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资本论文,区域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8)08-0018-07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的研究较多，主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衡量方法。一是边际产出均衡法。这种方法认为，资本配置的最优状态是各行业资本边际产出相等的均衡状态，否则，投资者将不断调整资本投向来寻求更好的收益。按照这一方法，Atsuku(1999)研究了韩国促进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对行业内资本配置的影响。二是弹性系数法。Jeffrey Wurgler(2000)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认为资本的最优配置取决于投资增长与工业企业产值增长的相互协调程度，在产值增加的行业追加投资、在日趋衰退的行业减少投资，是资本配置效率高的表现，因此，投资变动对工业增加值变动的弹性系数能较好地反映资源配置效率。循着这一思路，Jeffrey对6个国家在28个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那些金融体系较为发达、更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国家，其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Jeffrey的弹性系数法。刘赣州(2003)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是，中长期信贷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流动性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而债券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其原因主要在于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本配置制度。韩立岩、王哲兵(2005)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水平、动态变化及行业差别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投资除受工业价值增加影响外，对国家宏观政策等外部因素也较为敏感，各行业除市场配置的资金外还有部分自发投资。二是边际产出均衡法。刘赣州(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各产业基本建设投资边际产出比与理想状态下的比值1相差很大，说明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因此，创新和完善制度安排，使资本配置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是促使资本配置效率更为合理化的重要举措。
以上文献侧重于研究资本在各行业的配置效率，并没有涉及资本在不同区域中的配置。沈能、赵建强(2005)用各地区总产出增量与资本增量之比来表示配置效率，对区域资本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区域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是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本文将采用Jeffrey的弹性系数法，从区域层面来研究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包括资本在各地区的总体配置效率和各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并对造成各地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资本区域配置效率分析
Jeffrey(2000)认为，最优的资源配置应该是增加对成长型工业的投资，减少对衰退型工业的投资。他用工业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增长水平代表投资的增长，用工业增加值代表工业增长水平，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行业，j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方程的斜率θ衡量投资对工业增加值变化的敏感程度，可表示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将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从区域层面来研究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所以去掉行业下标。模型中，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净值，V表示工业增加值，i表示省（市、区），t表示年份，α为截距，斜率θ是判断资本区域配置效率的指标（θ大于零，说明在第t年内一个地区投资的增加与工业产值的增加正相关；θ小于零，说明二者负相关；θ等于零，说明我国地区投资水平的变化与工业产值的增加无关）。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如(2)式所示：
我们以我国31个省（市、区）199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共计372个观测值）为样本（所用数据来自于国研网数据库和中国统计数据库），代入公式(2)，用EVIEWS5.1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得到θ为0.428，T值为2.480（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的T检验），α为0.111，决定系数为0.049，DW=1.594，即当一个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提高1个单位时，对该区的投资将会相应增加0.428个单位。由相关研究可知，我国1993～2002年的资本行业配置效率值为0.16（韩立岩，2005），1992～2001年资本行业配置效率的均值为0.214（刘赣州，2003），可见，我国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要高于行业配置效率。
（二）1995～2006年的资本区域配置效率分析
为了研究我国资本区域配置效率的动态变化，根据(2)式我们用OLSI法对我国1995～2006年31个省（市、区）每年的投资及工业增加值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得到了12个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较大，除1998、2004、2005年资本配置效率小于零外，其余年份均大于零，但显著性较差，仅2002～2004年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0%或5%的T检验。
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与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投资规模有很强的相关性。1995～1998年，为抑制由开发热和房地产热引起的经济泡沫，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实现降低物价和适度增长的经济目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体投资水平，加之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通货紧缩的出现，各地区的投资都进一步收缩，资源配置效率也有下滑的趋势，并在1998年出现了负值。为了启动内需，我国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2000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房地产投资开始升温。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招商引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这些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区的投资都开始大幅增长，资源配置效率从2000年开始稳步回升，在2002、2003年达到高峰。2003～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7.7%、26.6%和25.7%（陈乐一，2007），由投资的过度扩张所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现。从2003年下半年起，国家针对过热的投资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各地区的投资扩张势头得到了抑制，2004～2006年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所下降。
资本配置效率在不同年份的波动较大，在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有升高的趋势，在紧缩性政策下有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相比，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在紧缩性调控时回落较慢，而在扩张性调控时上升过快。尤其是在工业企业产值增长有所回落的同时，投资的增速仍会惯性上扬一段时间，不能及时配合企业产值的变化而做出调整，1998、2004、2005年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负值即说明了这一问题。这种惯性扩张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关。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各地政府积极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引发了较大的市场需求，造成了投资的惯性上行，表现为投资在各地工业企业产值逐步增长时大幅增加，而在企业产值增长受阻时也不能及时减速，制约了资本的优化配置。
（三）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成因分析
1.各省（市、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2)式的不变系数模型未考虑各地区的个体影响，为了研究31个省（市、区）1995～2006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我们构建了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如(3)式所示：
其中，θ[,j]表示每个地区1995～2006年的资本配置效率，α[,j]为各地区的截距，可表示非市场配置的投资水平。这样，一个地区的投资来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工业增加值为基础的市场配置部分，二是与工业产值无关的非市场配置部分。将我国31个省（市、区）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共计372个观测值代入公式(3)，用EVIEWS5.1对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
该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3089，DW=1.862。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海南，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河南，西部地区的广西和四川，其资本配置效率值较为显著。东、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均值分别为1.017、0.505和0.144，即1995～2006年东部地区的省（市）工业企业增加值平均每提高1个单位，投资将相应增加1.017个单位，而西部地区仅能增加0.144个单位。三大区域非市场配置的投资水平均值分别为-0.041、-0.024和0.053，可见，东、中部地区更多地是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本，非市场因素对投资增长有负面影响，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本稀缺，非市场因素对投资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成因分析。各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将从区域的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影响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
(1)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参与程度(GOV)，用政府开支（扣除科技和教育支出）占地区GDP之比表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综合战略规划或采取直接干预等手段影响资本配置，这是对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科技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过度干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资本配置，因此，扣除必要的科技及教育支出后，政府其他开支占GDP的比重越大，市场机制在资本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小，资本配置效率也越低。
(2)投资主体结构(INVS)，用地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表示。非国有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在投资时更注重市场化筛选机制的作用，因此，非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重越大，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也越高。
(3)金融深化度(BANK)。由于我们很难获得各省（市、区）1995年以来的股市筹资数据，所以用四大国有银行存贷款之和占GDP之比表示金融深化度。金融中介可以与公司建立长期关系，有利于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有效地甄别投资项目的价值，使债权人、金融中介和企业经营者在相应的激励和制衡机制下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投资项目，资本配置效率也会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而提高。
(4)人力资源水平(HUMAN)，这里用各地区高校占全国高校的比例表示人力资源的丰裕度。高校是地区人力资本和科研的源泉，人力资源密集、素质较高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都较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相应较高。
(5)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外资依存度(FDI)和外贸依存度(TRADE)，前者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之比表示，后者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表示。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资金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都会使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企业，因此，外资、外贸依存度越高的地区，资本的配置效率也越高。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故需要采用分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统计量为资本配置效率，统计指标包括GOV、INVS、BANK、HUMAN、FDI和TRADE，除了GOV和FDI指标外，每个统计指标由31个省（市、区）1995～2006年的数据共计372个观测值构成。由于数据所限，统计GOV和FDI指标时不包括西藏。数据来自于国研网数据库和中国统计数据库，31个省（市、区）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取其在1995～2006年的平均值，分组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3.实证研究结果。
(1)政府参与度越大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越低。随着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均值从0.892降至0.054，东部地区从1.17降至0.033，中部地区从0.681降至0.029，西部地区从0.423降至0.068。东部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较低，西部地区则较高，政府参与度低于11.85%的省份中没有西部地区的，而在高于14.42%的省（市、区）中西部地区省份占了80%。政府支出比重较高的西部8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平均为0.068，政府支出比重较低的东部6省的资本配置效率高达1.17。
(2)非国有企业投资比重越高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当非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低于41.5%时，资本配置效率均值为-0.091，中部地区有2省、西部地区有8省处于这一水平。非国企投资比重最低的西部8省（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值为-0.078，最高的东部8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值则高达1.229，后者是前者的15.76倍。
(3)金融深化度越高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越低。与我们的假设相悖的是，我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张对资本配置效率有反向作用。随着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资本配置效率从1.15降至0.211，东、中、西部地区显示出相同的特征，西部地区国有银行信贷规模较高的8省（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为负值，中、东部地区信贷规模较高省份的配置效率虽然为正值，但也处于较低水平。可见，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张对优化资本配置有抑制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国有银行的信贷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一现象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4)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高。随着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区域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从0.072提升至0.802，西部地区的变化幅度最大，从-0.111增至0.539，东、中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没有西部地区显著。可见，人力资源集中度和素质的提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5)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越高。整体来看，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也较高，但三大区域的具体情况又存在差异。就外资依存度而言，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随着对外开放度的增加而提高，东、中部地区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关系：东部河北和浙江两省的外资依存度相对较低，其资本配置效率则较高；中部地区外资依存度相对较低的河南、山西两省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值较高，其中，山西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163，而河南高达1.276。从其他因素来分析，河北、浙江和河南3省的政府支出比重相对较低，1995～2006年平均值分别为11.19%、11.44%和13.28%；国有银行信贷比也较低，分别为111.58%、102.4%和99.35%；非国有企业投资比重则较高，分别为61.12%、68.17%和55.19%；高校占全国的比重也较高，分别为4.78%、3.59%和4.81%。这些因素都可能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从外贸依存度来看，在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值越高的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也越高；在东部地区，只有河北的外贸依存度较低，而资本配置效率仍较高，其原因同上。另外，东、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两极分化较为严重，西部地区有6个省（区）的外资及外贸依存度都较低，其资本配置效率均值仅为0.073。相比之下，对外开放度较高的东部9省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值达0.93，是西部6省的10倍以上。
总体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较低、对外开放度较高、非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较高、人力资源较充裕、国有银行信贷比重较低的地区，其资本配置效率较高。资本配置效率大于1的共有8个省（市），东部地区有山东、江苏、上海、海南和河北，中部地区有吉林、安徽和河南，这些省（市）在1995～2006年的年均外资依存度为4.06%，外贸依存度为3.98%，非国有企业投资比重均值为57.87%，高校数占全国比重平均为4.05%，国有银行信贷比重均值为124.39%，政府支出比例平均为11.59%。相应地，资本配置效率为负值的有6个省（区），西部地区有西藏、宁夏、青海和贵州，中部地区有黑龙江和湖北，这些省（区）在1995～2006年的平均外资依存度为2.34%，外贸依存度为3.37%，非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为39.37%，高校数占全国比重平均为2.43%，分别比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低了1.66%、0.61%、18.5%和1.57%；国有银行信贷比重和政府支出比例则高达224.5%和15.08%，比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省（市）分别高出122.15%和3.49%。
三、综合性结论及对策
本文利用Jeffrey的弹性系数法，以我国31个省（市、区）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区域层面研究了我国资本的配置效率，包括资本在各地区的配置效率、各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及差异，并对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工业增加值增长水平成正比，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投资将增加0.428个单位。动态地看，我国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在不同的年份波动较大，这与宏观调控背景下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非同步变化有关。31个省（市、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对外开放度、投资主体结构、金融中介服务水平和人力资本的集中度等，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因此，要促进各地资本的优化配置，应从协调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的矛盾、缩小地区资金供给及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入手。
（一）调整地方政府投资导向，提高投资效率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除科教投入外，政府开支比重越大的省份资源配置效率越低。(1)政府对竞争性投资领域的介入制约了市场的资源配置空间。实际上，政府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市场失灵”的公益性、基础性事业领域，从竞争性投资领域逐步退出，由市场机制自发配置资源。例如，美国财政支出中生产开支占比仅为5.48%，而我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为40.68%，其中，竞争性行业的支出占了一半以上，2000年地方政府管理及其他开支所占比重高达44.55%（吴强，2006)。(2)公共物品的低效率供给。公共物品被政府部门垄断，供给缺乏竞争，易导致过分投资，引起产能过剩。从本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出，各地投资相对于工业增加值的调整都明显滞后，甚至在工业企业增长回落时投资仍保持上扬，以致个别年份的资本配置效率出现负值。因此，要纠正“政府失灵”，必须进一步改革财税制度，加强项目管理，使政府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以公益性、基础性事业为投资重点；同时，要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减少公共产品的垄断性收益，提高投资效益，以最小的政府干预度取得最大的市场效果，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
（二）推进产业转移，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各地政府为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形成了趋同的产业体系，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产能过剩与投资的扩张相冲突，严重制约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各地产业特色，引导固定资产投向；加强沟通和区域协调，积极推进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刚性。具体措施包括：(1)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扶持优势产业的发展，强化区域分工；(2)在各地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权交易中心，鼓励企业跨地区购并重组，促进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高效率、低成本地整合各地资源；(3)加强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出台有关政策，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地区人力资源、商品要素及信息技术的流动，加快地区产业整合。
（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和市场化水平，缩小区域差异
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资金充裕度的差距，是造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投资效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人力资本丰裕程度等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较大，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的外部资本，资金积累能力也较强。充裕的资金供给和市场化的传导机制相结合，使投资人能够根据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中、西部地区相对匮乏的资金和行政色彩较浓的资源配置机制决定了其固定资产的投资刚性，资源配置效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和市场化水平。(1)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计算支付额度时，应将均等化的“基数法”改为体现地区差别的“因素法”，设置标准化的需求指标体系和相应权数，结合各地财政收入计算收支缺口，根据地区差距实行分级支付，加大对缺口较大地区的扶持力度。(2)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功能，为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信贷支持。政府应出资设立中、西部风险投资基金，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利率差距。要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3)发展中、西部区域性金融市场，对企业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推动更多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采取优惠措施，吸引更多的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资产评估公司进入中、西部地区，构建多元化的市场中介体系；增设交易网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完善市场规则，规范交易行为。(4)以中、西部发展相对较快的城市为核心，构建金融中心，形成金融规模，通过其扩张和溢出效应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中、西部地区，加速资本积累。
［收稿日期］2008-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