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靖论文,视野论文,张居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6-0147-08
张居正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之一。如何认识张居正在万历前期行政行为的特点，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问题上。“改革家张居正”似乎是一种学术主流，但仔细梳理相关成果，却发现很少有学者在明史特别是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认真而全面地探讨张居正改革的对象、条件、措施、目标、障碍、效果等问题，缺乏高水平成果。否定张居正为改革家的学者也没有回答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明朝有无改革期，只是就万历初政谈论张居正，相关结论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力。总的来说，缺乏对嘉靖政治的理性思考并割裂嘉靖革新与万历初政的密切关系是目前张居正研究中最大的缺陷，也是张居正研究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
由于防范异姓威胁皇权制度的严密性，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不间断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唐朝有武则天十五年改朝换代的中断时期)。它之所以能够延绵久远，除了立国体制相对完善之外，还有两次大的政治调整，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第一次是借靖难之役而崛起的明成祖，他发展和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明代的立国基础。明太祖的开国奠基与明成祖的再造成为明代前期政治的鲜明特色，是其他封建王朝所不具有的政治现象。第二次是利用明武宗绝嗣而从湖北藩王崛起的明世宗，他利用大礼议清除了旧有官僚集团，开启了明代改革的序幕，对明代二祖之后的弊政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清理。只有把张居正置于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政治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才是改革家。
一、大礼议：明代改革期产生的特殊事件
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不是彻底颠覆的代名词，更不是革命，而是在各该王朝根本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的自我更新，即在继承中相对务实的部分批判、部分否定和部分创新。当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对这一变化不能随便冠以“改革”之名。就明朝而言，明代历史在洪武、永乐体制的构架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一皇帝在其前后期的施政有所不同，不同皇帝自然也有施政理念的差别，但由于父死子继基本模式的保障，新旧皇帝之间的政治断裂度不太明显，故不能将这些现象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改革”。那么，如何确定明朝的改革期呢?毋庸置疑，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形成改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在平和的环境中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就明代改革而言，应在洪武、永乐之后的明代历史长河中断裂度相对大的时段观察从事改革的条件。相对于父死子继的即位模式，兄终弟及模式与前朝的断裂度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兄终弟及的即位模式，即朱祁钰(代宗)之于朱祁镇、朱厚熜(世宗)之于朱厚照(武宗)和朱由检(思宗)之于朱由校(熹宗)。在以上三种情形中，朱祁钰与朱祁镇、朱由检与朱由校皆为同父兄弟，又与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堂兄弟不同。很明显，后者的断裂度更大，更具改革的可能性。
但要把改革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仅仅是正常的“兄终弟及”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改革的前提之一是对前朝乃至前几朝行政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部分的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政治撕裂和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换言之，改革与人事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就不可能在王朝体制之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所以，仅仅是皇帝的变更还不足以形成改革的充分条件，同时还必须形成与皇帝变更相适应的新兴力量。当然，这种相互匹配的改革条件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势力的人为导演所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特殊事件的洗礼才能具备。明朝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明武宗的暴亡而带来了改革最佳条件的出现。
年仅三十岁而绝后且无预立嗣子的明武宗走完了自己荒诞的一生。对后事没有具体安排的武宗一死，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这是明代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了武宗死后最大的政治问题。但在皇太后、宦官和阁臣的共同努力下，较快地选出武宗堂弟、湖北安陆的藩王朱厚熜作为继承人。这一选择确保了明朝皇统的延续，暂时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慌。但选择武宗堂弟出任皇帝，却意外地带来了政坛的震荡，迎来了自明成祖以来最彻底的人事更迭。换言之，选帝过程相对平稳，而在世宗即位后却迎来了政治激荡。
武宗死后的政治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之中。对于“大礼议”，《辞海》解释为：“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武宗从弟世宗由藩王继帝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祐 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134人，廷杖致死的17人，此外尚有谪戍和致仕而去。”①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辞书，《辞海》对“大礼议”的解释极不准确，说明词条作者完全不了解“大礼议”的真相。《辞海》的这一现象是长期以来错误解读大礼议之典型代表。翻检各类论著，大多数作者缺乏对大礼议冷静而独立的见解，皆为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并以此为基础，一味地抬高杨廷和而极力贬低张璁。
众所周知，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熜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世宗不能改换父母，世宗与孝宗是伯侄关系，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标志着孝宗—武宗帝系的彻底断裂。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承载前朝乃至前几朝弊政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彻底清除，而与前朝弊政无甚瓜葛的张璁、桂萼等中下层官员迅速崛起，在短时期内取代了杨廷和集团，组建了新君新臣全新的人事格局。世宗对张璁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②正嘉之际人事更迭的彻底性和全新的人事组合是明成祖之后明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所以说，大礼议是明代改革的起点，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孝武时期的遗老遗少，培植了新兴势力，完全改变了皇位更迭之际旧臣退出政坛的模式。换言之，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彻底翻船，不可能再掀风浪，更不可能东山再起。明世宗通过大礼议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成功清除旧势力的一次典型案例。③这是一个奇迹，自然孕育着新的政治气象，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目前学界对这一人事更迭所带来的政治变革的研究远远不够，一些学者甚至回避这一问题，而仅仅停留在同情杨廷和集团败灭的这一低层次问题上，像《辞海》一样，他们一味地放大或突现大礼议被世宗打死或惩治了几个人等问题上，借此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并以此为基点，无视大礼议之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改革活动，否认嘉靖革新。
大礼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大礼议，就不会形成从事变革的条件。不可否认，大礼议大大伤害了世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拉大了世宗与武宗乃至孝宗朝政治的距离，这就为嘉靖朝的政治变革创造了客观的、难得的改革机遇，使改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是认识明代改革必须正视的关键节点，也是认识张居正行为的基点。
二、嘉靖革新：明代改革的黄金期
就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而言，大礼议无疑是一场政坛巨变。不论人们对议礼双方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要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崩溃和张璁等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而这样一次重大的人事更迭必须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孝——武帝系的彻底断绝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庙制等纯礼仪的变革，而是全面的政治革新。也就是说，世宗在全力进行礼制创新的同时，也会积极推行重大的政治变革。只强调前者，而无视后者，显然是偏颇的。世宗把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集团，尽一切可能清除杨廷和集团是嘉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大礼议最终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承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④，成为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决定着此后明代历史的走向。
对于世宗来说，从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他与张璁等人的自信。武宗去世后，政坛自然是由其培植的势力控制，杨廷和自然是武宗势力的代言人。从湖北安陆成长起来的、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单枪匹马地前往京城继位，无疑势单力薄，弄不好便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傀儡。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狂妄和嚣张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中。他们在大礼议中公然违背武宗遗诏，强词夺理，非要强迫世宗改换父母，再次证明了他们对嘉靖皇帝的蔑视。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嘲弄世宗、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他们瞧不起嘉靖皇帝的出身，认为只有改换父母，才能由“小宗”变成“大宗”，抬高嘉靖皇帝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继承权。然而，少年朱厚熜以充分的自信拒绝改换自己的出身，他坚持自己只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和宪宗皇帝的孙子。在世宗看来，藩王朱祐杬的儿子也能当皇帝，明朝的皇位是祖宗遗留下的皇位，而不是孝宗遗留下的皇位。换句话说，就是祖宗之天下，而非孝宗之天下。在大礼议中，给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世宗的自信和敏锐，他始终未上杨廷和的圈套，不被杨廷和所宣称的“纲常”所迷惑，更没有被吓倒，而是从事实出发，敢于创造历史，最后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朱东润论道：在英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年轻继位的明代皇帝中，“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⑤。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击碎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清除了施政的障碍，自然会以极大的自信从事变革。作为年少皇帝，世宗敢于担当的品格和不畏前朝旧势力的勇气是从事变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嘉靖皇帝所表现出的自信、无畏与强势是改革必备的条件。
就张璁等人而言，其变革的动力来自树立自我形象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反对论资排辈，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又对新兴势力抱以怀疑，极尽诬蔑之能事。张璁在大礼议中不怕杨廷和集团的围攻和暗杀，挺身而出，打破一言堂，将大礼议引向正常的争论轨道，并主导着大礼议的发展方向，这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超众的见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在大礼议中，杨廷和集团像瞧不起世宗一样瞧不起张璁等人的身份，攻击张璁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而讨好、“迎合”世宗。为了回应这一恶意的诬蔑之词，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等人便通过改革行为来回应杨廷和集团的攻击，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张璁说：“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许。”⑥又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议礼论之同者，义理根于人心之固有也。伏遇圣明，作之君师，以定一代纲常，吾辈幸免获罪，敢复论功!夫内阁、吏部、礼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大学士、尚书、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职也。吾辈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矣。”⑦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经受住了杨廷和集团大肆攻击和报复的考验，这一特殊的经历练就了从事变革的品质。正如张萱所言：张璁“念以书生片言，当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报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离其党，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谤弗恤也”⑧。《明经世文编》的作者评论道：张璁“实有康济之志，与庸庸保位者自别”⑨。能够承受因变革而带来的必然攻击，是张璁等人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之一。
健康的改革不可能只靠皇帝，也不可能依靠张璁等几位朝臣，而是来自君臣的合力，取决于可控的政局。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合力构成了嘉靖革新的强大动力，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击败杨廷和集团而绝对掌控政局，这就意味着这场革新是健康的、持久的。换言之，嘉靖革新之所以能够展开，关键在于推动这场革新的君臣皆来自前朝政治势力之外，与前朝弊政没有多少瓜葛，较少有
思想负担，有足够的勇气和锐气来担当革新重任。特别是大礼议公开了双方的矛盾，故明世宗与张璁等人在推行变革时不再遮遮掩掩。相反，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并通过整肃科举、倡行三途并用、整顿学政、力行官员的双向流动、整饬言路、清除翰林院积弊、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一百余年来的明朝积弊，开启了变革潮流。正是由于嘉靖前期形成了君臣变革的群体力量，故在命名明代变革时，不应采用个人命名法，而应采用年号命名法。尽管张璁等人先后退出嘉靖政坛，但因明世宗仍在，故变革不会因张璁等人的退出戛然而止。特别是由于嘉靖皇帝是万历之前明朝在位最久的帝王，长达四十五年，所以革新活动一直能够延续，如一条鞭法仍在继续推行、宗室俸禄的裁革在嘉靖后期有新的举措⑩，这是明朝不同于其他王朝变革的关键之处，也是明代改革特点的集中体现。
三、张居正：嘉靖革新的继承者
就隆庆、万历之际人事更迭而言，与已往父死子继所出现的人事更迭模式没有太大差别，故难以与正德、嘉靖之际的皇位更迭相提并论。张居正取代高拱不会带来政局的显著变化，而只是施政风格的略微改变。与刚柔兼备的张居正相比，高拱过于刚强，不能自如地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明神宗权力格局。一味指责张居正用阴谋赶走高拱是片面的，作为内阁首辅和顾命重臣，“性素直率”的高拱对已经变化了的政局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调整，重演着明代历史上父死子继皇位更迭模式中前朝旧臣被新朝遗弃的一幕，只不过高拱打破了已有纪录，成为最短时期内被赶走的首辅。正如于慎行所言：神宗“御极六日，顾命元臣以片言谴罢，如叱一奴”(11)。张居正取代高拱而掌控内阁，万历政治不会因高拱的离开而一夜之间出现变革的条件，学界在此节点用力不多，似乎张居正联合张太后、冯保赶走高拱就形成了从事改革的条件，如言：“张居正具有变革思想，主张‘凡事务实，勿事虚文’，总揽大政后，就根据当时所见到的弊端，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12)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看法，经不起推敲。由于学界孤立地研究张居正，故把任命戚继光驻守边防、潘季驯治河等视为张居正改革的内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无人回答张居正改革的对象是六年的隆庆朝弊政，还是五十多年的嘉靖、隆庆朝弊政，抑或朱元璋以来两百年的弊政。
而认为张居正不是改革家的人，也是由孤立看待隆庆、万历之际政局所导致的。的确，就隆万之际皇位更迭而言，只是正常的父死子继即位模式，与明代其他时期的同类情况没有明显区别，不具备单独的变革条件，故不可能推导出张居正是改革家之说。综观他的言行，张居正的确没有提出全新的革新理念。孟森认为：万历前十年“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13)。黄仁宇说：张居正“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14)。又说：“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15)孤立地考察这些说法，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但由于他们是以基本否定或全面否定嘉靖政治并不承认嘉靖革新的前提下来认识张居正的，故大有商榷的余地。
韦庆远经过长期的研究，扩大了认识张居正的视野，将其与高拱联系起来，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说法，把明代改革提前了两年，一共十二年。他指出：“准确地说，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从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举凡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16)韦庆远提出“隆万大改革”是晚清以来张居正研究中的一大突破点，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与“张居正改革”研究者一样，此说仍未能阐明穆宗缘何任命高拱后就可以从事改革这一关键问题。需要强调的是，高拱是从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入阁并兼掌吏部事，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被罢职，前后仅两年半，其中担任首辅的时间仅仅一年，加之与首辅李春芳和兼掌都察院事的阁臣赵贞吉不和，难以在有限的两三年内推行有目的的政治改革。况且韦庆远所提到的相关改革内容也绝不仅仅是从高拱担任首辅开始的。韦庆远凸显“隆万大改革”是以全面否定嘉靖朝政治为前提的，认为“经过正德和嘉靖荒诞昏乱的恶政之后，已经达到了土崩鱼烂、国将不国的边沿”(17)。很显然，将嘉靖政治与正德政治相提并论并全盘否定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同时，假定从高拱受到重用和张居正辞世的十二年的改革能够成立，那还要回答此前两百年的明朝积弊用如此短的时间能否革除或在多大程度上革除的问题。不过，韦庆远提出的“隆万大改革”再次有力地揭示了隆万皇位更迭之际政局没有显著变化这一历史事实。早在韦庆远之前，朱东润就清楚地阐明了隆万政局的变化特点，指出：“这一次的政变，高拱底政权彻底推翻了，居正底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18)
事实上，高拱和张居正都没有完全否定嘉靖政治，恰恰相反，他们两位的行政特点是在充分肯定世宗钦定大礼议和嘉靖革新的前提下来进行的。嘉靖末年，高拱认为明世宗“文武圣神，仁明英断，不惟近代之君所不能及，即古帝王亦罕其俦，而况天下一家固如磐石，则又全盛之时也”(19)。隆庆四年(1570年)，高拱明确指出：“夫大礼，先帝亲定，所以立万世君臣父子之极也”，并对当时徐阶等人突现世宗之过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明确要明穆宗“明白谕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开久涂之耳目。嗣后敢有务行己私，扬先帝之过者，皆以大不敬论。如此则父子之道正，而皇上之大孝足以永垂于万代；君臣之道正，而皇上之大法足以永镇于万方。致理之原，实在于此”。明穆宗完全接受了高拱的这一请求，立即下令：“以后敢有借例市恩、归过先帝的，重罪不饶。”(20)后继的张居正与高拱一样，对明世宗钦定大礼议予以全面肯定，认为世宗“纯笃之孝”，“由于天植，而伦制兼尽，尊养并隆，又前古之所未备者。是以折衷群疑，则典礼斯定；发挥至爱，则性术昭宣。随感而彰，自然炳蔚。盖因心以贯道，所谓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内外，佩服圣训，靡不由然兴孝弟之心，熙然成不严之治。是岂徒以言语教诏为哉，至德安道，所感者深矣”。(21)张居正对世宗开创的新时代予以高度称赞，认为世宗“应期挺生，应图握纪，仰万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闳，骏命之隆，超轶有周远矣。实由我献皇帝天纵圣哲，日跻诚敬，渊仁厚德，迈于周文；而章圣皇太后明章妇顺，又于太姒徽音，有加美焉。是以忻豫通于上下，精诚贯于神明。上帝眷歆，笃生神圣。缵绍丕图，光昭鸿业。由朴棫 之化，宣下武之光，本作丰之功，成宅镐之烈。天锡显号，胙社曰兴，固昭代中兴之基所由肇也”(22)。不难看出，在张居正的笔下，嘉靖时期是明朝全新的时代，除太祖、成祖而外，世宗是张居正提及最多的皇帝，并表示要按照嘉靖革新来行万历之政。他认为世宗“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仿佛其万一者”。并对神宗说：“臣等窃以为我皇上当英妙之龄，事事皆祇遹先猷，宪章烈祖，则太祖定制与世祖圣谕，正宜仰稽而效法者。”(23)并要求神宗“暇时间取皇祖世宗皇帝所亲批旧本览阅，以为裁决庶务之法”。在神宗同意后，张居正便将世宗亲笔圣谕63道，御制44道，圣旨并票帖70道，亲批奏题本65本整理成册，供神宗浏览，请求神宗“万机之暇，特加省阅，则致理之方，不外于法祖而得之矣”(24)。万历五年(1577年)在《世宗实录》编成的同时，又完成了《世宗肃皇帝宝训》，为神宗朝效法嘉靖政治提供了完备的文献。所以说，将嘉靖革新奉为“皇祖之制”而加以效法与继承是张居正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25)这是正确认识张居正的前提条件。
对于张居正固守祖制、综核名实的政治行为，其子张懋修在编纂《张太岳集》时予以如下符合实际的评论：“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祖宗成法，不敢创一新政，惟率由旧章，以实行之。惟其行之以实而不便者，则见以为综核太过，遂束湿变政之肆讥，皆未考于典故也。”(26)朱东润认为：张居正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27)如考成法，并不是张居正的创制，而是明代固有制度，只是得不到切实的执行，形同虚设，张居正能做的就是重新捡起来加以落实，故他说：“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28)吏部尚书张瀚也说：“事贵考成，若兴事不考成，虽唐虞难以治天下。我朝稽查章奏，著在令甲。”(29)在张居正等人的督促下，虽然对官员的考成之法得到了一定的执行，但对此举不可评价过高，因为仅靠此法不可能真正有效遏制官员的因循敷衍之风，难以实现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效益的合理化。事实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员为了应付考成法，在执行政令时毫无弹性，不择手段地应付各项指标，造成了新的弊端。如面对地方官员征收钱粮时的暴行，张居正揭露道：“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家大户侵欺积猾，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并指斥地方官“虚文粉饰，旧习未除”。(30)可见仅用考成法难以真正解决行政效率和效益的问题。面对长期积淀的官僚恶习，张居正并没有找到良策。故他在万历九年(1581年)无奈地说道：“今有司坐视民瘼，痛痒不相关……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31)这些批评声音出于张居正之口，足见问题仍然严重。如果这些话出自张居正死后的他人之口，人们肯定会认为是对张居正的恶意攻击，是要全面否定考成法。黄仁宇就此论道：“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逼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32)
由于万历初年不具备独特的变革条件，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中有些措施也不敢贸然效法。如对学政的整肃，张居正不可能像嘉靖时期那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他于万历三年(1575年)说：“臣等查得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尝诏吏部，将天下提学官通行考察改黜，盖仅有存者。又诏礼部沙汰天下生员，不许附学过于廪增之数。今之士习凋弊已极，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涤，亦岂为过?但臣等窃以为积废既久，举当以渐，骤于操急，人或不堪。且约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独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过也。”并强调：“今臣等所言，非敢过为操切，亦不过申明旧章，以作新振德之耳。”(33)再如对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的宗室禄俸问题，张居正不敢在嘉靖时期裁减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他在万历七年(1579年)对神宗说：“兹事体重大，未可轻议，待数年之后皇上益明习政体，灼见弊源，乃特颁明诏告谕宗室，定为经久可行之制，庶几人情服帖，国家可得万世。”(34)对于这一棘手问题，张居正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根本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故只能听任此弊的发展而无计可施，并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年轻的明神宗。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以隆万之际皇位更迭的一般模式来认识张居正，故难以认清张居正的行为特点。只有将张居正的政治行为置于嘉靖以来明代变革的大背景下，才能回答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问题。孤立地考察首辅张居正，他的确没有创新之举，不可能是一个改革家，而只能是充分利用皇帝年幼而依靠李太后、宦官冯保暂时作用于政治，充其量只能算个实干家。但置于嘉靖革新的视野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居正真正继承了嘉靖革新，延续了嘉靖革新，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说张居正是改革家。他与高拱一样，进一步巩固了嘉靖以降父死子继的统治基础，有效地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命运。
翻阅有关张居正的论著，大多数学者为了确定张居正的改革对象，片面地从张居正的言词中挑取其批评嘉靖朝的只言片语来一味地否定嘉靖政治，而对张居正大量肯定和称赞嘉靖政治的言词视而不见，有意制造张居正全盘否定嘉靖政治的假象。正是由于通过否定嘉靖政治来突现“张居正改革”，故在一些变革描述中用词含混不清，误导读者。典型的如把嘉靖前期正式下令推行的一条鞭法极不恰当地加于张居正头上。学术界误导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人将一条鞭法的发明权归于张居正，而无视在张居正之前几十年来一条鞭法的艰难探索，也无视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进，并想当然地用“人亡政息”来随意夸大张居正个人的作用。其实，张居正试图将一条鞭法的局部性改革向全国推广，仍然是一条鞭法推行中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正如费正清所言：“为了维护赋税制度的正常运行，各地一筹莫展的官员逐渐采用了‘一条鞭法’。”(35)正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此法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在全国全面推广。黄仁宇在考察万历初年财政情况时论道：“张居正的管理不包括任何革新，而是将重点放在行政纪律和税法的严格执行上。”又说：“尽管《明史》声称1581年第一次下令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是张居正掌权期间。可是这种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一直到1588年，山西巡抚才在该省推行一条鞭法，那时张居正已经去世六年了。”(36)对于张居正来说，一条鞭法是旧法，而非新法，他只是尽其所能加速了推进的步伐而已，故在表述张居正与一条鞭法的关系时，应严格使用“推广”或“推进”之词，而不宜使用“推行”、“实行”等含混之词。
近年来，全盘否定嘉靖政治的学风被逐渐打破，对嘉靖朝的理性认识逐渐形成。不可否认，在永乐之后，嘉靖前期是明代统治集团更迭最彻底的时期，张璁等新兴力量迅速掌握国家权力，与世宗一道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只有将嘉靖、隆庆、万历政治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紧密联系的历史单元，才能较好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政治走向。也只有将明代改革定位为“嘉隆万改革”，才能从六十年的变革中真正认清明代改革的艰难历程和复杂局面，总结出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看清张居正等人的政治行为特点。在张璁之后，内阁首辅中除高拱(担任首辅时间太短)外，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真正继承者。正如蔡美彪所言：“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37)这是对张居正与嘉靖革新关系最恰当的表述，那种无视或故意回避嘉靖革新对张居正的切实影响而孤立突现张居正个人在十年间的政治作用的学风应该到了彻底扭转的时候了。否则，便是脱离实际的“神化”，不可能真正认清张居正的行政行为的特点。
张居正去世之后，朝廷上下对张居正的大肆清算标志着嘉靖、隆庆、万历改革的式微，是嘉靖、隆庆、万历政治的一大转折点。在后张居正时代，在声讨张居正的“专权”、“擅权”中，明朝再未出现强有力的阁臣，结束了自张璁以来强势内阁的局面(38)，统治阶级内部活力锐减。因此，张居正既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又是嘉隆万改革的终结者。
注释：
①《辞海》，第62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第309—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田澍：《杨廷和与大礼议》，载《学习与探索》，2011(5)。
④田澍：《明代大礼议新探》，载《学习与探索》，1998(6)。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34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⑥《张璁集·文稿》卷六《堂成告后土文》，第47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⑦《张璁集·奏疏》卷二《公职守》，第63页。
⑧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8。
⑨《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七《病痊陈奏用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⑩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六《阉伶》，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汤纲、朱元寅：《明史》，第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孟森：《明史讲义》，第2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66页，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33—2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6)(17)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4、3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8)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136页。
(19)《高拱全集·南宫奏牍》卷一《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0)《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一《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
(21)(22)《张太岳集》卷十《御制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3)《张太岳集》卷四十三《论外戚封爵疏》，第556页。
(24)(28)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第1册，第132、3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5)田澍：《张居正效法明世宗新探》，载《求是学刊》，1999(3)。
(26)《张太岳集》卷18《杂著》，第217页。
(27)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138页。
(29)张瀚：《松窗梦语》卷八《铨部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张太岳集》卷四十《请择有司蠲进赋以安生民疏》。
(31)《明神宗实录》“万历九年四月辛亥”。
(3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3)《张太岳集》卷三十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34)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第1册，第256页。
(35)[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36页，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6)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387、39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7)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册，第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8)田澍：《张璁与嘉靖内阁》，载《中国史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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