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盟国的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盟国论文,美国论文,军事行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盟国支持的需求会推动美国的政策 ，回到多边和合作的国际政策方向上来。那么布什政府会不会在各方面对联合国安理会 、对多边军备控制体系和国际组织更为敬重呢?
简短的回答是：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如此。如果说此次攻击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 那就是此次攻击强化了这一届政府某些根深蒂固的单边主义的本能。我认为，这届政府 持这样的观点，即美国遭到了攻击，今后遭受类似的攻击——可能还会涉及到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也是可能的。更何况，作为对这种预期的反应，美国无法担负因依赖低级 的手段来处理高级的危险而出现的代价。他们头脑中所有的低级手段包括诸如反弹道导 弹条约(ABM)等的各种军备控制条约。
我猜想，与会人员中的很多人与美国最亲近的许多盟国一样对一个愈益单边倾向的美 国军事行动和愈益不受制约的美国政权的前景感到心绪不宁。为了部分消除疑虑，我想 笼统地讲两点：
第一，美国的单边主义会有所收敛。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即便这一届政府也是这样 ，就是在9·11恐怖事件之后也不会——能够承担得起因与其盟国和国际舆论如此不一 致以至使其永久性地与盟国和国际舆论变得疏远的代价。这样，对于美国政策争议最为 不一致的就是美国到底能够走多远。譬如，布什政府官员会指出，俄罗斯对于美国退出 反导条约(ABM)而表现出来相对温顺的反应证明永久性地疏远关系并非是更大的危险。
第二，布什的政策也许是不确定的，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些政策并非 非理性的。相反，他们熟知一贯的战略世界观。接下来，我想试着对这个世界观作一番 解释。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所有的观点，当然，也并不完全反对这些观点。
二、业已确认的世界观
美国盟国有史以来首次启动北约第五项条款，以此声称对美国的攻击也是对整个同盟 国的攻击。这里美国盟国在道义上没有显示任何推诿。但是，他们对自己正在介入的事 感到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共同反对基地组织也许是劝诱 美国回到多边框架的一条途径。
布什政府尽管对盟国的支持表示感谢，而且也决定紧密地组成一个广泛的反恐联盟，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9·11攻击是对他们的外交政策的中心前提假设提出挑战。相反 ，这些攻击使得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外交的、战略的和军事的政策得以 确认。
从外交上看，布什政府的官员持这样的观点，即反恐联盟的黏合剂必须是威胁的强度 ，而不是为使美国政权更受世界欢迎而造成外交上的曲解。美国遭受野蛮的攻击似乎并 不成为美国对原则进行妥协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因此，布什迫切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 起稳步地推进俄美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评估，但对于通过修改ABM条约保全俄 罗斯的“面子”并不那么热切。
类似的仔细分析也形成了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可以感觉到的、欲使“阿拉伯街”平 静的需求确实使得布什政府利用外交资源介入其中，以求结束巴以冲突。而这种介入违 背了布什政府一开始本能地试图脱身于看来远非到了解决冲突时机成熟的进程之中。但 是，由于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的卷入，从根本上讲与9·11恐怖主义在心理上和操作形 式上是一样的，布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施加压力以使其妥协 ，我认为是有限的。布什本人对拦截到一艘将伊朗武器偷运给巴勒斯坦政权船只的事件 深为震怒。这艘船只的拦截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伊朗卷入巴以冲突，这是美国与伊朗 结束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种友好关系曾经在秋季的几个星期 里似乎要弥漫到阿富汗战争的边界。
正如大家所知，布什在其1月份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北朝鲜和伊拉克列为“邪恶 轴心”的一部分，并提出要高度警惕。此次国情咨文使得美国的盟国极为不满。然而， 它却是新保守主义漠视外交细节的一种经典的表达方式。道德上直截了当的谈话将由深 奥微妙的区别加以评价。国情咨文并没有暗示美国要对伊朗和北朝鲜进行攻击，然而却 表明了战略上的底线。“我不会等到事件发生”，布什宣称，“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允许 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具杀伤性的武器威胁我们。”
布什政府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入主白宫的，即核扩散、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扩 散到所谓的“无赖”政权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
因此，伊拉克已经绝对被列入确定无疑的威胁的一类。如果说布什政府的官员对萨达 姆·侯赛因继续执政是否要容忍还有原则上的争议，那么，9·11事件结束了这个争议 。作为一项政策，克林顿政府也曾经专注于推翻这个政权。但是，除了遏制，他并没有 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实施其政策。布什一班人员执政时更有紧迫感。其政府组成人员包 括那些不仅对克林顿风格的遏制政策进行攻击、还曾就职于老布什政府并参与了除占领 巴格达之外的海湾战争的决策(不管这个决策明智与否)的外交政策情报人员。这些官员 包括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据说保罗·沃尔福维茨对老布什政府最终没有得 到鼓动其起义的库尔德和什叶派的支持深感震惊。当小布什政府离开白宫而萨达姆依然 在巴格达，这种想法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难以置信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真凭实据证明萨达姆与9·11攻击有什么联系的话，美国部队早已在伊 拉克了。但是，9·11事件真正重要的在于，任何一个人如果反对先发制人的进攻就会 从道德上、法律上和政治上削弱他的基础。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汤姆·达施勒是扬言先发 制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是正当的那些人中的一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一开始低估 了他暗示的对进攻的抵制。国务院也许还在推动在进攻前取得联合国安理会解决问题的 合法性。法国和俄罗斯赞成这么一种解决方法看来正越来越可能。但是能否取得这样的 解决办法对于白宫的决策而言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三、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力量观
远在9·11事件之前，《生存》杂志发表了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的一篇文章。 此文很好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美国力量观。他指出：人们很容易忘记，1940年代早期美 国决策者们所规划的世界秩序并非旨在遏制苏联。其中一部分决策者还把苏联看作潜在 的伙伴。相反的，那些决策者是在回顾导致全球战争这场灾难的条件和环境。他们的目 的是要建立一个比那个业已瓦解的30年代的世界秩序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一个旨在通 过推动发展和自由贸易以进一步增加国际稳定的经济体系；以及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的框 架体系。这样，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大国合作的能力，但最终将美国作为依赖的基 石。战后早期涌现出来的东西方冲突帮助美国调动各方资源，并使其集中于跨大西洋事 务。由于“原来设想的战后推动和捍卫一个正当的世界秩序的目标与迎接苏维埃政权挑 战的目的相混合”，盟国得益于极为有用的混乱，或者说得益于一种带有误导性质的明 晰。对于所期望塑造的世界秩序的不同观点和含糊不清有书面的描述。既然有用的、错 误的清晰已经不复存在，不同观点和含糊不清再次出现。对于诸如卡根这样的美国保守 主义者，目标是维持一个建立在力量基础上的全球秩序，对于自由的国际主义者而言— —美国人，但尤其是欧洲人——在某种意义上，目标更加含糊不清：继续建构一个以联 合国为基础的管理体系，使得使用武力合法、并评判诉诸武力是否需要，而且还要共同 努力处理诸如全球气候上升等国际性紧急问题。
一方面是仁厚的美国霸权，另一方面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秩序。但这些目标并不 一定或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一些逻辑上的紧张关系。但是 人们还是很容易看到，在维持一个真正多边秩序的转型中还是需要即便是霸权的美国力 量作为基础的。确实，人们可以想象，美国军事实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压倒性 优势使得它成为事实上实施国际法规则的垄断力量。
但是，这样一种对全球管理的规则的未来至少在国际上需要一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见 ——尤其是大西洋彼岸的一致意见。而由于美欧之间对这种管理的分歧的扩大而引起的 日益增大的焦虑削弱了对这样一种一致意见的信心。共和党重新执掌政权又加剧了这种 焦虑。欧洲批评家们所担心的是在冷战后大多数时期里明显支持国际体系的美国霸权现 在更倾向于颠覆这个体系。
美国对联合国占压倒多数的批评是联合国开始对这种业已改善的全球管理建立一种更 为认真的阻碍。缺少对联合国维和的支持使得联合国的维和难以按联合国官员认为的那 样进行改革。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前后矛盾以及最终的敌视态度达到极点，以至当时的外 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极为愚蠢地(也是恶意的)对任何支持国际法庭的 国家进行制裁。在联合国框架里紧密的全球合作形式——尤其是有关针对全球气温上升 的合作——由于缺少美国的领导而处于困境，更不用说不负责任的自私自利了。所有这 些，忧心忡忡的朋友和义愤填膺的批评家们视之为“新单边主义”——相对应的传统的 美国孤立主义的一部分。或许，这并非新鲜事。更确切地说，它是现时大西洋两岸紧张 关系的一种特定的来源，尤其是欧洲在冷战以后比以往更加渴望一种以联合国体系为基 础的更为改善的全球管理机制。
四、美国的困境
这是一个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与生俱来的困境。美国的作用是复杂的：传统上美国 是法律原则至上主义者和加强全球安全的多边机构推动者；但是，美国同时也是最后求 助对象的保护者。而这种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在国际法框架之外进行。
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多重作用和多重人格由耶鲁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赖斯曼对其微 妙之处作了一番解剖。首先，赖斯曼对美国的“预见性的和改革家的作用”予以认同。 在这种作用下，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将其归宿与国际政治的改革相联系……这 种使命感使得它设想并支持建立被赋予正式决策程序的各种国际机构。在这些机构中， 如同其国内经历一样，法律和法律象征极为重要。”当然，正是这样的作用，威尔逊领 导了一场并不成功的、为“没有胜利的和平”和国家的联合而进行的改革运动。正是改 革家和预见性的精神激励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导创建了联合国组织。
其次，他称之为美国在“组织内部作用”下，与其它国家一样，在国际组织内行动以 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是，美国的行为表现通过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力得以放大，并 在运用其预见性的和改革者作用以追求特殊利益时因行为上明显的不一致而加剧。”
第三，美国与其它国家一样，在“国内压力的反作用”下追求一种受到许多国内政治 格局和利益集团影响的外交政策。美国的行为表现之争议性与其它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 异，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之主张和责任与其难以驾驭的联邦体系之间具有更大的 断离。《经济学家》曾经评论美国的开国元勋在撰写美国宪法时有意识地防止新的共和 国成为世界大国。但是，创建者的意图在二十世纪中期和晚期受到阻碍：克服美国联邦 制与生俱来的难以驾驭性和三权分立制是苏维埃威胁这个错误的明确性所提供的另一项 贡献。但是，在1990年代，这个难以驾驭性爆炸了：表现在对克林顿总统的强烈控告和 2000年那令人气馁的、引起强烈诉讼的总统选举的结局。外国观察者也许感到疑惑的是 立法授权华盛顿支付拖欠联合国到期的会费会被看似细小的、由国会期望它夭折的反对 者附加的“附加条款”而受到以数年计的耽搁。但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观点来看，有 关夭折的斗争绝非小事——它所涉及到的是事关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它正变 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核心的苦涩斗争。世俗与宗教之分在其它国家同样也是苦 涩的。但是，由于美国在全球无所不在的存在，诸如对美国的特性等的争议将不可避免 地带到其它国家便是整个世界的不幸了。
最后，还有赖斯曼认为的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监管作用”。弗朗科·黑森伯格决不 是对美国领导作用作出自动反映的支持者，他曾对这个作用使用了更为讨好的词语进行 描述：
“不管美国的一些盟国如何地不情愿鼓吹事实，领导者和很大程度上盟国国家的公众 意见对于国际秩序可以存在的限度中美国所起的主要作用具有相当清晰的看法；而且， 美国成了那个秩序唯一可资信赖的最终的保护者。经济分析家也许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时把它看作是最后解决办法的借贷人。在安全领域，美国是最后解决办法的保证人 ，是唯一的全球规模的安全输出者。”
正是在这第四个作用中——世界秩序“唯一可资信赖的最终的保护者”——美国可以 选择有时称之为未经联合国制裁而诉诸武力的最为令人信服的案例。但是，每次这样使 用武力不仅只引起争议，还使得这个争议对早已非常脆弱的联合国体系的结构的可信度 引起震荡。而在美国，对这个体系占据多数的偏见渗透在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军事行动之 正当——或者甚至根本不愿意试图证明它的正当性的轻率和淡漠之中。这种轻率和淡漠 反过来恶化了对持续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作用所需要的大西洋彼岸一致意见的紧张关系 (只要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见)。这种紧张关系在最近的两个事例中是显而易见的：1999年 春季对科索沃的空袭，以及1998年12月对伊拉克的轰炸。
五、伊拉克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伊拉克。1998年12月15日至18日，针对伊拉克的空袭，标志着在缓 慢地拆散曾经参加、或某种程度上支持早先把萨达姆部队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的联合国联 盟国家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拆散过程持续到这个时刻，即新的布什政府的首次军 事行动——2001年2月16日针对伊拉克防空部队的有限打击——不仅仅触发了阿拉伯世 界的猛烈批评、也触发了盟国法国的严厉批评。法国对英美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逐 渐疏远是北约内部最有腐蚀性的因素之一，正如俄罗斯和中国(其次是法国)的异议或多 或少摧毁了对冷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希望的：联合国安理会也许真的能够如其 创建者所期望地发挥作用。这种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意，毫无疑问由一系列的因素激起， 包括国家商业利益和延续十年之久的对有关国际制裁的人道主义后果的真正关切。但是 还有一种类似于科索沃战争所引起的、由于伊拉克毫无疑问地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而由美国协同英国单方面承担起强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有关世界秩序结果的焦虑 。而这种强制行动毫无疑问地也没有被授予使用武力的权利。华盛顿和伦敦坚持认为空 袭对于强制实行联合国安理会在无数个有关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决议中所表达的“意 愿”是必需的。持有这样主张的一位欧洲批评家是这样作答的：“很显然，指定一些国 家自己去执行安理会的意愿这样的普通权利会导致重大的不稳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 只需瞟一下那超过1000个的安理会决议并确认那无数个并没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遵从的 安理会的决议就可以了。即便是有关在第七宪章的背景之下由安理会提出的小得多的要 求，只要是由其它国家提出，就会马上遭到美英两国的拒绝……事实上，如果安理会所 表达的意愿隐含着使用武力强制实施的话，那么安理会采纳任何一种决议都将是非常困 难的。”这些关注是严肃认真的。然而，这个批评对于美国力量所处的既与国际法存在 某种紧张关系又同时支持国际法的尴尬境界显得并不非常公正。
并不仅仅是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威胁的评价与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的极为不同。我 们必须记住已经屡次威胁要空袭了，而且对所进行的空袭在空袭之前的一个月就发出命 令了。1998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柯斐·安南在与萨达姆就所谓的“总统场所”进行检 查的一揽子交易谈判后从巴格达回来。鉴于如果没有早先的美英两国威胁使用武力就不 会有这项一揽子交易，安南赞誉克林顿和布莱尔为高明的“和平维护者”。尽管他的赞 誉也许是出于他对安理会主要成员的持续支持的需要而做的真实评判，但它也承认了有 关外交与武力威胁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真相。而美英两国因为某些原因能更好地理解的 是，“国际社会”如果在某些方面无法成功地进行威胁就难以保持威胁性的部队。在这 样的情况下如果安理会当权者不求助于可资信赖的武力威胁而能够运行自如，这样的观 念便是一种半不抵抗主义的幻觉。这种幻觉至少与美国之有意无意漠视联合国的合法性 一样具有破坏性。
六、结语
首先，美国盟国不时地对美国力量感到不舒服。但是，他们总体上承认美国会善意地 使用这种力量，而且也是世界秩序必须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上讲，美国对于9·11事 件的一个似乎有理的反应是脱身于世界。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盟国根本不希望这样。 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顺从的、更加受到约束的美国力量的一面。
其次，如果他们想看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少一点，他们需要证明多边手段是有效的。譬 如，这就意味着联合国的安理会更加有效，能够处理诸如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等的问 题。如果进攻萨达姆、如果成功、如果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我确实认为联合国体 制会因此得到加强。
最后，这一届政府所缺少的(也许国务院的科林·鲍威尔是一个例外)是要了解，世界 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要不得不更加地关心，使其国家力量更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欢迎。 如果美国是支持而非颠覆以法律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长期过渡，那么需要突出布什 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所作出的“谦恭”的承诺。但是，我不愿屏息凝神。9·11之后， 美国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而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是不太关注其谦恭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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