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吸取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深得广大群众和干部拥护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① 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务必在三个层面上下工夫：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奠定思想基础；从具体制度和体制层面上，必须协调推进各种体制改革，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扫除体制障碍；从操作和行动层面上，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针，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措施保障。拙作仅从第一个层面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内在要求发展(经济与社会的一切发展)必须体现人民性，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因此有时我们把科学发展观称之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它回答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也不只是为少数人而发展，我们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这里，首先要弄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关系。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属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范畴，应改为“以民为本”，体现其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有的甚至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以后者来否定前者，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一种新的学说或理论的提出，不能从人的头脑本身去找原因，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即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提出以人为本的主张，是针对封建社会的以神为本而言的，以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反对封建的神道专制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针对“以物为本”而言的。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振奋的巨大成就，我国经济年均增长在百分之九以上，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已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必由之路，是振兴中华的明智之举。
但毋庸讳言，在发展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其中突出问题之一，表现在对GDP的盲目崇拜，片面地认为只要GDP上去了，其他一切就不在话下。这实际上是指导发展的“见物不见人”的世界观反映。实践证明，追求以GDP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不仅造成发展本身难以为继，而且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那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为少数人而发展，发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片面的，它只是衡量资本利益的尺度，不是衡量社会利益的尺度，更不是衡量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尺度。以GDP作为发展目标，只反映了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并不反映生产的商品被哪些人所消费。如高档轿车，豪华别墅，琳琅满目的各种奢侈品，对囊中羞涩的穷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总之，GDP只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反映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更不反映其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程度，因而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知，我们这里所讲的以人为本，其对立面是以物为本，以GDP为本，而不是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翻版。从执政的理念而言，这里所讲的“人”也就是“民”，以人为本，实际上也就是以民为本。关于这一点，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是十分清晰的。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不久，就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② 今年四月，胡锦涛同志访问美国时，在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中再次重申：“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段话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
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人民性，不仅回答了发展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又回答了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财富的享受者，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在他们那里生产的手段与目的是相一致的。发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切实保障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最终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根本做不到的，尽管当代西方的管理学也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倡人性化管理。但这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去年去世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享誉极高。他确有不少管理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他看来，“人是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勤勉和负责任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必须善待和尊重员工。但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目的在于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为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广大工人仅仅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而已，生产的手段与目的是分离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使劳动发生了异化，对工人说来，“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③
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发展如何做到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呢？最根本的必须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命根子”，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同命运、共呼吸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不是别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很多，有血缘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思想关系等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关系中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它直接决定不同阶级、阶层的本质，它直接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改变一个阶级、阶层、以至于一个人的命运，就得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一切革命，说到底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恩格斯说：“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④ 列宁对无产阶级的命运与所有制的关系讲得十分深刻，指出“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并彻底破坏了这一所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这里。首先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实际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⑤ 社会主义革命从本质上讲，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它比资产阶级革命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工人与农民所以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是发展经济社会的依靠对象、主体力量，就在于他们所依托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就在于他们生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丧失了，那么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将随之而改变，作为依靠对象也就无从谈起。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分析，我国目前存在10种社会阶层，按“占有各种资料”排队，工人是“老八”，农民是“老九”，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是“老十”。改革开放之前，工农群众是我们的依靠对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沦为扶贫对象、救济对象的弱势群体，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在所有制问题上要恢复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急于求纯，急于求成”的做法，历史是决不会重演的。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内在要求发展必须遵循客观性，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它回答怎么发展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不能凭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出发，而必须遵循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发展观。
在当代，我们发展经济和社会一切事业，必须从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顾名思义，包含着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初级阶段，我们的发展必须遵循这两大基本特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好，发展经济也好，都必须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这里不能不涉及到对发展私营经济怎么看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否认现阶段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又要防止不加引导的任其盲目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吸纳社会就业，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等等，从而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不能把发展私营经济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同起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主张“我们在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⑦“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号召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学习，利用他们的手来建设经济，“使资产阶级走我们要走的道路。”⑧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主张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53年就说过：“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⑨ 私营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和发展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度”就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活动范围和界限。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了“度”，事物的性质就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⑩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方面。因此，私营经济发展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不能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之相联系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建立一般的市场经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与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相结合，与以人为本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没有这些结合，是根本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消灭阶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些目标主要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不是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阶级的存在又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也必须热衷于生产力的发展。何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建设。
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客观性要求，必须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这为我们作出了典范。总之，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也是有前提的，不顾客观条件的发展，违反客观规律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发展，是给广大人民带来福祉的发展，是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邓小平也不是一味地讲只要发展就好，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发展。他曾说过：“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1) 很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发展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发展，而是要共同致富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内在要求是发展必须符合全面性，这是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回答怎么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键在于把握全面性，离开了全面性，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句空话。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要求，首先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要全面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而任何矛盾都是由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又称“同一性”)构成的，因而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全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不能迴避矛盾，掩盖矛盾，害怕矛盾，在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必要的积极的斗争，决不和稀泥，反对做只“种花”、“不种刺”的和事佬；同时又要重视矛盾统一性的作用，在斗争时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要求大同存小异，要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要自觉地维护团结和统一。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要求，还表现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人类社会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复杂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种要素组成的，社会的各种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横向的联系，又有纵向的联系，只有使社会的各种要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可能。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全面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12)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要求，必须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党所领导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辟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前人从没干过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付出不少代价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我们的改革已有20多年了，对之进行反思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能认为一提到反思就是对改革的否定。我想，如果邓小平现在还健在的话，他出于对人民负责也会进行反思的，在他的晚年1993年9月同弟弟邓肯的谈话中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3) 这段话看成是邓小平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也未尝不可。其实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理论和新的战略举措，这无不是对改革进行反思的结果。记得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讲过这样的话：“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这话说得颇有道理，我们对改革进行反思，不是就事论事，而主要是对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用科学发展观去进行审视，目的是为了更坚定地更好地推进改革。不少人认为我国目前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房改把你口袋掏空，教改把两老逼疯，医改把你提早送终。这些话可能言之过重。但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呼吁强烈，提案颇多。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也直言不讳地说，这方面的工作(还包括安全)没有做好感到痛心，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我国的医疗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列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整个改革都不行了。即使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是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也必须肯定，“非典”期间有的医务工作者还献出了宝贵生命。对不同阶段的改革、不同方面的改革应作具体分析，分析好大有益。走回头路，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贯彻，决不能动摇。
但是从中吸取教训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失误，有些甚至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才能使今后的改革沿着科学发展观的轨道向前推进。如果文过饰非，迴避改革中的严重问题，漠视群众的民生问题和切身利益问题，改革不能使95％以上的群众带来实惠，不仅会使改革失去强大的动力，而且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改革究竟成功与否，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而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由群众来检验，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
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先富与后富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在，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里只能是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必要也有可能。但是达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有个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又是绝对的。对共同富裕说来也不例外，总有一些人先富起来，另一些人后富起来。这是因为各人的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有的智力比较高，身体比较棒，工作能力比较强，家庭负担比较轻，发展机遇比较好……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这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有些人则不然，暂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现在还难以致富。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硬是要同时同步富裕，势必导致平均主义，共同贫困。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在致富道路上允许有先富与后富，并不意味着允许两极分化的存在，两极分化是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异化，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15) 可是，实际上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反映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出0.4的警戒线，而且呈不断扩大趋势。
如何缩小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抑制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实践证明不搞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们难以致富。但是市场经济不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结合，势必导致两极分化，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曾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状态。”(16) 只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典型，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那里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家家户户都是富裕户。
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靠国家的第二次分配上，更不能寄托在富人的慈善心上，而只能是靠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保障。这使我想起了1985年前英美两国的音乐家同时举行“现场援助”大型慈善音乐会，为非洲饥民筹集救济资金，感人场景至今还留在许多人的脑海中。20年后，多国音乐巨星再度携手推出人道主义援助音乐会，并振臂高呼解决非洲贫困问题，可是20年后非洲穷人变得更加贫困，就在于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保障。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有了城市以来，始终存在着城乡差别，要做到彻底消灭城乡差别，恐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在我国13亿人口中8亿是农民，城乡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也即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农村建设得如何，是举足轻重的，带有全局性的，我们常说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农民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就拿工业化来说，我国的工业化完全是靠农民的大力支持才化起来的。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推算，1953年至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取的总额在6000亿元至8000亿元，而截止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当时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上源于中国的农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牺牲。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推向城市和全国，这是功不可没的。不少土地被征用，用于基础设施，交通道路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有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其中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公共财力、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据统计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是1.84∶1，1994年是2.86∶1，到2005年则为3.22∶1，若加上城市的各种福利补贴，实际上达到6∶1，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城乡矛盾十分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为此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非常及时和必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但这不是对农民的恩施，而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向农民欠的债太多了，现在该是向农民还债的时候了。只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才能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解决城乡突出矛盾不应限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方面的明显差距也应予以解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指出，目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存在着严重歧视农民的现象，每九十六万农村人口才摊上一名代表，城市却不同，每二十六万城镇人口可产生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四倍，而农业大省的人大代表的比例还要低。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与农民的政治地位不高，缺少发言权不是没有关系的。
此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当代与后代、人与自然等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从科学发展观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内在要求中，阐明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体现了发展必须符合人民性，遵循规律性，把握全面性。其间贯串着一条主线，出发点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归宿点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与“见物不见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形态。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单行本，第3页。
②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4月5日《人民日报》。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年版，第4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110页～111页。
⑤《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第3版，第122页～12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⑦《列宁选集》第4卷，1960年第1版，第651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1960年第1版，第639页。
⑨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33页～43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11)《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1364页。
(12)《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1页。
(13)《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136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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