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战线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周恩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本文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广泛争取国内外各种抗日民主力量三方面探析周恩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及其独特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 抗日 统一战线 独立自主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无疑可以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建立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党内争论到党外谈判，从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初步奠定基础的西安事变的解决到决定统一战线最终前途的关于联合政府的斗争，无不留下了他的深刻的影响。
一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有赖于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主张。在反对和抵制“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周恩来作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明、通电等，申明了坚决反击日本侵略者的严正立场。其中对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逐步地有所反映，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但是，直至瓦窑堡会议之前，就全党的基本状况而言，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又受到共产国际一些错误策略的影响所造成的。
然而，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共产党人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比较敏锐的观察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团结其他力量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方面，能够突破“左”倾关门主义的藩篱。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1933年9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派人到中央苏区，与共产党联系合作抗日反蒋问题。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很重视这件事，立即派人接洽。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的工作。10月，双方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欢迎他们的行动，采取措施同他们开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但实行“左”倾政策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却认为福建事变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是反革命派别的骗人把戏。当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力主红军救援，周恩来并调红军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截击蒋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由于福建政府存在着种种弱点，加上共产党内对支援福建政府意见不统一，行动被延误，福建事变最后归于失败。后来，周恩来还作出种种努力，争取十九路军到苏区来，虽未实现，但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批判了党内反对统一战线的“左”倾论调，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此后，周恩来坚定地贯彻实行这一策略路线，更加殚精竭虑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瓦窑堡会议以后，周恩来参与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有比较重要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他和毛泽东、彭德怀等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人联名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主张同在陕北的东北军首先实行停战，共商抗日。4月9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负责代表，前往当时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飞赴西安，参与事变的解决。周恩来及时把各方面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处置蒋介石和进行有关谈判的具体方针。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以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做了大量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奠定了一个基础。西安事变以后，周恩来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他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实行适当的让步，排除了各种障碍，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到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主要是抹煞国共两党及其不同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否认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抗战的领导权，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会后，王明继续宣扬其错误主张，并在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中加以推行。这一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是长江局负责人之一。他对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斗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
当时，在王明放弃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的情况下，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作出很大努力，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和发展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从1937年底到1938年9月，就有10个省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作委员会。这些党组织逐步打开工作局面，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各界群众的联系。他在武汉工作期间，那里有一批全国性的或影响较大的抗日团体、组织，如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其中许多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指导和帮助，这些团体、组织也大多数成为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进步力量。在军事上，周恩来反对轻视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观点。他在多次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强调要“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抗战①；要“在全国战区敌后发展更多的游击根据地，来回答敌人的围攻，来吸引更多的敌人回攻敌后”②；要“在广大的敌后游击区域生长更多的正规部队”③。他还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方面，亲自做了不少组织领导工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他们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基本经验，阐明了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基本原则就确立起来了。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两党关系，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坚持和发展的关键。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一直具体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及解决其他两党关系问题。他善于把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出色地完成了所肩负的使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就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举行谈判。从1937年2月至9月，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六次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代表，直接参加了其中五次谈判。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的改编、苏区政权的改制以及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共产党的主张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至少编为三个师，不少于4.5万人，在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红军领导不变。将苏区改为边区行政区，保持原辖区完整，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关于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应先确定共同纲领，有了这个政治基础，才好进一步解决组织形式问题。国民党则仍然采取“限共”、“溶共”政策。他们极力限制红军改编的人数，起初提出只能编1.5万人，并提出红军改编后各级副职干部由国民党派遣，后来甚至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出国。同时，试图取消陕甘宁边区，要把边区割开分属所在各省，后虽同意保持边区完整，但又坚持由国民政府派正职行政长官。对两党合作问题，他们提出先成立两党干部共同组成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介石当主席，这个组织对一切事情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活动和宣传都由其统制。在谈判中，周恩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抵制了国民党借谈判削弱、控制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同时作出了必要的让步。经过几次谈判，两党在红军改编人数、设立边区行政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边区行政长官人选、确定共同纲领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两党现状，考虑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时将难以完全达成协议，决定先发出国共合作宣言，以促进统一战线建立，争取共产党公开活动，发动抗战。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④同时，提出了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主张，宣布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停止暴动政策和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这就进一步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逼迫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推动，蒋介石终于采取了合作抗日的实际行动。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同时充满了复杂的阶级矛盾。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分国共两党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另一方面，双方没有正式制定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些特点，决定了统一战线在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内部必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且制定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对顽固派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先后随国民党政府驻武汉、重庆，一直处于两党关系最前沿。他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原则，在独特的位置上，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突出表现在击退、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武汉失守这一阶段，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比较好，相互之间有着较多实际的合作。但从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国民党的政策逐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决议。此后，国民党不断加剧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并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达到了高潮，这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周恩来这时驻重庆。他接连写了《抗战两年》、《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等文章，在《新华日报》、《抗敌半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愤怒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此困难与危机面前，投降妥协的倾向，便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而反共活动，更成为实际的准备。”⑤并严正申明：“那种取消边区，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决策，是与中国人民抗战的利益不相容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忍受的。”⑥
1940年10月前后，在日寇加紧诱降和英美帝国主义极力推行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1941年1月残酷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但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了，他就愤怒地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⑦。他还领导报社工作人员冲破特务的重重包围，把报纸散发到群众手中。此外，在事变前后，他通过各种方法接触国际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和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惧怕与日俱增，因而加紧执行反共第一的政策。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公开贩卖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肆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为新的反共高潮作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乘机采取步骤，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人反击这次反共高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军事上严阵以待的同时，对《中国之命运》及其宣扬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周恩来在他所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分析历史根源时，他说：“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他还指出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是消极抗日、反共、反民主的，其策略是依其纲领方向而运用的，其组织就是特务组织。最后，他坚定地预言：“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⑧
在统一战线中，斗争是为了联合，为了抗日。周恩来一方面坚决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同时又善于发现、扩大各种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因素，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诚恳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重要性。在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他指出，破坏抗战的危险“主要的是反映在国民党中的投降分子，与国民党的抗战领导及其群众是有严重区别的，与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是对立的。”⑨当时党内一些人对坚持统一战线失去信心，主张跟国民党拼，连中共驻重庆人员中也有这种情绪。周恩来每周抽出两个下午给他们上课，讲述国内外形势，阐明既不能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又要把局面稳定下来的道理，端正大家的思想认识。不久，顽固派的进攻被击退，周恩来又同国民党就继续合作抗日举行了新的谈判。皖南事变以后，在两党关系出现很深裂痕的情况下，周恩来仍为维护统一战线而努力。他连续写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九一八”十年》等文章，反复强调“‘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⑩对蒋介石有利于抗日的言论，如“九一八”十周年告全国国民书中表示的抗战到底的态度，也给予肯定，呼吁大家“使这些主张坚持下去，实现起来。”(11)同时，还加强了与国民党人士的接触。1942年下半年，两党代表再次坐到了谈判桌旁。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两党又一次举行谈判。这时周恩来回到了延安，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是仍然指导和处理了许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向他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政策。1944年8月12日，他就国共谈判答新华社记者问，详细说明了中共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和谈判经过，强调“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12)同年11月，周恩来重抵重庆，又与国民党就建立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的问题举行谈判。周恩来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缓和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造成的两党紧张关系，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有作用的。
三
周恩来在谈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时，曾形象地以小圈子和大圈子作比喻。他说，党的着眼点是要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不要“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空谈革命(13)。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周恩来正是以这种眼光和胸怀，大量地进行了争取各种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
争取中间党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党派主要有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1944年9月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部分地方实力派的政治代表。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但又不完全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而有着自己政治上的目的，要争自己的政治权力。争取他们，是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任务。
周恩来十分注意加强同中间党派的接触，经常和他们互通情况，商谈时局，研讨抗日民主大计。1938年底，汪精卫潜离重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周恩来就此写信给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通报有关动向，提出反对投降派的主张，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和斗争。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围歼新四军的阴谋日渐暴露。周恩来多次向黄炎培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介绍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情况，并送去有关文件。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亲自与他们讨论时局和解决办法。后来中间党派基本上都站到同情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的行为。周恩来还经常对中间党派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政治上，当他们受到压制、迫害时，为他们伸张正义，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斗争。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许多中间党派人士也遭到了迫害。周恩来多次就这类事件与他们商量对策，并与国民党政府交涉，又指示《新华日报》辟增刊进行揭露，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迫害行为。在经济上，从实际出发，在有利于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尊重和照顾他们的利益。就当时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而言，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关心和帮助下，民盟和川、滇地方实力派逐渐接近起来，政治上互相呼应，经济上互相协作，有利于保障他们共同的利益。在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进步。抗战初期，各中间党派一致拥蒋，其中一部分反对共产党的独立性，有的甚至主张取消共产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后，大多数中间党派同情共产党，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抗战后期，他们进一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战争的妥协态度，要求刷新政治，实行民主，动员人民，抗战到底。这大大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统一战线中对顽固派的斗争。
在国民党人士中进行争取工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国民党中，有一些人或者同蒋介石右翼集团有着实际利益的冲突，或者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产生不满，而与顽固派有所区别。充分利用这种矛盾，做好对他们的团结争取工作，有利于统一战线中进步势力对顽固势力的斗争，有利于抗日事业。在争取他们时，主要向他们指明政治上的出路，并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合作。周恩来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对十九路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争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在前面已述及。统一战线形成后，周恩来所做的这类工作就更多了。如对刘文辉的争取。刘文辉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素与蒋介石有矛盾。1941年3月，周恩来派人到西康，与刘文辉联系。1942年2月，经民盟朋友安排，周恩来同刘文辉在重庆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阐述了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表明了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政策的态度。此后，刘文辉同共产党的关系就“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14)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和特务势力控制川，康的斗争中，刘文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发动了西康彭县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
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态度，对于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方，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要大力争取国际舆论，争取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采取合理的政策。周恩来着重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与国际人士广泛接触，广交朋友。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德国朋友王安娜，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他都曾多次会见过，有过深入的交谈，还先后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了解情况。他们对中国的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边区和红军的建设等，都有过客观的报道宣传，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皖南事变就是一个例子。事变发生前的1940年12月中旬，斯特朗来到重庆。周恩来与她长谈了几个晚上，其中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预言将会有更大的事变发生。月底，斯特朗回国，这些材料被带到了国外。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要求斯特朗：“把你所知道的材料公诸于世吧。”(15)斯特朗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等报道。斯诺、白修德等外国作家、记者，也把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处了解到的事实写了报道。这些报道引起国外不少人对中国事态的关切，仅华侨人士及团体从世界各地发往中国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报，就在千封以上；英美政府也派人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并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冲突行为。二是冲破阻挠，开展与外国政府官方的交往。当时，国民党曾发出禁令，不准其他政党同外国使团接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途迳同各国驻重庆使团和援华组织建立联系。1943年4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共产党的外事组，由周恩来领导，此后对外交往更为活跃。抗日战争时期，英美苏等国对中国事务的态度是非常微妙的，他们各自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战略需要，来确定对华政策。只有及时洞察形势发展趋向和各国政策的奥妙，才能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主动。周恩来做到了这一点。比如，1940年9月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配合德意的欧洲攻势，加紧南进，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冲突。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加强抗日力量，拖住日本，遏制其南进。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周恩来掌握住这一时机，加强对美方人士施加影响。他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知名人士巴特雷等，都作过深入的晤谈，争取他们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同情和赞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时美国驻远东军司令史迪威，就曾建议蒋介石把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军队和共产党用来抵抗的军队调出来打日军，并主张美国援华物资中应有一部分供给共产党的抗日军队。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争取国内外抗日民主力量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加强，而且使统一战线中进步势力的力量和地位得到了加强，更好地开展了对顽固派的斗争。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时，把统一战线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1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颇具特点的阶段。周恩来通过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活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颂的篇章。
本文1995年4月收到。
注释：
①④⑧(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76、156、327-329（参见338-339）页。
②③⑤(12)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期间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讲话汇辑》，第8、8、46、225页。
⑥⑦⑨(10)(11)《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271、250-251、351、354页。
(14)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页。
(15)《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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