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藏语论文,黄河论文,渊源论文,古代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大陆阴山以南，南岭以北地区的考古表明这一地区史前可以划分出几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又互有联系的文明区。而起源于这一地区的藏缅、汉、侗台和苗瑶诸语是古老的又有渊源关系的语言。
史前文化稳定的种群应有稳定的语言。在他们分居或迁徙的漫长历史中只要是同种文化的延续，语言应有同源关系。对黄河和长江流域史前延续长达2千年的仰韵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独立性我们已有一定的认识，[①a]并初步认为这些地区的人群这一时期的体质是稳定的，可以推断这些地区在古代的那一段时期中有大体稳定的语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些地区的人群有较多的迁徙，不同语言的接触深入到不同文化区的内部，开始出现像汉语那样的分析型特征的语言。以下结合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试讨论汉藏诸语族语言的来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黄河中上游的古代文明与藏缅语的源头
陕西、山西和河南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属于一个相近的类型。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为距今8千至7千年的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它的遗址中出土了牛、羊、猪、狗等家畜的骨骼和粟粒（已炭化）。陕西、甘肃一带的老宫台文化和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是同时代相近的文化。
以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古发现得名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千年至5千年，遍布于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达河南大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各自承老官台、裴李岗、磁山等早期文化的特征。“黄河流域中下游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接近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并以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成分占主导。”[①b]继承老官台文化的半坡遗址彩陶绘有人像纹、鱼纹、变形鱼纹等，继承裴李岗、磁山文化的庙底沟遗址的彩陶绘有鸟纹、蛙纹、叶状纹等。仰韶文化的居民过着以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为主，狩猎捕鱼为辅的定居生活，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
黄河上游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5千多年，因与仰韶文化相近，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不同遗址上发现了与仰韶文化相近的彩陶，绘有鸟、蛙饰纹和人面像。这一类型的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各遗址似乎由东向西发展，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②b]
黄河上游甘肃地区与中原龙山文化年代相当的是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居民体质上一脉相承，[③b]民族学认为他们属西戎集团。[④b]
河南庙底沟龙山文化的居民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与南亚蒙古人种有差异，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居民体质上关系密切，与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头型、面型上有差异。[⑤b]
史前黄河上游的居民与中游的体质上的差别表明上游的可能是不同来源的群体融合的结果。在仰韶文化时期中游的文化传播到上游，根据后来两个地区语言的相近关系，可以推测上游的原始藏缅语来自中游。
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居民体质与中原的差别可以肯定黄河上游接受仰韶文化的居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另一种群的。甘肃地区的原始藏缅语可能接受过一种非藏缅的底层成分。原始藏缅语产生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游牧民族的西羌人最初是经营粗放农业的，离开中原之后以畜牧业为主。
陕西南部汉水上游流域新石器早、中期是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序列，晚期是与中原龙山文化相近的巴蜀文化早期阶段。这一地区商周时代的铜器表现出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共存的现象。战国时代这一地区的铜戈上有虎形符号，巴蜀兵器上的多数符号也是相同的虎形符号，蜀文化应起源于汉水上游。[⑥b]巴蜀铜戈上的这一类符号是“类似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⑦b]藏缅民族常以虎为图腾，如彝、傈僳、白、纳西、怒等。[⑧b]而出自四川的《白狼歌》经考证与汉文对译的是汉代的古彝缅语。[⑨b]那么彝缅语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由中原向南迁移，先在汉水上游后入川。巴人有船棺墓，当与古越文化有关。[①c]而彝缅语的南方语言的底层成分是
族的语言中绿兰不分没有例外。从形态看羌、嘉绒及古藏语等较发达，彝、缅较简单，景颇处于两者之间，语音结构也是如此。藏语支和羌语支与彝缅语支语音、形态和词汇上语团性的差异无疑与古代不同的底层、不同的语言接触史有关系。而四川境内的嘉绒、羌、木雅诸语又是较晚才从北方迁入的。
藏文和缅文比较，斯氏百词中同源的大约有35个，以语言年代学的公式计算，大约是在3千5百年前藏缅语已经有了不同的方言或语言。巴蜀文化最初发生在汉江上游，它的早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之际。
二 黄河下游的古代文明与汉语的源头
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距今7千多年至6千多年，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已有定居村落，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和捕鱼。大汶口文化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石器中期的文化，距今约6千年至5千多年，延续时间约2千年，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村落或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或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
现鲁中南和胶东的丘陵地带在距今6千年前曾是两个大岛，与太行山脉隔海对峙。后来由于海平面的回降和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形成把鲁中南丘陵岛与大陆连成一片。[②c]大汶口文化区的居民与仰韶文化地区的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区别，可以属于同一种系的两个不同古代族群。[③c]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其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大洋洲岛屿波里尼西亚人接近，两者均属蒙古人种的波里尼西亚类型。大汶口居民拔除侧门齿、头骨人工变形以及颌下含球等习俗也广泛存在于夏威夷、关岛等波里尼西亚人群中。我国目前发现的具有拔牙遗迹颅骨的新石器遗址集中于山东、河南和湖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山东遗址的年代较河南、湖北的更早，说明后者是前者传播的结果。[④c]
史前山东、江苏、东南沿海及岛屿的文化和人类体质特征与波利尼西亚及其他南岛地区的密切关系与历史语言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的起源于山东、河南地区的汉语与侗台语、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是吻合的。[⑤c]
继承大汶口文化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一带，东北播及辽东半岛，南至苏皖北部，北达冀北，西至河南濮阳、商丘，距今约5千年至4千年。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典型龙山文化层墓葬人骨的形态特征与大汶口文化层出土的相似，也都具有枕部畸形和人工拔牙的习俗。
龙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打井技术的出现和城邑的构筑。有了水井，人群可以远离河岸高地，农业更为发达。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比中原地区早出好几百年。由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相近，可以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影响的结果。
古史如《左传》、《史记》中有黄河中下游夏以前的传说，龙山文化时期，西边是尧、舜，东边是太昊和少昊。龙山文化晚期夏在山西、河南建立王朝。距今3千7百年前出现了商王朝。商最早的都城建于今山东曹县，称为北亳。[①d]就是原青堌堆文化区（山东龙山文化亚型）。商几迁其都，不离山东河南。
殷商卜辞已是偏于分析型的单音节词为主，语序为svo的语言。汉语的形态和语音自商周以来是一脉相承的。卜辞中否定句代词宾语在前和疑问句的ov 结构是值得注意的。王力推测“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正常的位置本来是在动词的前面”。[②d]也许原始汉始最初的宾语是有标志的，某一阶段动词可在宾语前也可在后，但标志消失后渐固定为 svo 语序。
就形态而言分析型是最简单的。而分析型的特征往往是后起的。古英语具有明显的屈折特征，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都有复杂的变化，到了中古期，由于法语的并存，英语的屈折形式逐浙消失。古英语的语序可以不固定，中古的固定下来，成为分析型的语言，也是 svo语序。[③d]欧洲另外一些语言也经历过这一类“语言的结构由相对综合的类型向相对分析的类型发展”的演变。“相关和相似的语言在接触中可能会去异存同。”[④d]
从古汉语残存的形态变化，与藏缅语的词对应关系看汉语和藏缅语有同源关系。一般认为上古汉语是自西向东发展的。比较函谷关东西古方言与商周古汉语的关系，应认为汉语最初是自东向西发展的。由于春秋之后的古汉语在词汇上受关西方言影响较大，容易得出汉语是周代开始向东发展（本尼迪克特，桥本万太郎）。[⑤d]
如“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方言》卷二）逆见于甲骨文，迎最早见于战国文字。
夏商时期的古东夷语当与大汶口文化地区的古语言有承传关系。古东夷语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原始藏缅语有发生学关系，并在河南地区一直互有接触，在新石器中期仍是相近的。原始汉语可能是古东夷语中的一支，在龙山文化期间向东发展，在与原始藏缅语的接触中成为语序为 svo的分析型语言。这段时间是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0多个世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易融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混合语较少见。词是容易借用的，而语法形态和语音系统是不能混合的，只能在原有格局的约束下发生变化。
汉语的语音格局如韵尾结构包括四声及其起源与侗台苗瑶语相近表明它们有渊源关系。汉语从山东、河南地区向周围扩张，不同的汉语方言中带有不同的底层。如吴、湘方言的先喉塞成分与壮侗语相近，古汉语楚方言状词结构与苗瑶语相同。
三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的文明史与侗台语的源头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距今7千5百年至6千年的那一段时期中年平均气温比今高3—4℃，雨量多8百毫米，相当于今海南及越南、老挝河谷平原的气候。[①e]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耕文化发展的极有利条件。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延续时间距今7千年至5千多年。以稻作农业为主，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房屋为干阑式建筑。干阑式为后来侗台民族住房的特征。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东部地区。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苏东南太湖一带，距今约7千至6千年。其晚期为崧泽类型文化。居民推断为南亚蒙古人种。居民中也存在拔牙风俗，其方式与大汶口的相同，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②e]新石器中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接近，但有一定差别，与黄河下游的文化有密切关系。
良渚文化承袭当地崧译型晚期文化。距今5千2百年至4千2百年。
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③e]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鄱阳湖及赣江流域的山背文化、福建的昙石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台湾的凤鼻头文化的共同特征。此外拔齿和头骨人工变形（扁头）等共同习俗都表明这些地区的文化有渊源关系。
到了中原龙山文化末期，原有的良渚文化衰落，转为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考古发掘证明该地区西周和东周时代仍带有几何印纹陶文化。
春秋时代吴越两地文化相通，与中原不同。《吕氏春秋·知化篇》记吴王将北伐齐，伍子胥劝曰：“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④e]
至战国，越为楚所灭，越人迁至浙南和福建立瓯越和闽越两国。汉灭瓯越和闽越。部分越人曾迁至海南。《史记·赵世家索隐》：“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
侗台黎诸语和台湾高山人的语言来自古越不同支系的语言。海南黎语是在与大陆其他语言接触较少的情况下演变而来的，而其他侗台语一直与汉语有较密切的接触关系，因而黎与侗台诸语在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上有较大的区别。台湾凤鼻头文化与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相近，距今皆约3千年，可与大陆东南出土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相比较的台湾园山文化距今约4千年。[⑤e]假定最晚迁至台湾的古越人是在距今4千年至3千年之间，他们的语言仍属南岛语。这样我们以黎语和台湾高山人的语言为参照，大致推测东南沿海地区古越语的情况。
有意见认为波里尼西亚人是距今6千年前离开东南沿海地区的。[①f]
25个世纪前的《越人歌》韦庆稳以壮语予以对照说明，其中“滥兮”、“昌桓”、“昌州”、“缦予”的记音分别释为壮语“今夕”、“舟中”、“朝中”、和“何处”是可信的。[②f]表明当时的越人语已成为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而不是南岛语那样复音词占优势的语言。这也说明了春秋时期长江下游的语言是古侗台语。
杨雄所记的江淮吴越方言当与古侗台语有一定关系，表明这一地区先秦时代曾是古侗台语和汉语接触的地区。古江淮吴越方言中可能保留有古侗台底层成份。
侗台语的汉语古借词如数词和地支字等4调与古汉语平上去入对应，这表明古侗台语的4调与古汉语四声在一个阶段里调值是很相近的。声调产生时它们的语音格局，主要是韵尾和元音的结构相近，产生声调的时间也相近。这个时期应是秦汉时期。以几何印纹陶等为标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语尽管有相近的语音结构，但较晚才与汉语接触。最初的侗台语不应在这些地区产生。台语支和侗水语支的语言在与汉语相近的年代里成为有四声结构的语言，而与它们相近的黎语，声调的结构与台语侗水语的不同，这可能与黎语的环境有关系。
拿壮语（武鸣话）与侗语比较，一百核心词中的同源词约有50个，这大体上反映了台语支语言与侗水语支语言的同源情况，它们可能是距今1千5百年时，即汉以后隋唐以前成为不同的语言。黎语大约是在距今2千5百至3千年时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
梁敏先生将仡佬、拉基、普标、布央、耶容诸语归为仡央语族，与侗台语族平行似有一定道理。[③f]仡佬语等共时的语音结构和语法形态与侗台语接近。从同源词的对应情况看古语音结构应相近。仡佬语如贺嘉善、张济民所公布的，[④f]其数词系统与南岛语有渊源。根据核心词的情况初步可以认为仡央语团的语言与侗台语、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二百核心词中仡佬语与侗台语族语言同源的情况大致上是：傣语23%，壮语25%，侗语24%，黎语26%（梁敏）。依目前的认识水平看，仡佬语和傣语核心百词中的同源词不超过25个。仡佬语与侗台语的分离应早在3千多年前。仡央语团语言的声调“和侗台语之间，甚至它们内部各语言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对应规律”，“可能是彼此分离之后各自产生的”。[⑤f]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早在新石器晚期原始侗台语已成为不同于古马来语的语言，它们是古越语的不同支系。侗台语和布央语的分化在商代，晚于古马来语的南迁和分化。
四 长江中游的古代文明与苗瑶语的源头
洞庭湖地区发现的澧县彭头山文化是距今9千年至8千年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这一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稻谷遗存（没有报道是否为载培水稻），发现的本身对长江流域以及后来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如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上出土过稻谷。
大溪文化为距今约6千年至5千多年新石器中期的文化，分布于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其文化特征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其有段石锛早于大汶口文化。居民体质基本上与黄河流域同期居民接近。
屈家岭文化距今5千至4千年，分布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境内和湖南北部、河南西南部，承当地大溪文化。其居民体质与大溪文化的关系密切。居民盛行拔牙和头骨枕部畸形，可能是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①g]其晚期距今4千年为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3期文化），器物特征与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相近。
商代江汉地区的先楚陶鼎渐为中原的鬲所代替，仅在鄂西的西陵峡、鄂西东缘等地区保存有土著文化的釜、鼎等炊器。洞庭湖东侧的岳阳荆南寺、铜鼓山出土的炊具以陶鬲为主，湖西石门皂市仍以鼎、釜为主要炊具。[②g]至西周，楚已使用汉字。春秋和战国时代湖南境内的墓中仍出土有不少陶鼎，表明这一时期楚文化仍与原屈家岭文化关系密切。濮是楚的原土著文化，故此可以认为濮与汉代武陵蛮即后来的苗瑶人有渊源关系。
汉代扬雄《方言》所记的部分楚、南楚或江湘、沅湘间的词可认为来自古苗瑶语，应是汉代楚方言中的苗瑶语底层词。有的不能排除本为古汉语方言词保留在苗瑶语中。下举《方言》古楚或南楚方言词十数条与苗瑶语比较以证。
《方言》的“南楚江湘”、“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皆楚故地，为今湖南湖北地区。
汉语吴方言和湘方言有共同的大底层，与古百越语关系密切。[①h]当与史前长江下游和中游古越语和原始苗瑶语有共同的来源有关系。后来称之为百越，与分化后的支系繁多有关。但在新石器中期它们有各自相承的大约2千年的稳定文化，在距今50至40个世纪的那段时间里古濮语和古越语已是不同的语言。
原始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有共同的语音基础，在相近的年代中它们从以复音词占优势的语言成为单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
表中标为古瑶语因为构拟的依据是瑶语支语言，苗语另有读法。从这个比较中易见苗瑶语可能与南岛语有相同的起源，同源关系可追溯到新石器早中期。苗瑶语和南岛语这几个词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各自声母的差别可能是古前缀引起的。苗瑶语的古前缀音节已不存在，大约是经历前缀辅音阶段直至完全消失。
苗语支语言以湘西腊乙坪话为代表，瑶语支语言以广西三江勉语为代表进行比较，一百核心词中同源词有46—50个，以语言年代学方法计算，苗瑶语的分化当在距今不到20个世纪之前，不晚于晋。
五 结束语
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是这样的：阴山山脉以北为细石器文化；秦岭和阴山山脉之间的是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秦岭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是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南岭山脉以南的是石峡文化。[③h]石峡文化和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上述地区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文化大体上是承当地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发展起来的。
大约在距今一、二万年左右的时期，地球上经历了最近一次冰期。据地质学研究距今2.2至1.5万年期间我国的平均气温比今低10，东北地区植被为苔原，华北、华中、华东多为草原，芜湖一带森林为草原所代替，相当于今山西北部植被。距今1.2至1万年气候明显好转。[①i]冰期之后的地球上出现了3大古文明区，除了我国外另外的两个是西亚的麦类作物农业文化和中美的玉米类作物农业文化。我国的是黄河流域的粟（小米）类文化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水稻文化。由于农业的出现人类可以定居于一个地区，能够繁殖出更多的人口和创造更高的文明。由于原始部落人口的增加——据估计一万年前全世界人口仅有5百万，[②i]新石器早期长江、黄河流域的居民至多不过数十万。[③i]他们在采集中懂得了稻和粟的种植——刀耕火种，告别了山中的洞穴，居住在便于渔猪和种植的河边台地上。当时的村落不过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大河两岸。经过了数千年，到了新石器中晚期，也许人口是原来的较大倍数。可以设想原始汉藏南岛语的居民在最近一次冰期之后最初在黄河或长江中下游的某一地区学会了农作物的种植——目前所知东亚利用谷物最早的地区是洞庭湖一带，后来他们散居到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整个地区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并把他们的语言带过去。
新石器早中期，在距今6千年前的时间里原始汉藏语主要是在不同的地区内演变，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到了新石器中晚期，在各自形成的不同文明的边缘接触，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不同语言的接触深入到不同区域的内部。汉藏诸语族的语言没有一套印欧语那样的数词，是因为原始汉藏早在新石器中期已形成几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它们的数词在不同的语言中仍在发展。如藏缅语的数词是五进位数词发展起来的，缅文等的“七”显然包含有“二”，是五
词发展来的，这种数词系统地南岛语中是常见的。原始汉藏南岛语的分化可能是这样的：
注释：
①a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期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①b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②b 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③b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④b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⑤b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⑥b 王炜林、孙秉君：《汉水上游巴蜀文化的踪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⑦b 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⑧b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7页。
⑨b 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郑张尚芳：《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民族语文》1993年第1期。
①c 船棺葬是古越人的风俗，见于东南部古越人所在地，福建、江西的武夷山区，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如越南海防、婆罗洲、所罗门、汤加、萨摩阿群岛。（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74页）
②c 巫鸿：《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考古学文化论集》（1）第165页。
③c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④c 巫鸿：《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
⑤c 参阅吴安其《从汉印尼几组词的对应看汉南岛的关系》，《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①d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5月15日。
②d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357页。
③d 秦秀白：《英语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7页。
④d P.特鲁杰尔：《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论克里奥耳式语言的产生》（黄行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⑤d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⑥d 同上。
①e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e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③e 几何印纹陶新石器早期出现在江西，距今四、五千年时广为传播。（《关于“几何形印纹陶》，《苏秉琦考古学论述》，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e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
⑤e 陈国强：《我国东南古代越族的来源和迁移》，《民族研究》1980年第6期。
①f 倪大白：《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
②f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③f 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
④f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⑤f 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
①g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②g 王劲：《从楚式鬲鼎等器的渊源看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何介钩：《中国古代陶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h 陈忠敏：《作为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和分布》，《民族语文》1995年第3期。
③h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
①i 参见《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五集，浦庆余、杨怀仁、陈西庆等有关论文，地质出版社1988年。
②i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51页。
③i 按西周人口1370万，西汉5960万推算，一千年中人口增加约3倍。（参阅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故暂时估计新石器中期或更早时黄河和长江流域总人口不超过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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