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答《南方文坛》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记者问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最近，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引起了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这套书的出版经过吗？
答：这套书的规模较大，共分“新文艺小说卷”（上、下册）、“通俗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评论卷”、“史料卷”7卷8册（已出版前6卷），共约540万字。从1992年底开始策划，到1998年底正式出版，历时六载，实属不易。手抚这厚重的一本本书卷，我确有如释重负之感。这要感谢书系的两位顾问王元化、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对这套书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更始终如一地关怀我的思想与学术的成长。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大系”的副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先生：万华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最早的耕耘者之一，这套书凝聚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世辉则是编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认真、细心、严格与严谨，对提高“大系”的质量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编选者——范智红、吴晓东、朱伟华、孔庆东、叶彤、谢茂松，自然是功不可没，尽管都是我的学生，但我仍要向他们表示谢意。当然，我更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江淳、李人凡、唐永亮、赵汝明先生，以及夏日炎等责任编辑致敬，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为“大系”的出版四面碰壁、几乎绝望的时候，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套书显然不可能得奖，却要有巨额的投入，出版的动因只能来自对学术发展的一片热忱。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张泉先生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是“本世纪出版界和学术界联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项宏大工程”，这是说出了真实的。
问：作为主编，你提出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答：学术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80年代曾与黄子平、陈平原二位友人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进入90年代以后，我在完成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1年2月）、 《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2年8月）以后， 又把研究的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我当时面临一个“从哪里切入”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于是注意到了40年代文学的研究：在我看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中，它居于“五四新文学（文化）”与“共和国文学（文化）”这两大板块的交替、转折的时期；我设想，如果从中间突破，就可以带动两头的研究，或者说，拎起40年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活了。而当时，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还集中在五四时期与30年代文学的研究。我因此判定，40年代文学是一个有较大的研究潜力与前景的研究领域；于是决定追随在已经默默耕耘十数年的开拓者之后，带领我的学生一起加入这支“垦荒队”。——我预期，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训练，再进行作家作品的筛选，文学现象的梳理、归纳，以至理论的分析、概括，让学生参与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这可能是引导他们“进入学术”的一个较好的途径。也就是说，我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前景与培养学术人才（研究生）的需要两个方面的考虑， 而在90年代初开始40年代文学的研究的。而我具体选择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个课题，则是对40年代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一番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我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解放区、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并已整理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89年）等大型资料集。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搜寻、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广度，沦陷区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而且自有其特殊的难度——而这恰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我一方面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组织了研究专号与专栏，以集中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以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作为研究的起点与突破口，我当时对这一课题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对沦陷区文学原始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搜寻与梳理；二是以高质量的“导言”的形式，对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思潮的演变，各文体发展的轨迹，代表性作家（含批评家），作品的文学成就与贡献，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文学史地位……，作一次系统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新的推动与开拓；三是在这一过程中，为沦陷区文学与40年代文学研究训练一支队伍。现在，这套《沦陷区文学大系》终于出版了，我所预期的三个目标也已大体实现，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
问：您刚才谈到，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难度，能不能作一点具体的说明与发挥？
答：这大概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发掘的困难。正如张泉教授在他的关于这套“大系”的评论文章《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圆满终结》一文中所说，长期以来，整个沦陷区的文学与文化是“被打入另册”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时空中的一AI写作作者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就连仅仅显示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可以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就是在连最基本的报刊名录都没有的情况下，从一步步发掘、整理原始资料起步的。可见其工作量之大”与难度之大。正因为如此，这套“大系”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上的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不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条沦陷区文学大事记，钩沉了466个文学（文化）社团、611位作家的基本情况，编写了1200种杂志与报纸副刊介绍，1648种书目与简介，并特别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资料，有关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资料。如此大规模的覆盖面广的资料发掘与整理，正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员、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徐逎翔先生所说，是“第一次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从而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听了您的说明，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沦陷区文学与文化会长期被打入“另册”？
答：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沦陷区文学是在异族侵略者统治下的文学，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与评价标准，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沦陷区文学除了少量反映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作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汉奸文学”的大框架，因此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更没有研究的价值，被打入另册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囿于文学和“抗战”有关与无关这样一种题材决定论，更隐含着一个观念：在异族统治下，作家（知识分子）只有辍笔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粉饰太平、帮助侵略者的作用。这种观点，看来振振有辞，究其实却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到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为鲁迅所痛斥过的（参看《我之节烈观》）。如果历史真的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那沦陷区就真的成了“无声的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妄图灭绝中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左”到了“底”，就变成了“右”（参看《透底》）。历史当然不会这样发展。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话，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言说环境与生存境遇更为严酷：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既不准他们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特别是“爱国抗日”的话语；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个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奉当局之命”说话的“汉奸文学”确实有，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也不会入选“大系”；反抗禁令，大胆直言，表达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当然弥足珍贵，在“大系”里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两方面的作家作品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上不说）当局强迫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们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选择与探索在这种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言语的挣扎，自我生命的挣扎中，沦陷区作家顽强地抗御着异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维系着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艰难地进行着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正是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而获得自己的独特价值的。我们在考察与评价沦陷区文学时，必须对处于这一特殊时段、特殊地域里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真实的生存境遇与文学境遇、图景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与体察，凭着“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质疑的先验结论去任作评判，至少是隔膜的。
问：你这里谈到的“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质疑的先验结论”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与危害，恐怕并不只限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一切结论都应该是对对象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与研究的结果，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却常常被忽略了。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对沦陷区文学进行了这样大量的调查与研究以后，对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与认识？
答：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大。一切研究工作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要有所发现，有新的认识。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作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就是期待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者在我们所提供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与认识；而我们自己，经过初步的研究，自然也有了我们的一些认识。这都已经体现在“总序”与各卷的“导言”里了。这里只能简单地说说我们的总的看法。在我写的“总序”里有这样一段概括：“沦陷区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业绩是不容忽视的，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和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骏先生在评论这套《大系》时，也指出：“虽然像个别的外国学者所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沦陷区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但如果失去了这些，的确无法认识众多作家的创作业绩，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把握势必出现诸多的缺漏与空白；”樊骏先生因此说，本书找回来的是一个失落的，不可忽视的文学世界。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您能简要地描述一下，找回的是怎样一个文学世界吗？
答：我试试看吧。人们在考察沦陷区文学图景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沦陷区文学与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同时期的大后方、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的同步性。这可以说是沦陷区大多数作家的一个自觉的追求。在东北沦陷区与华北沦陷区都有“乡土文学”的提倡与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倡导者就明确地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也有人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像樊骏先生所概括的，在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里，“仍然相当普遍地保持了思想的启蒙和忧患意识交织的人文精神，乡土情结和平民倾向渗透的题材题旨，以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传统”。而与同时期文学的同步现象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40年代曾有过“战争浪漫主义”的提倡，并构成了抗战文学的主流（参看拙作：《战争浪漫主义及其反拨与超越——40年代小说理论概观》），这样的倡导与实践发生在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下，却也有“新英雄主义与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呼唤，这大概是许多研究者所意想不到的。很多文学史都以较大篇幅论及抗战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与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和讨论；但人们却不知道在沦陷区“关于新、旧小说”的讨论，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也都涉及民族形式与文艺的大众化、通俗文学的问题，而在上海《万象》杂志组织的“通俗文学运动专号”，更是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大后方曾有过对“色情文学”的批判，但并未作学理的探讨；相比之下，北平《国民杂志》社“关于色情文学”的笔谈就更具有理论色彩。在文学创作上，这些年人们在研究40年代文学时，都注意到战争时期“校园文学”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但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作家群；实际上，在遥遥相对的北方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校园里，也同样培育出了一批诗人与散文家。其中就有今天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大系》诗歌卷收入了他以“孙羽”的名字发表在《燕园集》里的诗作。沦陷区所存在的充满“大地的气息”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以“沉重的独语”为特征的“现代派”诗歌两大流派，与大后方的诗歌发展也是遥相呼应的。在小说创作上，人们经常谈到《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家族小说，但如果不同时论及发表在沦陷区的梅娘的《蟹》、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等同类题材的小说，至少也是不全面的。而袁犀、爵青所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体尝试，特别是张爱玲的极富创造性与个性的小说创作，同样应该看作是对40年代小说形式试验的重要贡献。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话剧创作与职业剧团商业演出的空前繁荣，与大后方的剧场艺术的发展，交相辉映，把中国的话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沦陷区成就最大的随笔与诗化散文小品，不但在创作渊源上明显地受到了周作人、何其芳的影响，而且与40年代散文发展的趋向也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沦陷区文学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40年代，它与大后方的文学、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确实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只有从三者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中，才能全面而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面貌。沦陷区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说方面的张爱玲、钱钟书、师陀、袁犀、爵青、梅娘、苏青、关永吉、郑定文、沈寂，诗人吴兴华、路易士、丁景唐、沈宝基、南星、朱英诞、黄雨，散文家周作人、张爱玲、纪果庵、文载道、唐弢、柯灵、南星、林榕、沈启无，剧作家李健吾、杨绛、师陀、陈绵、周贻白、姚克、顾仲彝，通俗文学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振因、刘云若、予且、秦瘦欧、程小青、孙了红、徐卓呆，批评家李景慈（林榕）、张守谦（关永吉）等等，都对40年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已经得到承认，有的恐怕要在我们这次发掘以后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目吧。
问：您谈到了沦陷区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敌后根据地文学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人们更关注的可能还是“互补”的这一面，也就是沦陷区文学怎样以自己的特殊风貌，给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至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
答：我们在前面提到沦陷区的作家在“寻找自己想说而能够说的话，探索在特殊境遇下的言说方式”，其实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别的时段、地域的文学的“新的文学风景”的选择与形成。我在“总序”里，曾引述了沦陷区一个杂志的《发刊献辞》里的一段话：“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沦陷区的一部分作家终于找到的“想说而又能说”的话题与相应的言说方式吧。在这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其实是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的。当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人们就会重新关注在太平岁月往往被忽略、遗忘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生存基础。这样的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就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由此产生了新的美学追求：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就出现了“以凡人的眼光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学潮流，这种“凡俗化”的倾向（个别比较成熟的作家则兼有“超越性”的追求），构成了沦陷区一部分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并因此给4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新的东西：首先，这些作品尽管不正面描写战争，如上所说，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战争中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也就是说，所提供的是一种“个人性的，个体生命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与4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性的，民族、国家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互补。其次，对普通人（凡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文学表现，对同一时期的前文所述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也形成质疑与挑战，但二者同样构成了一种互补。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处在特殊的政治高压与经济的困境中，文学市场的需求，就越来越成为文学发展的更为直接的动因。写作成为沦陷区作者的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写作对于沦陷区作家具有“解决精神的饥渴与谋生的物质需求”的双重意义，作家也就徘徊于“内在精神追求”与“市场的需求”之间，艰难地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又为二者的矛盾而陷于深刻的困惑之中。具体到文学的创作上，就表现为“雅”“俗”的相容与相斥，在二者的张力中，出现了“雅文学”与“俗文学”对立中的接近趋向，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文学潮流。这对于“五四”以后所形成的雅俗对立的文学二元结构自然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正是在“表现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雅俗交融”的文学潮流中，出现了张爱玲这样的战争年代文学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的，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代表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爱玲是沦陷区文学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沦陷区文学因为有了张爱玲，和她站在一起的有前述一大批各有成就、个性相异的作家，才终于在文学史上站住了。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在《鸟瞰沦陷区文学全貌》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概括：沦陷区小说家的相当部分是“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隐蔽的、象征性的、寓意的小说，仿佛在高度压抑下转向内心；或者是大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就像如履薄冰中向往轻松和追求惩恶扬善的幻影。其中既旧又新、引今入古、大俗大雅的，是张爱玲”。这或者也是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吧。
问：您讲得很有意思，但这恐怕是一种“事后”的文学史的总结。因此，我还想问，实际的文学图景比您的描述是否更为复杂、丰富？
答：这是当然的：任何文学史的描述总是要把实际发生的文学过程不同程度上加以简化的。且不说我们所强调的沦陷区文学的两大潮流（倾向）本身就是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提炼，单就这两大潮流（倾向）而言，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描述中，确实出现了底蕴丰厚，甚至达到了对生命存在的开掘与思考的作品，但大量的却是琐事的无谓咀嚼和孤芳自赏，显示出生命的苍白平庸、以至无聊之作。在文学市场的冲击下，自然也会出现大量的媚俗的、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的作品（这在商业性戏剧演出中尤为突出）。这就是说，现实的文学图景总是混乱的，所谓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其实正是实现在这种混乱之中。因此，历史的当事人对现实文学状况的观察与估计往往是偏于悲观的。但正如鲁迅所说，“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因为“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中国文坛的悲观”》），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淘汰、筛选工作吧。
问：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出版，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总结，对今天的文学发展是否具有某种启示？
答：坦白地说，当初编选这套“大系”，完全是出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实没有考虑过它的当下意义。不过，书既然是出版在90年代末，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或许可以说这么一点意思：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自己”想写什么与“他者”要求写什么、允许写什么之间的困惑与选择、探索言说方式的艰难，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但正如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所说，“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或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看，作家很难有理想的写作环境，或者说历史很少为作家提供理想的写作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写作困境又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对于后来者自然就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且，细细想起来，他们当年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创作的困惑，例如如何在“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强调“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日常生活”与作家主体精神境界、生命（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些问题今天似乎也同样存在，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循环，但过去的历史总是能给后人提供某种借鉴，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就说到这里吧，感谢您及贵刊给我这样一个谈自己主编的书的机会。
1999年7月10日整理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