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LI范式的跨国并购动因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动因论文,模型论文,OL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OLI范式及其缺陷
20世纪70年代，英国里丁大学邓宁教授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区位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提出OLI（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折衷范式。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发生必须同时具有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所有权优势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能够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竞争时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优势，它是指企业独占无形资产和拥有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邓宁在1982年所著的《对外经济介入的非股权形式与国际生产理论》一文中，将其分为可通过市场转让的优势（如专利权、信息、咨询、培训等）和不可通过市场转让的优势（如企业经营规模适度等）。后来，邓宁又将其分为无形资产独占优势和交易成本最低化优势[1]。但是， 由于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的存在，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只有在企业内部使用才能使其收益最大化，这就导致优势的内部化使用，从而形成内部化优势。在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基础上，企业选择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进行投资将由该国和地方的区位优势决定，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如优良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以及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等。
尽管折衷范式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但它属于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没有明确区分FDI的不同进入方式，且分析的素材更多地来自于新建投资而不是并购，因此它无法对跨国并购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权优势、区域优势、内部化问题的动态化特征进行解释。
二、OLI不能解释的跨国并购特征
1.当地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能是并购动因
OLI范式假设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被投资企业所有， 强调的是所有权优势从母公司向外国子公司的单向转移，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和内部成长具有明显的解释价值。相对于地方企业，许多跨国公司拥有各种所有权优势，并且东道国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如较低的成本以及不断增长和受到保护的市场等，并购企业为了获得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而进行并购。在这种类型的并购中，OLI范式的假设保持有效，所有权优势从并购企业被转移至被并购企业，更优的产品和生产技术被介绍到被并购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和生产率的提升。
但是，根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并购的大约90％（以出售和购买价格计算）发生在发达国家，并且发生在大型跨国公司之间（见表1）[2]，并购双方都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例如世界制造业排行第一的美国波音公司与排行第三的美国麦道公司的合并，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合并等，它们都是世界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是所有权优势和资产的强强联合，合并之后能迅速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品牌优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并购也大都选择在技术、品牌和管理上最有势力的企业，如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柯达收购乐凯等[3]。因此，跨国并购的特征是被并购企业往往具有自己的所有权优势，这可能是解释并购动机的决定性因素，OLI 范式并没有考虑用投资目标的所有权优势来说明并购的原因，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它对跨国并购的解释力。
表1 1987—1999年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并购
年份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占总交易数 1.61.5
1.2
1.3 0.2
0.4
0.5
百分比(%)
(10亿美元) 30.0
49.6 59.56 0.9 20.4 21.3 23.5
占总价值40.3
42.9 42.4 40.4 25.2 26.8 28.3
百分比(%)
年份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占总交易数 0.70.8
0.9 1.3
1.5
1.7
百分比(%)
价值50.9
80.4 94.0 129.2329.7500.8
(10亿美元)
占总价值40.1
43.1 41.4 42.4 62.0 69.6
百分比(%)
资料来源：《2000世界投资报告》
2.内部化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优势
邓宁分析了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价格机制和政府干预形成的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分为由竞争的限制引起的结构性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引起的认识性不完全。具体表现是知识产品在进行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控制之下，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酬。邓宁将这种运用内部化的途径所获得的所有权优势的利益最大化称之为内部化优势。
邓宁的所谓内部化优势让人产生质疑：他强调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两种不同的优势，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优势。既然是两种不同的优势，那么两种优势应该都会给跨国投资的企业同时带来收益，也就是说两种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之和应该大于所有权优势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而邓宁又一再强调内部化的目的只是规避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使所有权优势收益最大化。因此这就出现了折衷范式本身的内部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认识到“内部化优势”本身并不是一种优势，而只是一种利用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将企业存在的所有权优势用内部市场而不是许可证形式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将内部化理解为一种关于优势的利用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卡森早就指出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重复性问题[4]，而且能更好地理解关于与内部化同时发生的外部化问题（有很多进行多样化经营的企业为了更好地保持核心竞争力而回归主业，将一些与主业无关的公司卖给其他企业，有人称之为逆并购，这种并购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了让原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利益最大化，相对内部化而言具有外部化趋势，因而可以称它外部化利用方式）。内部化或外部化只是对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种方式的一种选择，能使企业获得所有权优势或使所有权优势利益最大化，而其本身并不是一种优势。内部化方式之所以能让所有权优势的收益最大化，实际上是以企业的内部化能力为基础的，因此在动因模型中，内部化能力被作为一变量加以考虑。
3.区域优势的内涵在并购中被拓展
在一些并购中，由于被并购企业与当地区域优势联系得很紧密，并购企业能将自己的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以及被并购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结合起来。这种与要素禀赋优势结合得很紧密的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在现实中有很多，例如具有当地文化特色销售网络的形成，在当地企业集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实验室等。但是所有权优势与区域优势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可能相反。在两种优势彼此并不相容的情况下，并购企业为了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而同时接受了它的地方劣势，这个假设实际上已经被一些国外的经验调查所证实。德国经济学家Pausenberger1994年提到：从并购企业利益的立场来看，大约这些并购的一半（46％）导致了地方结构的恶化，隐藏在后面的理由是做出并购的决定要考虑许多因素，企业的地方结构通常并不是最先考虑的。
在对区位优势的解释中，邓宁的折衷理论将较低的工资成本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而现实中做出并购决定时，技术资源和市场进入通常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工资成本优势仅仅扮演一个边缘角色。包括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并购也主要为了获得规模扩张速度和所有权资产，这一点在我国发生的并购中已得到体现，并购对象往往是我国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因此，折衷理论将区位优势作为解释企业选择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进行投资的独立变量，并将区位优势的内容限制在东道国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显然不符合这一事实：并购对象的所有权优势和当地要素禀赋优势在许多并购中成为区位选择的共同原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并购对象的所有权优势成为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4.速度优势是跨国并购的动因
企业的国外成长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主要途径。企业为什么愿意通过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的方式来增长，除了获得所有权资产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获得速度优势。特别是随着技术升级的加快和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速度已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性变量。如今在全球取得成功的企业不光要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优势的取得必须在速度上先人一步，更快的速度就意味着对追随者快速形成进入壁垒。当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扩张时，并购通常是达到预期目标的最迅速的途径。并购为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一种迎头赶上的捷径：如果进入外国市场抢占先机十分重要，那么并购一家拥有现成的分销体系和市场份额的企业要比通过绿地投资建立新的销售组织不但快得多，而且又能消除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三、动因模型的提出及解释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跨国并购又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与绿地投资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动态特征，这些特征从本质上反映了选择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的理由所在，但这些特征在邓宁的OLI范式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就必须对折衷理论进行发展以更好地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5] （发展后的动因模型如图1）。
图1 跨国并购动因模型
1.模型中四大变量的内涵
（1）速度优势
为了抢占先机，跨国投资公司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性并购竞赛，谁抢占了先机，谁就能更快获得技术力量、规模经济和市场资源，更早构筑起行业壁垒，形成行业的寡头垄断。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为了与之竞争也不得不进行并购，这就导致并购的追随效应。在现实中许多高科技行业和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行业存在这种现象，竞争和速度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内因。速度对这些战略目标实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反例就是199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英国建立一家计算机芯片厂，1995年最初计划生产的半导体世界价格是60美元，而到1998年该公司开始生产时价格已降到了1.5美元，导致企业巨额亏损，如果西门子公司当初收购了一家同样的芯片厂， 其结果就可能改变。
根据以上分析，速度这一变量被定义为：并购给企业带来的技术力量、规模经济、市场资源和管理水平提升的快慢程度。单纯速度优势就足以解释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跨国并购或者说它已经构成了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全部动因，因此它成为整个动因模型的核心变量，而在其周围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能力仅仅只是为了解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保证获得足够的速度优势。
（2）内部化能力
折衷理论中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包括生产技术、规模经济、市场资源和组织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前三个与后者的区别是后者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能使并购企业的生产技术、规模和市场资源与被并购对象的区位优势达到最佳结合，根据这一特性，并购企业在组织管理领域所具有的优势被衍生成模型中内部化能力这一变量。内部化是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能否使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的内部化能力。
因此，内部化能力被定义为：在并购前后，企业在战略、整合和管理经营方面所具备和表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通过并购获得速度优势的重要保证。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战略计划能力，这是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和不同国家、不同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特点及自身的优劣势对并购战略进行规划的能力。在这种战略的制定中，企业将决定通过哪种并购方式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并购对象来获得增长。并购对象的选择对并购是否成功非常重要，是并购之后能否存在巨大的协同效应潜力的关键。协同效应意味着2＋2＝5的效果，而错误的选择或者并购不成功，可能导致2＋2≤4的局面。其次是整合和管理经营能力，并购之后紧接着就是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各种所有权优势及其他资源的整合，这一过程可能不但涉及到经营的管理和协调，而且还要对资产进行重组，例如价值增殖活动的区域分散等。许多并购本身的意图就是并购后的重组，重组是一个内部化的过程，它可能由各种内部安排、经营活动扩张和减少组成。在重组中，经营活动不仅仅从并购企业转移至被并购企业，而且可能由于区域劣势或其他原因从被并购企业向并购企业或其他子公司转移。总之，并购之后的新企业将会根据自身的全球发展战略对各种所有权优势和资源进行整合，在整合之后还将涉及到各种经营活动的管理和协调。如果说企业战略计划能力决定是否存在协同效应潜力，那么并购之后的整合、重组和管理将决定这种潜力能否被充分挖掘。例如德国宝马公司收购英国罗弗公司，宝马曾投入巨资改造该公司，但收效甚微，结果最终不得不将其廉价卖掉。在全球失败并购案例中，80％以上是由于整合的失败，因此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是并购后能否进行资源和能力的有效整合，以及企业竞争力是否真正得到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内部化能力本身是以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为基础的，这种基础不仅影响到它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能使它从中得到积累。通过并购本身也可能使并购企业获得内部化能力的提升，因为许多被并购企业也存在这种优势，这样并购之后的新企业将具备更强的跨国并购能力。
（3）所有权优势
模型中的所有权优势仅指邓宁定义的所有权优势中非能动部分，主要包括并购实施企业的生产技术、规模经济、市场资源等内容。这一变量在模型中的作用是：它仍然起着在折衷理论中所提到的作用，即仍然是企业为弥补跨国经营时与当地企业对比所存在的劣势而必须具备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自身没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能通过并购提升竞争力。即使并购对象本身具备很强的各种优势，并购也很难成功，因为只有自身具有所有权优势才会对并购企业产生吸引力，并购双方都会考虑彼此的所有权优势在并购之后能否得到更好的利用，能否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在内部化能力和区域优势既定的前提下，并购后能否有效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产生巨大的协同效用，所有权优势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将通过与被并购企业优势的有效结合而得到动态发展，但前提是双方都存在优势。
（4）区位优势
资源导向型并购会重点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市场导向型并购会重点考虑当地的潜在市场；效率导向型并购将考虑当地的人才优势和经济发展程度；所有的并购都必须考虑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等，因此在一定时候传统区位优势仍然是并购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传统区域优势可能与当地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结合得很紧密，这将会加速外国企业的并购决定。当传统区域优势与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相互独立时，并购企业会将两种优势加以权衡，看是否传统区域劣势会完全抵消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除非并购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资源并且准备在并购之后向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转移。
尽管在对跨国并购进行决策时，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优势仍然是并购在某国某地发生的部分理由，例如外资在我国的并购就有很多选择了制造业和低工资成本的区域（见表2）[6]，但区域优势在并购中扮演的角色已有弱化趋势。无论如何，传统区域优势和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共同决定了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因此，模型中区位优势这一变量应该被拓展至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与当地要素禀赋优势之和。
表2 外资在中国并购的行业分布
行业 制造 金融服务 房地产 交通运输其他行业
分布比率 72 8 8
8
4
数据来源：转引自何昌贵、严辉．《外资在中国并购的现状及趋势分析》，《投资研究》2004年第5期。
2.四大变量之间的关系
速度是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获取的整体优势，本身足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它是模型的核心变量，但任何一家企业在并购前所考虑的是如何获取速度优势，这才是它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能否获得以及获得多少速度优势由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能力三大变量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配合程度决定，因此速度优势和其他三大优势之间是单向关系。
内部化能力是并购能否取得成功即获得速度优势的关键变量，任何一家企业在并购决策时一定要考虑自身拥有的该变量的状况，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其他两大变量——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协同程度，于是内部化能力作用于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两个变量。内部化能力除自身的基础之外，能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中得到积累。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的结合受内部化能力制约的同时影响内部化能力的发挥。
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所有权优势对区位优势有吸引力，是有效利用区位优势、提升自己的基础；区位优势对所有权优势有吸引力，并能向所有权优势转化。
所有权优势、内部化能力、区位优势和速度优势是跨国并购的四大动因，它们对跨国并购的产生和迅速发展起着各自不同又相互关联的作用，正是这种各自不同又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形成了对跨国并购进行解释的动因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