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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应以其内容的正确性、合理性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身有无规律性可循？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可能有方法上的不同。我感到，第一，相对于具体的教育内容，“内容的结构”是认识内容变换规律的逻辑起点；第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是认识内容变换规律的根本相关因素；第三，政治教育内容的重点还应根据对象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和群体的不同性质而有所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的概念，但它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这种功能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规律和特点，也应当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总体演绎规律来把握。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是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换规律的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具体内容，在不同社会条件和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即使把这些具体内容加以归纳，也会显示出一个庞杂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具体内容的特性是，它随着具体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被它保证的各项工作的深入而充实；它带有极大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变化性。理论的任务，则要求深入这些具体教育内容的背后，探求它的内在本质，寻找其中相对稳定的要素。应当说，它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关于这些知识的结构；它注重的不是具体知识的丰富和发展，而是探求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政治教育内容中的稳定要素。它不是直观的，而是潜在的；它不是在技术和操作上讨论，而是侧重于方法论。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可以满足上述研究的一些要求。至少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还不很广泛深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那么，作为抽象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是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的统一体？可以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形式和社会条件下，潜于具体教育内容背后的是由伦理道德观、政治观和历史观三要素构成的统一结构。对于这一点，实际上，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都曾经进行过认真的探索。
斯宾塞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这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尖锐时期。他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想解决社会矛盾。所不同的是，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试图对“动乱的人群”进行思想统治，他提出的方法是对人们要实行“三种抑制”：“只有在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抑制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团体以后，人们才能充分地经验到侵犯的罪恶所引起的痛苦。”（注：〔美〕梯利：《伦理学原理》，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这里，尽管观察的角度不同，但他已初步提出了道德观、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观的框架。
马克思则是从生产方式的根本点上来观察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页。）要注意到，这里提出的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意识中的三个不同方面。
我国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看到在我国封建文化的延续过程中，“道德伦理与哲学、政治几乎是水乳交融，这种“三位一体”的思维方法，是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得到发展的方法。”（注：吴熙钊：《中国近代道德启蒙》，2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文化”本身是社会的反映，它当然要反作用于社会的具体人。很明显，这里的“三位一体”已经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组合关系。
应当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最具概括力的当属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他在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给予人民的统治时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31页，1991年第2版。）这里，除最后一权带有性别的特殊性外，将其余三权从“权力”角度转换到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角度，伦理道德观、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结构就立即显现出来。
我们可以对“三观”之间的关系做出粗略的考察。首先，它们是互相渗透、相互融洽的。道德观包含着政治观，政治观包含着历史观，反之亦然。表现在具体的政治教育中，我们确实很难界定一个教育内容是否只属于某一观念的领地。其次，它们又是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的。道德观作为调节人们之间互相关系的准则，它形成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覆盖的人群最广；政治观反映的是对政府、政党、国家等政治实体的态度，形成的时间晚之，对人影响的强弱依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转移，其覆盖的范围主要是政治实体和阶级的中坚骨干；社会历史则是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一般人不能自发地、系统地形成，居于较高知识水准和一定领导岗位的人对它最为关注。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 依社会任务的转移而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三个要素，并不是等量齐观和静止不变的，必须对这种结构进行动态的考察。只要留心就会看到，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从某一问题入手而实施的：或是政治观（如公民、法制教育），或是道德观（如奉献精神的讨论），或是历史观（如实践标准讨论）。其实，历史长河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描述这种现象本身，而是要提出这种现象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在某种条件下，结构中的某一要素就会必然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问题。因为规律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答在某一条件下可以重复的现象。
我感到，社会任务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某一要素地位的根本条件。社会任务又与社会的稳定性相关。如果社会是稳定的，其社会任务主要是发展经济；如果社会是不稳定的，其社会任务主要是阶级斗争。同时，由于社会任务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某一要素的地位也不同，对人的个性影响也不同。社会任务一结构重心一个性影响，是探究这一规律的基本线索。
1.在稳定的社会中，社会任务主要是发展经济，道德观位于内容结构的重心，个人带有较强的自主性。
发展经济这一概念，同样适合于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即使当时的统治阶级主观上不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任务，但社会如果是稳定的，社会经济也在发展着，否则无法理解后来生产关系为什么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要在社会没有爆发革命，政治没有发生变迁的相对的社会稳定期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必然以道德观为主要要素。这时的社会个体带有较大的自主性。
我国封建社会有长达两千多年的稳定期，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角度看，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在不断强化、扩充儒家伦理道德观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早期就兴起的“新教伦理”和功利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支柱。与之相伴生，人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相对提高，个性也相对解放。这是比较而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可以更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封建社会，农民比奴隶社会的奴隶自主性也相对增强。以经济发展为社会任务的稳定期，道德观之所以处于重要地位，是生产的客观需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已经允许生产力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是人，是劳动者；而与最广大的劳动者直接相关的观念就是道德观，它可以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保证生产力获得一定限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客观上需要人们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性也必然成为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伴生特征。
2.在不稳定的社会中，社会任务主要是阶级斗争，政治观是内容结构的主要要素，个体带有较强的组织性。
社会的动荡时期，一般是社会变革和政治变迁时期。这种时期的典型特征是阶级斗争达到高潮，革命爆发，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即将或刚刚代替旧的制度。这种条件下，社会任务是政治斗争，其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与此相适应，为了维护或夺取政权，对立的阶级之间也就必然把“政治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中心和主要成分。同政治观以相适应，高度的组织性成为政治观中心的伴生现象。这是因为对立的阶级都需要组织起自己的队伍以进行政治斗争。在现代，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政党，最有组织性的人是党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部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他们都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顺便提及，对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中国，人们很容易产生思维定势，习惯于用以往的思维方式考虑经济建设时期的政治教育，这个框框是需要突破的。
3.在新的稳定的社会中，社会任务主要是发展经济，道德观又成为内容结构的重心，个体显示出新的自主性。
随着新政权的巩固，社会进入稳定状态，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经济发展又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这时，政治的主要内涵已经起了变化，实现四化已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与此相适应，为最大限度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新的道德观念和关系准则必须确立起来。于是，社会必然把道德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经济建设服务。伴生而来的是，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始鲜明。党的八大提出经济建设任务的同时，又提出“双百”方针，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同时又赋予企业、个人更多的自主权就是证明。
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候都要以政治观为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中，相当长的时期仍以政治观为主要内容，而且由于错误估计了社会形势，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月月讲，其直接后果是脱离了经济建设，同时又削弱了道德建设。目前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我们在看到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性、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加强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建设更加重要。现在人们迫切希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心情，就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否则，人民道德水平降低，社会腐败风气泛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团结稳定的局面也将遭到破坏。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 依对象个体成长阶段的不同而转变
我们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身，是不依赖于个体或群体直接经验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外在于个人和群体的。但它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最大不同点，就是要求最有效、最直接地对个体或群体发生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转换还必须依人的心理发展条件为转移。个体的心理成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重点各有侧重。
在少年期，人在与自己周围人的初步联系中，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是道德社会化时期。处在这一年龄段的人遇到的矛盾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道德观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在这一阶段没有抓紧道德培养，而过早地进行系统的政治观教育，不仅政治教育难以获得成效，而且道德建设也会错过时机。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年青人道德观念与社会要求有较大差距，其原因往往同他们所成长的那个年代教育内容的结构违反客观发展规律有关。
在青年期，人开始走向政治社会，接触到政治系统。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民主、权力、制度等政治概念经常同个人行为发生联系，这是政治社会化的开始时期。与此相适应，是人的道德观基本成熟但仍需巩固和政治观开始扎根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如果说道德观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观则要解决人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它要保证一个人在政治系统内的正常生活。政治观具有定向作用，涉及和影响一个人相当长时期内对政治问题的态度。虽然一般来说，道德观教育基础打得好，政治观也易于走正道；但政治观毕竟不同于道德观，它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因而道德观正确的人也可能接受错误的政治观，这是经常见到的。
在成人期，随着实践的锻炼和知识的积累，人的思想开始向更高层次的理性飞跃，他开始探究人与社会生活的根本关系，进入世界观的成熟期。这一阶段，历史观教育上升至重要地位。历史观的特点是，它必须要以相当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前提，它渗透在道德观、政治观之中，但同时又是独立地纵深发展的。缺乏文化理论修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历史观，只有零碎的、不一贯的、自发的历史观，但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强调以这一结构要素为中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它对政治观与道德观的确立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这些特点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中必须根据个体的成长阶段转换。但要注意到，个体的年龄成长阶段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划分，各段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临界点”，而“临界点”的教育内容又很有特点。今天大多数走出校门踏入社会的年青人，就处在少年到青年的转折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为政治观的系统树立打好根基，同时又不放松道德观基础的巩固和提高（相当一部分人还须进行补课），并在道德观、政治观的教育中，慢慢引导他们正确历史观的形成。而对已成年的领导干部，则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加深政治观和道德观的教育，但重点应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牢固树立上，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克服“一锅煮”的现象。同时也应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上是要以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但整个社会意识形式是在发展着的，一个人在其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如果今天看来是错误的，那么，能否在政治教育中得到纠正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其难度比较大。因为这种纠正已成为人们道德观、政治观已经形成阶段的滞后教育，并且又是面临大多数人群的社会性任务。比如，“左”这种思想政治倾向和“自私”这种道德倾向就不是简单几次教育就能解决的。这一方面说明，人越在早期接受正确的政治教育越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天政治教育的难度是同克服过去教育造成的缺陷分不开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并开展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 依群体工作性质的特点而转换
社会上的所有人群都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性质不同的群体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又有重点上的不同。政治实体，即国家、政府、政党、军队、监狱、警察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工作者，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结构上看总是侧重于政治观念，并且其政治观教育较之一般群体来说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着更高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政治观都形成于青年时期，并且在后来的整个革命生涯中都处于不断扩充和加深之中。政治实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政治观为重心这种变化，是三个重要条件所致。
一是从政治实体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这说明在上层建筑各个部门中，政治实体位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而且它代表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去履行管理社会、治理经济、保卫国家、实行专政的职能。社会将通过政治实体表达、执行、调控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党的意志，它也就必然关心政治实体是否在政治上合格。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1094页，1991年第2版。）
二是从政治实体在上层建筑中的作用看，它直接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加速和延缓的作用。正确的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加速和延缓的作用，而这种加速和延缓恰恰要经过政治实体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因此，政治实体能否准确无误地执行正确路线、能否迅速及时地掌握实际情况，就成为这种“加速”或“延缓”的关键。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实体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它必须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道德上的纯洁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居于重要地位的政治实体而言，“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注：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
三是从政治实体在上层建筑中的权力看，它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各种权限，具备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功能。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权力是导向个人、小集团还是导向社会，将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纯洁、社会的稳定。从本质上说，权力的腐败就是政治实体的腐败，面临防止权力腐败这一全球性课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实体更要关注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
如已所知，“政治”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政治实体所要接受的政治观，是包括社会任务、中心工作、国内外阶级斗争、政权建设、党性修养、大政方针等内容的完整体系，归根到底它特别注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程度。在具体工作中，根据不同的国内外背景和条件，可能侧重教育上述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等等，却是必备的政治素质，因而也成为永恒的教育主题。我们曾经把政治理解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并加以突出是不正确的，但对于政治实体来说，讲政治、学政治却是自身的内在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注：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