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历史转折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几个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厘清论文,新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6-0023-09
对新时期历史转折的几个问题，如转折的内涵、转折所呈现的发展变化态势、在转折点问题上人们存在认识分歧的根本原因，目前学界的认识比较模糊，并且对转折与拨乱反正的关系、转折与历史性转变的关系、转折与徘徊中前进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也都不是太清楚。这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新时期历史转折的内涵
关于新时期的历史转折，究竟应包括哪些内涵，目前学术界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表述也不一致。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1.“所谓伟大的历史转折，一般是指党正确分析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了左右倾错误倾向，使党的事业走上胜利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倾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全面稳固地转上马克思主义轨道”，“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①2.十一届三中全会除了“纠正多年的‘左’倾错误，使党的事业开始走上健康、胜利之路”以外，“这一伟大转折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作出“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英明决策”。②3.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1)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2)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3)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4)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5)提出了在转折时期，在纠正历史错误的时候，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根本方针。(6)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7)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8)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9)评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新进展。(10)展望了祖国统一的新前景。由于这样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和战略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实际上取代了十一大的路线，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转折点”。③
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文选的有关注释对这一问题大体上有五种表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是：“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④《李先念文选》中有关注释的表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从‘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坚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来，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步我们是走对了，成为新的历史转折点。”⑤《邓小平文选》在部分注释中对这次历史转折的表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⑥十二大报告一直到十六大报告，在提到新时期历史转折时，分别表述为：“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等等。⑦十七大报告也分两段对这次历史转折作了表述，即“改革开放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⑧
再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来看，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⑨1983年，邓小平又讲道：“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实际上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⑩1998年，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大会上讲得更充分、更明确。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1)
从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文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等几方面来看，目前对新时期历史转折内涵的认识，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不仅学者们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且中央
主要领导人、中央文件的表述也不一致。第二，在内涵概括方面，由于所站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其全面程度也存在着某些缺失。第三，在谈新时期历史转折问题时，各种观点主要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来看转折，在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变化来看待转折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就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综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历史的发展变化，全面地认识新时期的历史转折。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生的变化和它所解决的问题来看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其内涵就是纠正对以往正确路线的偏离和开始新的历史性转变，具体体现为四个拨乱反正和开始三个历史性转变。四个拨乱反正从其所解决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是纠正四个偏离。
一是纠正偏离了实事求是轨道的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正确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党的八大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党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状况达到极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偏离转而表现为“两个凡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正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航向。
二是纠正偏离正确轨道的党的政治路线。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八大以后不久，我们党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偏离八大路线。后来就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发展到极端，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越来越远。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首先是对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恢复八大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一拨乱反正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三是纠正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实现其政治路线而制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基本准则。1957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偏离了这一正确路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严重践踏。粉碎“四人帮”后，正确的组织路线开始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逐步回到领导岗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少宣传个人”，纠正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恢复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并增选了坚持党的正确原则的同志，加强了党的领导机关。这就从组织领导上保证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四是纠正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曲解，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指导思想方向的偏离，是最根本的偏离。“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四人帮”集团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吹捧成绝对真理，使毛泽东思想失去了本来面目，从而也失去了应有的行动指南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大声疾呼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给予了肯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又使党在实践上重新有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纠正以上四个偏离，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拨乱反正的内容，并且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历史转折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这四项拨乱反正完成后，实现历史转折和开辟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基本开通。当然，完成历史转折不但要有以上四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更重要的还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性转变。
一是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向坚持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逐步发挥邓小平理论指导作用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创过程的概括和邓小平理论起点的定位，如果从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它还包含着另一条信息，即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包括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逐步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的是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和社会发展航向的进一步科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认识和新实践都是随着这一转变而产生的。从历史的发展轨迹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实际上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依据重新确立起来的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恢复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过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已开始，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另一个过程是依据正确的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重新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形成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这一过程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它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到党的十三大，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实现了指导思想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完成。从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作用来看，第一个过程为第二个过程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而第二个过程则是创立邓小平理论，逐步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新时期历史转折一项突出的并且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
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实现体制创新的过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通过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打破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旧框框，建立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这一转变是新时期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内容方面的转变，是政治路线转变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具体表现，它体现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以后的党中央，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
三是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这一转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开始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启动的。这一转变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发展方式改变已有模式，在策略形式上进行的一项重大变革，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12)之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封闭的中国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单方面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13)。通过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转变使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两种技术(国内技术和国外先进技术)、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能为我所用，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发展和创新。
从以上历史的实际内容看，四个拨乱反正和三个历史性转变相综合，构成了新时期历史转折的整体内涵。其中，四个拨乱反正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是属于解决历史问题；三个历史性转变则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变化，它主要体现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改革开放决策的发展、补充和完善，是属于改革创新方面的内涵。
二、新时期历史转折的发展变化态势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从时间上看，“四个拨乱反正”是跨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而“三个历史性转变”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各具体内容之间在时间上具有交叉性和继起性，在发展态势上则表现为起点、高潮和结束点各不相同的过程性特点。
新时期历史转折的发展变化过程，从粉碎“四人帮”后即开始了转折中局部拨乱反正的进程，中间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应决策，随后开始了拨乱反正和三大历史性转变的交叉进行。这就是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基本过程和发展轨迹。新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所包含的“拨乱反正”与“历史性转变”，及其在思想、政治、组织等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由于其被多种因素的相互交叉、并行和重叠的复杂关系所决定，所以这一发展轨迹又呈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拨乱反正与历史性转变同时存在，并且交叉进行，使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呈现起点、高潮和结束点各不相同的过程性变化态势。这种变化态势在“拨乱反正”的前三项内容就已清晰展现。其中，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启动最早，结束最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人事方面的变动即已开始。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8月，党中央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少数需要做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做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14)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进一步推动了对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此后，一些党的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一大批老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形成。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开始了新时期的法制建设。4月，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党中央又决定对过去错误处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与此同时，恢复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机构、整顿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已经开始。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初步完成。平反冤假错案持续时间略长一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另一方面案件的查证工作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一工作到1980年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全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平反时才基本完成。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继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之后开始的，但这一拨乱反正的完成却早于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7年4月，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坚持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随后又有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同志的一系列关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表态。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加速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5)，标志着这一转变已经完成。
相对于其他两方面的拨乱反正，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启动最晚，但完成得最早。它基本上是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完成的。关于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早已有所酝酿，1976年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陈云，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这是目前发现酝酿工作重点转移最早的材料。但作出决策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上是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实现的。就是说，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基本上是在1978年内完成的。
再从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发展轨迹来看，它们都起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至今一直呈现着持续地不断向前发展的势头。从上述的拨乱反正和历史性转变的发展变化曲线来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五年时间“拨乱反正”和“历史性转变”两方面是并存或交叉的。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历史转折来观察，则这五年中恰好经历了从拨乱反正的高峰到历史性转变的展开时期。从这一时期的线性关系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所实现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成了一条起点、高潮和结束点各不相同的过程性历史轨迹。
第二个特点是整个历史转折呈现着变化的稳步性和渐进性。在思想路线的转变方面，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否定是逐步的，从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反对“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再到提倡“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16)，最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稳步的渐进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政治路线的转变方面，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开始酝酿，但在当时还仅仅是邓小平等少数领导人的主张。在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央、地方一些领导人的出访，对世界上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等关于改革开放的意见在多数领导人中取得共识，促使这次全会开始了伟大历史转折中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开始后，由于还处在不断地寻找正确发展道路的探索之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并不是很清楚，比如在三中全会召开时，并没有将改革和开放这两个不同的内容放在一起，更没有将其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说当时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改革开放已经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的政策和总的路线。特别是作为政治路线，它还缺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要内容。到第二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时，中央也没有将其提到路线的高度，直到党的十三大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完全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带有逐步深化和渐入佳境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解决促进了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在走向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人们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两个凡是”。如果“两个凡是”不破除，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就无法实现。所以才有了老一辈革命家们重提“实事求是”，才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才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正是有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才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从这一点上说，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具有根本性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拨乱反正，这相对于新时期而言，只不过是仅仅开启了新的起点，它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深化”中，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了发展和创新的历程。这一历程也就是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推动党的政治路线从内涵上由“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特定内容向新时期的内容转变。随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进一步提出组织路线的保证作用问题，于是如何改善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问题，以及如何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等问题，作为组织路线的建设性内容又被提上日程，党的组织路线的发展创新也由此展开。对此，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又进一步为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和方法。
三、如何看待新时期历史转折的转折点问题
新时期的历史起点究竟应从哪里算起，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怎样看待新时期的历史转折点问题。要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一是粉碎“四人帮”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怎样看待这个转折点；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历史转折点的标志，其合理性在哪里；三是怎样看待“徘徊中前进”两年的社会性质与特点。
第一，粉碎“四人帮”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对此，应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说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离开中央高层，“文化大革命”由此而结束；其二，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特点来看，虽然“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与新时期的历史不同，但它与“文化大革命”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在这两者之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实现了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三，从粉碎“四人帮”前后社会矛盾的变化来看，“革命派”和“造反派”都走到了反面，开始接受人民的批判和审查，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陆续回到领导岗位。从这三点看，把粉碎“四人帮”看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完全合理的。
党的重要文献和有关党史的权威著作也主要是从这一点上记载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对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是这样认识的：“十月六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17)。《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认识基本与《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相同，并且也明确指出：“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1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历史转折问题时，讲到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个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历史决议》虽然也称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显然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时期是有区别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是从1976年10月写起的。它的这种断限方法实际上是把粉碎“四人帮”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正是因为它持有这种看法，因此，它在结束语中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2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9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13年。(20)从以上历史情况的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它只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与开始“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之间的转折点，而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折点。
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历史转折点的标志，其合理性在哪里。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谈起。第一，它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徘徊中前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表明，这时党对未来政策走向还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而“徘徊中前进”局面的结束，标志着党基本确定了未来发展方向。第二，它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三个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只有解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1)。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党的工作中心已转入正确轨道的标志。这是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础，新时期的历史性转变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的，新时期的大政方针是据此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否实现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与“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之间，乃至与“文化大革命”之间最明显的一个界标，如果没有这一条，恐怕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保证。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正确的路线要靠坚持正确路线的人来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恢复正确的组织路线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使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了正确的领导和坚强的组织保证。第三，它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并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从大的方面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最根本的还是这时已经具备了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这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2)也正是出于工作中心转移的考虑，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了关于“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按经济规律办事”、利用“经济手段”“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等一系列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和政策(23)。这些大政方针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初步的政策基础。这是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策条件。以上这三条才是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直接的因素，而这三条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没有做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说，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它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与“徘徊中前进”两年之间的转折点，而不是新时期历史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转折点。
第三，怎样看待“徘徊中前进”这两年的社会性质与特点。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在这一阶段客观上已存在着两种因素：一种是“文化大革命”的因素还存在，但这一因素已逐渐消减；另一种是正在形成中的新时期的因素，这一因素已呈不断增强的趋势。两种因素的交替正呈现着过渡状态。因此，应当把三中全会前的“徘徊中前进”时期定位为“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
从当时存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因素来看，三个最主要的东西还没有根本消除。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理论和思想还没有根本消除。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它“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而载入史册”，“这种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并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24)。9月，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5)在这里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所谓“抓纲治国”所抓的“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所坚持的实质上也是这些东西。二是大部分支持和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理。有的地区和部门的领导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是清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问题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解决。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还明确指出，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作为接班人被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虽不是太多，但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倡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还在继续使用。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当中，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深深地存留着，人们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往往从这一观念出发。甚至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基本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进行批判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解决。
再从正在生成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有关因素来看，第二部分已经谈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拨乱反正已在局部开始，并逐步呈展开之势，这是升成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几个重要因素，这里不再赘述。最能体现新时期内涵的改革开放的因素，在“徘徊中前进”的过程中也开始提出，并展开讨论。如对改革开放的酝酿，早在1978年7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就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26)。9月，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省时的讲话中强调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7)10月，他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提出，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他强调，“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28)，并且进一步论证了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再如关于对外开放的酝酿，1978年，为了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先后组织了两批人员到国外进行实地经济考察。这两个考察组的派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探索与酝酿。
总起来看，“在徘徊中前进”这两年的历史不光有徘徊，还有前进，“徘徊”是基本特点，更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前进”。用“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这两年，也反映了这两年的过渡性质。其特点：一是向着正确的方面过渡；二是过渡的逐步性，过渡期内的各种因素有新有旧，有生长有消亡，新的正确的东西逐步生长，旧的不正确的东西逐渐消减，直至消亡。
注释：
①王洪模：《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
②石伟夫、胡华丁：《试论三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特点》，《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③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⑤《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页。
⑦参见中共十二大报告、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十五大党章修正案、十六大党章。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3页。
(1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3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9页。
(14)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4册，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第191页。
(15)《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142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3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1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0～41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607页。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页。
(23)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2005)，第292页。
(26)《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第298页。
(2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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