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口跨省婚姻迁移的空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_社会因素论文

青年人口省际婚姻迁移的空间选择与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因素论文,婚姻论文,青年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婚姻迁移是人口空间过程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命题，婚姻迁移的群体主要为青年人口群体，占整个婚姻迁移群体的90％以上。婚姻迁移的相关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迁移决定理论，即为何迁移，什么人迁移，迁到哪里；二是迁移效应理论，即迁移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纵观国外已有成果，有两种理论解释婚迁的空间选择性：一是迁移的成本和收益理论，强调迁移活动成本比较；二是人口迁移的转变理论[1][3]。泽林斯基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口迁移的流向都有所不同，社会变迁与人口迁移有五个转变阶段，每个阶段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都有一定的特征，并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转变的趋势。当前有关我国省际婚姻迁移研究多着眼于宏观尺度的研究[2]。杨云彦、丁金宏等人认为，华东是主要迁入区，华北也有较多的净迁入，西南则是主要的净迁出区，婚姻迁移是女性占绝对优势的省际迁移流，在全国的省际婚姻迁移人口中，女性占90.8％[4][5]。大批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女性青年远嫁到东部较富裕的地区，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6]。落后地区的姑娘攀嫁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梯级迁移”，是主客观及社区文化规范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7][8]。纵观上述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的视角阐释了婚迁的基本理论、基本过程、特征与规律，从而使这一研究日臻完善。当前我国青年群体的婚迁呈现什么特征?其影响因素有哪些?该论题是本研究探析的重点。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1.研究设计

       依照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与婚姻匹配理论，婚迁的实现需依存于不同的作用力，通过适度的婚迁路径实现婚迁。婚迁可能是迁出省份单独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迁出与迁入省份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哪一种形式，均通过具体的作用因素实现。

       2.研究假设

       以婚迁人口作为因变量，将社会、经济、文化与人口等因素作为自变量，以考察其对婚迁人口空间选择的影响。为了检验上述诸因素对婚迁空间选择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婚姻迁移具有较大引力，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地区受教育程度越高，婚迁的指向就越高，婚迁越易发生；

       假设3：未婚和婚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婚迁的空间选择趋向越明显；

       假设4：距离越近，交通越便捷，婚迁的空间选择指向越显著，区域中心性越强，婚迁的指向越明显；

       假设5：沿海省份具有很强的婚迁趋向性，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对婚迁具有正向影响。

       3.模型构建

       本文分别以婚姻迁出与迁入人口作为因变量，以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空间与气候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自变量共分为六组，第一组为经济因素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区域人均GDP、城乡消费对比、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等因子；第二组为社会因素变量，包括社会发展指数、生育保险享受待遇人数占参保人数比例、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16岁以上人口比例；第三组为文化因素变量，包含文化同源性、每十万人拥有的高中及中专受教育程度人口因素；第四组为人口结构变量，包含人口总量、人口抚养比与15岁以上未婚人口比例；第五组为空间变量，包含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区域中心性；第六组为气候因素变量，包含年均温度、年均湿度两个变量。

       参照Lewer等人的人口迁移引力方程[9]，借鉴汤韵、梁若冰对模型的修订办法[10]，构建了如下混合回归模型：

      

       4.数据来源与处理

       跨省婚迁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和各省份长表数据；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区域人均GDP、城乡消费水平比值、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等指标、人口总量、人口抚养比、未婚人口比例、每十万人拥有的高中及中专受教育程度人口均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城市化水平来自《中国建设年鉴2010》，社会发展指数来自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CDI)研究〉报告》；铁路网密度和公路网密度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道路通车里程与各省份面积相除获得；迁出半径1000km和迁入半径1000km范围内的累计百分比是以省会为圆心的1000km范围累积百分比(具体做法是：以省会城市为圆心，以1000km为半径，进行缓冲区分析，将缓冲区覆盖的部分累加，形成缓冲区的累积百分比。此处假设迁出区域婚迁人口均匀分布，覆盖区域范围比例代表迁出的人口比例)；年均温度、年均湿度用省会城市的年平均气温来表示，数据也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际距离根据省会城市的经纬度通过球面公式直接计算出城市间的物理距离。区域中心性是指迁入地或迁出地为珠三角(广东省)、长三角(江苏、浙江、上海)和京津地区(北京、天津)的省份，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中心省份为1，其他为0)。迁入与迁出文化同源概率是以首位省份代码为基础，将地域临界且代码相同的省份视为同源文化区。迁入和迁出同源概率是迁入或迁出相同代码的其他省份的累积百分比视为同源概率。由上述数据形成N为31、T为42共1302个观察数据，通过共线诊断筛查，最终保留为N为31、T为18共558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为了论述简洁，本文中略去了对这些指标的描述统计与估计结果。

       三、婚姻迁移人口的流向特征分析

       1.总体流向特征分析

       按照净迁移量计算(净迁移是指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在此基础上，将上述迁移数据转化为GIS属性数据库，依照其自动分级规则，按照不同的净迁移量省份划分为几种类型，即极高迁出区域、较高迁出区域、稍高迁出区域、一般迁出区域，稍高迁入区域，较高迁入区域，极高迁入区域)，按照净迁移量计算，四川、河南、安徽和湖南为极高迁出省份，湖北和江西为较高迁出省份，总体上净迁出地区集中在中部偏南地区，呈现团块状特征。稍高迁出区包含甘肃、宁夏、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和黑龙江，一般迁出区包含吉林和西藏两省份。极高迁入区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均为经济发达省份。较高迁入省份为辽宁、浙江两省份。其余为稍高迁入省份。总体上迁出集中在中国版图中部，而迁入集中在中国版图的周缘区域。从分性别角度分析，男女性婚迁空间特征总体差异不大，高迁出区和高迁入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山东总体上是净迁入区，是女性净迁入稍高区域，却是男性净迁出区域。云南在总体上是净迁入区，是男性较高迁入区域，却是女性稍高迁出区。广西总体上是稍高迁出区，女性是较高迁出区，但男性是净迁入稍高区。

      

       (1)全国净婚迁图

      

       (2)男性净婚迁图

      

       (3)女性净婚迁图

       图1

       全国净婚迁图与分性别婚迁图

       数据来源：“六普”短表数据。

       2.主要婚姻迁出迁入空间选择分析

       本文采用李薇人口迁移选择指数法[11]来衡量人口婚姻迁移空间选择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总体看来，

极高的省份，

极低，说明省份极强的磁力效应不但吸聚大量的外来人口，而且抑制了省内的人口外流。如表1中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江苏、浙江等省份均属这种情形。而中西部省份的反磁力效应十分显著，如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湖南，以及西部重庆、四川、贵州和广西则Ij值较高，说明迁出意愿十分强烈。另外一种情形是，

和

值并不高，但两值相差较大，如广东、海南、新疆、甘肃等省份，迁移强度不大但流向特征显著。

       3.强度特征分析

       通过空间选择指数可以进一步衡量省际婚迁的强度。北京和上海是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强势吸引区域，是名副其实的区域人口引力中心。中度吸引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省份，是区域与经济引力，人口结构性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低度吸引区域中广东虽为沿海发达省份，但其婚姻迁移引力相对有限，可能与其他省份的文化兼容性低有一定的关系。扩散区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是婚姻迁出的集中区域。强势扩散区域有安徽和江西两省，其邻近的近半数是经济发达省份，受其强大的吸聚力作用，与之邻近省份产生强大的辐散效应；同样，中部省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西部地区四川、重庆和广西，东北的黑龙江受梯级引力影响，同样形成较强的辐散中心。而那些地处边疆或与沿海省份距离遥远的其他省份，以及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自身有着极强的吸聚功能，在吸聚大量外来婚迁者的同时，抑制了本辖区内的人口迁出，因而迁出规模有限。

      

       四、影响青年人口婚姻迁移的因素分析

       婚迁空间选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通过提取核心因子，扩充部分难以通过量化测度的因子，分析青年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以从更为普遍的视角解析婚迁空间选择的作用机制。

       1.经济因素

       全国居民消费和城市化水平对迁出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对迁入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经济的推拉力作用是显著的。由此看来，婚迁者更愿意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王桂新认为，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12]。

       2.社会因素

       社会发展指数对迁入呈负向影响，而对迁出呈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除北京上海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以外，其他大部分省份并不一致，迁出与迁入地之间的社会发展落差对其产生负向作用。人口迁出集中区域，社会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而人口的集中迁入区域，社会发展数据则较低，从而造成高社会发展水平省份向低社会发展省份迁移的逆向迁移，因而其影响是负向的；从流出角度分析，流出量较大的省份是社会发展指数相对较高的省份，因而其影响是正向的，由此可以得出，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的婚姻迁移的影响是微弱的，即使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但仍挡不住流迁的脚步。

       3.文化因素

       文化同源性对迁入空间选择呈负向影响，对迁出呈正向影响，说明迁入空间选择跨地域跨文化特征明显；迁出者更愿意到达与自身文化背景相同的区域，因而迁出空间选择同源性较强。迁移过程中家庭纽带超过其他任何因素；语言和文化越接近，迁移规模越大[13]。同样，教育水平对迁入空间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对迁出空间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迁入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虽然可以衡量地区的文化水平，但对于迁入地来说具有一定的排斥性与不相容性，因而呈现负向影响。迁出地人口受教育水平与流迁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极大地增加了迁移的概率，因而教育水平高的区域，迁出比例也相对较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婚迁者受教育水平从迁出角度来说迁移意愿强烈，从迁入角度来说易于被迁入地接受。

       4.人口因素

       主要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来衡量对婚迁空间选择的影响。人口抚养比对迁出和迁入空间选择均呈正向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婚姻迁移主要发生在抚养比高的区域，迁出地的高少年抚养比与迁入地的高老年抚养比，推促了婚姻市场需求；15岁以上人口规模对迁出和迁入均呈正向影响，说明人口规模与婚姻迁移呈现正向关联，较大的人口规模导致了较高的婚姻需求。未婚人数对婚迁空间选择产生负向作用，高未婚人口区域或许是低婚迁区域，如广东拥有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的未婚人口规模，但其婚迁规模远小于上述省份，说明婚姻匹配需求并不是婚迁的基本条件。

       5.空间因素

       区域中心性对迁入空间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婚迁人口流向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省份趋向明显，但对迁出呈现负向影响，说明区域中心性作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口迁出，从而使婚姻迁移保持较低的水平。公路网密度对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婚迁对公路的依赖性较强，铁路网密度对婚迁产生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铁路网密度低的区域恰是婚姻的高迁出地区，而作为迁入集中区域，是城市交通发达的区域，反而铁路网密度并不高，因而呈现负向影响是合乎情理的。中短距离对婚迁者均呈正向影响，说明无论是迁出还是迁入，1000km范围是其首选地。邻近性对迁入呈负向影响，对迁出呈正向影响。从迁出地看，婚迁去向是多元化的，到邻近地域所占比重不高，但从迁入地看来源相对集中，多集中在邻近省份，说明邻近性对婚姻迁出的影响是显著的。

       6.气候因素

       气候对婚迁者影响中，温度对迁入者呈正向影响，对迁出者呈负向影响，而湿度对迁入者呈负向影响，对迁出者呈正向影响。这说明从迁入角度看，婚迁者多来自温度较高、湿度较低的区域，即中西部地区迁至东部地区显著，从迁出角度分析，迁出者宁愿选择温度较低湿度较高的区域，即前往中国东部偏北区域，即长三角及以北地区。

       五、结论

       鉴于变量选择的随机性，对一些指标的解释有必要进一步验证。一些难以量化的指标比如户籍附带的福利水平、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婚迁与务工经商迁移的先后关系等可能是婚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尚未体现。另外，青年人口婚迁与社会经济的时滞关系也尚未体现。

       1.净迁出地区集中在我国偏西南部地区，呈现团块状特征。四川、河南、安徽和湖南为极高迁出省份；极高迁入区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均为经济发达省份。山东是女性净迁入稍高区域，但是男性净迁出区域，云南是男性较高迁入区域，但是女性稍高迁出区。

       2.经济发达省份极强的磁力效应不但吸聚大量的外来人口，而且抑制了省内的人口外流，如北京、上海等省份；而中西部省份的反磁力效应则十分显著，如安徽、江西等省份。

       3.北京和上海是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强势吸引区域，安徽和江西两省是强势扩散区域，形成显著的辐合效应。

       4.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的婚姻迁移的影响是微弱的，即使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但仍挡不住流迁的脚步。婚迁跨地域跨文化特征明显，迁出者更愿意到达与自身文化背景相同的区域，因而迁出空间选择同源性较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婚迁者迁移意愿强烈，并易于被迁入地接受。

       5.人口规模与婚姻迁移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较大的人口规模导致了较高的婚姻需求。区域中心性对迁入空间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婚迁人口流向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省份趋向明显，但对迁出呈现负向影响，说明区域中心性作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口迁出，从而使婚姻迁移保持较低的水平。

       6.婚迁者多来自温度较高、湿度较低的区域，多选择迁往温度较低，湿度较高的区域，即长三角及其以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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