，我不得而知。记得在当年年底的“人大”会期间，有一天康生参加小组会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今天到那个小组正好茅盾在。崔嵬先发言，说他是党培养大的，现在忘了本。我说：崔嵬（康与崔是同乡）你忘了本。沈部长却没有忘本（意即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刚讲完，茅盾站起来就走了。
文化部当时几位副部长除刚刚调来的李琦外，都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缩小了一点范围。报告中说：“文化工作存在着一条以夏衍、齐燕铭、邵荃麟、田汉、阳翰笙等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提出文艺‘为各阶层服务’，来代替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主张文艺要‘离革命经，叛战争道’，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表现社会主义；提倡封建复古，反对推陈出新；提倡‘中间人物’，反对写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鼓吹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抹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企图以个人领导代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报告中提到的这几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同领导这次整风的周扬的联系何止千丝万缕，其中提到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哪一件与周扬无关，所以这个“整风”确实是真假难辨。
记得有一次，在文艺界少数领导干部会上，陆定一拿着一本旧本《赛金花》声色俱厉地大批夏衍，在场的人为之震惊。当时我只觉得陆部长这样当面指责夏衍，太使人下不了台。但不知为什么突然为这本夏衍三十年代的旧作（夏后来从未把《赛金花》收过他的剧作集）大发脾气。后来听陆定一说这个据本是江青转给他的，我还不太清楚江青为什么转这个剧本给陆，转剧本时说了些什么，一直到“文革”结束，江青垮台，才算弄出点眉目来。原来江青主动批《赛金花》是以攻为守，既掩盖自己的丑闻，又攻了夏衍兼而打了周扬。
据赵丹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揭发江青的材料里说：
“一九三六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四条汉子控制下这时（赵沿用了“文革”中用语），决定在第三次公演时，演出《赛金花》一剧。蓝苹当时十分醉心赛金花这样一个反动腐朽的角色，自己拼命想演而又不出面，却让唐纳为她争演此角色。当时王莹也争演赛金花一角，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剧团闹分裂。最后在‘左翼’领导人夏衍、章泯等人的主持下，让蓝平演了《大雷雨》一剧的女主角，才算罢休。”
从文艺整风时江青就开始争取主动，掩盖她这段历史。同时她另一目的是打周扬。这一点我不知她在转剧本时说了没有，从后来的迹象上看她是讲了的。
原来，《赛金花》发表后，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就加以肯定，文中说：“历史的主题大部分都还未经开发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失败的英雄事件，……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阔度。……《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方面的继续的努力给国防剧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周文发表前，当时的“剧作者协会”还开了《赛金花》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凌鹤、章泯、张庚、尤竞、陈明中、旅冈、徐步、龚川琦、陈楚云、贺孟爷、周钢鸣。会上认为是提出“国防戏剧”后“第一次收获到一个很成功的剧本”。座谈记录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
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鲁迅这段话我不止读过十遍，但未去细查其中的来龙去脉。就是在陆当面大批夏衍时我还未同周扬联系起来。“文革”中质问我：周扬当时称赞《赛金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真的不知道。五八年本的《鲁迅全集》中在此处未注明指夏衍的《赛金花》。新版《全集》注中才点了夏衍的名字。他们未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争演过赛金花的事。如问，我更无法回答。即使知道也不敢回答。至于《赛金花》如何评价，周扬称赞是否正确的问题那是研究家的事。其实，江青过去争演过一次赛金花，好像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至于三十年以后，她竟然要争夺女皇的宝座，确是滔天罪行。
夏衍、田汉、阳翰笙同周扬从三十年代就一直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是人所共知的。“文革”中并称为“四条汉子”，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进行批判（冯雪峰曾对这种批判不满地说：四条汉子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只不过说四个男人而已）。在所谓“整风”时竟然三个成为错误路线代表，而周扬却还领导整风，这当然也颇费解。有人戏言“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
邵荃麟，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兢兢业业地、认真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他在提倡写英雄人物的同时，提出注意中间人物的塑造。这提法当然可以讨论。整风中突然升格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把他四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小说集《英雄》的作品也说成是“中间人物”，甚至连他翻译过《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也作为“错误”。
另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齐燕铭，本来是六十年代为加强文化部领导从国务院调来的。他并非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在延安时领导过《逼上梁山》的创作，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可以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整风中也把他算成长期执行错误文艺路线。
陈荒煤当时也算作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揭发”批判很厉害，连他的外甥女都动员来发言批判他。周扬还当面对荒煤说，你那个外甥女发言不错嘛。向中央写报告时未提到他的名字。
当时彭真代表中央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不断转达他的指示。他也多次出面讲话。一直到整风结束时代表中央在总结会上的讲话，还是既批评文化工作中的路线错误，同时也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广州、新侨会议和文艺八条的问题，他认为那些会开得基本上是好的，周扬曾表示过“文艺八条”有右的倾向，他用亲切的口气说：我看咱们的“文艺八条”还是好的。
有一次彭真让中宣部派到文化部的工作组整理个材料，他看后专门找文化部党组成员谈话。当时齐燕铭很难过，说自己有罪，对不起党。彭还鼓励大家好好认识错误。他说：大家都想搞社会主义，只是路线不对。好像都要去天安门，但有的路走错了。这次谈话后来也成了彭真的一条“罪行”。
文艺整风在一九六五年四月结束，周扬作了总结报告。彭真作了讲话。文化部改组，由陆定一兼部长，调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任副部长任党组书记，林默涵、刘白羽、石西民、赵辛初任副部长。
（三）
与文艺整风同时进行文艺批判。
八月份，中宣部向中央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为什么特别先提出这两部影片，《北》片前面已经讲过，那时因为康生在京剧会演总结大会上，突然出现，讲话中当着《北》片作者阳翰笙大批《北》片，此后不少报刊开始了批判。至于《早春二月》，在不久前茅盾、周扬、夏衍在审查样片时最后决定修改，而由茅公主持。修改方案尚未提出，江青调看了《早》片，她下令：不要给坏片子遮丑，不要修改，就上映供批判。只好将未进行修改的《早春二月》拿出来示众。对《早》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记得是童大林组织景山学校的同志写的。这其中还有个有趣的因由。因为《早》片的许多学生群众活动的场面是在景山学校拍的。批《早》片的文章发表后还收到匿名信反对批判这部影片。
毛泽东在中宣部的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毛泽东批示后，江青马上加码。她提出马上批判《林家铺子》、《不夜城》、《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球迷》、《两家人》、《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批影片。彭真说：先批判《林家铺子》、《不夜城》两部，并说，不要只批判，可以讨论，发表不同意见。
这时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思想批判全面展开。
十月十五日张子意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汇报并布置思想批判工作。《人民日报》负责理论工作的副总编辑陈浚、《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还有《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都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我记的比较简单，因为并非专谈文艺批判。我想当时理论处、科学处都会有人参加的。我参加只是去听听，并汇报了一下文艺批判的准备情况。
会上谈到对杨献珍、冯定（冯一九五二年写的关于资产阶级改造问题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并亲自修改后在《学习》杂志上转载。这次批判他的哲学观点，他写了一本好像书名为《生活的哲学》在青年中有较大影响）、邵荃麟等人的批判。陈浚提出经济学方面搞不搞？从这个问题看，当时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还未开始。
穆欣汇报中提出，有读者反映《北国江南》是反映大跃进的，银花（影片的主人公，就是康生骂那个瞎了眼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好的。也有些人反映，批判文章越看越糊涂。
张子意在会上传达了彭真、陆定一、周扬的意见。他说：“国内反修斗争，集中力量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要去批判历史上的东西。文章要质量第一。已经进行的学术讨论不要停下来。
文艺批判由林默涵负责，他召集了几次会议布置任务。他亲自抓批《林家铺子》、《不夜城》两篇重点文章。他对这次文艺批判运动和这两部影片的批判内心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在我协助他工作中我经常感到他流露出为难以至于焦躁的情绪。
《林家铺子》是一九五九年国庆，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上映的献礼影片之一。受到中央领导和专家以及广大观众的好评。被誉为改编名著的典范。评论界特别称赞改编者增加揭示林老板这个人物既是压迫、剥削者，又是受压迫剥削者，对豺狼是绵羊，对绵羊则是野狗。夏衍在谈该片的改编时，好像也谈到他想表现旧社会资产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矛盾。同时还谈到在旧社会弱小的民族资本家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有在新社会他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一次周扬主持讨论文艺批判的会议，有人发言针对夏衍“大鱼吃小鱼”的论点进行批驳，说，天下老鸦一般黑，都是剥削者，没有什么大鱼小鱼。把林老板写成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是模糊阶级界限。
林默涵插话：就是有大鱼吃小鱼的问题
。
我多嘴多舌说：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不是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吗？
周扬顺口说：是啊。
林默涵不高兴地顶了一句：那是讲的世界观。
会后林让我查查经典著作，我在“马恩书信集”中找到一段谈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的关系时，译文正是用了“大鱼吃小鱼”这样的词，应该说帮夏衍找到了根据。至于关于“掌握自己命运”的说法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一位民族资本家代表说的（我记得是荣毅仁）。
但是，后来还是由林默涵主持，让我找了借调到文艺处的几位同志起草写了一篇批《林》片的重点文章。文章由林定稿后，我带着稿子随林涧青（当时科学处副处长）、柴沫（马列研究院秘书长，陈伯达的助手，“文革”中被陈陷害而自杀。）去天津（当时周扬和陈伯达都在那里）向周扬汇报。周扬看后说：可以。童大林同志也组织人写了一篇我看也可以。林、童主持的这两篇批《林》片的文章就发表了。用的是什么题目，化了什么笔名，讲了些什么很难说服人的“道理”我记不清了。好像还是批了“大鱼吃小鱼”、“掌握自己命运”的观点。
前些日子读了李辉的《与夏衍谈周扬》中提到这件事。夏衍说：“‘文革’前林默涵写文章批我的电影《林家铺子》，便是周扬让他写的，他本人不好出面写。文章写好后，他先给我看了一看。”当时夏衍看了一看，又能说什么呢？
对《不夜城》的批判也是颇费心思的。《不》片的创作，本来是为了歌颂我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由中宣部、统战部请上海组织力量创作的。当时由李维汉和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亲自找有关人员研究过。上海市委由上影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编、导、演都是第一流的，胶片也是当时最好的。影片拍成后，颇得好评。好景不长，五八年大跃进，反资本主义，《不》片就成了批判对象。
这次为了批判《不》片，由林默涵主持，《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袁水拍两员大将参与起草。在北京讨论过几次，为了集中时间、精力，由林带起草成员到大连住东山宾馆，认真研究怎么个批判法。同去大连的还有苏一平，他在那里把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改成京剧。改好后曾送江审阅，江青说是写“中间人物”。
林默涵几次详细讲了他对文章的初步设想，讲话时他特别强调要写作者创作意图是好的，想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问题是没有正确的观点，歪曲了现实。
根据林讲的提纲，由王揖、袁水拍分别找助手起草。起草过程中，林对我协助袁起草那部分多次表示不满，说只就文艺谈文艺，缺乏政治性。最后由林作了很大的修改，在大连就排出清样，又经集体逐字逐句地推敲，算是完稿，用阎东宾的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东宾”取东山宾馆之意。
“文革”后，一九八○年柯灵在《我的人生旅行——〈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中详细讲了《不夜城》受批判的过程。他谈到“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一九六五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同情。”他提到李维汉曾经邀请有关人士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的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以后可以放映。巴金在奉命写了批判文章后，登门去见作者。孔罗荪认为《不》片“掌握政策还是好的”。许广平给作者写信“要经住它！”文中他还提到“阎东宾（是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城》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一句话，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
文艺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各报刊不仅发表大量批判文章，还整版整版地发表群众声讨性地三、五百字的来信来稿，指责被批判者反党反社会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反对写英雄人物。林默涵对这种声讨性的群众批判，很感忧虑。他同周扬商量，由周、林分别召开文化部、文联各协负责人和各报刊负责人会议打招呼。希望不要批判面太宽了，不要放空炮，“罗织罪状”。防止片面化、简单化和教条主义。要把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区别对待。尽量少搞群众性的批判，工农群众忙于劳动，没有时间看材料、研究问题。让他们参加批判给他们增加负担等等。但是，在主调是在批判的情况下，这种招呼自然是无力的。只落得“文革”中又一次“扼杀群众批判”的罪名。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二十三”条下达后，六五年三月份，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思想学术批判问题。会上各有关方面汇报了思想学术批判的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这也不让演，那也不让演，只能演兵，只能演打仗。影片怎么可能全都那么完善。有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书记处会议后编印了“会议纪要”，指出思想学术批判面太宽，太过火。影响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纪要”重申过去中央提出的著名人物点名批判要请示报告。
这次会议后，批判的势头有所缓和。有不少人对前些时过火的批判提出意见。前面写到柯灵说李维汉召集会议研究修改《不夜城》作为好影片放映，大概就是这次书记处会议以后。
（四）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旬，筹备全国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部里派我去参加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文化革命部分的起草工作。这工作我是不能胜任的，有一位合适的同志，下去“四清”了，只好我去顶替。当然，我高兴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按时到钓鱼台十号楼报到，接见我的是顾明（他当时好像是总理的工业秘书）。他是长者，三十年代即从事革命活动，五二年开始即在总理身边工作。在我眼里他是首长。但他却同普通干部一样，没有架子，对人谦和，亲自安排我的住处。写作班子的人到齐后，周总理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接见了大家。当时在场的主要人物有吴冷西、乔冠华、姚溱、王力，康生也露了一下面，又回他住的十一号楼去了。大家坐定后，总理问：杨波来了没有？（我至今不知道总理为什么特别问起杨波）杨站起来回话，我听出他是我的老乡，胶东乡音未改，在起草过程中稍有来往，后来只偶然在电视新闻中见到他，其时他已是轻工业部部长了。
吴冷西向总理一一介绍参加起草的人员。总理熟悉的吴只提一下名字，不认识的，则多介绍几句，总理对每个人都给以热情的招呼。
当天总理说，只来看看大家，今后我会利用中午时间来看你们。接着他只作了简单的讲话，着重讲了经济调整后，对新的经济形势的设想和展望。
在起草小组成立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十月十六日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件事也是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下台。总理兴奋地把这两件事告诉了大家，并请起草组的全体人员看了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后来经删节公映了）。关于赫鲁晓夫下台，中央决定周总理率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根据情况，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当时有人说：怕是换汤不换药。总理说：去看看吧。换了汤，味也就不同一些了嘛。
代表团副团长贺龙，成员有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余湛。代表团十一月五日离京十三日离莫斯科回国。回国后总理在不同范围的会议上作了传达。记得在人大会堂讲了两个半天。这是周恩来总理最后访问苏联。多少年以后，中国总理再访问这片土地时，两个大国都发生了当年想象不到的巨变。
在总理离京期间，起草小组在吴冷西的具体领导下，继续进行工作。总理回国后，我除了听了正式传达以外，也听到一些代表团在苏活动的具体情况，如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攻击毛主席，总理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当面道歉。
总的情况是中苏关系并未因赫鲁晓夫下台而有所改善。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他们当然不会接受我们“反修”的指责，各国应有自己的选择。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很好的总结他的几个前任们的经验教训，既发扬他们的长处又克服他们的错误。只是采取比赫鲁晓夫稳的方针。对文艺的领导仍多用指示、决议等方式干预。关于出版在世作家的次序中央也作个决议。而仍未为《星》、《列宁格勒》决议平反。那个决议直到苏联解体的前几年即一九八八年才予平反。
十一月十四日，总理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群众数千人到机场欢迎。“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许立群会上，许讲了这次他与彭真同车去机场时，彭对他说起周扬的问题，说周的问题就是三十年代讲不清楚。这时我才知道中央对周扬早有议论。
当时，还听姚溱讲过一个小插曲。代表团到莫斯科当晚下榻于列宁山苏联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所高级别墅。代表团成员在散步时，多次在这里住过的人，看着园中景物，旧园如故，苏共主要领导已变，有人顺口吟起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有人开玩笑地说：可把“刘郎”改为“周郎”。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时又谈及此趣事，有人说：把周总理称“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则说：“周郎”也很好。顺便说一句，不知为什么那几年刘禹锡的诗风行了一阵子，不少领导人的文章，引刘诗 “古为今用”。记得胡乔木当时有篇文章中引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古典佳作的涨落好像也与政治气候和时代情绪有关。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的下台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爆炸成功是显示了我国实力的增强；赫的下台则被认为是我国反修的胜利。
起草组的领导各部分是怎样分工的我不清楚。只知道我参与的这部分由王力负责。对他的大名我在山东时就知道，那时他写过一本反映土改的小说《晴天》，当时由陈沂作序，还颇有点影响，后来选进周扬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至于当时他作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好像不是在文艺部门。见面后，我才知道他不是山东人，好像是新四军北上的，在渤海地区参加过土改。初见面的印象是圆脸善面，倒可亲近。那时他同辈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王标点”，说他什么句子都愿用标点点短。至于他为什么突然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全国知名，其内情我则一无所知了。
王力很放手，他未作详细交待，就说：你先写一稿看看。写文化革命，不能只谈文艺，而我对其他方面所知甚少。只有看材料，学习中央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论述。我想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是讲国家大事。思想文化方面的这个批判，那个批判似不必写进去，所以我写得很拘谨。稿子交王看后，他又说了一句：内容不够充实，你就放开手来写。
我又找了些文、史、哲、经各方面有关的材料，但总分不清哪些是学术讨论，哪些算政治问题，所以也只举了如“合二而一”之类的有影响的批判。文艺我提得不多，我觉得文艺就更没有必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太多。
稿子经过多次修改，同其他各部分合并，经过通稿，打出征求意见稿。总理亲自送各常委，秘书组分送有关各领导。初稿发出后，我回部里办事，一位部领导对我说：关于文化革命部分，江青同志很有意见。你明天找姚溱让他传达一下。我和姚同车去钓鱼台，姚就在车上同我说了几句，并未作什么详细传达。姚说：咳，她就是嫌文艺批判写得太少，特别指出要点名批“中间人物”。还嫌对现代戏成就讲得不够。我根据姚转达的意见作了修改。王力说：“加上有代表性的现代京戏的名字。我说：那也应加上《东方红》大歌舞。王说：不要，毛主席不喜欢。我听了有些纳闷。不久前，毛泽东还看了《东方红》，觉得很好，还说总理是总导演（注）。我改好后，交给吴冷西，我问：要不要再给江青同志看看？他冷冷地回答：不用！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总理的报告稿，加了两段很长的话。一段是谈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在讲到“实行技术革命”一节中加了约三百多字，他说：“我们不能步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的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在总理谈到思想方法时加了另一段话。这段话在“文革”中已被选进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许多人都能背诵。这段话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我记得在毛泽东用铅笔加这段话时是“新与旧、正与误之间……”，在传阅中不知哪位领导（从字体上看是陆定一）用红笔将“正与误”改为“正确与错误”。
关于文化革命部分毛泽东只在提到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就”，在“意义”前加了“初步的”三个字。其他地方还有无修改记不得了。
毛泽东修改后，总理主持将各中央领导退回的改样通了一次稿。会上大家对毛主席的修改非常佩服，觉得主席思想开阔，出语惊人。上下几千年，纵横宇宙间。也有人觉得主席对孙中山估价过高。康生在会上大讲了一通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康建议总理不一定在大会上读全文，说全文太长。总理说，那怎么行，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怎能只读摘要。
经过通稿后，邓小平来钓鱼台主持会议，通过总理报告。
在整个起草到定稿过程中，总理经常来十号楼或主持会议讨论，或看望大家。大都同陈毅同来。陈老总一来就要讲些笑话，做些趣事，增添热闹气氛。如他讲总理精神充沛，他随总理一起出国，一下飞机就谈判，他吃不消。他说：我戴着黑眼镜坐在那里睡觉，反正有黑眼镜，他们也看不出我睡了。有一次，吃中饭时，他说：明天我请大家吃牛蛙（好像是从古巴引进的一种大青蛙）。第二天中饭时，我同桌的几个从未吃过牛蛙的人，一见到肉类，就猜：这大概是牛蛙。饭后，陈老总宣布，今天没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来不及准备。俱座大笑。
总理主持讨论报告稿讨论时非常注意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不管什么人的发言，他都马上作出表示，使发言者不感到冷落。有一次在谈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注意防“左”时，我也讲了点看法。总理马上说：是啊，你们山东“三查三整”时，不是搞得挺“左”吗？把地主出身的干部都当地主斗争。连县委书记也绑起来斗。
总理大会的报告关于前一段经济调整的总结和对今后经济工作的设想，对我国经济的大发展，鼓舞人心，代表们反映强烈。毛泽东对大会评价很高。当时在人大会堂东边的北京饭店正在召开关于“四清”的中央会议。毛主席说：东边（指北京饭店）冷冷清清，西边（指人大会堂）有声有色。
一九六四年最后一天（十二月卅一日），周总理报告摘要发表。中午总理和陈老总同大家共进午餐。陈老总举杯说：祝总理永远是我们的总理。总理站起来说：这酒我是决不能喝。经再三推让，陈老总说：好吧，祝总理身体健康！总理说：好。他举起一小杯茅台，一饮而尽。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周总理仍被选为总理。长安街上，彩旗招展，大马路上游行祝贺的人队伍络绎不绝。
一月五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全体起草人员及十号楼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是我最后一次最近的仰视周总理，听他那爽朗的笑声和鼓舞人心的话语。
从钓鱼台回到部里，我参加关于文艺整风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历时约半年才算完成。我手头现存的“报告”最后一份清样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开始检查工作，到“报告”写成，文艺整风历时一年零两天。此时距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只有十个月零十四天了。这期间，周扬天天盼中央能转发中宣部的报告和他的“整风总结”。其间，曾传彭真的话说：中央书记处准备批转这个报告，并说不要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也不要点夏衍等人的名。但后来周扬肺癌住院，接着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份“整风报告”不知现在放在何处。
在这次整风中受到批判并被革职的陈荒煤曾多次打电话给我，鼓励我把《回忆与思考》写下去。他并一再表示他要好好写一篇关于此次文艺整风的回忆。不幸的是，在我这篇回忆发稿时，他已与世长辞。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师长，永远忘不了他诚恳的教诲和平易可亲的风范。
（注）
最近文献版的《周恩来年谱》：“1966年2月2日—20日林彪、江青策划并由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江青指责周恩来召开民族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指应分别把民族的、外来的艺术都分别学好，进一步融会贯通，创作新的东西——引者注）是与她主持召开的音乐座谈会唱对台戏，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应该检讨。还攻击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问题不少’，表示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主席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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