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运动员比赛隐喻、目标定向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_反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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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15)-03-0249-08

      1 引言

      反社会行为指运动员有意伤害或者损害其他人(包括队友和对手)利益的行为，如在比赛中有意伤害对手、假装受伤(Kavussanu & Boardley，2009)。反社会行为损害了体育竞技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的忠诚、公正和合作等美德，削弱了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因此大量研究探讨了运动员反社会行为的风险性和保护性的认知/动机因素(Shields，LaVoi，Bredemeier，& Power，2007)。本研究试图从概念隐喻出发，探讨运动员对比赛本身的隐喻性建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着反社会行为。

      比赛隐喻(contest metaphor)是指运动员如何隐喻性地建构比赛本身的意义、目的和价值。Shields和Bredemeier(2010，2011)从认知语言学出发，认为运动员一般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体育比赛，由此形成对比赛本身的两种隐喻：战争隐喻和伙伴隐喻。持有将比赛视为战争(contest-is-war)隐喻的运动员往往将比赛对手视为横亘在自己和其目标之间的敌人，日常生活中的“赛场即战场”即是这一隐喻的反映。与战争隐喻相对的是将比赛视为伙伴(contest-is-partner)的隐喻。竞技性体育比赛往往由运动员及其对手两方面主体构成。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倾向于将对手视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值得尊重的合作者，竞争对手的竞技水平提供了其自我价值感的参照，如同日常生活中将对手视为亦敌亦友。将比赛建构为战争或者伙伴隐喻可能影响着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运动员所持有的比赛隐喻影响着其比赛中表现出的运动精神(spotspersonship)。与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相比，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表现出对体育运动本身的认同、对比赛规则和裁判的尊重以及对运动传统的遵从。在比赛情绪方面，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往往表现出兴奋、激动，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容易以消极情绪作为主导。不仅如此，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表现出较高的共情关注和观点采择，表现出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关心，例如将自己的装备和设备借给对手使用、向赢取自己的对手表示祝贺等；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则与之相反，往往表现出较低的共情关注和观点采择以及对对手的较低关注(Shields，Funk，& Bredemeier，2015)。

      作为竞技性运动的体育比赛，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无疑违背了公正、公平的体育道德。Shields和Bredemeier(2010，2011)认为，对比赛的不同隐喻在道德上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社会道德涵义。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往往更为关注体育运动本身的、展现和超越自我的内在价值，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将自己与对手视为敌对关系，从而更为关注比赛的表面价值。这意味着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可能持有自我中心的道德观念。研究发现，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还表现出较高的道德认同和较低的道德推脱，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则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推脱(Shields et al.，2015)。运动员的道德认同降低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反社会倾向，而道德推脱则引发了运动员的反社会行为。因此，本研究假定，伙伴隐喻与运动员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呈负向关系，而战争隐喻与运动员的反社会行为呈正向关系。

      比赛隐喻可能影响着运动员在赛场上所激活的目标取向。比赛中运动员一般存在着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两种基本的目标取向。两种目标取向的区别在于运动员衡量其能力与成功的参照点。任务取向的运动员倾向于以自我作为衡量能力与成功的参照点，以自己是否掌握新的运动技能和运动方法来界定自己的能力和成功；而自我取向的运动员往往以他人作为参照点。以打败对手来界定自己的能力和成功(Nicholls，1989；Sage，Kavussanu，& Duda，2006)。研究者认为，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可能将比赛视为展示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从而更为重视比赛的过程，在比赛中更可能激活任务取向而非自我取向；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将比赛对手视为妨碍自己赢取胜利的阻碍，从而更为重视比赛的结果，在比赛中更可能激活自我取向而非任务取向(Shields & Bredemeier，2010)。因此，本研究假定，伙伴隐喻与任务取向成正向关系，而战争隐喻与自我取向呈正向关系。

      目标取向被认为是影响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大量研究发现，任务定向能够抑制运动员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而自我定向会增加运动员比赛中的反社会行为(Sage et al.，2006；Boardley & Kavussanu，2010)。自我取向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对欺骗、暴力行为的较高程度的认可(Duda，Olson，& Templin，1991；Kavussanu & Roberts，2001；Kavussanu & Ntoumanis，2003)。反社会行为无疑是违背公平、公正竞技精神的不道德行为。Dunn和Dunn(1999)发现，运动员的任务取向动机与良好体育精神、自我取向与不良体育精神之间均呈显著正向关系，不仅如此，无论运动员的自我取向水平如何，低任务定向取向的运动员都显示出不良的体育精神。张璐斐，张华光和施小菊(2006)发现，自我取向的运动员倾向于在比赛中做不道德行为，而任务取向的运动员则较少有采取不道德手段的意向。傅旭波和吴明证(2014)以大学生运动员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任务取向与大学生运动员的反社会行为呈负向关系，而自我取向的运动员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推脱，由此提升了其赛场上从事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揭示了目标取向影响着运动员反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研究假定，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容易激活任务取向，由此抑制了其从事反社会行为的倾向，而持有战争隐喻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倾向于激活自我取向，从而提升了其从事反社会行为倾向。

      2 方法

      2.1 被试

      223名大学生运动员参加了本研究，最后获得有效问卷210份。其中男性125人，女性85人，年龄在18～25岁之间。

      2.2 问卷

      比赛隐喻。修订了Shields，Funk，& Bredemeier(2015)的比赛隐喻问卷。研究者对原始量表进行了翻译。三位研究者(分别来自心理学和体育运动专业)完成初稿翻译，然后由1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心理学教授完成问卷的回译。将回译问卷与原始问卷逐项比较并评估其一致性程度，对问卷题项加以修订形成最终问卷。最终问卷包括伙伴隐喻和战争隐喻两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包括6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对该隐喻的认可度越强。

      目标取向。采用傅旭波和吴明证(2014)修订的运动中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问卷。该问卷包括任务取向分问卷(Cronbach α=0.813)和自我取向分问卷(Cronbach α=0.801)，分别由6道题目构成，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目标取向越强。

      反社会行为。采用Kavussanu和Boardley(2009)的比赛中指向对手的反社会行为量表(Antisocial Behavior toward Opponent in Sport Scale)。该量表由8道题目构成(Cronbach α=0.810)，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反社会行为倾向越高。

      问卷还搜集了被试的性别和比赛经验信息。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3 统计与分析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修订的比赛隐喻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KMO=0.907，Bartlett

=16.089，p=0.001，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表明(表1)，各项目的因素负荷都较高(大于0.5)，解释变异量为53.58%。信度分析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依据理论假设将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伙伴隐喻和战争隐喻。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伙伴隐喻与战争隐喻呈正相关，任务取向与自我取向呈正相关。伙伴隐喻与任务取向呈正相关，与自我取向相关不显著，与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而战争隐喻与自我取向、反社会行为呈正相关，与任务取向相关不显著。这支持了研究假设。

      3.3 伙伴隐喻、任务取向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任务取向在伙伴隐喻与反社会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伙伴隐喻能够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β=-0.167，t=2.448，p=0.015)。当任务取向进入回归方程时，伙伴隐喻对反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效应由-0.167下降为-0.116并不再显著(β=-0.116，t=-1.628，p=0.105)，而任务取向对反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β=-0.159，t=-2.236，p=0.026)，这表明任务取向在伙伴隐喻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3.4 战争隐喻、自我取向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自我取向在战争隐喻与反社会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战争隐喻能够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β=0.222，t=3.280，p=0.001)。当自我取向进入回归方程时，自我取向对反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效应显著(β=0.268，t=3.998，p=0.001)，而战争隐喻对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由0.222下降为0.154(β=0.154，t=2.287，p=0.023)。经Sobel检验，Z=2.915，p=0.013，这表明自我取向在战争隐喻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运动员所持有的比赛隐喻是否影响其在赛场上的目标取向，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反社会行为。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了伙伴隐喻和战争隐喻作为比赛隐喻的两个维度。不同比赛隐喻激活了个体在赛场上的不同目标导向动机，伙伴隐喻往往激活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任务取向并由此降低其反社会行为，而战争隐喻则会激活运动员的自我取向并由此提高反社会行为。

      已有隐喻的社会认知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对特定具体概念的隐喻性认知及其对个体的认知和动机过程的影响，而本研究则认为，人们对于同一对象可能产生多种隐喻性认知，这些隐喻会引发个体不同的动机和行为表现。已有概念性隐喻的社会认知研究主要关注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道德隐喻为例，人们倾向于将生理上的洁净与道德上的洁净建立隐喻关联。一方面，具体概念(生理洁净/肮脏)影响着个体的抽象概念(道德洁净/肮脏)的激活及相应行为，那些洗手或者坐在干净房间里的个体可能体验到生理上的洁净，从而引起他们道德上的洁净感，因此对其他人违背道德行为作出更严厉的道德谴责(Schnall，Haidt，Clore，& Jordan，2008)。另一方面，抽象概念(道德洁净/肮脏)影响着个体的具体概念(生理洁净/肮脏)的激活及相应行为，那些回忆自己做过不道德事情的个体容易体验到脏的感受，从而引发他们产生清洗的欲望，更容易提取与洁净相关的概念(Zhong & Liljenquist，2006)。近来研究发现，对于同一对象个体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建构隐喻。例如，对退休人员至少可能构建八种隐喻，如将退休视为复生、里程碑等(Sargent，Bataille，Vough，& Lee，2011)。不仅如此，个体对同一对象的不同隐喻性认知影响着其随后的行为偏好。研究发现，对于抑郁的不同隐喻性认知影响个体对治疗方案的偏好，在抑郁—向下(抑郁者的生活是不断下降的)隐喻框架中的个体往往偏好名为Liftix药物的有效性(药物名称中包含着lift一词)，而在抑郁—黑暗(抑郁者的生活被黑暗所笼罩)框架中的个体往往偏好名为Illuminix药物的有效性(药物名称中包含illumination一词)(Meier，Moller，Chen，& Riemer-Peltz，2011)。本研究并非探讨比赛与战争或者伙伴隐喻的双向关系，而关注的是运动员如何多角度地隐喻性建构比赛这一概念，从体育比赛本身所包含的主体—对手这一互动关系出发，将比赛隐喻性地建构为战争性质的敌我关系以及非战争性质的伙伴关系，从而拓宽了已有隐喻研究的视角。

      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以比赛隐喻为视角揭示了隐喻对运动员赛场行为(如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已有对运动员赛场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成就动机以及目标取向理论，如探讨社会性动机(Bruner，Boardley，&

，2014)、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傅旭波和吴明证，2014)等对运动员赛场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运动员在赛场上激活的目标取向在比赛隐喻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这支持了隐喻作为个体理解抽象概念的认知性框架影响个体随后动机过程和行为表现的观点。人们一般存在着“上—好、下—差”这一空间/情感隐喻，而在空间位置中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因此人们会隐含地推断“北方—好、南方—差”这一方位/情感隐喻，这一隐喻使得人们偏好于居住在北方的城市，甚至认为北方城市居民比南方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Meier，Moller，Chen，& Riemer-Peltz，2011)。不仅如此，本研究发现，运动员将比赛构建为伙伴隐喻时往往激活了他们的任务取向，从而抑制其反社会行为，而将比赛建构为战争隐喻时往往激活他们的自我取向，从而提高其反社会行为。这意味着对于同一对象个体可能会建构多种不同的隐喻，并由此影响着个体的不同动机过程及其相应的行为结果。

      本研究还揭示了隐喻所蕴含的道德涵义，个体对特定概念的隐喻性理解可能影响着其道德决策和行为。尽管类似于空间—时间关系的隐喻并不存在道德涵义，但并非所有的隐喻在道德上都是中性的，如在黑白颜色—道德隐喻关系中，人们倾向于将白色视为没有被污染的，因此白色往往与道德洁净相关联，而黑色与不道德往往相关联(Sherman & Clore，2011)。此外，人们认为那些穿着黑色运动服的运动员比白色运动服的运动员更具攻击性，在赛场上的攻击行为更多(Frank & Gilovich，1988)。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无疑违背了公正、公平、合作的运动精神而被视为不道德行为。本研究发现，伙伴隐喻经由激活个体的任务取向而抑制其反社会行为，而战争隐喻则经由激活自我取向而增加反社会行为。这可能与两种隐喻所蕴含的道德涵义区别所致。尽管真实战争情境仍有可能受限于特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责任假定，但是与伙伴情境相比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责任假定无疑是受到限制的。当持有战争隐喻时运动员可能倾向于将其对手予以非人性化或者非人格化予以道德推脱，如同正式的战争情境一样，从而消解其反社会行为所蕴含的不道德涵义。但是，这一道德推脱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伙伴隐喻框架下较难实施，从而抑制了其在赛场中的反社会行为。

      尽管本研究发现个体对比赛所持有的隐喻影响着其赛场的任务取向并由此影响反社会行为，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建构了比赛隐喻的二维结构并修订问卷加以测量，但并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着其他对于比赛的隐喻性认知。其次，本研究构建了中介性模型以解释比赛隐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反社会行为，但作为横向研究难以确定诸变量间的因果方向。即可能存在其他的作用方向，如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反社会行为使其倾向于将比赛视为战争而非伙伴。第三，本研究探讨了比赛隐喻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但并未探讨比赛隐喻是否影响比赛绩效。大量研究表明，持有任务取向这一内部动机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更为坚韧顽强，即使得分落后也不会退缩，而持有自我取向这一外部动机的运动员则容易受到比赛得分落后、担心对手报复、对破坏规则利弊的权衡等因素的干扰(Shields & Bredemeier，2011)。因此，有理由推论持有伙伴隐喻的运动员相比战争隐喻的运动员能够取得更好的比赛绩效，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这一可能性。

      5 结论

      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1)运动员持有对比赛的两种隐喻：伙伴隐喻和战争隐喻；

      (2)伙伴隐喻与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任务取向在伙伴隐喻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战争隐喻与反社会行为呈正相关，自我取向在战争隐喻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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