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目标下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福利目标假定及其实现条件
国家存在的基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幸福或者防止社会弊端（威廉·洪堡，1967）。在中国，体制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改进社会福利，因此，国家的政策目标也就在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假定所有制结构变革的目的是改进社会的经济福利，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政策分析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找能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政策选择。
附图
因为社会个人的福利水平在总资源量Z一定时，受到分配方式的影响，当分配方式给定时，资源量的多少决定福利水平的高低。
社会福利总水平达到最大的状态即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的状态。实现这种状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资源利用最优条件、消费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
资源利用最优条件是指财富生产过程中社会经济要素的配置条件。资源配置利用最优条件要求经济行为始终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并要求任意两个厂商的任意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当资源利用最优条件实现时，在给定社会资源条件下，社会的总产出达到最大，因为如果不以任何另一企业的产出减少为代价，任何一个企业产量的增加都不可能发生。
消费的最优条件要求在社会产出给定时，产出在社会中的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产出的配置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不减少一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时，不可能增加另外一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消费的最优条件实际上是社会产出的配置效率。
帕累托生产最优化条件，实际上是组合最优条件。这里的组合最优是指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在产出的供求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实际上，它是指生产者在经济资源充分利用时生产出的最大产出及其产出的品种结构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偏好，即与市场需求一致。
“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实现要求经济运行环境具有充分竞争性，只要投入要素和消费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信息充分，便可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当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时，经济过程任何一个环节效率的提高，均会引起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长，即为帕累托改进。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既带来经济过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又能带来产出配置效率和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率的提高，因此，体制变革过程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帕累托”改进过程中社会福利类似地可表述为：
其中
代表社会个体i的福利水平，x表示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a为个人资源获得量。
当考虑收入水平而非具体商品组合对个体福利水平的影响时，假定社会个体对收入均具有偏好，即在收入与其他福利因素比较时，个体更喜爱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福利函数假定为U[,i](a)，这里，个人资源获得量a是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的最大福利值并不等于单个个体福利的简单加总，因为，收入差距的不同将引起社会总福利的变化，在存在收入边际福利递减的条件下，给定总收入水平的社会总福利与分配的均等程度相关。因此，当分析体制变革过程中整个社会总福利的变动时，可以从社会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两个变量出发，建立起社会福利的一般表达式。值得庆幸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于1974年就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水平两因素间的关系式：
其中，S为社会福利水平指数(welfare index)，用来描述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Ry为人均GDP或GNP值，G为基尼系数。显然，阿玛蒂亚·森福利公式较其他福利函数要简洁得多。阿玛蒂亚·森福利公式揭示了福利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正向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差别的负相关关系，其背后的假设条件是：社会对收入水平高低有较大的偏好。在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社会对后者具有更多的“宽容与忍耐”，也就是说，当社会在收入水平低，但分配均等和收入水平高但收入分配悬殊之间选择时，人们更倾向于后者。
二、分析方法
假定中国的改革都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为目的。在此假设条件下，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终极目的也就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是进行政策分析的前提。
对阿玛蒂亚·森福利公式：
又，根据有限转移对数生产函数（袁易明，2000）：
，
同所有制结构调整政策所引起的福利水平的增减幅度。当某两种所有制成份间的调整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大于某另外两种所有制构成间结构调整带来的福利增长时，采取前两者的改革策略选择显然要优于后两者间的调整，由此可以使改革更具效率（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增长）。
三、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社会福利变化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为对国有经济的调整与定位和非公有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构成的明确。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所有制结构调整方向为国有经济向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方向调整。这期间，由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在产权结构安排、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运行绩效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产生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必然使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国有经济的调整过程显然涉及相应的政策选择。
采用上述过程推导出的方法对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路径进行讨论。
（二）发生在国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情形
1.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1%，非公有经济比重下降1%时，中国经济运行的技术效率、收入分配、人均GDP值都要发生相应变化，其具体边际福利估算值列入表1。
表1 国有经济的边际福利
注：
为边际福利。
结果表明：国有经济相对规模的扩大在1981-1998年中的任何一年均会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因此，国家促进国有经济的相对发展速度（较非公有经济成份以更快速度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福利而言，均具负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为了某些特殊目的必须提高国有经济比例时，均是以社会福利的减小为代价的。
不同时期，国有经济对社会福利的效应不同。在改革的初期，国有经济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福利数值减小12，此后，边际福利值下降幅度逐渐增大。1998年
值为-41，为1981年的3.4倍。这个变动趋势揭示出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引致社会的福利损失小于转型时期引起的福利损失。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上升，同样的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幅度，引起不同的效率损失，转制时较大的效率损失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从社会福利增长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国有经济整体规模的收缩比计划经济时期更有意义（同等幅度的规模缩减，带来不同的社会福利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呼声比计划经济国家甚至比转制国家更盛的经济原因。
2.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在集体经济比重不变时，非公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变动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与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形刚好相反，非公有经济上升对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有正效应。由国有经济向非公有经济的1个百分点的调整，至少将给中国社会带来10.76的福利增长（1981年），1998年带来36.17的福利增长。非公有经济的正边际福利表明，由国有经济向非公有经济的结构调整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有效选择。同时， 1981-1998年间非公有经济无一例外的正边际福利效应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将所有制结构改革作为重要改革内容，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对非公有经济进行正确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政策措施的正确性的实证证据。
随着改革的深化，增加非公有经济比重带来更多的边际福利。在1981年的改革初期（经济体制基本与传统体制一样），边际福利为10.76，1985年13.84，1990年18.55， 1995年28.36，1998年上升到36.17。边际福利的上升与中国非公有经济发展环境的逐渐良化有关：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非公有经济作为经济重要成份地位的确定，宏观运行环境的市场化改革等，均是边际福利增长的贡献因素。1990年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后边际福利的快速上升表明，加快发展非公有经济的“体制外改革”策略对于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如果说18年前的以“体制内改革”为主的战略尚可找到一些理由的话（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仅为10.76，仅相当于1998年的 29.7%），那么，今天这些理由已不存在，继续推行以国有经济内部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和扩大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或者不利于非公有经济发展等的政策都不是现阶段有效的政策选择。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重点应由“体制内”向发展非公有经济的“体制外”改革转换。
3.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递减。在1981至1998年各年非公有经济比重增长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份额（国有经济再下降1%），各年都开始出现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递减的趋势，只不过，其递减的速度相当缓慢。
表2 非公有经济增长的边际福利
注：TE为技术效率，G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Y/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元。
表3 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递减
注：边际福利(1)为在各年实际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假定增加1个百分点的非公有经济引起的福利增加；边际福利(2)是假定在增长了1个百分点的非公有经济之后再增加1个百分点的非公有经济，这第二个百分点带来的福利增加。边际福利变化(%)＝［边际福利(2)－边际福利(1)］／边际福利(1)×100%。
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递减具有两个可能的引致原因：非公有经济运行体制环境的制约和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加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递减是以每一年给定的经济运行环境为条件得出的。比如，在1990年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条件下，扩大非公有经济的相对规模，其边际福利减小，当体制和经济政策变动时，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变动将出现另外的情形。在中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发生过许多歧视行为，竞争环境并不公平，尤其是对非公有经济中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歧视性行为表现在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各个方面。另外，对外资经济在税收、土地的特殊政策和地区间这些政策的差异，引起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之间歧视程度的加深，缺乏公平性的竞争环境成为制约非公有经济的重要因素。这里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在对非公有经济进行正确定位之后，必须制定和实施适宜于非公有经济的相关政策，其基本任务是取消非公有经济内部的成份之间、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之间的差别待遇。
另外，在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注意非公有经济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等性，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扶持滞后地区非公有经济发展，同时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节，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递减的速度差异（80年代边际福利递减的平均值为0.258%，90年代的平均值为0.212%）说明，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非公有经济在90年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优于80年代，对非公有经济的歧视性程度已开始减小。
（二）集体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调整
1.集体经济比重上升，非公有经济比重下降引起的福利变动。假设国有经济比重不变，集体经济比重在各年实际比重基础上增加1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份额下降1个百分点，根据福利公式，估计集体经济的边际福利。
表4 1981-1998年集体经济的边际福利
“均负”的集体经济边际福利代表着集体经济相对规模的扩大（非公有经济相对规模的缩小）将引起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在1981-1998年间的任何一年，鼓励集体经济发展，抑制非公有经济增长的政策组合显然是非理性的。
集体经济边际福利在1981-1998年间的下降趋势揭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改革过程中促进集体经济相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政策，具有愈来愈大的社会福利负效应。
2.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集体经济比重下降引起的福利变动。由于集体经济的负值边际福利说明，所有制结构由非公有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调整不具合理性。因此在这里以国有经济比重不变为假定条件，估计非公有经济比例1个百分点的增加，集体经济比重降低1%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
非公有经济的正边际福利说明，非公有经济比集体经济更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非公有经济（相对于集体经济而言）较大的福利效应是因为非公有经济具有高的技术效率和较小的收入分配差距。
结果表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完善过程中，由集体经济向非公有经济变革的政策选择具有效率，具体而言，通过对集体经济的民营化改革，或者通过加快非公有经济发展步伐（保持集体经济原有发展速度），提高非公有经济比重的政策均值得出台并实施。
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随改革而上升的趋势意味着今天中国具有较过去更适合非公有经济发展的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间接地证明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建设具有成效，同时也说明，对社会福利的提升而言，现今扶持、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重要。
3.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的变化。为了考察非公有经济相对于集体经济的规模比重继续扩大的经济性，假定在各年非公有经济比重已上升1%的基础上再提升1个百分点，并估计出其边际福利变化，结果列为表5。
表5 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
表6 非公有经济增长与集体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
注：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加1%的技术效率TE、收入分配差距G是指在中国各年所有制实际结构基础上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加1%，集体经济比重下降1%时的值，同样，集体经济的TE和G是集体经济上升1%，非公有经济下降1%的值。
引起非公有经济边际福利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在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下，非公有经济相对于集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小的基尼系数值和较高的运行效率。今后非公有经济的边际福利变动将取决于非公有经济比例增长对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影响（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有效性），如非公有经济在地区间发展失衡，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不力，那么，非公有经济比重的继续增长（集体经济比重的继续下降），将出现边际福利递减的变动趋势。
（三）调整国有经济与调整集体经济之间的比较
集体经济相对与国有经济的较高边际福利（负效应值较小）说明，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发展后者的政策选择优于前者。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负值边际福利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公有经济低效率的一般假设成立，公有经济的低效不仅表现为经济运行效率较低，还表现在较低的社会福利改进能力。因此，所有制结构改革显然不仅仅在于国有与非公有间的比例、作用和功能调整，还包括对集体经济所占份额和所起作用的重新确定。
表7 国有、集体经济的边际福利比较
四、结论
1.在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公有经济相对规模的缩减是合理的所有制改革方向。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任何公有经济比重的增加都会引起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于提高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而言，显得非常重要。由此看出，由公有向非公有的调整应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表8 两种所有制改革选择的福利改进比较
注：*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1%，国有经济比重下降1%引起的福利增加；**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1%，集体经济比重下降1%引起的福利增加。
2.公有经济的两个构成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的缩减均具有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表现为两种成份比重的下降均会对社会总体福利增长作出正贡献。但是在现阶段，国有经济向非公有经济调整的改革选择优于集体经济向非公有经济的选择，因为前者使社会福利增加得更多。
附录：所有制结构和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平等间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和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平等间的关系表达为（袁易明， 2000）：
EE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以技术效率TE表示，G代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表示。由于EE为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相应地，G为整个居民收入分配差距。Own[,i]为所有制结构，以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当年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由于资料所限，在分析过程中将所有制结构粗略地划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三类，所以有i=1,2,3。
和为误差项，代表所有制结构以外的其他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因素，即非所有制结构因素。类似地，表示所有制结构以外其它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因子。因为影响效率的因素同时也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假设具有存在现实性，即在和代表的因子中，存在着既影响效率又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所以有：
附图
立，即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与收入分配无关，或者引起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因子不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但这假设条件显然过于严格，因此，有上述假设条件出现，这一假定更符合效率、平等间的现实，这一假定里还包含对于任两个观察值而言，协方差值相等的假设。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平等而言，非所有制结构因素间的协方差相等，不考虑协方差的时间因素。根据效率和平等与所有制结构模型的特点，选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方法并用 LIMDEP软件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
这里，解释变量包括国有经济比重，集体经济比例和非公有经济份额，分析时段为 1980年至1998年，数据分别取自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Gini系数）1981-1989年数据用陈宗胜(1995)估计，1990-1998年的Gini系数和1980-1998年中国经济技术效率数据由袁易明(2000)测算。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平等和所有制结构的关系列为表9。
表9 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注：Own[,1]为国有经济比重，Own[,2]为集体经济比重，Own[,3]为非公有经济份额，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表示。*表示在20%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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