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异端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此本文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
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
一般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
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他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总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做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
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并非显而易见的，而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
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
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做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至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
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替代新古典主流的新型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做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中，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地位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
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截然相反。
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
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 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
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做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尼尔森(Nielsen,P.)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寻求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
最后需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政策指导上，它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和原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