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历史与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弘扬中国精神，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离不开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既提供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极为重要，“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①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紧密伴随、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两者既相互促进又密切联系，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将这样两个论题衔接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并非从其诞生就传入中国进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的。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欧洲诞生，但是，这时的中国还刚刚步入近代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完全没有了解；19世纪下半叶，当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显现其科学价值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刚刚开始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寻求革命的道理。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造成了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理论需求的十分迫切和理论准备的严重不足。 184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使中国的旧经济、旧政治、旧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是中国开始产生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启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70余年间，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包括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他们进行的洋务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用西方的宗教思想作为反对满清统治的斗争武器；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变法维新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武装起义实现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也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企图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所有这些努力，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十月革命使俄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与之相反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处于资本主义列强奴役下的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深刻的同情；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主要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到开始向俄国学习，并逐渐认识到应该“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俄国，预示着中国新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化的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又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并集中体现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使之具有极大的世界性意义。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种实践性特征，与中国文化历来主张的“入世”、强调“经世致用”的特质又是相似和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与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恰是因为过去的向西方学习未能满足当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而又在客观上准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条件。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而且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注入了强大动力。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③。五四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④。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从党的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确立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政策，到党的四大以后逐步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起步，并取得明显进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了以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为主要对象的国民革命。孙中山先生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包含了反帝反封建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并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⑤。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⑥。与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对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相适应，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虽然已经开始，但却未能实现大的突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突破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农民，成功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许多新的复杂问题，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外国革命经验和上级的指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也由于在党内教条主义者一度占统治地位，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存在着想问题、办事情从“本本”出发的错误倾向。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步入健康轨道，并形成了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显著标志的中国革命优秀传统文化。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政府在文化问题上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一样，都奉行专制主义的政策，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化人也曾支持“文化剿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⑦。在此期间，“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论”“充分世界化论”等论调的出场与退场以及新老教条主义的破产充分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引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就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并获得成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破了十月革命的模式和经验。以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各方面都有所进步。“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⑨然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1939年3月，国民党公布了含有“限共”内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通过篡改和歪曲三民主义、“儒化”三民主义，扼杀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其系统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与之相呼应，国内思想文化界则“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⑩。国民党顽固势力对三民主义的“儒化”，则使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陷入了新的困境。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共产党人发起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围绕“三民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也是当时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重大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为从思想理论上回应各种挑战，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纲领性的重要著作。继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后，明确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1)。《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许多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与如何认识三民主义、如何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相联系的。正如毛泽东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12)。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了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又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制定了指导中国革命健康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重要奠基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3)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理论成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纲领，既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又为以延安时期文化建设和延安精神为标志的革命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基础。毛泽东还曾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此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文化建设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地将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繁荣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创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推进 1957年夏天特别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正确轨道，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以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被看作所谓“黑线”的产物，党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文化”被完全政治化。当时对所谓“封资修思想文化”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对我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成果的否定，并使党和国家更加陷入封闭僵化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0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既是一个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又是一个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在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上，邓小平也主张采取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划清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从而使之得到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邓小平是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坚持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实际等问题，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并提出了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他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对其含义、内容作出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5)的方针，不仅指明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也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面向现代化，就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面向世界，就要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向未来，就要正确处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这实际上已经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最主要的表现，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模式的突破，也就是从伦理本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大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伦理本位型”以至“政治本位型”的文化，使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发生的深刻变革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改革不断深入、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相互伴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6)。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相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要思想，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丰富和深化，鲜明回答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17)。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其理论根据，又可以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变化中去寻求其现实依据，也可以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承发展中去揭示其文化底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创造性的转化，而其实现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去引领这一转化、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去实现这一转化。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8)。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作出顺应时代的变革与完善，更是在前人没有的条件下从无到有的新的创建。这就要求人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套照用。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既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认识这条道路的深厚文化土壤，更要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将“自信”分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相联系，进一步彰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又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的高度自信。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9)的庄严昭示，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表明了党对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坚定自信。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又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它充分证明：中国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其在“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中的创造性转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谈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没有实际意义。 注释： ①《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杜，1991年，第66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4、70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6)《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1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标签：毛泽东选集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毛泽东论文; 孙中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