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欧洲经验：托尼及其中国经济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洲论文,托尼论文,经济史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1-0100-06
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年）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1930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委托，来华研究中国的农业与工业。[1]1931年10月托尼向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提交了他的研究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①次年该书正式出版，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廷黻盛赞该书的价值，并节译其中的部分在《独立评论》第36、38号上发表。也有学者认为该书“是外国人考察中国问题最深刻最彻底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断定它“有永久存在的价值”。[2]该书在西方学界也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看，托尼的这一论著及其主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上承西方学术传统，同时又极大地影响到后来西方乃至中国学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托尼巨大的学术贡献和影响相比，中国学界对托尼的研究则显得很不相称，仅有的研究托尼的两篇文章也只是介绍了他在欧洲经济史问题上的看法，对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都略而不谈。②本文拟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托尼的《中国之农业与工业》为讨论对象，分析他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并进而揭示书中所蕴涵的理论前提和政治意义。
一
托尼于1930年来到中国，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协助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其时，中国的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问题是中外共同关注的焦点，各种各样的乡村改造方案相继出台，其中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官方发起的，也有私人推动的。导致这一运动兴起的原因有：一是中国农村经济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二是日本的侵略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国迫切需要通过经济重建，建立起一种国家统一的经济基础，增强国家的力量；三是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同时在苏区推行一种新的土地政策，其影响日渐扩大，这引起了国民党对农村前景的担忧。当时各界的一个共识是，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的崩溃就是国家的崩溃，因此农村的改造就是整个国家的改造。[3]（蒋廷黻“序”，P1）这便是托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具体背景。
托尼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上：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他说，“中国的经济组织，中国的文化，中国过去的社会传统以及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其特色都是由这件事实里面染化出来的。”[3](P21)由此出发，托尼阐述了他对中国农村中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农村土地中存在两大现象，一是“耕地之细分”，即一家所耕种的田地面积通常是微小的，有时候是不足计较的；二是“耕地之分裂”，即不管面积大小如何，耕地通常分散于各地。在中国各地，有无数不居住在田地上面的小地主，可是大地主很少，公家所有的耕地面积，比之于私人所有的也是少数。在中国，既找不到普鲁士式的大自耕农，也找不到英国式的大佃耕农，从土地所有关系来看，中国是一种“小农经营(la petite culture)”。[3](P31-32)托尼进而指出，中国虽有几个较大的地域自给自足，可是村落却不是自给自足的单位，中国农家所消费的物品，有1/4以上是购买来的，所以与其说是为赡养而耕作的，不如说是为市场而耕作的。既然如此，农民的繁荣就依靠本钱和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如何以及交易制度(marketing system)之性质如何而决定。因此，“在中国，土地租佃问题不及金钱借贷问题那样重要。”[3](p80)托尼还论述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他认为，由于中国农业是一种“小农经营”，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土地耕作者）就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政策的独自的阶级。同样，中国的雇农也不构成一个在经济地位上与雇主尖锐对立的阶级，而是散处在几乎没有财产做基础的社会的缝隙里面。“不管中国的农村问题是怎样复杂，而这种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雇农之存在，是不会增加中国农村问题之复杂性的，中国农村生活之典型的形态，并不是雇农，而是农民(the land-holding peasant)。”[3](P34)
托尼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分析完全是根据欧洲的经验来进行的，认为中国当前的状况与中古时期的欧洲非常相似。在土地关系上，中国农村中耕地细小且分散于各地的状况，就好像“农业改革之先的欧洲一个样”，同时，中国有些地方也有大地主存在，这种小规模耕作和大地主制度并立的状况，“好像18世纪法国以及19世纪的爱尔兰一个样”。[3](P42、31)在租佃关系上，英国的佃户在租佃期内，可以享用他们租佃的地产，并按往常习惯交纳地租，地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4](P224-225)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借贷关系上，中国农民所受高利贷之苦与欧洲农民相同。
当然，托尼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不是欧洲土地问题的重复，20世纪的中国土地问题与中古欧洲相比也有许多不同。首先，中古欧洲人口少，未耕地域之能用于拓植者多，海上交通特别方便，“而目前中国，则人口多，未经使用的土地资源除去东北和西北外，比较少，又，虽然有江河，领土之大部分，难通于海。”[3](P10)其次，中国除了西北之外，畜牧业(animal husbandry)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本部，不但没有像英国大部分以及丹麦全国所实行的那种专门生产乳酪和兽肉的畜牧业，并且连西洋诸国从上古就已经实行的作为“轮流耕息”(rotation)之一部分的畜牧业也没有。“畜牧业既属次要，则欧洲各村落喧嚷争议至千年以上的公共牧场之使用问题，在中国不成为问题。”[3](P22-23)最后，中国农民半数以上是自耕农(peasant proprietors)，没有像德国的大贵族(junkers)和英国的大地主(squires)那样的统治阶级，地主和佃农同样是自由契约之当事人，不是一方属于特权阶级而另一方属于隶属阶级，“所以在中国租佃问题虽然尖锐，而其性质与背景则和欧洲不同。”[3](P80)
尽管中欧之间有许多不同，托尼认为欧洲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对中国仍有借鉴意义。他指出，像中国这样耕地少而人口众多的国家，限制较大的耕地面积以增加较小的耕地面积这种政策是很有理由的。就东三省及某些例外的地方而言，把大土地分割开来以供小农使用这个政策是能够并且应该实行的。而对能够重新分配的地域很少的地方，能够一般地增加耕地面积之唯一方法，似乎是去替目前依靠土地求生的人口之一部分去寻找别种职业。[3](P126)至于如何防止佃农被地主榨取，托尼认为解决方法是：“利用政府借款使佃农易于收买他们所耕的土地，同时对于地主施行强制，使地主出卖他们的所有的土地。”[3](P126-127)
在托尼来华之前，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卜凯的主持下已开始对全国的土地状况进行调查。所得的基本结论有：其一，“中国农地系世袭不动产所有权，因此百分之九十三属私有，大多为小田产。”[5](P233)其二，在中国北部，有3/4以上的农民是自耕农。在中东部，自耕农则不及半数。但若就全国而论，“终以自耕农占最大多数。”[6](P562)其三，中国南部租佃之制远盛于北部，然全国各地之佃农，多寡悬殊，有绝无佃农者，有尽为佃农者，是故“中国农佃问题并不普遍”。[5](P9)这三点都被托尼所吸收和接受。就在卜凯开展农村调查的同时，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翰笙也组织了一批人进行农村调查。他们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7](P12)托尼在他的研究中没有使用任何陈翰笙等人的调查材料，原因在于两人对中国问题本质的看法完全不同。陈翰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决不像托尼所说的那样，“与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和法国存在的问题相似。”即便我们接受了托尼的这一看法，我们也“不要忘记把法国农民从他们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那样，“他就再也不会对中国抱有任何改良主义的幻想了。”[7](P11)由此可见，托尼与陈翰笙的分歧实际上就在于中国要不要开展土地革命这一问题上。托尼的主张迎合了国民党和自由派的要求，但显然未能洞悉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
二
托尼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看法与他对中国工业的观察是互为前提的。托尼认为，总体而言，中国还处在工业文明以外的另外一个经济文明阶段上，中国虽然有重要的制造工业，但中国近代式的工业仅局限于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他把中国的工业地理区分为三大块。第一种区域是港口(ports)，工业资本主义已有庞大的——有时甚至是绝大的——重要性；第二种区域是有铁路或江河之便的背地(hinter land)，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发育之中，但是还在幼稚时代；第三种区域就是内地，这一区域面积最广，虽然已经逐渐感觉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但工业资本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生根于本土并且具有独自生活的“本地势力 (localized force)”。[3](P165)即使是发生了工业的地方，在技术和组织上，中国大部分的工业还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或是资本主义的摇篮时期，与14-19世纪初的欧洲类似。[3](P140-141)
托尼指出，从工业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中国的工业总体上仍处于大工业勃兴以前的欧洲的状态。他举例说，中国煤的生产总额的1/3，铁的生产总额的1/5，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机械而仅是雇佣了几十个劳动者的小的土矿所生产的；大部分的纺织业仍然在家庭里或小制作所(workshops)里做着；此外，还有几百种的工业没有采用西洋式的方法，铁、铜、锡、银等等金属细工，陶瓷、砖瓦、建筑、家具、涂漆、制鞋制帽、木雕、制毯等手艺，虽然常常间接地受了商业上和金融上的“方法变迁”的影响，而在大体上仍和500年以前没有什么差异。[3](P141)
托尼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某种产业组织的型式(type)里，已经包含了某种资本主义的因素。它在中国农业区域早已存在，并且在较大的城市里也有。这包括纺纱织布、竹工、造纸、制伞制鞋等“农家工业”(cottage industry)。他们是应商人的定购在家里或在小制作所里作为农业的副业来进行的。制造所通常只有仓屋或是走廊那样大，工作、休息和吃饭都在一起，晚上又是工人的宿舍。事业的中心，是“家庭劳动”。当需要增加时，用不需工钱的徒弟或是雇“工资劳动者”(wage-earners)来补充，那时，他们也就成为这家庭中的一部分。这种状况和18世纪末以前的欧洲一个样。[3](P149、151、153)不过，中国并没有像欧洲那样从这种“型式”里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呢？托尼曾在1926年发表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分析了16世纪欧洲的宗教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清教的个人主义精神和伴随而来的节俭、勤劳品德创造了高效的劳动力和合理的工业组织，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8]显然托尼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与韦伯不同的是，托尼并不把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是宗教对经济的单方面影响，而是把它看作宗教与经济二者之间随着政治上的变化和那个时代地理上和智力上的新发现而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托尼的著作中，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抑制作用。
在托尼看来，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1890年以前，某种程度的工业发展是有的，但除国营兵工厂外，中国几乎没有可以称为大工业的东西。1890年才设立第一个纺织工场。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条约口岸建立工厂，给了中国的制造工业一个新的刺激，但发展并不理想。在1910年，全中国也还只有4500哩铁路，26个纺织工场，31个新式制粉工场。1914-1918年的欧洲大战，杜绝了舶来供给，使中国工业界独占了本国市场，其结果中国的工业急激地发展了，并且虽然受内乱、重税、强制借款和货币混乱等等妨害，而在1918-1930年间得到发展。[3](P156-157)尽管如此，像西方国家所认可的那种“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仍然很少，“中国的‘工业革命’只有几个大城市，刚才开始。”[3](P164)托尼的这种分析显然受到了方显廷的相关研究的影响，他在书中使用的工业方面的数据大都来自于方显廷，其观点也与方显廷类似。③
托尼承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移植”之后，“现在中国的土著资本主义(native capitalism)正在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中国的文化是自立的(autonomous)，对于文明人应有的生活以及中国人自身的生活，中国的观念是严格的”，“所以中国人对于工业文明的态度，不是单纯的、明确的，而是复杂的、踌躇的。他们因为这东西有用，才采用这东西；但是纵然采用，也要依照他们自己的条件。”“要之，中国工业文明的问题，不是接受或是模仿的问题，而是适应以及调整的问题(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不然就繁殖为一种完全中国式的东西（好像其他一切运动从外国输进中国而被中国本国化了一个样），不然就完完全全地不能繁殖——二者必居其一。”[3](P169-172)
正如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时一样，托尼对中国工业的分析同样是以欧洲的经验为前提。他认为，中国尚未建立起有组织的工业制度。在工业组织里，有二根线在欧洲已经脱落，而在中国仍然重要。一是家庭。家庭往往作为一个工业单位，供给本身的需要，并且为市场而生产。二是工匠(craftsman)。他们应顾客的呼唤，往往在顾客的家里用顾客所给的材料替顾客工作。[3](P142-143)此外，在英国19世纪初期存在过的“小主人制度”(small master system)在中国也相当普遍，在都市里有，在农村和乡镇里更多。其劳动关系是对人的(human)，而不是机械的(machanical)。[3](P144-145)当然，中国工业也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中国也有同行公会。他们在保护会员、恨恶竞争以及强烈的排他性方面与西方的同行公会类似，但在对于政治利害无所关心这一点上则和西洋的同行公会正好相反。中国的同行公会虽然有力量去抵抗官宪的恶政，却无力量去革除产生那些恶政的原因。“在欧洲某几国，同行公会由微弱的工人组织演进为一种攻击政府的，有时左右政府的机关，这一章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却没有。”[3](P148)
托尼提醒中国不要陷入欧洲“工业化”的陷阱，认为中国工业落后且又受制于人，这对于中国经济及政治的前途影响巨大。现代工业的特点是电力机器、股份公司、大规模的组织，而中国旧式工业的特点是工具简单、资本微小、组织散漫。以简单的器具、微小的资本、散漫的组织，与人家的电力机器、股份公司、大规模的组织竞争，失败自是意料中事。又现代重工业的基本条件是煤、铁、油、水力，中国的煤的储量固然不少，但只集中在晋、冀、辽、桂几省，而且只有一部分适宜做焦炭；铁的储量不多，平均起来每个人只能得到2吨；油的来源几乎没有，水力发电的可能性也还有待详细查勘。④在此情况下，中国暂时不必好高骛远，侈谈重工业，她最好先把轻工业发展起来再说。他说，“一个明智的民族，不需要奴颜婢膝地去抄袭别国的方法，她要发现她本身的特长何在。她不去仅仅模仿在别国已经成功了的事情；反之，她要集中全力于别国还没有做或是已做而还没有成功的事情。如果中国被欧美工业文明的成就眩惑得只想去模仿她们而不想去自辟道路，那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很大的错误。中国必须从已有的经济基础出发，必须扩张有最好的条件且最适宜于她本国的那些工业，必须发展她已经有的‘遗产’。”[3](P176)
三
托尼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他作为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为表里，因此要理解托尼的学术主张，必须把他的学术主张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其真相。
托尼在政治上最强调的是平等原则。他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费边社的目标“是通过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中解放出来以改组社会，并为了全民的利益将其收归社会所有。”[9](P350)所以，托尼特别强调在发展工业时要调整社会政策。“工业的近代化使生活标准提高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否福利于一般民众，福利到如何程度——这个问题，不仅靠生产数量去决定，并且要靠生产条件和消费方式去决定的。要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组织和社会政策的问题。”[3](P184)在托尼的著作中，有一种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这表现为他大力渲染工业发展初期工人所受的剥削和贫困状况。他指出，“目前中国，好像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一个样，往往想替这种工场工业的状况加以辩护，其理由是那班遭受牺牲的劳动者，除了这种劳动以外，不能做什么更好的工作——这种辩护，且丢开人道问题不说，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议论。”[3](P191)
托尼希望中国能在工业化的同时，避免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弊害。他认为，统制工业技术的工具在中国和在西方是一样的，这就是组织劳动同盟和制定工业法规。当然，在具体的内容上，中西之间还是有区别。“在西洋大多数国家，劳动同盟运动源于高等技艺工匠(craftsman)——这班手工业工匠有长期组织的传统，他们发觉本身遭受机械和低廉童工的威胁——的小团体之活动的。而在中国，虽然有很多的劳动同盟发生于同行公会，而同盟运动的主体却是新式工业的劳动者。”至于工业法规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应该斟酌中国工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并且中国的工业法规不应该从西洋经过一世纪的奋斗才达到的那一点去出发，而应该由比较近于西洋从前所开始的那一点去出发。”[3](P197、205)
托尼的政治倾向是改良主义的，他反对任何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他认为，在欧洲曾经试行过的方法中有两条对中国是适用的，即通过教育与宣传改良农民的生产技术；通过组织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及购买原料合作社，以保护小农的利益。他还特别强调合作运动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将来我们可以希望合作运动会使得中国农民和别国农民一个样，能够在他们有深切关系的政治当中占适当的势力，除去合作运动以外，希望改良农民生活的一般人，找不到更加可靠的事业足以产生永久的结果。”[3](P123)
托尼在华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已经在江西、福建、湖南等地开展起来了。农民驱逐地主、焚毁田契，甚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托尼看来，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实在和1381年英国的农民革命以及1357年法国的农民暴动(Jacquerie)一个样，和共产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3](P95)由于托尼并不认为中国存在土地贵族阶级，也不认为租佃问题十分普遍，因此他说，在中国大多数的地域，所谓共产主义的问题实际是土地问题或是因为失业而发生的土匪问题，只不过是被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加上了一层理论的色彩。显然，托尼的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这一主张实际上反映了1930年代国际社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基本看法。据出席1931年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代表称，在讨论中国农村改造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都以为汤恩楠教授的批评最合宜”。[10](P77)
在托尼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历史”与“现实”交结在一起。他有很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多。如人口过多，“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资养这种人口”；家族观念太重，“它使个人的生计变为家族全体的问题，使个人的收入变为家族全体的财产，因而削减了经济刺激的力量”。此外还有“残缺的交通、资本的缺乏、政治的动摇”，以及“几乎不息的内乱，没有中央一令而全国遵行的政府，农村的贫穷，依旧而迟迟不变的社会环境，通货(currency)和汇兑上的障碍，金融运输商业的关键由外国人统制。在本国有限的矿产资源之内，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国公司去开采，并且其出产的一部分又被运往外国去做外国制造工业的基础等等”。[3](P167)其实“中国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人共同关心的话题。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实地考察了中国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书名就叫《中国问题》。[11](P192)此后，“中国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1929-1930年间，胡适、潘光旦等人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人口、家庭等等。[12]托尼的这种“问题意识”显然与当时思想界的讨论有关，并且他的主张也未能超出时人的议论。他说，“在现状之下的中国，经济的进步完全为政治的变乱所阻止，所以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创造一个效力较高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依托于一个经济区域，即中国的“某一区域必须负荷19世纪欧洲的普鲁士和彼得蒙(Piedmont)所负荷的使命”。在他看来，这个“统一的中核区域”应该就是黄河以南的省份。因为“此区域内有世界上最大自然河流之一，即长江；海关的收入三分之二属于此区域；铁路，除东三省外，亦以此区域为最多；过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全国有十五个，此区域占了十二个；工业，东三省不算，此区域几全而有之；现代的教育机关，此区域有其过半数。如中国有一个区域能创造出一个新国家，那就是这个区域。”[3](P210-211)这意味着要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中心，以蒋介石为领袖，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其中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的土地革命是错误的，中国应该在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从大革命时期的“左”的路线中转回来，并且是建立在一种托尼自己所谴责的那种剥削制度之上了。在共产党曾经实行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地方，国民党重新控制后竟又从农民的手中收回来还给地主。要这样的政府去实施他的建议是不可能的。无疑当时中国许多有影响的人都希望按照托尼的方案去做，但在面对现实政治时，他们的声音无人留意。[13]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尼缺乏一种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洞见，他似乎完全被“欧洲经验”所迷惑。
从方法上看，托尼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仍未脱西方的学术传统。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如下两个理论前提之上的，即：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变；中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经济变迁的动力。把中国社会视为停滞不变的社会，并且这种社会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是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基本认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都持这种观点。托尼显然秉承了斯密以来的传统，他说，“就中国的大部分而言，耕犁、织机、木、金、土之工作模样；地主和佃农；主人和徒弟；债权者和债务者之关系；家族、婚姻、财产之根本制度——这些一切，据权威者所说，自中国有可靠的历史以来，很少改变过。”[3](P11)同样，认为中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经济变迁的动力，并且总是以“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像欧洲一样的历史变迁”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预设，这也是20世纪以来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和著名社会理论家的共同路径。如今这一路径已经遭到学者的质疑。王国斌指出，当解释的对象是作为欠缺某种特殊变迁模式来理解时，这种解释将出现很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史解释成无法遵循欧洲变迁模式的失败经验，并不能揭示中国经济史变迁的真相。由于我们对历史变迁的观念一般都根源于欧洲史上的经验，我们用以架构史实是否有意义的分类范畴也都是以欧洲为原型。因此，只有当非西方的社会与文化“符合”这些源自欧洲的史实分类范畴时，才能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性课题。[14](P253)显然，托尼也落入了王国斌所批评的那种公式化的解释路经。
托尼“不识中国文不通中国史”，[3]（“著者原序”，P1）只是根据欧洲大陆和英国发生的相似进程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并据此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然而中欧之间毕竟有太多的不同，中国也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但他留下的问题却发人深省：“欧洲经验”究竟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解决“中国问题”？
注释：
①该书提交给太平洋国际学会时名为《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1932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r in China)。1937年由陶振誉译为中文，由正中书局出版，书名沿用《中国之农业与工业》。下文所引皆依据此译本。
②参见袁景：《理查德·托尼及其英国经济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8期；王晋新：《英国著名史学家托尼》，《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③参见方显廷所著的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Shanghai,1931)和《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见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卷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版。
④陶内著，陶振誉译：《中国之农业与工业》，第172-173页。据托尼自称，此处他所依据的是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所提供的数据。当然，这些只是当时的看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