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党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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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不仅能从容处理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能使整个国家政治真正成为一种自觉。
研究执政党的政治哲学，就是实现这种“自觉”的必要的理论建设。本文对此作一探讨。治国先治政，治政先治党，治党必先明确党的灵魂，党的灵魂就是党的政治哲学。
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不是关于党的性质、纲领、宗旨、路线、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集合，而是由此决定的党的整个政治思想的浓缩与升华，是其整个政治体系的性质、功能与立场的哲学抽象与表述。这种表述必须简明、确切，既能揭示本质，有强大的生命力，又要体现民族性，符合我国特有的政治认同心理。
在我国的历史中，有千百次农民战争，数十姓王朝覆灭。但这都不是新生产关系因素不能为旧上层建筑所容纳而引发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统治与被统治集团的矛盾一次次积累、激化的结果。因此，官民关系便构成了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
民本，就是解决官民矛盾的一种明确态度。如何待民，这是政治中的永恒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本思想虽历经数千年的沉浮荣辱，但终未泯其固有的价值。
传统社会的民本，或是由于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或是出于维护统治的实用主义，或是由于政治直觉的经验主义，或是由于“内圣外王”的道德主义，所以，从理论形态上讲，它是零碎、浅狭的；从实际运作上讲，它是粗陋更是有限的。历朝历代，民都没有也不可能居于社会政治之本位；民本都没有也不可能被贯彻到底。
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中国共产党。
我党从建立起，“人民”的概念就一直处在其政治思维的核心位置；人民始终是我党的出发点和归宿。70多年的历程表明，党在执政前的全部追求就是主权在民，执政后的最高原则就是以民为本。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国家主体人民性的真正确立；执政中，党也在不息地追求之。毛泽东不仅缔造了人民政权，而且为追求这种人民性的真实性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邓小平“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江泽民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
这些观点早已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学者们在探讨价值观真谛、挖掘腐败行为根源、总结兴亡教训的时候，最终都能在民的问题上取得高度一致；能否真正以民为本，已成了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评价、政治参与、政治选择和政治支持的根本依据。
据此，如果对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以及人民的愿望要求进行高度地抽象，对我国政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加以深刻地沟通，对传统民本思想予以辩证地扬弃，并置换其原有的阶级内容，那么，我们就可尝试把我党的政治哲学表述为新民本主义。
确立起党的政治哲学，就能使我国政治各个方面的共性本质得以聚焦，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光源，以反照政治生活的任何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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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不是“民惟邦本”的简单缩写，而是对一切重民宽民保民贵民等传统思想的概括。民，就是百姓，就是与统治阶层相对应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总和。本者，根也，表示时间上的源头和空间上的基底。民本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指民之于政治如同树根之于树木。所以，为政当以民为本。这在君本或官本的专制社会里更显得可贵。
但民本思想在其艰难的对象化过程中，虽然造就过一个个“盛世”，却终究未能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瓜分豆剖”的命运。其主要原因是理论上的肤浅、与政权性质相左以及缺少自觉的行为主体。然而，这些历史性条件在传统社会里是远不具备的。
历史性的条件，深藏在历史的过程中，要它起作用，只能由历史本身去挖掘。
新民本主义产生于新时代，她与旧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有三：第一，新民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传统民本思想之所以肤浅，是因为它以泛灵论和历史唯心论为哲学基础，认为重民保民乃天意使然，倘有悖逆，天必降祸于之；贤德君子，为众生所期，故应体恤子民，兼济天下。而唯物史观则认为，以人民为政治之本，既不是上帝意志，也不是贤良恩赐，而是由人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所决定的。人民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创造了全部历史，理应成为历史的真正主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实现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因此，人民主宰历史的具体方式就是主宰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从这些观点出发，必然要得出以民为本的推论来。
第二，新民本主义的政治载体是人民政权。传统民本思想是以私有制条件下的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这种性质的政权，在本质上并不具有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相反却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猎物。而新民本主义则是以公有制条件下的人民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这种性质的政权，无论在政治法理上还是在政治结构上，都决定着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以人民为国家政治之本，这既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也不是某种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全部现存政治关系的内在要求。
第三，新民本主义的行为主体是共产党人。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是以帝王为中心，外加皇族、外戚、宠妃、宦党以及通过察举、品状、科举、捐纳等途径遴选的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种主体成分和体系构成，在专制法统下，其行为必然是维护和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当官发财，只向帝王负责，而不会向人民负责。这在本质上与民本主张是冰炭不可同炉的。而新民本主义则是以共产党人为行为主体的。这个主体具有坚定的信念、高度的觉悟和铁的纪律，在本质上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维护和谋求人民的利益。这正是民本思想对主体的最高要求。
据此，这里的民本主义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为新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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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国家政治之本，这是共产党、人民政权以及唯物史观的共同本质要求，因此，我们才将其上升为政治哲学。
这一政治哲学的确立，绝不仅仅是对以往行为号召的重复强调，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党的基础理论建设任务的艰巨和空间的广阔。但新民本主义意义的真正实现，又远远不是理论本身所能解决的，而必须将其再上升到新的具体，并通过以下三个环节体现在实际运行中。
一是路线政策。实践证明，路线和政策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新民本主义向实践的转化必须要通过路线和政策。它要求在制定路线、政策直至具体目标时，必须集中体现人民的最高、最根本的利益。各级政权组织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必须据此找出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利益的最佳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十分具体的目标系统，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实现之。
二是体制制度。政治哲学必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当中；任何一种制度体系都是一定政治哲学的“物化形态”。新民本主义要求，整个制度体系的建立、调整和运行，都必须体现人民本位这一主旨，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辅助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的建立都应是这样，对制度的执行更应是这样。她在制度层面确立得越牢固，就越具有充分实现的可能。
三是主体行为。主体行为是最基本的政治运行单位，是治乱兴衰的关键，也是中国政治的难点。路线和政策的主旨，体制与制度的功能都要落实到主体的行为上；每一种政治哲学最终只有通过主体的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新民本主义作为我党的政治哲学，她凝结着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共性本质，因此，必须要通过思想、教育、制度与法纪等一切必要的激励和约束的手段，来确保其掌握党和国家各方面权力的主体，在行为中必须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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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本主义的指归主要有三：
1.强化公职主体建设。我党掌握着各级各类权力，支配着巨额财富，担负着强国重任，是全部社会公职的主体。所以，邓小平讲，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石就是实践，而任何实践都是主体的实践。古人讲慎独、德治、修身、正己；现在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等，都是在强调主体的重要性。
以往我党取得的辉煌业绩都离不开主体，同样，当前潜伏的各种危机也大都缘出于主体。严重的贪污腐败，蜕化堕落，国家财富巨额流失的根源在这个阶层；由管理不善而造成惊人亏损的责任在这个阶层；践踏法律、欺上瞒下，不负责任、悖逆公理等现象也多出于这个阶层。所以邓小平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也讲：“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可见，客观上作为党和国家的否定因素主要还是产生在主体这个阶层。
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不是出身、贫富，而是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对主体而言，最关键的还是思想意识、世界观和政治观问题。同样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与陈伯达就有本质的区别；同样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李润五与王宝森就是正反迥然的典型。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主体自身的思想意识和品质修养的问题。
新民本主义作为党的政治哲学，就是要通过理想信念的确立、政治立场的坚定、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等途径，真正掌握行为主体。同时，还要借助于制度体系和法纪原则等，来确保主体建设目标的实现，以期恢复国家主体人民性的真实性。
主体队伍过得硬，我们就能经得住任何考验和挑战；就有胆量也有条件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也有胆量有条件强化社会内部各方面的管理，使整个国家纲纪得振，风化得醇，实现既定的目标。
2.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社会意识系统，可直接操纵与调控人们的社会行为。主体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外化在社会层面的道德水准下降、实用主义横行、是非标准颠倒、正不压邪以及愚昧、迷信大肆蔓延的现象，其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价值体系的扭曲和混乱。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在整体上统摄民众精神的社会价值体系。
为什么人的问题，历来都是价值体系中的根本与核心的问题。政治体系作为社会运行的制导系统，其政治哲学必然能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中起主导与核心的作用。新民本主义对于价值体系中的一切根本与核心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因此，以新民本主义为核心来构建当代我国的价值体系，必能在理想、信念、人生观、义利观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折射出进步、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
确立人民本位的价值观，是荡除污浊、强调理性、促进文明的起点，是凝聚国人的基础，是不同利益不同观点得以沟通的前提。里根曾说，美国如果控制了中国市场，可再繁荣十年，如果通过输出价值观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可再繁荣一百年。可见价值观的重要。现在很多东方国家正在抵制美国的价值观。如果以新民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得以全面确立，那么她将在整个华夏文明圈内产生足够的影响与感召，并与之取得幽深的默契和伟大的认同，甚至具有超出地缘和文化的意义。
3.铸造理想的政治模式。当代竞争，说到底是国家模式的竞争。敌对势力百般遏制我们的真正动机，就是怕我们的模式使他们失去昔日的辉煌。新民本主义要铸造的理想模式主要表现为三个统一：
（1）从模式功能上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曾被喻为魔鬼与天使的冲突，是个无解的世界难题。因此单从概念和理论上去探讨，已属无谓的跋涉。出路应从模式上去找。张鲁开过“粥肆”，洪秀全建过“太平天国”，欧文搞过“合作新村”，我党办过“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侧重于对公平的探索，结果都失败了。
发展生产，提高效率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是我党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共识。但搏杀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主要追求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公平。虽然对这种意识的落后面不能迁就，但它却表明：国人对不公平的承受力是十分脆弱的。
新民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是要通过主体的全部努力和制度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总量，效率第一，兼顾公平；一旦公平对效率构成威胁，则以公平为首，但决不抑制效率；以公平促进效率，在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对于无法避免的不公，可在另一方面给以补偿，使公平与效率在动态的过程中，统一于新民本主义的理想模式。这方面，国外的新加坡、国内的张家港和南街村，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2）从模式结构上要实现优秀主体与先进制度的统一。 经验教训表明，对主体和制度的任何偏废都会酿成恶果。理想的模式结构，必须是在人民本位的基础上实现主体与制度的完美统一。这个制度就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主体就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
先进的制度必须能吸纳足够的社会精华并将其锻造成优秀的主体；优秀的主体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驾驭好这个先进的制度。两者的完善统一，便可使制度功能与主体能量得以充分发挥并化生成一种伟大力量，通过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运用一切手段，动员起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和热情，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实现获得切实的保障。
（3）从主体条件上要实现“职员”与“雇员”的统一。 专制社会，权力私有，当官发财，事有必至，所以公职人员属专事营私的“官吏”；法制社会，各方利益关系、政治运行原则都“定格”在法律上，公职人员照章行事即可，所以属机械奉职的“职员”；人民主权的社会里，公职人员是受人民委托来执掌权力的主体，因此不能贪婪地营私，也不应冷漠地供职，而应全身心地为民办事，所以是崇尚奉献的“雇员”。
我们的法律制度集中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公职主体必须首先是个合格的“职员”，但仅此还不足以体现人民政权的性质。因此，理想政治模式所需要的主体，必须是以“职员”的标准为前提，以“雇员”的标准为目的，导之以德，齐之以刑，两者在施政中实现统一。这样才能为理想的模式培育出优秀的主体，我们的政治才能真正开始成为一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