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分析

简小琴 沈 思

(中央民族大学 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流动在公共空间上显著地促进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但在私人空间上,对不同流动者的族际通婚圈扩大存在区别。本文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受访者的族际通婚、受教育程度、婚姻、年龄、职业、流动和结婚先后顺序进行统计描述,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小见大,发现影响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是职业、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个人能力因素。对于学历较低、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流动并没有显著地提高其族际通婚可能性,部分原因在于这部分流动者的“回乡择偶”倾向,个人能力和“抱团取暖”思想使其难融入城市,出现“流而未流”特点。

关键词: 流动人口;族际通婚;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流动人口是指由于务工经商、婚姻嫁娶等因素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人口。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其中45.00%以上的流动人口的年龄集中在18-35岁,正处于谈婚论嫁的他们,流动使婚姻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与一般流动人口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多了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文化差异,流动促进了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判定民族间交融程度的指标之一是族际通婚率,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在1964年提出的,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 计算方法是某群体族际通婚人数除以该民族已婚的总人数。

我国历朝历代的和亲是贵族间的族际通婚,从唐朝的文成公主到清朝的固伦和敬公主,和亲不仅使两个民族免于战争,更让两者之间产生文化交流和生活了解;到明代,统治者鼓励民族间通婚,甚至发布了禁止蒙古人内部通婚的极端政策。部分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自发性移民,如“走西口”“闯关东”等均透露出人口迁移的活动;“改土归流”后,很多汉族流入西南地区,促进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自发性迁移成为主流,而其中的青年主力军,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本身的民族特性在流动的大背景下,对流入者在流入地的融入和通婚圈的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公布的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受访者共20.60万人,仅标记了人口百万以上的民族,删除无效样本和未标记民族的受访者,最终已婚流动人口的有效样本量是158055人。后文中未特别注明的数据均来自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三、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婚姻等基本状况

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汉族人数远多于少数民族,已婚人数远多于其他婚姻状态的人数。在2015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样本总量为20.60万人,有效样本量为205207人,83.60%为农业户口,其中男性108901人,占53.07%,女性96306,占46.93%。汉族189814人,占92.50%,少数民族15393人,占7.50%。未婚状态的流动人口37967人,占18.5%,已婚人数为161880,占78.90%,离婚、丧偶5360人,占2.60%。

(一)流动人口族际通婚情况

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全国水平,女性总体高于男性,但汉族、侗族和朝鲜族男性比女性高;所有民族均和汉族通婚,且汉族为其通婚民族,但汉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率低于少数民族。

从事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简单劳动的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率分别为2.80%和3.80%,低于在党群机关、企事业单位流动人口的5.70%和5.40%。分年龄段来看,36岁以前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均高于3.50%,最高在19-21岁,达5.50%;而36岁以后各年龄段多低于3.00%,最低为52-54岁的1.90%;年龄低于35岁的“80后”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大于36岁的流动人口,而高于法定结婚年龄20岁的“90后”比“80后”的族际通婚率更高,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民族通婚圈更大,族际通婚的可能性更高。

将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与2010年全国各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对比,仅回族的全国范围内的族际通婚率高于流动人口,其他民族都是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该民族全国人口。对比各民族的全国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相差的百分点,黎族最大,为43个百分点;差值高于20个百分点的民族有3个,差值范围在10-20个百分点的民族有土家族等7个,差值低于10个百分点的民族有苗族、汉族等6个。

职业一、二、三、四和六相比于职业八,其族际通婚率均是有所提高,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58、0.158、0.175、0.08和0.078,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回归系数为-0.402,这个职业的特点是体力消耗较大,由于职业特性,这两个职业的工作者在工作时遇到外族异性的机会很少,故两个职业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相对较低。综上,对流动人口族际通婚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汉族是所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通婚民族,仅与藏、回和维吾尔族的族际通婚率低于10.00%,这是因为汉族和这三个民族在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上的差异较大,而其他民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率均高于10.00%,与蒙古族、满族的族际通婚率均高于50.00%,说明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有非常高的族际亲缘交叉率。除汉族外,瑶族和壮族的族际通婚率高于10.00%,说明两个民族间交往密切,关系融洽,关系图见图1。

各民族受教育程度越高,族际通婚可能性越大。已婚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的人数较多,占已婚人口的87.82%,未上过学、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数较少。流动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不高,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学历。所有已婚流动人口中,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族际通婚率分别为2.40%、2.90%、3.10%、3.50%、5.20%、6.20%和7.30%,学历越高,族际通婚率越高。分民族分析时,各民族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如汉族各学历的族际通婚率分别为1.05%、1.42%、1.56%、1.71%、2.60%、3.22%和4.20%,土家族为15.38%、31.65%、35.67%、47.01%、53.49%、77.27%和100.00%, 其他民族详见表3。

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采用蒸汽消毒法,利用高温蒸汽杀死基质中的有害生物,集成了蒸汽发生装置、换热装置和水质软化装置,实现蒸汽温度120~200℃的连续可调,通过导管把高温蒸汽通入到消毒箱中的栽培基质,使基质温度升高达到80℃以上,干预有害微生物积累和繁殖、杀死病原菌。其具体消毒过程为:将消毒栽培基质投入到基质消毒箱中,消毒箱内的搅拌系统一直在进行搅拌,使得基质在罐体内受热均匀,消毒彻底;基质消毒箱内设置蒸汽管道,管道上分布有通气孔;当蒸汽锅炉产生高温蒸汽后,通过送汽管将产生的高温蒸汽通入管道,然后经通气孔对栽培基质进行均匀加热消毒。

表1:各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情况表

图1:各民族与主要通婚民族的关系图

各民族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有很大差别。男性流动人口中,满、蒙古和瑶族的族际通婚率高于50.00%,族际通婚率低于10.00%的民族有藏、回、汉和维吾尔族,其中维吾尔族的族际通婚率不到1%。女性流动人口中,黎族的族际通婚率为76.39%,可见十个女性黎族流动人口中有七八人都是嫁给外族男子;族际通婚率高于40.00%的民族有蒙古、满族等6个民族,族际通婚率最低的是汉族,仅为1.50%。侗、朝鲜、汉和土家族是男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女性流动人口,差值最大的民族为侗族;傣、黎族等14个民族均是女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男性流动人口,其中傣族女性比男性高26.67个百分点,黎族女性比男性高41.39个百分点。

(二)族际通婚流动人口年龄和职业情况

族际通婚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已婚流动人口年轻,但均主要集中在25-36岁年龄段,以从事商业、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为主;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的人员比从事服务业、生产运输操作人员的族际通婚率高。

为模拟实际输电线路发生故障时对系统各部的影响,采用电磁暂态仿真软件PSCAD/EMTDC搭建了由汽轮发电机模块组、变压器模块、故障模块以及断路器模块等构成的仿真模型,可对短路故障与发电机误同期合闸故障进行有效模拟仿真[4-6](见图2).

经改造的对辊粉碎机生产的玉米与配合料的粒度达到蛋鸡理想粒度,有效减少原料粒度差异,混合更均匀,提高营养利用率,避免挑食,提供均衡营养。采用本生产工艺的蛋鸡料,能够显著地提高蛋鸡养殖效果和养殖效率,从而能够提高养鸡场的收益。

表2:流动人口年龄和职业情况表

已婚流动人口中,删除信息不全的样本,最终样本量为158055,族际通婚人数为5355,族际通婚率为3.39%;已婚男性占已婚人口的52.84%,族际通婚率为3.30%,低于总体水平;女性已婚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为3.49%,高于总体水平。

已婚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6.83岁,高于族际通婚流动人口的34.89岁;在16-39岁,族际通婚人数占比为73.56%,高于全部已婚人口的61.7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八大类职业分别是:一、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二、专业技术人员;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四、商业、服务业人员;五、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七、军人;八、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为方便描述,后文用序号表示各职业,且在本次样本中没有军人。没有写出职业的人数占比为16.90%,这部分流动人口是调查时处于未就业状态。

(三)族际通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3)提高施工标准与审核标准。山区公路桥梁勘察与设计工作必须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开展,施工材料的选用与施工的过程方法也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事。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需要使用新工艺、新材料等情况,则需要对相关部门提前进行报备,经其确认后才能投入工程建设中去。同时在工程完成之后进行严格的验收工作,充分保证工程的质量安全。

表3: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流动结婚先后顺序情况表

(四)流动与结婚先后顺序与族际通婚

先流动后结婚的群体比先结婚后流动群体的族际通婚率高,流动促进了族际通婚。先流动后结婚群体的族际通婚率为4.60%;先结婚后流动人口,即在流出地当地结婚的流动人口,其族际通婚率为2.60%,低于闲流动后结婚人口。先流动后结婚人口和先结婚后流动人口的通婚圈不一样,流动扩大了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圈,故先流动后初婚群体的族际通婚现象应比后一群体更普遍。各民族与总体一致,均是先流动后结婚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先初婚后流动人口。先流动或先结婚,两个群体的族际通婚率相差较小的民族是汉族和维吾尔族,汉族是因为人口基数远大于其他少数民族,流入地与流出地均以汉族为主;99.00%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地均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且81.10%的流动人口是省内流动,故虽进行了流动,但其族际通婚圈并没有明显扩大。其他民族详见表3。

(五)族际通婚流动人口的户口所在地区

地理空间是民族通婚圈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对已婚流动人口的户口所在地标记其流出人数和族际通婚率,发现族际通婚率高的省份相连。已婚的流动人口中,呈现区域性的差别,主要集中在华中、华东及西南地区,而西北地区、天津、上海和北京直辖市的人口较少。各省流出人口的族际通婚率均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域性。如通婚率最高的省份是相邻的广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和辽宁的族际通婚率次之,第三是西藏、新疆、甘肃等少数民族类别少且人数多的西北地区,最后是族际通婚率很低的山西、山东、江苏等华东华北以及沿海地区。

三、建立模型

(一)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通过前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流动与结婚先后顺序和户口所在地对其族际通婚均有一定影响。本文假设因变量族际通婚为服从二项分布的0-1变量,0表示族内婚姻,1表示族际通婚,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测量其影响因子。

表4:自变量符号及含义

自变量进入方程方式为Wald向前,即按照Wald统计量的概率,向前逐步选择法。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中,所有的第五次步骤的P值均小于0.001,说明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会同时为0,即模型具有合理性;Nagelkerke R 方的值为0.31,模型拟合优度不是很好,但是可以接受。模型的预测结果中,族内婚姻的预测正确率为99.6%,预测效果理想;族际通婚的预测正确率为18.1%,正确率较低,总体正确率为96.9%。得到最终的模型如表5。

通过数据模型发现,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自变量年龄的回归系数为1.681,即年龄越高,族际通婚率越高。本次受访的流动人口的年龄范围是15-60岁,35岁以下低年龄段流动人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8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老一代的流动人口在流动范围、流动人口规模上均有所扩大,故其族际通婚圈扩大,同时每个人可选范围增大。但古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以及现代的“同类匹配”的择偶规则下,扩大通婚圈的促进族际通婚的效果并不是很显著。

日尼神山脚下,村庄依着山势次第摊开。幽蓝的炊烟下,民舍和庄稼才刚被雨水清洗过,在正午的阳光下分外清丽。

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族际通婚率越高,即受教育程度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从模型结果看出,以研究生学历人口为基准,与研究生学历相差越大,其系数越小。生活中,除部分特殊职业外,工作环境相对单一,认识其他民族的流动人口的几率并不高。而校园容纳了天南地北不同民族的求学者,读书期间认识其他民族的同学的几率相对更高。

表5: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的Logistic回归模型系数表

流动人口中,族际通婚率高于50.00%的民族有蒙古、黎、满、瑶和傣族,即这几个民族一半以上的已婚人口是和外族通婚;通婚率在30.00%-50.00%的民族有侗、土家、彝、布依和苗族,通婚率低于10.00%的民族有回、维吾尔和汉族,汉族是通婚率最低的民族。另外,此次受访者中哈萨克族没有族际通婚的受访者,故不在列表中展示。

四、小结

建立流动人口族际通婚影响因素的模型发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职业对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有重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族际通婚越高,年龄越高族际通婚可能性越低,而体力劳动者的族际通婚率低于脑力劳动者。与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不同,模型结果不包含是否先流动后结婚的变量,即流动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与样本量有关。本文通过对2015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发现受访者主要是来自农村、年龄在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从事服务业运输等体力劳动者,而这部分人的族际通婚有以下三个特点。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控制性指标的研究与设置………………………………… 李景宗,刘立斌,张锁成(13.33)

一是个人的择偶倾向,在初中或小学期间辍学,之后和同村人一起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流出地寻找配偶,这与叶妍提出的“同村偏好”一致。故虽然流动人口外出后扩大了交际圈,但其通婚圈并没有扩大。

信息型商务文本的翻译侧重于原文内容的忠实传递,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译文的冗长啰嗦。为了忠实地传递原文的内容,有的时候要做加法,有的时候则要做减法,主要还是取决于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原文的主要功能。

二是身份和观念的矛盾,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享受不了当地的医疗、教育等政策,他们虽生活在城市里,却不是城里人;农民工虽然还是农民,但已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奋力逃离农村,渴望融入城市,从心里想扎根城市。他们的身份是矛盾的,他们的婚姻观也是矛盾的。在择偶中有“同类匹配”理论,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困难,使其在择偶时不具备优势,不得不选择回乡择偶。

三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族内化。在公共场合,民族间文化共享,但在私人空间,民族间的交往却没有那么广泛。如此次监测数据中,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全部来自新疆,流动范围全部为省内流动,而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故流动只是让流动人口从一个维吾尔族聚集地到另一个维吾尔族聚集地,民族通婚圈并没有扩大。焦连志也提出应克服“内卷化”的消极社会认同现象。

青年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婚姻问题关系到群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合理有序发展;族际通婚情况能反应两个民族间最广泛最基础的交融程度,判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状况。族际通婚率提高,不仅不会减少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格局,在文化碰撞中更加绚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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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182017)

中图分类号: 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7X(2019)04.00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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