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日本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地区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出发点，也是长期以来日本地区外交的重中之重。从各个方面看，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都无与之比肩者。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外交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个有力的证明是2003年东盟10+3首脑会议刚刚落幕，12月11～12日，日本和东盟便在东京举行了特别首脑会议，显示了日本和东盟国家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日本外务省官员称其为“历史性首脑会晤”。回顾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过程，不能否认日本成功举办这次会议有其顺理成章的成分。
一、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回顾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日本的内政、外交处于美国的操纵之下。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日本才正式步入世界外交舞台。在冷战格局下，日本只能把目标定位在地缘相近、有着广泛市场和廉价原材料的东南亚、南亚国家。
1.“福田主义”的象征意义。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以“战后赔偿”为突破口，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蹒跚上路。经过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相互妥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与准赔偿是以产品和劳务形式支付的。通过这种形式，日本于50年代后期成功进入东南亚市场。60年代以后，双方经济关系更加密切。日本不仅对东南亚的出口迅速扩大，资源、能源的进口也大大增加。日资企业、合资企业相继开办，并投资开发马来西亚的铁矿、泰国的锡矿、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菲律宾的铜矿等。岸信介1957年两次出访东南亚、南亚国家，成为战后首访两地区的日本首相。在推进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同时，日本在政治上作为“亚洲代言人”的地位得到巩固。日本变赔偿为经济外交手段并获得了成功。
以1967年8月8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发表《曼谷宣言》为标志，东盟作为亚洲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正式登上世界舞台。此时的日本已相继超过英、德，成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具备了独自开展经济外交的雄厚实力，与东盟的外交在向经济关系倾斜的同时，政治与文化关系也开始得到加强。70年代佐藤、三木、田中内阁也都在处理对东盟国家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方面加大力度，由政府到民间，从贸易、投资到“政府开发援助”，东盟在日本亚洲外交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
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越战结束，美国撤离印度支那，东盟在地区的作用日趋明显，也给日本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76年福田纠夫借东盟成立10周年之机率团于1977年8月遍访东盟。在马尼拉，福田发表了《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强调：（1）坚持和平路线，不做军事大国。（2）在广泛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3）积极提供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三条通称为“福田主义”。
“福田主义”一是标志着日本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成功与调整，由注重“赔偿”、贸易、援助为中心的“经济外交”向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转移。二是标志东盟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整体力量增强。东盟成立后，经过几年的调整，外交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增强。1971年11月，东盟第一次外长会议召开，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表示对外“用一个声音讲话”并谋求中立；对内强化经济合作与发展。东盟作为统一、独立的整体力量第一次明确地显露，自然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
2.80年代中期对东盟外交的调整。日本调整对东盟国家的外交目标，可概括为“经济合作继续、政治关系加强”。80年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区域化成为热门话题。日本重新审视其地区和世界战略。“正如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西德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别关照一样，我国对太平洋地区各国给予特别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我国已具有仅次于美国与西德同等的经济力量”（注：《大平正芳》，中国青年出版社年，693～694页。）。环太平洋合作设想呼之欲出。凭借六七十年代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成果，配合日本大国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得到发展和加强，贸易额在1985年达到635亿美元。东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经济实力增强，在地区外交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日本调整与东盟的关系定位显得突出起来。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平、铃木内阁时期，日本外交的调整态势便已初见端倪。中曾根上台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愈加凸显，东南亚作为日本外交根基最巩固的地区，成为80年代中期日本亚太外交的重中之重。竹下等历届内阁也都重申：尊重东盟的主导精神、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做军事大国。
80年代中期，日本调整与东盟关系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一方面越南在原苏联支持下与中国对抗，并干涉柬、老两国内政，谋求建立“印支联邦”，激化了越中、越柬矛盾，也使地缘相邻的东盟各国深感不安，东盟国家积极寻求与美、日加强关系。双方的相互需要，使得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政治色彩一度超越经济，给人以成为政治上“平等伙伴”、经济上“相互合作”关系的印象。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3.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新趋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导致日本再次定位与东盟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救场”的希望以及日本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使日本重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对东盟外交中的分量。日本重新检讨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地位和作用，以确保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继续充当亚洲经济的“主角”，配合实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大国”目标。
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在提供支援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旨在建立由日本主导下的亚洲经济、金融秩序。尽管日本的建议未被各方接受，但东盟在日本亚太外交与世界战略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减弱。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访问了东盟几个主要国家。在新加坡，小泉发表了题为《东亚中的日本与东盟》的演讲，并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共同签署了日新自由贸易协定，提议同东盟国家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联盟。小泉在新加坡发表激情演讲，目的是向东盟传送一个信息：日本一如既往重视与东盟的友谊与合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日本与东盟关系进入成熟阶段；双方继续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使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
二、影响日本对东盟外交的不利因素（注：《每日新闻》2002年1月15日。）
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制约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它影响着日本地区主导权的巩固与优势地位的重新获得。日本对东盟外交的不利因素当有如下几点：
1.美国因素的制约。日美同盟严重制约着日本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处理亚太外交上，日本要在美、亚之间寻找平衡点，防止美国产生疑虑。日本地区战略之所以缺乏连贯性和明确性，主要也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限制。美国一方面需要日本在基地、资金、技术、人员方面的合作，希望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不愿意看到日本有朝一日会主导东亚事务，削弱甚至排除美国的影响力。
目前，美国集中力量对付恐怖主义，日本的协助作用不可或缺。但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日本排除美国因素，自作主张的局面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涉及地区战略与安全利益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小泉在发表政策演讲时特意提到了美国，称“美国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进一步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小泉不说同东盟国家成立“经济区”，而是建立超越历史文化、民族传统，在经贸、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紧密协作的“共同体”。日本一再强调这个共同体是包括日本、东盟、中国、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在内的“扩大的共同体”，原因也在于消除美国对日本主导地区事务的担心。
2.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的紧迫任务是加强区域合作。但东亚地区除了日本与新加坡于2002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外，其他国家大都还处于研讨与谈判阶段。包括东盟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与日本探讨经贸合作以及自由贸易问题时，都绕不开农业和农产品问题。想让日本开放农业市场，非常困难，几乎成为谈判的一个死结。日本与新加坡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几乎不存在与日本的农产品争端问题。可以设想农产品问题将继续成为日本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以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为主的国家达成协议的障碍。日本的工业制成品在东盟地区的市场份额一直处于压倒性优势。如果日本继续抱着农业市场不放手，东盟是很难接受的。日本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制定的对农业的保护政策，似乎一时无法改变，那么东盟国家希望打开日本农业和农产品市场也只能是旷日持久的期待了。
3.东盟国家对日本仍存戒心。其一是历史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每当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时，总要发表政策演说表明其“诚意”。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做手脚，在修改和平宪法、海外出兵、强化军事方面不断突破，东盟国家的疑虑是自然的。
其二是现实因素。日本在东盟各国外交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日本过分看重自己的重要性。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劝说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小泉首相却表示拒绝。但在时隔不久的东京峰会上，日本加入了该条约。对于态度迅速变化的解释是，东盟国家有强烈要求。这种自视清高的态度，降低了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一些东盟国家明确表示了不满。
其三是未来因素。在各大国纷纷把“绣球”抛向东盟之际，东盟也在加强内部的整合。东盟希望构建以其为核心，包括中、日、韩3国甚至印度在内的，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东盟希望自己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一个为各方所看重的角色。东盟也充分利用各大国间的矛盾，巧妙开展经济外交。由于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为邻，又与美国的亚太利益密切相关，东盟在经济外交上握有一把好牌，它似乎可以游刃有余地谋求它所期望的结果。
4.中国崛起带来竞争压力。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中国和东盟提出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意味着，在被认为是21世纪课题的“亚洲统一”中，中国将掌握主导权（注：据人民网日本版消息。）。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尽管日本与东盟同时签订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但从总的局面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则瞻前顾后，被中国甩在了后面。从经济角度而言，一直试图在亚洲建立“日元经济圈”的日本，不愿失去东南亚这块战略要地；从政治角度来看，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争取东盟10国的选票，其意义不言而喻。
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戒备和嫉妒心态，这将制约日本的发展，并使东南亚国家顾虑重重。最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小泉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批评：“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注：山泽逸平：《亚洲太平洋的地区主义与日本的战略》，[日]《国际问题》2001年5月，4页。）。但愿这种明智的呼声能够使日本的政要冷静下来，从对抗的心态下走出来，以一个大国的心态处理国际事务，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可能选择
1.坚持“泛亚主义”，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浪潮，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主要地区的区域合作与集团化均已成形。而东亚国家在经济区域化、贸易自由化方面明显落伍。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强国，受到普遍关注与期待。日本意识到经济因素在与东南亚国家外交中的重要性，其亚洲外交向经济领域回归成为必然趋势。
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后加入西方列强队伍，栖身西方富国俱乐部，但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立足地区、称雄东亚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都将是其与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在区域主义、区域合作呼声日高的新形势下，日本以其仍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管理水平，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起积极作用，这一进程将大大加快。日本政界、学界、财界的有识之士已发出呼吁，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对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小泉内阁也表现出积极的迹象，要推动地区合作。小泉首相在新加坡的演讲中（注：小泉首相的新加坡演讲，见《每日新闻》2002年1月15日。）提到“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加强合作，将成为建立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中国要对地区合作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对此表示赞许。拥有丰富人才和巨大经济潜力的中国将会对这个地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2.拘泥于双边框架，对地区合作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尽管日本表现出赞成区域合作的姿态，参加了10+3框架合作，但总体表现比较被动。其原因：一是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停滞，缺乏活力。日本的农业是弱势产业，长期受政府的特殊保护，因而日本的农业阶层和农村地区是自民党的重要“票田”。实现与东盟乃至中国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必然使大量廉价质优的农产品涌入日本市场。日本曾就香菇、大葱、蔺草席的进口问题，与中国“红脸”。日本有专家预示，如果与东盟开展自由贸易，矛盾与摩擦的程度绝不仅如此。二是主观上日本缺乏明确而连贯的地区政策；“脱亚入欧”的思想根深蒂固，一切惟美国马首是瞻；过去的成功带来的优越感作祟，不愿与后进者为伍；危机感与忧患意识使然，惧怕中国等地区其他力量带来威胁。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势必影响日本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希望通过先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合作，确立优势地位，使中国从属于日本主导的地区秩序。事实上这种如意算盘已经很难打成，中国在与日本合作无望的情况下，已单独与东盟开始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即是一个佐证。
笔者认为，在地区合作方面，日本会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即以逐步推进双边合作的形式，既封住政府对区域合作不力者的口实，又迎合各种“威胁论”者的口味。事实上这种进一步退半步的做法，显然与区域合作的潮流相违背。
3.以日美同盟为掩护发展军事实力，企图独霸东亚。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东亚霸主地位。随着经济力量的膨胀，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随之确立。而政治大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难以实现。日本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以种种借口增强军事力量。目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大国，其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以日本民族“好战”的不良记录，其危机感的极端发挥，将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
虽然二战结束已将近60年，但日本对待侵略战争的反省态度始终没能让周边国家感到满意，加上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到处煽风点火，鼓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严重破坏了地区和谐的政治气氛。
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机制，在法律上完备、实力上具备并已实现了走出国门的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也不能不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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