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思考——兼论重新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理论关系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费尔巴哈论文,解释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地要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前提。要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能提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具有某种绝对主义倾向，没有把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解和马克思的思想区别开来，认为恩格斯、列宁等人必定完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意味着要把恩格斯、列宁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发生分歧时，不以马克思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解释为根据，而要以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为最终根据。“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会被误解为制造恩格斯、列宁等人和马克思的对立。二是“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回到康德”的口号，而后者是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批判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最早见于南斯拉夫“实践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成员斯托扬诺维奇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一文中这样描述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各国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这场复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地抛弃和废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和严格的历史决定论。全部这种思想已经被宣布为是对真正的马克思的一种歪曲。”[1]87 在我国，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也兴起了以“反思”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开始时提“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就提出了“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是由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专著中提出的，这本著作的书名就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反思的产物。同时，在中国，也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反思的产物。
“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在我国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了种种批评。人们在不同的视野中批评“回到马克思”的提法。一种视野是认识论的视野，认为“回到马克思”包含着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由马克思创立的，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历史性，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处在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在认识水平上完全回到马克思。第二种视野是解释学的视野，认为“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了一个不依赖于读者的纯粹客观的对象为前提的，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独立于理解者的纯粹客观的理解对象，我们的理解对象本身是我们理解的产物，因此，我们只能回到我们理解的马克思，而不可能回到马克思本身，因此，“回到马克思”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是一种“僭越”。
确实，离开作者，离开文本自身固有的意义，单就字面上来理解，“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这些不同的意义，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
“回到马克思”可以表达一种认识论的意义，即只有马克思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我们在认识水平上必须回到马克思。再仔细分析，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还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回到马克思”可以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出来，过时论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们必须以别的主义为指导。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仍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思想，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者，“回到马克思”就是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虽然都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回到某一个人的思想，但二者还是具有不同的意义。“回到马克思”是要求回到一种时代仍然需要的思想，而“回到康德”却要求回到一种被时代淘汰了的思想。另外，“回到马克思”也确实可以表达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即在解决我们时代课题时，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现成的答案，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它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是有积极意义的。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可以表达一种解释学的意义。“回到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些解释学观念：一是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即肯定理解的对象（文本）具有自身固有的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二是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把握，正确理解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思想）是可能的；三是理解文本的目的，就是正确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四是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上发生分歧，必须以文本自身的意义为准绳。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批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批评上述解释学观念。我们认为，上述解释学观念是正确的，因此，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我们同意“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只有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在我们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也就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进我们。所谓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当然不是让马克思那个人来到当代，让马克思来回答当代提出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不在了，但马克思的文本还在，这些文本体现了马克思的立场、情感、观点、方法。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就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文本，让马克思的思想走入我们，即把握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将之用来解决我们时代所遇到的课题。所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进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
二
“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或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进我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回到马克思”，需要破除绝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前面说过，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种绝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在起着作用，这种绝对主义解释学观念不是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理论，而是表现为一种实际发生作用的不自觉的观念。在绝对主义解释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我们已经回到了马克思，马克思已经走进了我们，没有必要再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已经完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原在我们面前。回到恩格斯、列宁等人，就是回到了马克思。回到教科书，就是回到了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就是回到了马克思。这些人不知道，“回到马克思”是一个永远的历史进程。理解总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一个时代能绝对地回到马克思。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前理解中来理解马克思。前理解是一种视野，它提供了理解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理解的局限。理解总是一种局限。理解的历史进程就是视野不断开阔的过程，是原有局限不断被打破的过程，但开阔的视野仍然是一种视野，仍然是一种局限。完全的视野是没有的，没有局限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
“回到马克思”，需要破除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学观念是“哲学解释学”的观念。“哲学解释学”指的是伽达默尔创立的解释学，他的《真理与方法》被看做现代解释学的经典。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有重要功绩的。在海德格尔（人们通常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前，解释学的旨趣在于正确认识的方法，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把研究的兴趣转向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研究理解存在的条件。这一转向在解释学史上称为从“认识论的解释学”向“本体论的解释学”的转向，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因之称为本体论的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的解释学在研究理解的条件性时，揭示了理解的相对性、开放性、历史性、主体性，这是哲学解释学对解释学的贡献。但是，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已经存在着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它的后继者们则进一步发展了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支配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绝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而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却很有市场。在1978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期。人们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热烈地加以讨论。讨论的各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以不同，但人们却有着相对的解释学观念：存在着客观的不依赖于读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这些文本的意义是独立于读者的，是作者思想的表达；读者的目的是正确把握作品的原意，作品的原意是可以正确把握的，而且各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经过20多年的讨论，人们并没有达成理解上的一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呈现多样化的局面。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一些人却错误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多样化局面。他们开始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用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来解释理解的多样化局面。有些人开始否定有独立于读者的客观的理解对象，否定文本有独立于读者的原本的意义，否定文本的“原意”可以被读者正确把握。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回到我们自己所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存在，我们也不能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各种各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人们不应批评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解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争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总之，站在相对主义解释学的立场上，“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
“回到马克思”，需要破除实用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实用主义解释学是在相对主义解释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罗蒂是实用主义解释学的当代代表，他明确地把自己的解释学叫做实用主义解释学。如果说，哲学解释学虽然有时否定文本有自身固有的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但毕竟还在讨论文本自身的意义问题，那么，实用主义解释学则把文本自身的意义问题完全撇在一边。他们认为，理解的唯一目的是实用，完全不必去问文本自身的意义，不必去考虑理解和文本自身意义的关系问题。实用主义解释学观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为我所用，而不顾文本自身的意义。站在实用主义解释学的立场上看问题，“回到马克思”是不必要的。
“回到马克思”，更需要破除对待马克思的一种非历史的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对待马克思的一种非历史的观念：马克思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能够进行思维的时候，就种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以后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发芽、生长的进程，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就曾这样描述对待马克思的这种非历史的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中，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可能也是一个隐性的‘凡是’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面对一个讨论主题，可以不加任何历史性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同质性地引述到第50卷。这种非法的研讨状态在今天我们的一些论者的著述中还时常能看到。”[2]1 这种对待马克思的非历史的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有害的。这会导致对马克思的神化，同时也导致把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做马克思主义，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做有害的东西加以抛弃。
三
针对对马克思态度上的非历史观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否就是马克思；是否存在着不同的马克思；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我们应当回到哪个马克思；让哪个马克思走入当代。
作为一个自然生命存在，马克思就是马克思。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并不是作为自然生命存在的马克思，而是作为具有一定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马克思。在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谈到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的。但马克思并不一开始就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果我们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称之为马克思Ⅱ，而把此前的马克思称之为马克思Ⅰ，那么，很显然，马克思Ⅰ和马克思Ⅱ并不是同质的。马克思并不就是马克思，存在着不同的马克思。我们所需要回到并让其走入当代的马克思，应当是马克思Ⅱ而不是马克思Ⅰ。
但是，为了能够区别马克思Ⅰ和马克思Ⅱ，在学术研究上就必须同时回到马克思Ⅰ和马克思Ⅱ，并把二者的思想加以比较，以区分出：马克思的哪些思想是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这些思想在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被扬弃了；哪些思想是马克思独创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一研究，也就是研究马克思和影响他的思想家的关系。只有在这种思想关系的研究中，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在吸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义上，应当回到哪个马克思，应当让哪个马克思走入当代。
把马克思区分为不同质的马克思，这种做法很容易被批评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人们批评说，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是西方学者制造出来的，不存在两个不同的马克思，只有成熟的马克思和不成熟的马克思的区分。这种批评本身是站在非历史主义立场上的批评，是不能真正揭示西方学者“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的错误本质的。西方学者关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的理论，错误不在于发现了两个不同的马克思，而是在于肯定“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而否定“老年马克思”、“革命的马克思”。“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的事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具有必然性。任何人的思想发展，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越过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他必须从接受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开始，然后通过批判改造，才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的本质，就是“我们（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3]84 实际上，不承认“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可以犯西方“马克思学”者同样的错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只有一个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是统一的，统一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统一于人道主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历史的视野，但仍然是不彻底的，如柯尔施只是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应用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而没有贯彻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他只划分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各阶段，而没有划分出马克思的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质的阶段。我们国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反对“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但同样把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那里去，讲什么“超越”的“实践哲学”、“实践的人道主义”、“类哲学”等等。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区分出不同质的发展阶段，把握马克思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
四
对马克思同先前的思想家们的关系的研究，以前也做过，但存在着不足和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研究马克思同先前思想家们的关系，主要是研究马克思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影响的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前人们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存在缺憾（如主要关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重新研究也有必要；但对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研究，既不够深入细致，更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错误，更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承认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而转向唯物主义的。但是人们完全低估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费尔巴哈哲学只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了一种推动作用，推动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平台直接登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平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没有一个费尔巴哈哲学的平台。这就是有名的“一转变两阶段论”：马克思有过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阶段，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不是转向旧唯物主义，而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也承认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是人们搞错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的根本内容。人们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克服其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向人们提供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材料，但按照其逻辑，而且给人们造成的实际结论是，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创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们当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但一方面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历史观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具有根本的意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能贯彻到历史观，不能有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归因于他的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推广和应用。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四重的误解：误解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实性质；误解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影响；误解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的真实内容；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性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四重误解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不能从事实出发。缺乏的不是历史资料，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是想象出来的，推论出来的。要了解费尔巴哈哲学，就应当直接去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尊重费尔巴哈哲学的真实意义。但人们或者不愿意去读费尔巴哈的著作，或者即使读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视野中也看不到费尔巴哈哲学的真实性质。人们实际是根据一种逻辑推论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一结论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与此相对应，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属于旧唯物主义，所以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然而，从费尔巴哈哲学的事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绝不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的意义（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来说，他的唯物主义已经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待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尊重马克思1843年—1844年的实际思想，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崇拜、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但是，人们或者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不愿意承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或者以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一种误解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辩证唯物主义）为尺度来衡量，得出马克思在1843年—1844年间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如果尊重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来意义，人们必定会发现，马克思并不是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而是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自然性，但是人们宁愿相信，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真实性质出发，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和批判的真实历史关系出发，人们本来可以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科学性，但人们宁愿从虚假的前提出发，宁愿从恩格斯、列宁的理解出发（也就是宁愿从副本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维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这里也可以看到，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上述四重误解维持着一种表面的逻辑统一性：费尔巴哈哲学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转向唯物主义时没有抛弃他的辩证法，因此，他不可能去崇拜、迷信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这四重误解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关系。但是，这种表面的逻辑统一性是以牺牲事实为代价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误解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真实关系，原则上承认了马克思1843年—1844年间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它并不十分看重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因为这些著作是“不成熟”的；它更看重马克思1845年以后特别是1848年以后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然，它是通过恩格斯、列宁的理解解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著作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前理解中来理解这些著作的。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作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理解和“人道主义”理解，相反，它对这些理解方式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有助于“超越”的理解和“人道主义”理解。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带有很深的直观唯物主义的痕迹，必然招致批评，而一些人则利用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批评，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引向另一个方向，即“超越”哲学的方向，人道主义哲学的方向。另一方面，既然马克思是统一的，至少脱离黑格尔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是统一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的阶段，人们当然有理由根据马克思1843年—1844年间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超越”思想特别是人道主义思想看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于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加以否定，或者使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化。
由此可见，重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理论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来指导我们的事业，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到马克思”。而要能“回到马克思”，必须回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同先前的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真实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真实关系，揭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变革的实质，也就是从一个侧面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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