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族的贸易关系网及社会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关系网论文,明代论文,效应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贸易关系网的形成及解脱
明代女真族的对内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包括与明朝政府、与辽东汉人、与朝鲜政府、与朝鲜百姓的贸易，女真内部的贸易以及通过明政府及商人做中介与江南丝织业的贸易等，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贸易关系网（见图示）。
贸易关系网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为核心形成的不可分割的、一环套一环的贸易关系。首先，我们把建州、海西女真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与明朝的贸易途径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朝贡、马市等形式进行的。建州、海西女真以貂皮、马、人参等土特产向明朝政府进贡，同时在京城贸易，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收益：一是明政府赏赐的江南丝织品，如绢、缎、纻丝，或以丝织品制作的衣物，如素纻丝衣、冠带、蟒衣等，这些物品深受各部首领的青睐；二是京城贸易中，女真人除丝织品之外还可获得铁器、生活用品等。辽东马市是女真族与明朝方面进行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在这里，女真人出售的物品主要是山货、皮货，明朝官商或汉族私贾携带苏、杭等地产的绢、丝、帛等贵重丝织品及大量的铁器、耕牛、布匹、衣物、粮食、器皿等生产、生活资料，投放辽东马市（注：《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卷“马市”，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6月出版。）。然后把女真地区生产的皮货、山货等土特产品带往其它地区销售，不仅为江南地区的丝绸制品在北方找到销路，而且也把女真地区的产品推向全国市场。明政府赏赐的丝绸制品都来自江南地区，当明朝断绝与女真地区的贸易之后，不仅影响了汉族富商大贾的生计，而且影响了江南丝织业的生产。有歌为证：“辽阳一失，商贾萧条，江南机杼之家，束手而坐。”（注：《九十九筹》卷1，转引自滕绍箴著《满族发展史初编》第16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这是一位经营布帛近40年的商贾，在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商贾萧条”，无事可做，所作的一首《辽东倡勇歌》，反映了辽东贸易断绝，江南丝织业皆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特别是与蒙古贸易中断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其苏杭各处织造，自供应袍服及赏夷缎匹外，大加减免，俟事平之日，仍旧照例。”（注：《三朝辽事实录》卷8，第47页上。）
“广宁失则市罢赏绝。市罢则土物皆归于废置，赏绝则老死不见金缯。”（注：《三朝辽事实录》卷7，第45页下。）
这是明朝官员在奏文中反映的江南丝织业的萧条情况，足见辽东市场是江南丝织品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女真地区的渔猎产品也通过贸易转销全国各地。明人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反映了辽东马市的繁荣景象。
“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眗。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廿里开宫廛。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做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注：《全辽志》卷6，艺文下。）诗中描写了市场的繁荣、各族人民互通有无的情景。各民族间的交易，由于语言不同，要靠译使来沟通。从女真地区输入的渔猎产品，经过汉族地区的加工，成为手工业品，再次投入市场贸易，各得其益。
因此说，明代女真族的渔猎经济与江南丝织手工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贸易关系网中，明政府从江南地区获得丝绸制品，通过赏赐，把丝绸制品转到女真人手中，带到女真地区，同时也把丝制品赏给手下的官员。从女真那里获得的马、貂皮以及人参等皮货、山货，明政府把马匹发放给军队，把貂皮、东珠等赏赐或分发给大臣及官员，供他们穿戴之用。如：“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注：《历万野获编》卷9，貂帽腰舆条。）
宫廷需用皮物的数量很大，每年大约需要貂皮1万余张、狐皮6万余张（注：〔日〕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同朋舍出版，第171页。），对于促进女真族渔猎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三，“野人”女真、包括黑龙江及后来的东海女真地区，是优质貂皮——黑貂的主要产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无法与明政府保持正常的朝贡关系，只能是“朝贡不常”。他们的渔猎产品（主要是貂皮）有许多是通过建州或海西女真投入市场的。他们用貂皮等皮货与建州、海西女真换取粮食、匹缎、布物等。
“其作室之形，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多储匹段、布物，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余张。鸡初鸣始起，终日舂米。隔一江，有他种兀狄哈持皮物贸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载二三驮而归矣。”（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0页。）这段史料反映的是都骨兀狄哈部的生活状况，其中的匹段、布物是通过贸易而来，是直接与明朝或朝鲜贸易，还是通过建州、海西女真进行的转手贸易，我们不能做确切的回答，但“他种兀狄哈持皮物贸米而去”，而是一种转手贸易。从“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余张”来看，其貂皮产量不低。建州、海西女真地区虽然也产貂皮，但质量不如“野人”女真地区。因此，建州、海西女真经常从“野人”女真地区易换貂皮，直到明代后期努尔哈赤兴起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斗争，引起东海女真各部的反抗，当努尔哈赤派人到那里贸易时，他们杀死前来贸易之人。后来，努尔哈赤派兵征服了虎儿哈等东海、黑龙江女真各部，这里的女真部族臣附于努尔哈赤，多次向努尔哈赤进献貂皮，《满文老档》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屡见不鲜。
其四，明代女真族与朝鲜的贸易主要有与朝鲜政府的贸易、与朝鲜百姓的贸易以及与朝鲜五镇的贸易。与朝鲜政府的贸易是通过向朝鲜政府进献土物，从朝鲜政府那里获得赏赐实现的。与朝鲜百姓的贸易是用貂皮等土产品和从明政府、汉商那里获得的丝织品等易换耕牛、农器、箭镞等。“初立互市之法，欲胡人和亲懋千有无而已。今国人利于贸易毛物，尽卖牛或以此物易彼之所得中原绫缎，至废朝尤甚。”（注：《朝鲜李朝实录》中宗五年正月庚辰。）
女真人把从明朝方面获得的江南丝织品，拿到朝鲜去换取牛畜等生产资料，扩大了江南丝织品在朝鲜的销售市场。“女真人这时朝贡的目的并非专为取得本身需要的消费品，也是想充当中间商人趸入商品。”（注：〔日〕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同朋舍出版，第227页。）这表明女真族从明朝汉区、朝鲜等地输入手工业品，已经不仅是单纯的生活资料，而且充当了转手贸易的商品，女真人从转手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
与朝鲜五镇的貂皮贸易是女真族与朝鲜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朝鲜五镇本来不是貂鼠皮的产地，却每年都要向朝鲜政府进贡貂皮。朝鲜内地虽有貂皮出产，但质量低下，不能满足进贡的要求，只能从女真那里换取，女真人则要求必须以耕牛、箭镞、铁器等才能与之交换。“上曰：前日议者云，貂鼠皮不产于五镇，故以牛马、农器易诸野人，请移定于内地，以此除弊。予下书问之。监司启云，内地虽有此物，不合进上。故必贸于野人。而野人非牛马、农器则不与之易，故不得不尔已。”（注：《朝鲜李朝实录》成宗二十五年五月丁亥。）“特进官李叔琦启曰：永安道五镇，贡貂鼠皮，贸于野人，以充其赋。所易之物非农器釜鬶则必耕牛也。由是我之农器釜鬶，悉为彼有。虽国家禁之，莫得御也。”（注：《朝鲜李朝实录》成宗二十年二月庚戌。）“废朝征敛貂皮，无有纪极。一皮之直，至一大牛。以此民生日困，牛马卖尽于胡人，稳城牛马见存者，仅四十余口。”（注：《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元年十月庚戌。）
为了貂皮的缘故，丧失了大量的农具、耕牛及铁器，严重地损害了朝鲜的农业生产。
此外，与蒙古的贸易是明代后期女真族重要的对外贸易活动。当明朝断绝与女真族（后金）的贸易，并胁迫朝鲜也不能同后金贸易（当然这种胁迫并没有完全禁止朝鲜与后金的贸易，但确实使这种贸易受到一定的限制）之时，后金统治者一方面通过武力恢复与朝鲜的贸易，另一方面多方开辟贸易通道，其中主要是与蒙古的贸易。
“是日往喀剌沁部贸易之人还，奏言：我贸易人为明兵堵截，三人被杀，所携财物，俱被掠去等语。”（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88页。）“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属下蒙古十人携带牲畜前来贸易。”（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4页。）双方互派商人，往来贸易，可见其正常的贸易已经开展起来，但这种贸易同样受到明朝的限制，“所携财物”被掠，就是明朝派兵所为。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挡女真人与蒙古之间的贸易。
纵观整个贸易关系网，其供需关系是这样的：建州、海西女真以渔猎产品与明政府、汉区进行贸易，换取丝织品、铁、牛、粮食等，然后用粮食与“野人”女真交换貂皮，作为以后朝贡或贸易的资本；同时，用渔猎产品以及从明朝获得的丝织品与朝鲜政府、百姓和五镇地区进行朝贡、贸易及貂皮贸易等。再从以明朝、汉区、朝鲜等地获得的生产、生活资料，提高本民族的生活水平以及投入到本地区的渔猎、农耕经济之中。在整个贸易关系网中，明代女真族是获利最多的一方。
二、贸易关系网形成的社会效应
明代女真族的贸易关系网是明代女真族对内、对外贸易关系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于一体的贸易网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1.贸易网的形成标志着明代女真族贸易经济的发展程度。它记述了朝贡贸易的频繁与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市贸易中民市与私市的公开化、贸易品种的增多、女真族商人阶层——做买卖的夷人的出现等女真贸易经济的发展过程。贸易越发展，女真族对贸易的依赖性就越大，对女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大。女真人渔猎经济的产品，本来是不具备商品价值的，只能作为女真族的衣食之源，通过贸易，渔猎产品变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可以换取达到较高生活水平的衣、食及农耕生产的工具。从女真人与朝鲜的贸易可以看出，双方的贸易是以貂皮贸易为主的。貂皮为女真人换回了耕牛、铁铧等农耕生产用具，也换回了箭镞等兵器和打制兵器的铁，提高了女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军事实力。建州、海西女真都有自己的贸易通道与内地的经济发生联系，“野人”女真则是通过建州或海西（主要是海西）与全国经济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因此，贸易经济是女真族的渔猎经济与全国经济对接的桥梁和纽带，为女真族封闭的渔猎经济打开了与外界交往的通道，为渔猎产品找到了市场，同时引进农耕社会先进的技术与产品，提高女真的生活水平，把女真渔猎经济纳入全国经济的轨道，成为全国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2.贸易经济的发展，在女真社会形成了链索式的经济机制。渔猎经济是贸易的基础，贸易的发展对渔猎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势必促进渔猎经济的扩大；而渔猎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女真社会组织，刺激了掠夺经济的发展；贸易经济的发展为女真地区的农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资料；农耕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只有通过贸易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同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农耕经济的发展，只有工具与耕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劳动力，掠夺经济为农耕提供了劳动力与耕牛，农耕经济发展，劳动力队伍急需扩大，又促进掠夺的发展。但是，贸易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女真经济对汉族地区和朝鲜等农耕区域的依赖，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缓慢，一旦贸易停止便会出现危机，这是女真地区农耕经济虽然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却仍无太大提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女真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是贸易经济发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3.明代女真族的渔猎经济通过贸易与江南丝织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促进江南丝织品北上，扩大了与朝鲜这个国际市场的贸易。在贸易关系网中，江南生产的丝织品通过明政府、官商、私贾之后转到女真人手中，又通过女真人的转手贸易，投放到朝鲜市场，这条贸易通道，我们姑且称之为一条“丝绸之路”，虽然与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作用相比，有一定的距离，但它毕竟是扩大了江南的丝织品在朝鲜的销售市场。
4.贸易关系网的形成，促进了女真地区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个贸易关系网的覆盖面积较大，以女真地区（主要是建州、海西女真）为核心向四外辐射，按照由远及近的次序，首先是促进了江南丝织业的发展，然后是促进辽东马市的兴旺，给汉族、女真族商人带来了较大的利益；貂皮需求量大增，促进“野人”女真渔猎经济的发展；将貂皮、明朝丝织品提供给朝鲜市场，受到非同一般的欢迎，这些林林总总的经济发展最关键的一点，是促进女真地区各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提高了女真社会的综合实力。
5.贸易关系网的形成，加强了女真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促进了女真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融合。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边缘地区，无论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贸易关系网的形成，使女真地区与其它地区的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吸收了较为先进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同时把自身的渔猎文化带往其他地区，出现了多个民族与多种文化并存互动的局面，赋予女真文化较强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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