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英交际工作——以中英国庆招待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招待会论文,为例论文,中英论文,试论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61;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3)05－0050－07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局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决反共、拒不承认新中国的严峻现实，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公开宣布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的“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僵化和一成不变。在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同时，新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时，采取既坚持原则又兼顾灵活的方针，以此来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中在处理对英关系问题上最具代表性。1950年1月6日，英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英国随即派遣谈判代表并在京设立谈判代表处，中英启动建交谈判，并于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中英谈判代表处及后来成立的代办处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英官方往来的重要渠道，代表处的工作任务不仅包括进行建交谈判，处理侨务和商务问题，还负责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待宴会，通过交际工作的形式推动外交关系。在中英两国举办的形式多样的宴会中，以国庆招待会规模最大。中方充分利用举办和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机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外交需要，将斗争与合作有效地统一起来，积极发挥交际工作的作用和特点，妥善应对中英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既推动了中英关系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国交际工作的经验。
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完成一项外交工作的任务，往往需要通过交际工作的形式(例如宴请、访问等等)来进行。虽然对外交际在表现形式上是技术性的，但产生的影响则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还会扩大到政治层面，所以，交际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的工作。交际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是直接体现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开展交际工作，可以及时、准确地表达外交立场，缓和或加深国家间关系，从而推动一国外交战略及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交际工作主要是借鉴和吸收苏联交际工作的经验。虽然外交部曾先后制定了《1950年对驻外使馆庆祝国庆指示要点》、《与各国使节来往之指示》、《驻外使馆交际工作的几点规定》等，但由于当时中国执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交际工作主要侧重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与沟通，因此，与西方国家开展交际工作的经验十分匮乏，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渐积累经验。
由于中英两国分属两大敌对阵营，而且两国在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等重大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分歧，发展中英关系的基础看似十分薄弱，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1]，而且中英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因此，分歧并非不可解决，建交也并作没有可能。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1](pp.81～82)如果中国政府能通过相应的渠道和有效的外交方式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尽快实现两国建交，对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分化美英同盟、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英关系。为推动中英关系发展，中国政府除了调整外交政策外，还充分借助交际工作的形式，积极发挥交际工作特有的“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宣传自己，影响对方”[2]的作用，通过各种交际场合适时地表达中国的立场，配合对英外交政策的实施，从而达到既站稳立场、坚持原则，又缓和并发展两国关系的目的。
1950～1954年间，英国驻华谈判代表先后三次在京举办国庆招待会①。1950年英方首次在华举办国庆招待会，请中国外交部提出中方出席招待会人员名单。1951年，英驻华代办第二次举办国庆招待会，拟请伍修权将军、章汉夫副部长及其夫人、欧非司宦乡、交际处王倬如等人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请中国外交部对邀请名单加以修改。[3]这两次国庆招待会，中国外交部均仅选派了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及科长等三人参加。[4]
根据外交部1950年制定的《与各国使节来往之指示》中的规定，对与我有承认关系的国家的使节……可与之有社交来往。[5]据此，中方应当出席英方招待会，并鉴于英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发展对英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显然，中方派遣人员的级别不应过低，但中国外交部对英方的这两次邀约，仅由交际处人员出席，其原因则在于，虽然英国已公开承认新中国，但由于英国政府未能以实际行动表示其确已与台湾当局完全断绝关系，未能对中国国家产权及财产处置权充分予以尊重，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停滞。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参与了美国筹划组成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对华实行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针对英国对华的不友好态度，中国政府通过降低出席宴会人员级别以表达中方的不满。与此同时，连续派交际人员出席也充分体现了中方维持两国官方往来的冷静、克制的态度，为中英关系后续发展留下了空间。
随着朝鲜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美英在战争规模、对华实行经济封锁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显现。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谈到外交阵线问题时指出：“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1](p.53)至朝鲜战争后期，英国政府积极推动以中国方案为基础实现朝鲜停战，主张迅速召开大国会议，提出停战后中国应参加联合国，因此，1953年中国在对英交往上表现出有限度的友好姿态。
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加冕礼，这是英国最隆重的国礼。为举行庆祝招待会，英国驻华代办处事前派代表傅德前往中国外交部，请中国外交部提出参加人员范围，博德表示：“蓝来讷(时任英国驻华代办)代表知道周部长很忙，但部长如果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则他将十分感激。除外交部以外的客人，英方还将邀请驻京各国大使、公使及各国外交人员中蓝来讷熟识者。”中国外交部获悉与英建交各国届时均将派特使代表团或代表参加庆贺，综合之前参加英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规格的先例，故在出席此次庆祝招待会的人员选定上，也费了一番心思，拟选派外交部较高级别人员出席。经外交部党组研究后提出了两份出席招待会的人员名单：一份名单主张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率欧非司司长宦乡，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及欧非司、交际处有关科长、科员出席；另一份主张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率欧非司司长宦乡、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及欧非司、交际处有关科长、科员出席。[6]最后，中央选定由章汉夫率团出席，以示对英关系的友好与重视。
此外，在对英国庆贺电一事上，中方也打破常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国庆发贺电的原则是：对东南亚各建交国每年互致贺电；对西北欧各建交国均不致贺电，仅由驻地使馆以馆长名义函贺驻在国外交部长；对与我有承认关系的国家不去贺电，但在中国设有谈判代表办公地的国家则每年于其国庆日由谈判代表祝贺。[7]因此，对英数次国庆招待会，中国均依例不发贺电。考虑到英国女王加冕礼是英国最隆重的国礼，周恩来亲自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祝贺。[8]
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周边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积极拓展对外关系，以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而改善由于朝鲜战争而停滞不前的中英关系成为中国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一环。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p.80)随着中英代办关系的确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中国政府逐渐加大了对英交际工作力度，对英交际工作方式也日趋灵活。
1955年6月，外交部在《关于开展对外交际活动给各驻外使馆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从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方面人物都广泛要求同我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驻外使馆的对外交际互动已经并还将继续增多”，并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交际活动应以政府人士、当权政党、右派和中间势力为重点。应加强同其中各种类型人物的来往，向他们多做工作，注意对他们的争取和分化，并通过其中上层影响广大人民，对进步力量固应保持一定联系，表示我们的同情和支持”。[9]根据这一指示，1955年9月，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利用首次举办国庆招待会的机会，通过扩大邀请范围加强与各方人士的往来，积极配合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拟定的邀请名单中，英方受邀人员不仅有首相、各部大臣、外交部副大臣及有关业务处的官员，还包括英国各党党魁在内的上下议院的议员七八十人以及曾经访华的人士，文化、新闻、商务及其他社团负责人等。从受邀人员名单看，不仅包含了英国主要政界人士，还兼顾了对华友好人士及各方面代表，既有针对性，又有一定的广泛性。此外，中国驻英国代办处还邀请了兄弟使馆全体外交官夫妇与建交亚洲国家使馆的武官及一秘、其他地区建交使馆的参赞及以上级别人员。饶有意味的是，中国驻英国代办处还提出邀请未建交而有交往的约20个使馆的馆长夫妇参加同庆招待会。[10]根据1952年外交部制定的《驻外使馆交际工作的几点规定》，驻外使馆宴请范围应仅“限于外交团中已与我正式建交的承认我国的各使馆外交官”。[11]按此规定，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无权邀请未建交的使馆人员参加宴会。对于驻英代办处的上述邀请范围，中国外交部不仅批示同意，并将对建交亚洲国家使馆人员的邀请范围扩大至全体外交官夫妇。这既是对驻英代办处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通过招待会这一形式开展交际工作的重视。
显而易见，扩大邀请范围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加强与英国官方人士的接触，增进相互了解，从而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国驻伦敦使节众多的特点，对建交国特别是尚未建交的国家开展直接联系，促进相互了解。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对华友好人士的工作，开展对外宣传，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和改善新中国的外交形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1956年3月，外交部礼宾司对1952年的《驻外使馆交际工作的几点规定》进行了修订，将驻外使馆的请客范围扩大为“外交团中与我使馆有往来的或虽无往来但有必要主动争取的各使馆外交官”。[12]同年10月，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再次举办招待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周年，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伦敦市市长、考文垂市市长和英国政府其他官员、议会议员，科学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国家驻伦敦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到会的有45个国家的1600名客人。[13]其后，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举办的数次国庆招待会均循例保持较大规模。[14]
在运用交际手段推动中英关系发展、扩大交往平台、广交朋友的同时，新中国也逐渐累积了同西方国家开展交际工作的经验。1958年，中国驻英国代办处结合自身的具体工作实践，编写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交际常识手册》，详细介绍英国外交礼仪并总结了中国在英国开展交际活动的主要原则。如在礼节拜会方面，“对外交使团的礼节拜会，是从外交使团团长开始的，但多半情况下，在发出就任通知书前，为了了解当地一些礼仪和惯例，先对使团团长进行拜会。然后按递交国书的先后次序根据需要情况，拜会其他建交国的有关使节。上述的惯例在兄弟使馆也并不适用。在资本主义国家使馆也视情况决定拜会与否。我们对于要争取的中立国家，拜会亦可适当提前。总之拜会主要应从政治上考虑。馆长以下外交官员没有规定必须进行礼节拜会，但为了，乘此机会结识人士，建立关系，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可以根据两国关系，酌情对同等外交官员进行拜会”，“参加宴请的基本原则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接受时，亦应考虑托词婉言谢绝，或由较下级的人员代表，必要时应请示国内才作复。”[15]从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总结的交际工作原则可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灵活的方式促进外交方针、政策的实施是新中国对西方国家开展交际工作的一个重要思路。
如果说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通过举办国庆招待会发挥了交际工作的优势，那么，中国在出席英国在华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方面的表现，则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在对英交际问题上的深谋远虑与灵活应对的外交艺术。
1954年中英虽然确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并未放弃追随美国的政策，其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中英关系的前景尚不明朗。不过，出于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英国开始逐渐放松对华贸易禁运，有效推动了两国经贸往来。1956年5月，英国第四次在华举办国庆招待会，这也是中英确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后，英国在华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英方拟邀请周恩来总理、外交部章汉夫等副部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等70余人参加。收到邀请后，外交部拟订了出席人员方案：由周恩来总理率队出席，姬鹏飞副部长，北京市市长或者副市长，张奚若会长等陪同出席。[16]外交部认为，1953年英国国庆招待会是由章汉夫率队出席，其后两年，即1954、1955年英国因故未能在华举办国庆招待会。对中国1955年举办的首次招待会，英国以外交副大臣为首出席。因此，此次可由周恩来出席，以示两国的友好往来，加强双边关系。出于上述考虑，周恩来批复同意出席。5月31日晚，周恩来率队出席英国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接受了《每日快报》记者马考尔的采访，向西方世界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17]通过这一交际平台向世界宣扬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展示中国外交形象十分有益。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范围仅限于建交国，此次超规格地出席“半外交”国家的国庆招待会充分显示了对中英关系的维护与关注。1957年6月，英国驻华代办再次邀请周恩来、彭真等出席英国国庆招待会。鉴于1956年中国在伦敦举办国庆招待会时，英方派出的人员最高级别为外交部政务次官、伦敦市市长。出于外交对等原则考虑，周恩来决定不再出席，改派北京市市长彭真出席。[18]
1958年，在英国驻华代办邀请外交部部长陈毅、各副部长和各部部长出席英方国庆招待会时，外交部西欧司提出，英国外交大臣、动力部大臣出席了我驻英国代办处1957年10月在伦敦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因此，此次可请陈毅出席。这一方面是出于外交对等原则，表达对英国的尊重，另一方面，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围绕港英政府的亲台政策、英国挑起“苏伊士运河危机”等行为在国际上对英国进行了严厉抨击，然而“中英政治关系虽然冷淡，但也没有特别坏，在一般往来上，保持一些好的气氛，对于争取英国、分化英美，贯彻又打又拉的方针具有一定好处”。[19]据此，陈毅批示同意出席英方国庆招待会的方案。不久之后，发生港英当局侵犯我在港居民爱国权利的事件。6月10日，外交部照会英国代办处，就港英当局干涉和禁止香港中国居民悬挂中国国旗和唱中国国歌事提出严重抗议。[20]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配合抗议活动，陈毅取消原定于6月12日出席英国国庆招待会的计划，改派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出席。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应邀出席的决定事前并未告之英方，因此，中方临时决定降低出席人员的级别并没有对此次英国招待会造成不良影响，由副部长级别出席招待会既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方的不满，又从大局出发维系了两国关系。在招待会召开前夕，中方依惯例，事先向英国驻华代办处正面了解招待会有关讲话、祝酒词内容以及向何人祝酒等问题，但英方以“不了解”作答。在招待会召开当日，英国驻华代办文郁生在祝酒时，仅祝毛泽东主席身体健康，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场也未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仅悬挂英国国旗。鉴于此，中方及时更改了祝酒词，删除原定祝酒词中“联合王国”表示国家的字样，仅祝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体健康。席间，罗贵波没有与文郁生过多交谈，仅做一般交际谈话。[21]通过上述针锋相对的回应，使中国在对英保持一般性交际往来时，能够有效抵制其错误言行，表明中方的态度与立场。
1958年下半年开始，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英国表示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公开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英关系受到一定影响。为了维持中英关系，当1959年英国驻华代办再次邀请陈毅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中国并没有降低出席官员的规格，仍旧派罗贵波副部长出席。会上，文郁生祝酒时不但仍旧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进一步强调“伊丽莎白二世不仅是英国(即联合王国)的女皇，也是大英联邦各国的元首”，[22]意在突出英国的强势地位。对此，罗贵波在祝贺伊丽莎白二世健康时，在伊丽莎白名称前添加了“联合王国”字样，表明了中方着意缓和双边关系的姿态。
至1960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新中国政权得到了巩固，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出于维护自身贸易以及在港权益，英国积极寻求提升对华关系的途径。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表达了提高中英关系的意愿。毛泽东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表达了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毛泽东指出：“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23]这就阐明了中国对英和对美的不同态度。
1960年6月，英国驻华代办处举办国庆招待会，邀请贺龙、陈毅、罗瑞卿、习仲勋副总理，彭真市长，郭沫若院长等人出席。[24]中国充分考虑到中英关系的新动向以及发展中英关系、分化美英关系的策略，决定派遣高级别的人员出席。最终选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率队出席。此次招待会英方共邀请外交、国防、外贸、文化、对外文委等有关单位和群众团体负责人180人，连同外交团客人400人左右，为历次英国在华举办国庆招待会规模最大的一次，会上，英驻华代办在为中国领导人祝酒时，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称谓。[24]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的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日趋紧张。70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在英国对外战略中所占分量加重。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英国开始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至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最终实现了邦交关系的正常化。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在不断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对外交往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中国交际工作逐渐成熟，尤其是通过开展对英交际工作，逐步累积了与西方国家进行交际的经验。总的来看，尽管英国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但由于英国对华政策长期受美国的掣肘，仅在双边贸易等领域采取了积极措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从战略全局出发，运用交际工作的优势，以中国外交政策为指导，充分利用国庆招待会等场合，采取坚定、冷静、克制、灵活的战略，将斗争与合作有效地统一起来，有效发挥了交际工作“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宣传自己，影响对方”的作用，使中英两国在关系徘徊不定的50年代能够保留官方交流渠道，进而及时调整两国关系。这不仅为新中国同西方国家的接触打开了一扇窗口，同时也及时、准确地向英国传递了中国的原则与立场，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重要的沟通平台。
［收稿日期］2013－05－20
注释：
①按英国规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为国王官方生日，即国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