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图书馆学论文,误区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对几个误区的剖析
综观近些年来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笔者认为，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值得我们注意。
1.1 研究成果利用的自我化
忽视或轻视研究成果的社会利用与社会转化，过于关注其自我利用，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一大误区。由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一般表现为专著的出版与论文的发表，因而大多数研究者都按照写文章（撰专著）→发文章（出专著）→拿稿酬→计成果→评职称这一轨迹来运作，大家习以为常，无人提出异议。近年来，“计成果”、“评职称”尤为众多研究者所看重，其功用越来越突出，导致“职称稿”、“急就章”在图书情报专业期刊中屡见不鲜。这种研究成果的自我利用化倾向，既是研究者认识上的误区，又是行为上的误区。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研究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手段。王春方先生撰文[2] 说得好：图书馆是一个发展中的机体，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其实，将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用于个人“评职称”、“计成果”，仅仅是实现了其价值的一小部分或次要部分，而忽视或浪费了其价值的主要部分或重要部分。如果众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都将学术研究的价值定位在自我利用方面，且长期在这一误区内徘徊，势必产生三种不良后果：一是降低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进而降低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二是滋长研究者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三是造成研究成果的大量闲置，浪费研究者的智力资源和期刊与出版社的出版资源。
1.2 研究选题的趋同化
不注重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策划新的研究选题，造成大量选题的趋同甚至雷同，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又一个误区。产生这个误区的直接动因是，许多研究者为了追求热点效应，对图书情报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过分关注、过分热衷，形成了人数不少的一个“追热族”。例如，对前几年的“有偿服务”、“一馆两制”和近年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等热点问题，研究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投入了大量精力。客观而言，研究人员关心社会热点，深入研究热点问题，这本身是件好事，无可厚非。但是，关注热点不能过热过度，更不能一哄而起，争相炒作。事实上，炒作热点的现象在我国图书情报界是比较严重的。据山西轻工业学院图书馆一位同志的统计， 在1996 ～1997年的短短两年中，我国图书情报界发表的有关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的文章多达50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当然有精品力作， 但多数文章质量平平，不仅选题雷同，而且论述方式和引用资料都相差无几，如出一辙。由于选题趋同甚至雷同，使得许多文章带有明显的商业炒作痕迹，成为昙花一现的泡沫文章。这个误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与第一个误区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个误区由于受热点效应的驱使，许多研究者不会自觉地从中走出来，有些研究者还会走进去。
1.3 研究内容的低层次化
研究方法创新不多，探索性研究开展较少，大量研究内容低水平重复，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第三个误区。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曾撰文[3]， 把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阐释性的，即对某一问题的某种观点加以说明、引伸和发挥；第二种是整理性的，即根据某一课题，搜集有关资料，辨别真伪，进行考辨；第三种是探索性的，即对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进行创造性的研讨，或对前人已有的结论进行突破性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近些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前两种居多，后一种甚少，如介绍、宣传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大师、各个学派观点的文章比较多，编制的各种书目、索引、资料汇编、中外名词术语对照等也比较多，而发表出版的有创见性的文章和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却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研究内容低层次化的误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误区当前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是许多研究者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各种资料的汇集、编纂上，花很多时间将已发表的论文汇编成文集、文库、大全等等。当然，组织一定的人力，编纂一些有纪念意义的资料集，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多过滥，编了全国性或综合性的文集或文库后，各地方和各系统的图书馆就不必再重复去编了。二是许多研究者重“软件”研究，轻“硬件”研究。所谓“软件”研究，就是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工作仅作一些抽象的描述、空洞的思考和逻辑的推导，得出一些虽无错但却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结论（即“软件）。如关于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软件”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十分活跃，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但没有几个“发展战略”能付诸实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硬件”研究则不，它要求研究者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方法、措施等，指导图书馆工作，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由于这种研究需要花功夫、下气力，使得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难以取得重大成果。
1.4 研究方式的抑扬化
抑者，贬低也；扬者，拔高也。任意贬低或者人为拔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第四个误区。从抑者方面看，有人提出图书馆学“无学论”、“消亡论”，认为它无学术可言，“早晚会消融到其它学科中去”[4]。从扬者方面看， 一些研究者很不严肃，信口言“学”，近年来，见诸报刊的就有“图书馆哲学”、“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法学”、“图书馆人才学”、“图书馆电子学”、“图书馆时间学”、“图书馆色彩学”、“图书馆未来学”，等等，恐怕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名目繁多的‘学’，表面上似乎给图书馆学增添了几分‘繁荣’景象，实则搞得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5]无论是抑还是扬，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式。 前者是无视图书馆学的客观存在和它已取得的学科地位（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招生目录中都已将这门学科列为一级学科），确有睁眼说瞎话之嫌；后者是无限扩张图书馆学的外延，想把社会上独立存在的众多学科都归到图书馆学的下位类中，似为拔苗助长之举。这种抑扬化的研究方式，虽说只是部分研究者所为，学术界并不普遍认同，但它已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纠正。
1.5 研究力量的分散化
大多数研究者单独动作，许多研究机构至今尚未实行实质性联合，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第五个误区。由于研究力量的分散，我国图书馆学界至今未形成有学术影响的学派。有人曾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有北大学派、武大学派等，其实这只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而不是以学术特色和研究力量来区分的，因而得不到公认。此外，研究力量的分散还表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运转方面。迄今为止，我国高校中正式挂牌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仅有三家（即武大、北大和吉林工大各有一家），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机构大多与有关部门合在一起，没有单独挂牌。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单独挂牌还是与其他部门共同挂牌的研究机构，基本上没有实行纵向或横向的联合，不仅规模小、人员少、经费缺，而且运转不灵、效率不高、成果不多。可以说，由于存在着研究力量分散化这一误区，直接导致了我国图书馆学界有导师而无大师、有学者而无学派、有研究人员而无高效运转的研究机构。
2 走出误区的对策
针对业已存在的五个误区，我国图书馆学界可采取如下对策。
2.1 加快转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逐步实现研究成果的社会化
有学者撰文[6]指出，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其中包括产业化的途径，逐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其理论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首先，研究者要明确认识到，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深刻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促进图书馆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只有认识提高了，才能开阔视野，走出为自我“评职称”、“计成果”而研究的小圈子。其次，要通过多种途径，将图书馆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主要包括：一是向各级图书馆事业的管理部门和领导人员推荐具有宏观性与指导性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制定事业发展规划、确定工作目标等提供依据和参考，促使他们由经验决策转变为科学决策；二是向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推广、介绍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帮助他们掌握先进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向广大读者（用户）和社会公众宣传、推广具有技术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增强他们的图书馆意识，引导他们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为了实现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在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这部分成果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要加大应用研究的力度，主要是研究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技术等等，并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应用到图书情报工作和经济建设中去。
2.2 增强研究者的创新意识，着力进行知识创新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国正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这为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前几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之所以出现选题趋同化，其重要原因就是许多研究缺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当代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新著《未来的冲击》中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已经过时，只有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他的专著《21世纪的警钟》中提出“人的革命”，认为要注重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及素质的改善和变革。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迫切要求广大研究者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尤其要增强创新意识，积极进行知识创新活动。为了促进图书馆学研究者搞好知识创新，肖希明撰文[7]提出，要强化和优化知识信息管理。 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制定加强知识信息管理的政策，推进知识信息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建立一个知识创新的社会化信息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知识信息的多样化需求；三是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知识信息管理中的应用步伐，为知识创新活动提供更为便捷的信息服务。随着知识信息管理的不断优化与强化，图书馆学研究者将能及时获得最新的研究动态与研究资料，选择新的研究课题，启动知识创新过程，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如何选择新的研究课题呢？有的研究者撰文[8]， 提出要遵循科学性、创新性、应用性及区域性原则。笔者认为，在这四条原则中，创新性与应用性原则尤为重要。著书立说，贵在创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要注意选取前人和别人没有研究与涉猎的课题，并注意从新的切入点选题，使选择的研究课题与论文题目具有开拓性、独创性和新颖性。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研究中要注重选择应用性研究课题。例如，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设立了9 个应用性题目：①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服务；②现代化过程中我国社科图书信息工作管理模式及发展研究；③文献数据库建设标准化问题研究；④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图书、情报综合管理研究；⑤社会科学信息服务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关系；⑥因特网的发展与传统图书馆的关系研究；⑦数字图书馆建设探讨；⑧信息产业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研究；⑨现代档案利用的理论与实践。围绕这些题目去选择研究课题，不仅能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发挥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能写出有新意有深度的论文。
2.3 突出专业研究的原创特色，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品位
近年来，原创日益受到出版界的重视。什么是原创？有的学者撰文[9]，作了如下描述：“原创，其贵在原，其精在创。原是原生态， 是首创，是独此一家；创，是创新，创作，创造。……有了原创，才有牛顿的‘苹果落地’与牛顿定律；有了原创，才有居里夫人，巴甫洛夫，才有元素周期表，才有‘多利羊’，才有比尔·盖茨的电脑王国。”古往今来，大凡顶尖级的研究成果，都与原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图书馆学领域，一批有影响、引用频率高的论著，都不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原创精神。因此，要走出研究内容低层次化的误区，必须大力培育原创精神。首先，研究者要改变现有的研究方式，减少阐释性和整理性的研究，增加探索性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论的探索。王子舟撰文[10]说，80年代后期，我国图书馆学界由于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奏出了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主题音符。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介”学说、文献信息理论等，并由此衍生出了图书馆学学派意识。这充分表明，重视原创，着力探索，是发展图书馆学的重要举措。其次，要瞄准学科前沿课题，占有大量的原始材料，通过深入的研究，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当前，知识经济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学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前沿课题，使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显得特别活跃。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以前沿课题为重点，以原创为动力，以“硬件”成果为目的，全面提高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
2.4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切实解决好图书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谆谆告诫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12月1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前些年，我国图书馆学界之所以有人任意贬低或者人为拔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都是没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于鸣镝先生撰文[1] 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现存的主要问题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撰写这些理论的人大多是从高中门走进大学门，毕业后留校上了讲台，讲课、编教材，著书立说，而未曾在图书馆工作过。”针对这个突出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应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在图书馆学界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图书馆学研究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作为评判的核心。范并思先生撰文[12]认为，确立这种理论价值观，会引导图书馆学研究从发展战略研究走向政策研究，从教学需要型研究走向事业需要型研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二是提倡研究人员同实践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两名诗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当今信息时代，图书馆学研究者要主动面向社会，深入实践，不要热衷于在书斋里找课题，潜心研究那些“稀薄抽象”的命题；同时，要密切联系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提供理论支持，使图书馆学由隐学变为显学，由虚玄之学变为实用之学。
2.5 加强图书馆学界的联合与协作，形成整体研究优势
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集体智慧胜过个人才能。针对图书馆学界研究力量分散的现状，可采取三条措施：一是充实现有研究机构的力量，提供必需的经费和设备。研究机构要积极申请横向和纵向的科研课题，强化自身的研究职能，发挥好示范作用；同时，不同系统和地区的研究机构要相互联系，交流信息，在有关课题研究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建立专家研究室，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在一些研究力量较强的高校和大型图书馆，可尝试建立专家研究室，并以专家的名字（或研究课题的名字）挂牌。专家研究室要以卓有成就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为中心，形成一个规范不大但工作效率很高的研究群体，集中力量对重点课题进行攻关。三是引导众多的研究者逐步形成学术流派，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萌生了学派意识，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要因势利导，运用多种方式，促使各具特色的学派早日形成。例如，可形成以“矛盾说”、“要素说”为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学派，形成以“中介说”、“资源说”为特色的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学派，形成以书目情报服务为特色的目录学研究学派等等。可以预料，随着学派的形成，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将进一步丰富，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来稿时间：199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