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档案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竭论文,动力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就必须根据社会实践及本专业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自身的理论结构中注入意义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管理科学，其发展史在国内只有半个多世纪，其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尚有不少理论空白点亟待填补。同时，由于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从事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材料准备工作不够，往往在既有的观点中飘来飘去，档案学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创新对于档案学来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创新不仅是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理论及学科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是选拔与培养档案科研人才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广大档案学者必须高举创新大旗，不断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创造新方法。
一
档案学的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集合概念，包括意识（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等各个方面。
（一）意识（观念）创新。这是实现档案学创新的思想保证，是行动的先导。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对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往往需要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另外，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些本来比较成熟的档案学理论也将逐渐丧失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功能。而这恰好为档案学研究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置身于改革洪流中的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牢固确立自尊、自信、自强的创新意识，不唯上、不唯书、不附和、不武断，努力塑造档案学的个性与特色，尽快完善档案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档案学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诚然，由于知识的渗透、融合日趋明显，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一些可资借鉴之处，因而适当地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技术、方法，做好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的确可以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者而非其他学者。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相适应，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理论体系逐步健全。特别是在诸如档案的定义、属性、价值，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全宗理论，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及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极大地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使档案学逐步摆脱纯技术研究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逐步从“经验科学”向真正科学转变。档案学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质的飞跃？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宽松、开明的国家政策，急剧变革的社会及档案工作实践等，都是推动档案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研究主体——档案学研究者们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普遍增强，这是档案学快速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关键。不难想象，如果档案学者们都墨守陈规、抱残守缺，不敢挣脱条条框框的束缚，盲从、轻信别人的观点，那么档案学至今还会停留在“实验经验系统”这个层次上。新时期的档案学者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新，敢为人先，这是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实现档案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方法创新。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但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种，即“应然”的方法和“实然”的方法。所谓“应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应该如何如何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所谓“实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实际上如何如何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可以相互补充，但这种相互补充必须以“实然”的研究为基础。
长期以来，不少档案学研究者都习惯采用“应然”的方法开展档案学研究。在研究某方面问题时，大家先是怀着某种愿望，然后从某些原则出发，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某位权威档案学家（者）的著作中找出几段话来，最后推导出为了实现愿望应该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结论，并以为这样就达到了研究目的，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按照“不应该”的方向发展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面对这种脱节，囿于“应然”方法，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变成空洞的说教，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但对实际问题根本不起作用。一种是就事论事，而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丢在一边不管。很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应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并强调用“实然”的方法研究档案学。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某方面问题之前，要弄清它的现状，探讨其成因，进而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了解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预测这些因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未来会发生哪些变化，最后在此基础上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讲，“实然”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就是根据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实际情况，研究其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方法与“应然”的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又并非绝对排斥，在“实然”研究中也要吸收“应然”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总之，档案学研究应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尽量避免采用单纯的逻辑推理方法，同时要结合档案学的自身特点，积极探索，不断创造出新的档案学研究方法。此外，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科学日趋整合这一有利的知识环境，大胆借鉴与引进其他学科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如系统科学方法、数学方法等，尽快建立与健全档案学方法论体系。
（三）内容创新。档案学研究内容的创新在不同的研究层次有不同的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层次表现为新见解和新观点，在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层次则表现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按照其对档案学的贡献大小，研究内容的创新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填补档案学的空白，直至建立一门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 它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别人未曾涉足过的档案学某一领域进行纵向挖掘或横向拓宽，并据此推出全新的研究成果（多以系列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出现）。这种研究一般都是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上完成的，或是以档案工作的某一环节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的，档案社会学、档案行政管理学、档案法学、档案分类学、档案利用学、档案统计学等分支学科的创建都属于这种情况。
2、补充、完善与发展前人的成就。 这是研究内容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几乎所有的档案学理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获得进步的。如关于档案的本质属性问题，最初大家只是比较笼统地认为档案是原始记录，20世纪80年代一些档案学研究者又进一步提出档案是原始性和记录性的统一。稍加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后一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更准确地指出了档案与其他文献的区别。档案全宗理论、档案整理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档案利用理论等也都是在历代档案学研究者们的不断补充、发展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3、修正乃至推翻别人的某一理论或观点。 它要求档案学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或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与别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理论或观点。
4、发明新工艺（技术、方法）或改进旧工艺（技术、方法）。 它要求档案学者针对档案工作操作技术方面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勤奋思考，刻苦钻研，研制出新的档案工作技术和方法，或对既有的落后的档案工作技术和方法进行合理化的改造，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和质量。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发明创新时常见诸报端，如“一事一卷”立卷法、档案字迹恢复技术、档案微波保护技术、档案影印出版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辅助立卷技术等。档案学研究者（尤其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档案学研究者）应积极开动脑筋，大胆设想，勤于动手，争当有心人，在平凡琐碎的档案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二
理论研究与科学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营造理论的“象牙塔”，更不是为了装点研究者的“门面”。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档案学者更必须紧紧围绕档案工作实践，并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档案学理论。唯其如此，才能使档案学理论永远保持鲜活、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它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指导、规范功能。然而，档案学的创新并不是对以往档案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和深化研究。
档案学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渐进过程，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当代中国档案学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学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各个不同时期档案工作实践经验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没有继承，档案学的发展便失去依托，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继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没有创新，继承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近年来，一些档案学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档案学理论将无用武之地。进而主张重构档案学理论体系，这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如果档案学理论真的如此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那么档案学也就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确实对既有的档案学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档案学理论并未完全丧失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既是我国档案工作的组织原则和管理体制，也是档案学界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总结、探索出来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它是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它，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所以，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建立市场经济，只要国家的根本制度未变，党政档案统一管理体制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他诸如馆（室）藏建设理论、档案整理理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等，也都经得起档案工作实践的检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它们加以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更不存在所谓的“过时”问题，如档案分类理论、档案著录理论、档案编研理论等，绝对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其合理性。即使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档案学思想及中国近代档案学理论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孔子提出的档案编纂“述而不作”等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既要积极支持并参与档案学的创新，努力探索出新的档案学理论，又要维护既有档案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这才是我们应持的科学态度。
在档案学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理论，以加快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步伐，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科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要向其他学科开放，而且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合作与交流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流动、合作、竞争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要求。档案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其他学科一样，最终也要汇入人类科学知识的海洋，为人类所共享。因此，我们在档案学研究中一定要保持开放性，善于从各国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中汲取有益的养份，做到为我所用。这是实现中国档案学与国际档案学界逐步接轨的必然选择，也是扩大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学界的影响，使之尽早进入外国档案学家视野的重要途径。
（合肥市，邮编：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