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民营企业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在计划经济下，由于政府掌控了资源的配置权，企业能否获取资源及产量配额主要取决于与政府当权者的关系(Szelényi，1983)。所以政治条件是创业成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环境支持的企业将不可能成长(Aldrich，Wiedenmayer，1993；Bird，1989)。在分权的市场交易中，交易的规则是由出售者与购买者决定的，这为企业家与企业提供了发现新市场的机会及利润最大化的机会，权力的中心由政治向经济转移(Nee，1989)，如此就提高了组织能力的重要性(Saloner et al.，2001)。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形成而消失，许多组织研究文献表明，在那些促进创业活动和价值创造的诸多环境因素中政治因素是重要因素之一(Boubakri et al.，2012)。Boubakri el al.(2012)的研究发现，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作用受到了国家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积极贡献是存在的。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和政府间基于GDP的竞争诱使了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一旦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管理地方社会经济事务的优先权，且又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则它们必然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与政府建立关系就自然成为各类企业的重要战略之一(杨其静，2011)。当然，政治关联对企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Fan et al.(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活动具有多样性，其角色具有多重性，不仅要在政治关联与创新投入之间进行选择，还要考虑到是否要采取破坏性生产活动(Baumol，1990)。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政治关联将如何影响到企业家的投资决策?是更加倾向于将资源投入于研究与开发等创造性生产活动，还是将资源投入于法律、社会制度和习惯所限制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如寻租、关联交易等)?陈爽英等(2010)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研发投资倾向、研发投资强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政治关联甚至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尤其是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掠夺效应更为明显(潘红波，余明桂，2008)。但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到企业家的投资决策行为，最终是促进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还是遏制了企业的成长，这一问题目前仍旧没有找到明确答案。一个可能的猜想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其他情景因素的制约，由于这些因素还没有揭示出来以至于出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比较明显、政府委派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到国有企业可能是因为要他们承担和履行政府的社会功能(Fan et al.，2007)等等，那么这些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投资决策活动的差异性又将如何影响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
二、现象与理论假设
1.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比较
本文通过以下指标测量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①技术人员比例，即企业技术人员与总员工人数之比；②人均专利技术，即以企业年度内申请专利数量与技术人员之比进行衡量。专利技术总量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公布的信息查找到的各个样本企业的专利技术，包括了企业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将这些专利数累计加总后得到专利技术总量；③无形资产比例，即以企业的无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进行测量。本文选择了以下四个指标对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进行测量：①关联交易额；②关联交易次数；③证监会公开处罚次数；④证监会公开处罚金额。这些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其中关联交易额、证监会公开处罚金额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本文以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的政治关联之和进行衡量。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在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的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在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①就企业的政治关联而言，本文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5)，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与渴望更为明显。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②民营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比重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民营上市公司的人均专利数也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这就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创造性生产活动。③民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次数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民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额也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破坏性生产要低于国有上市公司。
所以，控股股东身份的不同最终会影响到企业政治关联的培育动机、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的选择。如果没有将研究对象加以区别对待(Saloner et al.，2001)，尤其是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区分出来(Fan et al.，2007)，这就势必会影响到结论的稳定性，也就无法确定政治关联与企业的价值创造或破坏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稳定的规律关系。
2.理论与假设
(1)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Faccio，2006)。企业家往往通过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等活动以达到与政府官员结识，从而得到政治保护并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张建军，张志学，2005)。然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政治关联的建立和维护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不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资本，其目的更多地是为了获取企业的社会合法性以及政府的支持，为企业发展谋求更多的保障和机会(潘红波，余明桂，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因此，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纯粹是以获取各种资源为核心的经济目标导向，而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则相对复杂，既有经济发展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职能，甚至是出自管理者自身的行政职位升迁之动机。
第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培育政治关联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家往往通过担当政府官员、加入党籍、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政治参与的方式以获得政治资本，这种身份转型的过程是民营企业家从政府的“圈外人”到“圈内人”转变的过程，但此身份的构建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才可以获得政府的认可。比如Shleifer and Vishny(1994)认为企业家只有向政治家支付了足够的寻租费用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支持；Hellman et al.(2003)基于政府俘获理论分析发现在转型经济国家企业家需要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好处或贿赂以便让政府制定和实施于己有利的政策；民营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期参与社会慈善也是获得政府认可和构建政治关联的一种策略(梁建等，2010)。但所有这些方式都存在较高的政治关系构建与培养成本。而国有企业原本就属于政府的“圈内人”，圈内关系的建立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投资成本要相对低得多，其构建政治关联的基础和优势要远大于民营企业。
第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途径和方式，大多数是依靠民营企业家本人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者与某些特定官员的私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的建立会随着政府官员的变更而发生改变，所以关系呈现出脆弱性或不确定性。而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一旦建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和确定性，受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原因(如更换)而断裂的可能性较小。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存在本质的差异性，这势必影响到它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即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以及最终的经营业绩都将由于企业控股股东的不同而使得政治关联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2)政治关联对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的影响。由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成本动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以至企业对创造性生产活动投资的程度也将存在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旦拥有了政治关联，更可能会降低对创造性生产活动的投入。这是因为：
第一，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需要高成本地培育。为弥补此付出就必须充分地利用政治关联以获取各种有价值的资源，于是诸如土地购置等资源获取策略成为上策，采取快速的游击战略以及做好各种短平快项目成为绩优战略(Tan，2001)，而对投资回报时间较长、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活动和组织能力构建活动的依赖则减少了。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家们追求的是机会而不是关心当前的资源与能力的培养(Bird，1989)。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政治关联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管制约束下的资源，比如低息贷款、免费土地，那么它或许会减少在创造性生产活动中的各种财务资源与管理资源的投入(Kornai et al.，2003)。并且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多，意味着他们获取短平快投资项目的途径与空间越多，机会来得也越快越容易，这种背景下的民营企业进行创造性生产的动机反而更低了。
第二，由于所有制歧视性管制的存在，维护政治关联成为民营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的批准过程中得到经办人员的庇护与照顾，确保快速过早地进入新市场(耿新，张体勤，2010)。且在经济转型时期，许多空白的利基市场开始形成，此时企业家的关键活动主要是与不同的市场建立关联、解决市场的不足，如此就要采取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这一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验证，比如张敏和黄继承(2009)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这就表明在获得足够市场信息和市场准入的前提下，建立广泛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多元化获取机会而不是通过创新活动以提升企业竞争力；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可能性。而企业对政治管制约束的资源的过度依赖则会对创新文化产生负面的影响(Shen et al.，2011)。
第三，创造性生产活动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是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这种投入不会自动地快速地导致新产品的开发或高额的财务收益回报。民营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是更为典型的风险规避型组织(Gomez-Mejia，Wiseman，2007)，因为企业主更加关心其社会情感财富(social-emotional wealth)等非经济性目标的积累，即它们担心一旦由于创新的失败而影响到其对企业的控制，这就会严重地损失到其社会情感财富，比如家族权威和声望的建立、家族对外界影响力的获取、家族氏族地位和身份的维持、可信任的家族成员在企业内权威地位的获取、家族王朝的不断延续等(Gomez-Mejia，Wiseman，2007)。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面临一种被掠夺的风险(Peng，2004)，他们更有可能将来之不易的资源运用于低风险、回报率高的业务领域，而不是高风险的创造性生产领域。如Tan(2001)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采取了有别于大型的、成熟型国有企业的战略，比如更重视企业的灵活性、快速反应性与强有力的执行力，如此才有可能提高它们在动荡环境下的生存机会。
虽然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多则越不会倾向于从事创造性生产活动，即政治关联的资源优势替代了创造性生产活动的优势，但就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可能对创造性生产活动产生比较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政府关系是天然的，因而相对容易获得，通过政治关联可以低成本地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资源与条件，并且国有企业也不会像民营企业那样因为这些资源的“来之不易”而吝啬地将其投入短平快的盈利项目；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仍旧是政府治理结构中的一部分(Tan，2001)，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往往是多重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略，要彻底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离不开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这种背景下鼓励创新是地方政府所偏好的战略之一，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不可忽视的，政府委派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到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就是想通过他们以承担和履行相应的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Fan et al.，2007)。如此，国有企业很自然地成为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它们为了与政府的战略目标高度保持一致就很有可能加入此创新竞赛活动之中，而那些国有企业内部人为了晋升等目的也具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去“迎合”和支持政府的创新战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创造性生产活动的影响作用显著低。
(3)政治关联对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影响。政治关联除了对创造性生产活动具有影响之外，还可能潜在地促进一些负面行为的形成(Qian et al.，2011)，如导致破坏性的生产活动。这是因为通过破坏性行为可以直接地快速地获取收益，从而补偿构建政治关联所花费的成本(Morck et al.，2004)。并且由于这些企业很少受到政府部门的制度约束，以至于它们实施破坏性生产活动的空间增大了(Berkman et al.，2011)。更为重要的是，拥有政治关联的行为主体即使发生违规违法行为。政治关联也会成为它们的保护伞以避免受到当权者的制裁(Qian et al.，2011)。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存在潜在的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可能性，但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它们受政府的干预相对比较严重，因为政府委派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到这些国有企业正是为了要它们承担政府的社会功能(Fan et al.，2007)，公司高管要定期地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和汇报工作，受到政府审核制度的制约。这些考核与约束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高管倾向于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功能的实现。另外，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社会公众压力、政府管制压力更强，迫于维护自身社会公众形象，他们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动机并不强烈。但不同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获取政治关联后进行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程度也可能更高，这是因为：①民营企业在构建政治关联时付出的成本要远高于国有企业。基于政治关联采取掠夺性和破坏性的活动获取收益可以快速地补偿在建立政治关系时的高额投入，这种动机就势必导致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过度地利用政治关联。②民营企业维持政府关系的持久性远低于国有企业，存在高度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这就更加促使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会更加及时地来利用这种关系去创造利润，否则过期则作废。③政治关联为民营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提供了保护伞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有了政治关联作为保护伞，主管部门对其监督效率与处罚力度降低了，于是民营企业就会为了短期利益而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破坏性生产。④民营企业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所要面临的社会压力小，因为相对于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不当行为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和包容，这就诱使民营企业进行破坏性生产的动机更为强烈。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与我们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比如Qian et al.(2011)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控制性股东在拥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从事掏空和自利行为的程度更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破坏性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4)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创造性生产活动为企业的长期成长与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奠定了基础，破坏性生产活动则为企业短期利益的获取提供了机会。但国有企业由于其多层的代理问题，它们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更加不善于有效地配置资源，所以这些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对经营业绩的改进作用将受到制约。另外，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们的破坏性生产成本，包括运作成本与后续的处罚成本都显著低于国有企业，所以民营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则更高。基于此本文得到下述假设：
假设3a：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比在民营企业更小。
假设3b：企业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作用在民营企业比在国有企业更大。
三、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文以中国2006—2010年民营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本文获得了2006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在排除了外资类、集体类、社会团体类和职工持股会控制类等企业以及2006—2010年期间数据缺失过多的样本、被ST的样本，最后确定了130家民营上市公司。同时，本文依据同行业、企业规模相似与企业寿命相似的标准以1∶2的比率配对选取了260家国有上市公司，但由于这些公司中有个别样本存在数据缺失比较严重的现象，故本文将其直接删除，最终得到249家国有上市公司研究样本。本研究样本企业涉及12个行业，遍及国内31个省市区。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文被解释的变量包括：①创造性生产活动(CREAT)。本文通过对人均专利技术、技术人员比例、无形资产比例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创造性生产活动，它们的因子负载分别为0.665、0.597、0.720。②破坏性生产活动(DESTRO)。本文通过对证监会公开处罚次数、证监会公开处罚金额、关联交易次数、关联交易额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处理得到破坏性生产活动，其因子负载分别为0.258、0.253、0.876、0.867。③企业经营业绩。本文以资产收益率(ROA)、销售收益率(ROS)作为企业的财务业绩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考虑股本回报率(ROE)这个指标，且将ROA、ROS、ROE这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处理得到企业绩效因子，三个指标的因子负载值分别为0.924、0.900、0.866。
(2)自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政治关联(POLITIC)。借鉴其他学者的方法，本文将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在近3年内担任过的政府部门职务数进行累计。具体的操作是：如果某位成员担任过相关政治职务的则记为1，担任过多个职务的则进行累加。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成员担任的政治职务越多则意味着他所拥有的政治关联越丰富。本文的政府部门主要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及省市地方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地方政协常委、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等。
(3)控制变量。本文包括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寿命(LIFE)；企业规模(SIZE)，以资产总额进行测量并在模型中取对数处理；高管平均年龄(AGE)；高管平均任期(TENURE)；高管平均受教育年限(EDU)；高管持股量(SHARE)，本文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的持股量之和进行测量；企业大股东性质(PRIVATE)，如果样本企业为民营企业家控制则设计为1，其他为0。另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处的区域、行业、年份。
表2是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检验结果。
四、检验结果与讨论
在正式检验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对所有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此外，本文的数据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很多的面板数据，所以本文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均就标准误差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群聚调整。考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时序相关和横截面相关等问题，本文采用了Driscoll-Kraay标准差进行稳健性估计(Driscoll，Kraay，1998)。
1.政治关联与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的检验结果
假设1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假设2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3中的模型1是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目的在于鉴别控股股东的性质是否对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产生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β=0.755，p＜0.01)。高管的政治关联并未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模型2和模型3分别以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假设1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创造性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0.057，p＜0.01)，而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创造性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092，p＜0.01)。且对这两个系数进行t检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t=－2.260，p＜0.01)，所以假设1得到支持。这就表明在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创造性生产活动之间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
表4中的模型1是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目的在于鉴别控股股东的性质是否对企业破坏性生产活动产生影响。检验的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β=－0.049，p＜0.01)。高管的政治关联正向地影响到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但并不显著。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54，p＜0.01)，但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0.033，p＜0.05)。对模型2和模型3中政治关联作用的两个系数进行t检验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很显著(t=2.150，p＜0.01)。所以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拥有政治关联后更有可能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即假设2得到支持。
上述结论表明，虽然就总体样本而言，我们没有发现政治关联将对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没有对破坏性生产活动产生显著影响，但政治关联将对民营控股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则分别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作用的方向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促进了破坏性生产活动，但遏制了创造性生产活动；在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则反之，它遏制了破坏性生产活动但促进了创造性生产活动。
2.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检验
表5是关于创造性生产、破坏性生产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5中的模型1和模型4是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就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而言，创造性生产活动对ROS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β=－0.021，p＜0.1)，对ROA消极的作用不显著(β=－0.001，n.s.)；破坏性生产活动对ROS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016，p＜0.05)，对ROA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02，p＜0.1)。表6中的模型2和模型3以ROS为因变量，分别以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假设3a和假设3b进行检验，模型5和模型6是以ROA为因变量，分别以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假设3a和假设3b进行检验的结果。其中ROS的检验结果表明：①创造性生产活动对民营上市公司的ROS具有显著负面影响(β=－0.026，p＜0.05)，而破坏性生产活动对民营上市公司的ROS具有正面影响，但不显著；创造性生产活动对国有上市公司的ROS也具有显著负面影响(β=－0.019，p＜0.05)，破坏性生产活动对国有上市公司的ROS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07，p＜0.01)。在对创造性生产活动的系数进行t检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并不显著；同样，在对破坏性生产活动的两个系数进行t检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则非常显著(t=2.190，p＜0.01)。②创造性生产活动对民营上市公司的ROA具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创造性生产活动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ROA也具有负面影响但同样不显著；破坏性生产活动对民营上市公司的ROA具有显著正面影响(β=0.003，p＜0.01)，破坏性生产活动对国有上市公司的ROA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02，p＜0.01)。在对创造性生产活动的两个系数进行t检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对破坏性生产活动的这两个系数进行t检验之后却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创造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并无显著的差异。而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并且在民营上市公司这种破坏性生产活动的作用比国有上市公司还要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假设3b得到验证，而假设3a则没有得到验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就整体样本而言政治关联显著地改进了企业的ROS，但对ROA的改进并不显著，并且政治关联的这种积极作用也只体现在民营企业，而对国有企业的业绩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
3.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反映市场价值的ROE和三个业绩指标所组合的绩效因子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对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的模型1和模型4是全样本检验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创造性生产活动对ROE和绩效因子均呈现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而破坏性生产活动对ROE和绩效因子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与模型3。模型5与模型6是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①在民营上市公司，创造性生产活动对ROE与绩效因子均具有负向影响。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显著；而在国有上市公司，创造性生产活动对ROE与绩效因子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对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创造性生产活动的贡献系数进行t检验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并不显著；②在民营上市公司，破坏性生产活动对ROE与绩效因子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对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t检验结果显示出这种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由此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b，即企业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内更强；而对于假设3a则没有得到严格的验证，虽然国有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确实不利于经营业绩的改进，但这种作用与民营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的作用并无显著的差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就整体样本而言政治关联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ROE与综合业绩，但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业绩改进、制约了国有企业的业绩提升。
五、结语
政治关联促进了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还是催生了破坏性生产活动，这是一个仍旧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时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又有可能导致破坏性生产活动，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将取决于控股股东的背景特征，因为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的企业在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培育的成本与紧密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发展政治关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各种资源，而国有企业形成政治关联既有经济目标也有社会目标甚至高管的个人职位升迁目标；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过程是一个由圈外到圈内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成本才有可能得到认同，而国有企业则是圈内关系的巩固过程，不需投入多少大量的精力与成本就可以得到认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具有脆弱性、不确定性，很可能由于政府官员调离等原因而断裂，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往往是稳固的，并不会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原因而断裂。本文对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的本质及其功能差异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加注重政治关联的建设，也更加倾向于从事创造性生产活动，但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不仅没有促进创造性生产活动，反而遏制了创造性生产活动。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生产投入的风险高、收益不确定，难以在短期内回收由于政治关联的构建所进行的专有性投资。为确保家族的控制地位及避免家族利益损失过大，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将来之不易的政治资源(包括通过政治关联而获得的各种物质资源、信息资源、政策资源等等)运用于低风险、见效快和收益率高的业务领域与经营环节。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天然的、更易获得且构建成本相对较小，于是国有企业在将政治资源投入于风险高且见效慢的创新性项目时并不如民营企业那么“吝啬”；同时，国有企业高管为支持政府的创新政策，这也将更加促进他们从事创造性生产活动。
第二，民营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要低于国有企业，但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加催生了其破坏性生产活动。政治关联为民营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提供了保护伞，降低了受惩戒的风险与成本。况且由于民营企业的政治保护伞存在天生的脆弱性及很强的时间约束性或过期作废的特性，它们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为强烈的动机去利用政治关联的保护伞的作用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而国有企业则由于受到政府监管制度的约束，所受到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压力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也更大。为维护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自身的社会形象，国有企业的高管并不倾向于利用政治关联进行破坏性生产活动，相反地政治关联与破坏性生产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性，即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越强则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倾向越弱。
第三，就总体样本而言，创造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产生显著的稳定的影响，但在国有企业这种创造性生产活动则显著地降低了经营的业绩；另外就总体样本而言，破坏性生产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由于其从事破坏性生产的成本低于国有企业，以至于破坏性生产活动在这些企业的积极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于实践而言，本文所进行的探索性经验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①政治战略作为经济转型期诸多企业的主导型战略之一，它对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它的消极影响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构建政治关联的过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与潜在风险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有控股的企业与民营控股的企业在构建政治关联时的交易成本与潜在的风险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企业管理者要考虑企业自身政治战略的适应性，而不能简单地模仿同行的政治战略行为。②经济转型期的企业不是简单地从事单一的积极的创造性生产活动，由于制度、法律等的不完备，这些企业还存在选择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而言，它们都是在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之间进行权衡，因为不同的生产活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与持续成长将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如何处理好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之间的匹配关系成为企业的重要决策之一。③企业管理者要平衡政治战略与组织能力培育战略之间的关系。政治关联提供了快速获取资源的“捷径”，所以对政治资源的过度依赖势必影响到企业组织能力的培育，这尤其体现在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虽然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财务业绩，尤其是短期的经营业绩，但它并没有为民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起到明显的贡献。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平衡政治关联与组织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问题。并且，既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的本质差异性导致它们的投资偏好也不同，于是对于管理部门而言，要有针对性地引导不同性质的企业正确地处理政治战略的构建及其与组织能力之间的关系。④经济转型期的企业不仅要解决政治战略的选择问题，还要考虑一旦建立了政治关联，又应该如何运用这种政治资源问题，即是将政治资源运用于创造性生产活动还是破坏性生产活动?最终应该选择何种政治资源的配置机制，这主要是应考虑到控股股东的性质，即是国有控股还是民营控股，这是因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它们的政治关联的构建成本与潜在风险存在差异、创造性生产活动效能存在差异、破坏性生产活动的受惩戒成本等也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经济转型期的企业应该是在“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配置—价值创造”之间进行总体性谋划。
本文目前的研究仍旧处于探索阶段，此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比如，“关系”作为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企业的快速成长起到关键作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往往成为民营企业进行破坏性生产的保护伞。这种依赖于政治关联的破坏性生产活动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短期价值，但它如何影响到民营企业的长期成长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水平等问题仍旧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