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文本与鲁迅意识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情结论文,文本论文,特征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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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互相关连，由于个人情绪中的一个重大伤害产生出来”；“一个人在过去曾受某一件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得使他潜抑了它，把它埋进潜意识里去。”并且，它能“放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件事物。”[①]
概括它的内涵：①是人的一组感受与观念，既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一种或一组不太清晰的，弥散性的情绪，感觉，也可以是一种长时间反复思考，思虑的思想或观念。②根源在个人所受的早期伤害或早期某种重大，深刻影响。③埋藏在意识的深层，具有一定的持久性。有一种潜能，时时影响个人现在的心理活动与心理状态。现在看来，这就该是一种可以理解，已被证明的人的心理与精神现象。
荣格对“情结”也作过深入的研究。“有许多情绪我们就并不能抑制；我们不能把一种恶劣的心情变成一种愉快的心情，我们不能命令自己做梦或不做梦。最理智的人有时也可能陷入某些想法中不能自拔，即使他运用最大的意志力量，也不可能把这些想法从自己头脑中赶走。”[②]荣格认为，情结，是个人无意识中一组一组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心理内容，包含彼此联结的情感，思想和记忆；它们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力，可以强有力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我们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时，是说他执着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一种强有力的情结很容易被他人注意到，尽管他本人可能并不曾意识到这一点。“不是人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人。”[③]情结，有时是人们心理中难以摆脱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有时，它们可能往往是灵感、动力的源泉，对于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十分重要。荣格与弗洛依德对于情结的理解的区别是，情结的形成，不仅是童年的创伤，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集体无意识。个人心理的进化不仅与自己童年相联系，也与种族童年，种族记忆相联系。按照荣格的意思，可以简化为：
“集体无意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种族的文化心理遗传形式）发挥着类似磁石的作用，它把与它相关的经验吸到一起，形成一个情结。换言之，情结，除了存留在个人无意识中的早期影响或童年创伤外，种族的早期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原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情结的探寻离不开对“原型”的追索。
借鉴弗洛依德，荣格的概念，避免其中“性”和神秘主义的内容，我们认为，“情结”可以赋于4个层面的理解：①从心理内涵看：表现为感觉、情绪、观念的记忆，可能是意识的，也可是潜意识的；②从形态来看，在人的心灵中埋藏深远，长期萦绕，难以摆脱；③从效果来看，具有一种“场能”的力量，时时影响主体现在的心理、行为、语言；④从根源来看，与主体早期或过去的经验、经历有关，或创伤、或刺激；与主体的个性、气质有关，忧郁、执着、严谨类型的人更容易“挟持者远，瞩望者殷”；与人类或民族的早期的普遍的文化心理有关，作为一种积淀，引导、规范、制约着主体“情之所钟，意之所结”的趋向与范围。简言之，我们把“情结”看作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种独物的精神——心理现象。它是连接着过去，影响现在并伴随人很长的时期乃至一生的情绪、感觉或观念；在一般人那里表现为摆脱不掉的习惯，言行与心理趋向。在作家那里，表现为独特的意象、语汇、母题并借各种艺术象征手段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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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与文本。“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我们一方面可望用心理研究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可望以此揭示使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各种因素。”[④]同时，文本，作为作家精神，心理对象，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图式和自觉的形式。因此，将作家心理与其文本联系起来对读对译，显然是研究作家心理和文本的重要方法。
在讨论文本与作家心理关系时，应注意避免两种偏向：一是简单的把文本作为作家任何情况下的心理编码，在作品分析中任意套用弗洛依德“压抑说”、“创伤说”观点，强行解释作家心理结构，比如，在哈姆雷特的言行中证明他的“恋母情结”。二是不论作家类型，一概强调创作过程中的客观性，即作家为了适应读者及其它客观因素，运用理性与意志对主体意识和文本的控制，忽视或否认文本与作家多层意识的复杂联系。比如，不区分鲁迅与茅盾的创作心理的不同类型，像解读《子夜》那样的社会分析文本去阐释《呐喊》《彷徨》，必然损失或忽视鲁迅文本中的多重复杂意识。
实际上，创作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心理成分参加的过程，不同心理素质的作家，最终留在文本中的主体心理成分是不同的，有差别的。
创作是作家感觉、知觉、灵感、直觉和理解、思维以及情感、意志等全部心理和人格要素融入的整体的、动态的心理过程；文本是感性心态与理性思维交织的结果。感性中积淀着理性，理性又始终不脱离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活动。感性与理性越是高度统一，二者结晶的形象就越鲜明独特，富于艺术的感染力。这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艺术中完美的形象和典型“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情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
作为一种完美艺术典型的创作过程或人类创造性思维规律的理论来说，以上所述是合理可信和有事实根据的。但中外文学史也表明，真正做到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地结合”，即两种心态平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真正在文本中可以同时同等解读到作家意识与潜意识，思想与情感、直觉等多种心理因素，也是极其困难的。实际上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常常是此轻彼重，此强彼弱；意识与潜意识游离交叉，互融互拒，复杂纠缠。一部分作家那里，特征往往“感性倾斜”，即感性心态和理性思维相比，占了压倒的优势，主体的情感、幻觉、灵感、直觉在创作中奔突涌进，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则“退避三舍”，理性思考受到抑制，自我意识空前放松。在文本中，强烈的激情直接宣泄而出，而人物，环境和事件的客观准确性则无暇顾及；结构、手法也一任情绪或灵感之“天成”，而不作过多的剪裁与组织。总之，作品的重心是主观自我的“情”，而不是客观事物的“理”，是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不是外界客体的本来面貌。比如在郭沫若的创作中，不但写于“五四”时期的《女神》是这样，就是后期历史剧也多是一种灵感爆发、激情灌注的产物。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郭沫若曾连续创作六个历史剧，每个剧本往往是在短短几天内一气呵成的；构思的预想或提纲在创作中常常被打乱甚至全部推翻。如在创作《屈原》时，作家的“脑识”像开了闸的流水，汩汩奔淌，哪里还来得及作细致的专门的思考和分析，情感、直觉、灵感这些感性心态真是春风得意，洋洋洒洒，一往无前。而历史的氛围、事件和人物因为作家情意的需要被大幅度变形，甚至重造，古人的形骸吹进了新的生命。屈原的“雷电颂”、如姬的“匕首歌”直接倾诉了郭沫若心中的愤怒和人生观念。而历史剧文本应有的理性态度和客观的、庄重的面目被郭沫若磅礴的诗情一扫而净。在文本中，我们能接受、能解读的最触目、最主要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激情，他的本来处于心理结构中更深沉更复杂的人生体验、社会观念以及种种个人的潜意识欲求都被倾向鲜明，价值明确的大幅度的情感宣泄而荡然难存，这种可解读、易把握的情感成为郭沫若历史剧文本的突出特征。
这种“感性倾斜”的心态如果走向极端，完全失去控制就是对理性的有意排斥。着意表现作家或作品人物的潜意识、幻觉和直觉以及梦等特异心理；正常的心理活动被逐出，生活中的人事被大幅度变形变意；传统作品要揭示的“理”或要表现的“情”被扑朔迷离的深层意识或玄妙抽象的哲理思考代替了；否定或打破传统的人物形象、结构、情节、手法乃至语言等等。这种情况下文本交织着难以解读的多层复杂意识，感觉和情绪。多见于刻意为之的现代派作品，比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乔伊斯《尤利西斯》等。
与“感性倾斜”相对，在另一部分作家那里，则表现出“理性倾斜”。作家的理解、分析、判断和思考等理性活动在形象思维中高高在上，严厉、冷静、始终制约和规范着作家的感觉、知觉、情感和联想等。表现在作品中，主题、人物、环境和情节等都被理性精心安排、设计和组织，一切都围绕着明确的创作目的。作家的理性随处可见，在严密、客观和封闭的生活场景背后，有着作家较为明确的思想倾向。茅盾的创作就是这样：主题较为单一、集中，人物理念的象征化；环境的社会分析性，情节的戏剧性以及手法化的形式频繁使用，并且协调起来，使作品形成一个有序有规、严密封闭、高度自足和目的明确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之上，是作家明显的观念、意识和思想。
这种“理性倾斜”如果走向极端，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被引向以实证主义和科学思潮为哲学的自然主义，排斥作家主观情感和直觉的介入，反对典型化，强调对客观事物作纤毫毕现的观照，把环境与人种遗传看作是根本的决定的原因。其二是被引向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作家的思想观念成为人物形象运动的主宰，理性迫使感性心态为其制造形象，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文本中所能得到的是作家早已归纳好的某种社会学的判断与结论。比如三十年代蒋光慈笔下的某些“突变式”英雄，华汉《地泉》三部曲反映的阶级斗争，其实质就是用理论推断，演绎出来的人物、故事去印证被作家简单化、机械化了的马列主义原理。
鲁迅在作家与文本的关系上，是理性作家？是的，他的作品中有理性；是感性作家？是的，他的作品充满了感性。不，他又都不是的。他无法简单划入其中任何一类的作家，他是用生命写作的作家。“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⑤]
与郭沫若相比，鲁迅与之相同的：文本中充满了主体的情感、直觉、幻觉乃至潜意识，感性心态十分充盈、丰润，他对笔下人物的憎爱、哀怜、愤怒；他对生命的多种感受：难以名状的重负，绝望，痛苦与挣扎；他的梦及其深层的欲求……但是，鲁迅与郭沫若又有很大的不同，鲁迅的情感、直觉、幻觉及多层意识，不是借人物、场面宣泄出来，不是张扬、开放，滔滔不绝。相反，而是包孕、贮藏、凝聚在人物、场面、细节中，是丝丝入扣，血液交融在文本中，是欲吐还止，欲露还歇；是影影绰绰、点点滴滴。比如，对阿Q的哀怜与批判凝缩在反讽的叙述中；对闰土的同情与失望，却完成在人物的对话场面中。鲁迅对生命的绝望与挣扎感融化在魏连殳，吕纬甫乃至涓生的身上。鲁迅的热情凝结在冰中，人生体验在文本中，却经纬暗藏；他的欲求没有宣示，却体现出来了；他的激情在文本的生活中，澎湃不息，暗涌奔流。读鲁迅作品，同样感到扑面而来的主体激情，但却需要你去贴近文本、用自己的“心”去解读，而不可能直接地接受。
同样，鲁迅与茅盾，也有相同的一面，创作中的理性：明确的“疗救人生”的目的；对中国社会、历史、人性的深刻把握；对农民命运及其地位的准确表现，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沉重思考……乃至对作品、人物、场面、情节的安排与设置。但是，鲁迅的理性在作品中，与茅盾不同的是：它与任何一种形式的单纯主题、说理倾向无缘。他的理性认识不是来自某种现存的社会学理论判断，相反，是与他个人半辈子的人生跋涉的经历、体验及刻骨铭心的感受连在一起的；与他长期为之思虑而难以排解、纠缠的情结连在一起的。于是，他的理与情、意融成一片，他的思考与感觉、直觉难舍难分。于是，在他的文本中，很难找内蕴明确的主题，寄托单一的人物，相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复杂的意念，多层面的纠结又矛盾悖反。他深感农民的痛苦，但决不原谅他们的麻木愚昧；他理解知识者的思考、追求，但无法给他们更好的出路，决不让他们走某种理论给他们预约的“黄金世界”；他让“我”在鲁镇面对祥林嫂的疑问乃至追问，先是同情，继而“敷衍”，接着是“不安”，又“逃避”，“自嘲”；听到祥林嫂死去时，先是“惊惶”，继而“宽慰”，偶然间又似乎有些“负疚”，最后是“愤激”；他让“我”回故乡，“希望”—“失望”—“希望”—“失望”—“走”，这两个“我”都经历了心灵的大挫伤、大颠复。在他笔下，愚蠢质朴的阿Q，死前突然感到人群的众多观看的眼睛如同不远不近跟定了他的狼的眼睛；明明虔信报应的祥林嫂偏偏在临死前发出地狱、魂灵的追问；吕纬甫的“敷敷衍衍”，魏连殳的“自戕”以及他们自我意识到的无比悔痛与怨恨……鲁迅文本中的生活和人物拒绝任何先验的、逻辑的理性设计，他们是老中国的儿女，有着自己的无比沉痛而又坎坷难测的路；鲁迅用理性写作，但同时又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人生感受写作，“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⑥]他在用理性控制文本的同时，自己的感觉、直觉乃至潜意识中沉淀的血、泪、爱、恨织成的情结也融进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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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作为一种长期萦绕于人的心灵并作用于人的精神与情感的心理现象，是常见的，几乎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不过程度有所区别。鲁迅思接古今，虑通人类，终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思考，而殚精竭虑；又是一个以思索、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他每天不断接收又传导各种政治、文化及人的心理的种种信息，“情之所钟，思之所结”是他生活（生存）的根本方式。情结，这种精神心理现象发生在鲁迅身上是理所当然的。所不同，所应特别提出的是：鲁迅的心理意识特征更明显地促成了情结的发生与形成。
这里说的“心理意识”，是一个宽泛的心理学概念，它包含人的自我意识，人对自我的理解与把握；一定的思维成分和一定的情感态度因素。意识，相对潜意识，处于自主，较为清醒的状态，是人对自我与外界的一种整体把握，即与人的整体的身心有关。在人的心理显现上，有时以思维为主，有时则以情感态度为主，但更多的时候，则以多种心理成分的浑然、综合形态出现。它包含思维成分，但不像思维那样有着明确的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活动；它包含情感成分，但又不单是直接的好恶评价。比如，鲁迅心理意识上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对人、对事的警觉、“提防”、“疑忌”，不肯轻易相信，宁可预想得更坏，更难测。就体现在多种心理成分上。有时以自我意识为主，他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⑦]他一方面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方面，马上又说：“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⑧]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自己对自己的保留，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多疑”。
有时，鲁迅的“多疑”，又明显以思维为主，这一点人们有很多论述，认为：“所谓‘仔细’，‘多疑’，首先表现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主观、片面、表面的观察得出的简单化的结论，而努力追求的对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的精细的观察与思考。”[⑨]譬如鲁迅的“正面文章反看法”，“推背式”思考方法等等。又如“杨树达事件”，在全过程中，鲁迅对“杨树达”的观察、分析、乃至得出“疯子是假的”，是“学界或文界”的“武器”，乃至写成文章，显然思维活动占着主要的过程。
有时，“多疑”的心理反映在文本中，就很难说是哪一种心理因素为主，比如，“狂人”形象：“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野草·影的告别》中的“影”对“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乃至“影”的本体，发出一连串的“不愿去”、“不愿住”、“不乐意”的否定，表达了深深的疑虑；《墓碣文》中的碑文：“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从心理成分看，这里的形象及其表达上显示出的“多疑”，显然是思维、情感、人格，乃至潜意识的综合产物，在抒情的句子中沉淀着鲁迅的理性思考，在感性形象中凝聚着鲁迅的自我把握。
总之，意识是兼有理性与感性多种心理于一体的精神活动，用来概括鲁迅精神心理活动，既可避免孤立、分散的心理因素的分析，将鲁迅复杂的精神／心理活动简单地归之于某一心理因素（思维、情感等等）；又可避免离开鲁迅个体心理而作纯思想成分的分析。我们要做到的是对鲁迅身心一体，情理一体的整体心灵的把握与理解。
意识倾向与人的“情结”关系最为密切，一旦某种意识较长时间控制一个人，实际上，这种意识就有了“情结”的性质，就是这个人的“情结”之一。换言之，意识的纽结或长期化就是“情结”。
鲁迅的意识至少在如下六个方面，都显示了其精神心理活动容易发展、演化为“情结”的特征。其一，在意识倾向上，鲁迅一贯特点是：“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鲁迅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的某些思想观念，都采取“纠缠”、“执着”的态度。只要认定对象，决不中途退出，中途放弃。他痛恨“游戏”的态度和“虚无党”的行为。他说：“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⑩]严肃、执着、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对象，持之以恒，始终不懈；小到“饭”，大到“人类”，均应如此。与此相关，鲁迅思想意识和文化精神活动上，一但认定关注某问题，常常会终身为这思虑，研究不息，比如，“国民性”问题，鲁迅早年为了研究中国强国之路而注意中国国民性：“（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后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一系列早期论文中都申述了“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思想；而至“五四”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睁了眼看》《灯下漫笔》《春末闲谈》，一直到前期的《呐喊》《彷徨》，十几本杂文，后期的《立此存照》七篇……等等，“国民性”的观察、解剖他从未停止过，贯彻了他一生。又如，由于对嵇康的思想、性格上的共鸣，他对嵇康的研究，也几乎持续了一生，七次校《嵇康集》，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对情之所钟，思之所结的挚友的一次又一次的主动“对话”，这样的“认真”与“执着”，在学术史上也是少见的。另外，鲁迅对人对事的个性上，也是一旦认定，表现出特别重情、专情，难以摆脱、放松的态度，正反都如此。他对亲密的人，如范爱农，藤野先生，柔石，瞿秋白，或叹喟不已，哀悼的诗文连翩不止；或敬佩有加，持久思念；或悲愤难遏，日夜记挂，痛悼的情感负载，使他非常难受，使他形诸于文，不过是为了缓解内心的重压，“给自己轻松一下”。而他不喜欢的人，也是如此，比如，对陈西滢，顾颉刚，除了思想意识的根本分歧外，仅从情感态度上，鲁迅对他的反感、憎恶就从未缓解过。特别是对顾颉刚，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已近于固执了。
鲁迅一生“纠缠”、“执着”的人事很多，他执着于对母亲“责任”（孝）又执着于自己应有的爱，为了这种悖论式的执着，他付出二十年空有夫妻之名的生活的代价，后来又冒着失去“力量”“地位”的危险；他执着于兄弟之情，即使发生了“失和”这样重大的伤害，他在此前和此后，对兄弟之情的认真是没有实质的改变的；他追求“立人”路，他追求创作、写作、出版；追求古代小说的研究；追求、思索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立身之路；他追求知己、朋友；他追求异域文化；他呵护中国文化……凡他所追求，没有一项不是全力以赴，严肃认真，为了这一切，不肯稍有松懈。郁达夫的隐居、林语堂的“幽默”，都与他格格不入，为了追求、执着他的“存在”，甚至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他也决不退让，决不放弃。“无论在求学，在做事，或在写文章，都是处处认真，字字忠实，不肯有丝毫的苟且，不肯有一点马马虎虎。”[11]
“纠缠”“执着”的人生态度，由于其长期紧紧“咬住不放”的特点，特别显示了情结的形态，特别容易成为情结。可以说，正是鲁迅的这种意识倾向和人生态度，促成了许多他摆脱不开的情结的产生。
其二，在自我意识上，鲁迅一贯重视对“自我”的探求，对灵魂的自省自剖，甚至加以严厉的拷问。他欣赏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并且认为他是“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12]，鲁迅惊佩陀氏终身拷问自己。其实，鲁迅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3]他承认自己思想背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承认自己“思想太黑暗。”[14]并且，他为此感到自苦，因为他对自我的解剖，并没有完全表露出来，“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但是，他决不因此退缩，他决然表示：如果那样，他就“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并且他又加强一层表示：“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15]总之，为了自剖，为了拷问灵魂，不惜失去朋友，与枭蛇鬼怪为伍，甚至只剩下最孤独的自我一个人，也无悔、无怨。
鲁迅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各种文本中严厉审视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血肉，在《野草》的《影的告别》，《希望》《雪》《好的故事》《过客》《死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腊叶》中，鲁迅坦露自己的灵魂，揭示自己的矛盾，孤独、失望、寂寞；怀念、哀伤；爱、恨、复仇、忏悔……他在《朝花夕拾》中，回顾往昔的岁月，撷取生活的馈赠，抚摸灵魂的瘢痛。他前期的《呐喊·自序》《答有恒先生》《写在〈坟〉后面》以及《怎么写（夜记之一）》《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他的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弟兄》《头发的故事》；他后期的《死》……，鲁迅至死没有停止对自我灵魂的审视。
灵魂的自省、自剖和严厉的拷问，就是自我意识的自觉。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密切、深入观察、审视，同样一种“咬住不放”，是一种纽结在自我灵魂上的情与思。鲁迅自我意识的这种特点，也是“情结”特征的一种反映。
其三，重在个人体验，重在实践，不轻信舆论、书本及其传播的思想或某种理论的感知方式或思维方式。大量研究表明，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以自己为主”，主张“亲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观念的思想家。比如，鲁迅前期信奉过“进化论”，但同时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始终保持一种“循环感”的认识；他欣赏过尼采，严厉鞭挞“庸众”的麻木，但他却从未鄙视过他们；后来相信共产主义，但他始终对那些以共产主义标榜自己的人怀着深深疑虑；同时，并未放弃自己内心深处对“存在”的悲观感觉。正如冯雪峰所指出：“和一个平常所说的思想家或理论家比较，他确实更像一个战士或一个斥堠，一面战斗着，一面探索着前进的道路，而这个战斗和探索的经验教训就是结成他的可珍贵的思想果实的基本东西。”[16]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都包含有对中国历史、社会、人性及自我生存的丰富思想、观念，还有鲁迅的哲学《野草》及大量的杂文，不论是内涵还是表述方式，都表明，鲁迅的理性认识，不是从逻辑或权威论推导出来的，相反，在他独特、简短的表述中所表达的丰富思想，来自他个体对中国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切体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17]
重实践，重亲历的感知和思维方式，使得鲁迅思想或观念的形成与平常人从书本，从舆论，从逻辑理性推导思想观念相比，一是需要付出更多的观察、体验，所需时间更长；二是一种思想的形成，必然经过反复的思考——实践——思考的过程。比如，进化论思想的吸纳、体悟，运用乃至受到实践检验最终“轰毁”，从南京求学开始阅读《天演论》到1927年承认进化论的“偏颇”，在鲁迅那里持续了三十年，几乎占了鲁迅的大半辈子。而这种长时间思考、思索又反复在人生际遇中体验、修正而形成或推翻某种思想观念的感知／思维方式也在二点上印含着“情结”的形态特点——①长时间缠绕心灵；②反复地思索、体验，不易卸下。
其四，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态度。在对待敌人、改革，或必须战取的对象上，鲁迅一贯主张韧性，他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做一点，总不肯休，……”[18]，“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19]这种态度与前述“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有一定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人的行为、实践态度；而前所述多具有对人对事的情感态度和意识倾向，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点也极容易滋长或形成个人精神心理上的“情结”——长期专注，执意于一个对象，不依不饶，不肯松懈。
其五，在爱憎的感情上，鲁迅主张：“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20]而且强调情感世界中爱与憎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21]鲁迅对阿Q、祥林嫂、闰土等广大农民，对魏连殳、吕纬甫以及涓生、子君，就是爱憎不相离，他同情他们，又毫不留情地批评、鞭挞他们的创伤和弱点。鲁迅爱他的亲人、孩子、朋友、同志，但他从不放弃他的原则、价值、立场，可以化大爱为震怒。他的爱，不同于基督“拯救的爱”，也不同于佛教的“慈悲的爱”，那些爱具有普泛、超越的性质，而鲁迅的爱与憎却与他个人的人生、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为了爱的人，宁愿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宁愿独自咀嚼“自以为苦的寂寞”[22]；宁愿“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23]；宁愿同他“有关”的人“死去”，因为“活着”，他不能放下他始终悬着的挚爱之心……；[24]对于他憎的人，他要“延长”自己生命，像“苍蝇飞鸣”一样，在敌人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要写作，要让“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25]；鲁迅憎恨黑暗社会，憎恨“正人君子”，憎恨“卑怯”的国民性，憎恨所有的“小摆设”“小玩意”，憎恨同一战阵中“工头”的恶劣言行；乃至憎恨他自己思想上的“毒气”与“鬼气”……。鲁迅的“爱”是“爱的大纛，他的憎，是“憎的丰碑，”而且他的爱的大纛总是插在憎的丰碑上。鲁迅的爱憎来得特别严肃、认真，来得特别诚挚、深重而复杂。而这样的情感形态一旦憎爱于某人某事某物，必然憎爱相连，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更深；必然情不能止，意不能歇，比一般人投入的情感更多更深，更不容易轻易放下。鲁迅对故乡就是如此，憎爱相连，难休难止。他怀着憎的感情离开故乡寻求别样的人们。但又“时时反顾”，忘记不了故乡风物、故事的“蛊惑”，长久长久郁结于心中。
总之，鲁迅的爱憎情感由于来自生命，来自情感的至深至诚处，在形态上特别复杂与执着，因此，特别与情结的心理形态相通相连，特别容易促成情结。
其六，成熟、发达的历史意识，也特别容易促成情结的形成与发展。“情结”内涵上有一个特点，即总是连着往昔的经验，追溯着过去，对于人类某些共同的情结，还总是连着人类早期文化，心理的记忆。鲁迅由于身经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最惨痛、最复杂也最丰富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历史的教训似乎总在他眼前一一演出，一一兑现，作为一个深谙中国文化历史的知识分子，更兼这种特殊的时代的经历，还有鲁迅特有的重实践、重亲历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加在一起，形成了鲁迅审时度势、知人论世、观察事物、评判事理，都基于一种成熟、深邃的历史胸襟与眼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于落水狗装死又伺机反扑的论断，《灯下漫笔》关于中国历史两种时代的概括；《春末闲谈》中“治人者”对被治者的麻痹术的总结；《病后杂谈》关于俗与雅的议论；关于中国古代刑法，中国历代文字狱，关于士大夫“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种种方法与伎俩……，还有《狂人日记》中狂人对中国历史的推断，《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对头发的议论，《风波》风俗画中透出的关于辫子风波的讥讽描叙……，还有他在书信中对许广平、萧军、萧红及胡风、杨霁云的语重心长的种种劝诫、提醒、谆谆教诲，无不着眼于对“中国历来老法子”的洞悉。
鲁迅这种发达的历史意识，使他的文化心理总是具有连着过去，追溯历史的性质，他的所思所想，所情所意，往往可以找出历史或往昔经验的背景。这种特点正适合情结形成的需要，它总是很容易地为情结的形成提供过去的心理或文化的原因。
综上所述，“纠缠”“执着”的意识与情感态度，自省自剖的自我意识倾向，体验与亲历的感知与思维方式；憎爱交织，发自生命的情感构成，锲而不舍、韧的战斗精神以及成熟的历史意识，使鲁迅个体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思维、情感、思想、意识、行为、态度都具备了特别容易形成情结的种种心理特征：①比较长时间地专注、执着某一对象；②强烈、自觉的自我心理的内省；③浓挚、复杂的情感组合；④重视往昔经验的意识倾向。总之，鲁迅精神、心理的种种“情结”，是与他个人特殊的意识倾向、心理结构分不开的。我们认识鲁迅个体意识倾向的这种特点，才能理解、把握鲁迅情结形成的心理基础。
由于这样的个体心理基础，又因为鲁迅连着古今，跨越中西的文化构成；身处政治斗争漩涡，各派各党注目的社会处境；再加上屡经坷坎，不断探索的人生经历，鲁迅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化先驱，自觉的社会斗士，必须自觉地面对社会政治、文化、个体人生的时间，主客体的空间多方面的挑战，对于用心灵去把握，用生命去体验的鲁迅，探寻、思虑，实践、再思虑，是无可推卸，无可选择、无可置疑的。鲁迅的一生，是不停的思考——实践——思考的一生，在他的思想意识、心灵世界中，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布满了郁结的情，郁结的思，情结，是他精神、心理世界的显著特征或重要形态。
一九九六年八月
注释：
①〔美〕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
②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见《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转引自《荣格心理学入门》霍尔等著，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⑤ 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⑦ [22]《呐喊·自序》。
⑧《两地书·四》。
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⑩《华盖集·杂感》。
[1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12]《集外集·〈穷人〉小引》。
[13] [15]《坟·写在〈坟〉后面》。
[14] [23] [24]《两地书·二四》。
[16]冯雪峰《回忆鲁迅》（见《雪峰文集》四卷）。
[17]《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
[18]《两地书·一二》。
[19]《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0]《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21]《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25]《坟·写在〈坟〉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