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历史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回答。本文作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因此应该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来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文章从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性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定位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而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人则必须要具有“世界历史”眼光。所谓“世界历史”眼光，即是指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来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
一、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势的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不是纯民族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规定性的社会主义。要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确定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性。
1.民族特色不是民族狭隘性。
所谓民族狭隘性是指民族的盲目乐观、盲目排外的心理状态。当然，这种狭隘性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压迫民族中表现为民族沙文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往往表现为封闭主义。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说来，落后民族的狭隘性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其作用的过程中往往以一种消极、保守、逆反的抗拒心态表现出来，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阶级对抗（或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民族压迫的形式，一方面，不断打破或消除民族狭隘性、民族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狭隘性、民族间的隔阂。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此外，在落后民族中，民族狭隘性又往往能满足保守、落后的阶级（或阶层）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例如，“中学优于西学”论就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抗拒历史进步的心态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
由上可见，民族狭隘性与民族特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族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抑或说是对民族狭隘性的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民族特色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能形成（虽然并不是每一个被纳入世界交往的民族都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各个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受世界历史时代的规定。这种作用的效应不仅规定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时代中所处的地位，而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还会使民族和国家的个体不断地失去原有的独特规定，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独特规定。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所获得这种独特规定中都包含着民族特色，但民族特色只能寓于这种独特规定中。对于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这种独特规定中是否寓于着民族特色，这主要取决于该民族和国家是否能正确对待世界历史时代的作用。
2.民族特色不等于民族特点。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但差异并不等于特色。同理，世界历史时代是由各具自己特点的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构成的，故民族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处于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各个民族或国家间的差异性，抑或说来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但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并不等于民族特色。特色是指事物优质的规定性，它表示着一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一事物的特长、优势。而“特点”这一范畴不仅包含着事物的优质规定性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着事物的劣质规定性方面的内容。因此，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并不等于民族特色。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民族和国家的特色的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民族特色不具有世界历史性。
（1）事物的优质是一个过程，故特色的形成也必然是一个过程，而对某一民族和国家来说，这一过程绝不是封闭式的。在一事物的新质形成的初始阶段，新质是不稳定的，其基础也比较脆弱，这时，该事物的特色也尚未形成。事物的特色是在对新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事物新质的不断优化过程即是指，特定的事物系统单位内部的某个构成部分在积极、正确的接受系统整体对其作用而获得新质的同时，又不断的汲取这种作用所输导的“营养成分”（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生命源”），借此调动自身的内聚力，以修补、巩固、完善新质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种典型的新质优化过程。因此，汲取系统整体的作用所提供的营养成分，是新质优化过程由以实现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也是特色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这一规律作用的表现也就愈充分。
（2）特色也是在事物的优质与劣质斗争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这一过程是受该事物所处的特定的系统制约的。进而言之，事物的优质与劣质之间的斗争绝不仅是一事物的内部状态，这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事物所处的系统对其的双重作用所规定的。所谓双重作用即是指有利的作用和不利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当然，对此要作具体的分析。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而言，系统对其构成部分的作用既有输导生产的国际化、社会化发展的一面，也有输导资本的国际争夺和控制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这种双重作用，规定着它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优质与劣质斗争的性质和范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法的过程：不断的辩证肯定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的辩证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不断的克服各种保守、落后的倾向，调动自身的内聚力，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从而最终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3）特色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任何具体的特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与承认具体特色的相对稳定性并不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同一客体的较高一级的特色代替较低一级的特色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客体的同一特色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前一过程标示着特色的全局性质变，后一过程标示着特色的阶段性质变。究竟如何把握特色的发展过程呢？其一，这要视人们实践和认识的角度而定；其二，要正确把握特色的承担者在其所处的特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演变的方向；其三，要正确的把握特色的承担者接受所处系统对其作用的程度。正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考察特色发展过程的方法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劣质误认为优质，把劣势误认为优势，把保守、落后的东西误认为先进、进步的东西。
3.民族特色不等于“国情”。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毫无疑问，民族特色与国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故只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才能科学的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一个国家的国情包括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广义的社会文化、自然—人文地理状况以及历史传统等等。国情研究对于特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情是特色建设的出发点，并规定着有特色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步骤。但是，民族特色并不等于国情，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既无助于国情研究，也不利于特色建设。
在现实生活中，国情与特色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注意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国情只是特色建设的出发点，并且它只规定而不等于特色建设的具体内容、步骤及其方向等等，也就是说，一国国情并不等于该国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者只能不断的接近，而永远不会重合。特色建设是对国情的筛选和改造，它立足于国情，但又不“屈服”于国情。我们通常说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结合本国国情，这并不是讲要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而是说要根据国情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当然，国情与特色建设间的关系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对它们之间的每一个关系层次要作具体的分析。就目前我国而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国情（如落后和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需要被逐步彻底改变；有些国情（如人多地少等）需要加以逐步的调整，以将其不利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有些国情（如包括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等）则需要加以不断的发扬光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即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的过程。其二，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一国国情绝不仅仅是一国历史所造成的特定状态。我以为，一国国情既反映了一国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又反映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该国的规定性。因此，必须将一国国情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构成部分的特定状况来把握。一国国情的形成离不开该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但一般的承认这种“相互作用”还是不够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确认：任何事物的特色都是通过与其所处的系统的协同作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一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必须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国际环境的不断优化。因此，要建立、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不断获得有利于筛选和改造中国国情的国际环境。
4.不能仅仅把民族特色简单的理解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
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样一种观点：民族特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就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而言，民族特色的确是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并非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任何具体表现形式都可以冠以“民族特色”的称谓。此其一。其二，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也可以说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难以说明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世界历史时代与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被表现与表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特定的相互规定关系。这种特定的相互规定关系决定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并不等于，但却制约着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总之，不能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其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简单的等同于世界历史时代与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就很容易走入一种极端：撇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撇开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把“特色”片面的视为某一民族或国家自我发展的产物或纯粹内生的东西。这种极端性认识往往使人们不是将构成民族特色的诸因素提高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来把握，而是降到狭隘的民族观层次上来把握。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有些人不是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置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来加以改造和继承，而实际上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得“适合”于中国传统文化。
我以为，那种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简单的等同于世界历史时代与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究其方法论根源，是由于把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与系统和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学术界有人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规定。而在笔者看来，无论这种“新的规定”的内容有多么丰富，也绝对改变不了一般和个别关系的本质。只有科学的抽象才能把握住一般，因为一般不是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世界历史时代则首先是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存在。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一般和个别这对范畴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有其特定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决不能把这种方法论意义绝对化。一旦当人们理论思维的视野扩展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机制时，一般和个别这对范畴就不再适用了，如果此时仍要生搬硬套，其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定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怎样的世界历史时代中进行的？在这个既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应怎样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条件？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科学探讨，构成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思考由以展开的重要逻辑环节。
1.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一定的世界历史中展开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规定性或性质作一简略交代。
（1）不能用时代特征来界定时代性质。
如何界定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细微观之，又分为两类：其一，依据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把我们所处的时代视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二，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视为“竞争激烈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或改革的时代。我以为，这两类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其特定的意义应当肯定。然而，如果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本质，那却是值得推敲的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首先，“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不是属于同一层次上的范畴。“时代的性质”揭示了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力量或关系对时代的规定性。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是，如果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那么就必然会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其次，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将“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最后，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如上所述，对我们这个时代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从广义上看，包括重大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把“时代的特征”绝对化。例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这就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干扰。
（2）当今时代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1〕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中，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也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还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生产方式的残存形态。但是，从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角度上看，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中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又直接地决定它在现代世界经济中的优势
现代世界经济发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的“复合型社会生产方式”。也可以说是由属于不同制度类型、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经济有机体。现代世界经济活动是现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直接表现。后者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也包括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生的原因。至少从目前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中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为了使人们不致于对笔者的这一观点产生误解，在这里有必要对以下几点加以简要的说明。
首先，目前关于时代的种种提法大都不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性质的揭示，而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呈现的特点的揭示。实际上，列宁在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的同时，也并未忽略国际资本在技术、政治、军事等方面还占据优势地位。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把“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混同起来。其次，现代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由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全球规模的经济体系（尽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对抗）。现代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关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当然，现代世界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但整个现代世界经济的性质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再次，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生了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质变。〔2〕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以及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国际剥削关系及其形式。但是，现代世界经济整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从而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并未根本改变。所以，尽管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现代世界经济却不会因此而具有“二元”性质。以前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过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已被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所否证。最后，确定现代世界经济整体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与科学地论证当代社会主义生产的必然性和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最终全面地取代资本主义并不相矛盾。我以为，只有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就我国而言），才有可能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正确地制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从而为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做出富有成效的努力。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中国人民摆脱国际资本的控制，争得主权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是同一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而然的形成、发展起来。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把“苏联模式”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曾起过积极作用）。这种模式就其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半封闭的模式，它可以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决不能将其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开放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以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也同样要以世界交往为前提。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也离不开世界交往。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开放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本性的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开放本身并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同样会遇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矛盾，即依附与发展的矛盾。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综观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种：其一，初级产品加工模式。这是一种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通过提高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来增大出口产品价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二，进口替代模式。通过对产品征收高关税和对设备进口征收低关税的政策，以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产品与进口产品的竞争，最终取而代之。其三，出口导向模式，即以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改变商品出口结构，寻求更多的创汇途径为主要内容的模式。由于这一模式直接面对世界市场，故能使实施该模式的主体通过有效的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进入国际经济循环，并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只要世界历史时代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为前提。但是，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无疑有助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压迫、控制，争取发展中的经济自主，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
第三，加强国内的宏观调控。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行列，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不能脱离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怎样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呢？我以为，解决这方面问题所应遵循的总的原则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就是说，以改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手段，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不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盲目的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要吃大苦头的。这不仅会极大的损害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使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逐渐陷入依附关系。当然，这就更谈不上在开放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第四，保持内部的稳定性。“社会稳定”标志着社会良性运动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内涵是指社会机体能够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运行处于有条不紊的整合状态。其外延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等方面的稳定。它表现为：政通人和，民心安定，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社会没有巨大纠纷、冲突、危机，法律、道德、习俗能比较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其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就难以被国际经济社会所接受，更不要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了。同时，对于一个原本开放的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不稳定往往易于导致它在外部受制于人。
综上所述，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加强国内的宏观调控，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是当代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思路。只要按照这一思路做出有成效的努力，我们就能既不断扩大开放的程度，又不会因此而陷于依附关系，从而在技术、经济方面最终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机遇和条件。
如上所说，在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特色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开放本性所使然，但充分实现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和条件。今天，已经出现了这种机遇和条件。
（1）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70～8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时代。其间，世界经济呈现出两个新特点：其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形成了北美、欧洲、亚太地区三大经济圈，构成了世界经济多级格局。可以断言，“多级”、“块式”、“网络”将是目前和未来国际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特点将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二，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两个特点使多级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中国实施多边贸易战略提供了有利时机。
（2）在90年代，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正处于间歇阶段， 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时间。由于科技革命周期规律的作用，于4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这种间歇阶段为社会主义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在技术、经济方面）提供了有利时机，它使社会主义中国有可能在现代科技革命第二次高潮到来之时站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
（3）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的间歇使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不放，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有利于中国结合整个产业的调整来协调自身的地区经济布局。
（4）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之中， 这为处于这一地区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全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全力促进东北亚经济圈和黄海经济圈的建设，通过成功的次区域合作来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并由此进而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地位。
（5）通过十几年的改革，稳定的、 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目前，西方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发展真正走出低谷，竞相到中国投资。国外有一位资深的经济权威对此有感而发道：“20多年前，我是不会鼓励商人们到中国投资的。但现在我会说——如果你要短暂的利益的话，请到美洲及欧洲去，如果你要烧伤自己的手指的话，请到前社会主义地区（指现在的独联体、东欧地区——引者注）去，如果你要长期的利益的话，请到中国去。”〔3〕
（6）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走向缓和，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以上笔者简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机遇和条件的问题，但在这里仍需指出的是：上述机遇和条件也可以转化为风险。例如，由于旧的国际分工所使然，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间歇也同时具有扩大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的作用（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集团化为基础展开和推进的，而区域集团首先汇集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并且这种区域性集团随着其内部联合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由于能够运用的经济手段有限，故非但不一定能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损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风险同样也威胁着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我以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及时、充分地利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所创造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就在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言），并将其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除了应该注意以上所论及的问题外，还要重视在实践中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方面，要及时利用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上升而给我们提供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发达国家这部分产品市场的机会，并根据世界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采取独立的政策机制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战略，以在竞争日趋加剧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强我国参加世界范围经济竞争的实力，并进而不断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其次，应改变目前我国企业力量分散、多头对外和小商贩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集中力量建设企业集团和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开发拳头产品，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直接、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再次，研究和熟悉现代世界经济活动方式和规律，协调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以为加入区域集团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这也是区域集团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最后，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保持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还应当努力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市场多元化应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项基本战略。此外，我们还应当从质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程度：既要继续发展对外商品贸易，又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展开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在对外经济联系中，不仅要参与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型的国际交换。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经济联系领域，以直接参与国际生产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使有限的贸易投入到全球范围来看效益最高的方面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发展，最终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复杂的、曲折的。因此，在全方位的开放中，我们应善于及时的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扬长避短，避害趋利，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变动中寻求自主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2〕参见我与刘炯忠著的《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马克思生产力观与现时代》一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见1993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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