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新特点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等发展差异增强。在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日益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的情况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人口迁移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导致了与80年代初期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人口迁移模式的不同。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 是总量收缩增速放慢，还是总量增加速度加快？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口迁移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多种资料表明，建国以来到80年代末期，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变动基本经历了增长活跃、抑制减缓和加速增长三个阶段。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为迁移的增长活跃期，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人口迁移受到严格的控制而处于抑制减缓的状态，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活力增强，人口迁移不仅在规模上逐步放大，而且速度也逐渐加快。例如，1982-1983年我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仅为363万人，而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85-1990年间年平均人口迁移规模是676.8万人[1][2]。
但是我国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不仅总量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前的5年略有下降，而且人口迁移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慢。据“四普”，1985年到1990年5年间人口迁移的总量为341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1%，而199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0年到1995年的5年间常住地发生跨县市区变动的迁移人口32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2.69%。从迁移规模看，两个时间段之间相差了16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32个百分点。而且不仅迁移规模收缩，就是迁移强度在9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同样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1990-1995年的5年间年均人口迁移规模减小到649万人，比1985-1990年5年间的平均年人口迁移规模减少了33.6万人，从而表现出人口迁移抑制减缓。
上述人口迁移总量收缩增长减缓的结论，是我们依据国家正式公布的数据计算分析所得到的一个结果。然而，这一结论与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出入，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在1990年到1995年的五年间，中国常住地发生跨县市区变动的人口为5600多万人[5]。根据他们的数据得到的结论将使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人口迁移在90年代之后仍然表现为规模放大，增长加速。
那么，在90年代人口迁移到底是规模放大增长加速，还是总量收缩增速减缓？事实上，这两种结论都有其立论的依据，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定义的不同理解上。迁移人口是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区域界限有所不同，即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定义中，是指常住地发生了跨县、市变动的人口，并且使用的时间界限为一年以上，而在1995年的抽样调查的定义中，是指常住地发生了跨县、市、区变动的人口，且时间界限为半年以上。可见，1995年的1%抽样调查对迁移人口时间界限缩短范围扩大，那么如果按四普的标准统计，在1990-1995年间所得到的迁移人口规模将不是现在的3245万人，数量进一步缩小，速度也将进一步放慢。如此看来，3245万人这一数据是与现实基本相吻合的。
目前，我国人口的地域变动由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部分构成，人口流动的规模日趋增大。多数研究表明，目前人口流动的规模一般在6000-8000万人之间，其中跨区域的流动人口为2000-300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人口迁移的规模也是在不断增大，或者至少不会减少。事实上，尽管90年代以来导致人口流动加强的各种限制逐步在削弱，但是由于人口迁移是较人口流动要求更多的一种地域变动形式，如在时间要求上，即使按照最松的限制也要求半年以上，因此，限制人口流动因素作用的削弱并非同时意味着限制人口迁移因素作用的削弱。例如，对人口迁移的一个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等，构成了城乡间和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有着巨大的阻力，目前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松动，但是90年代前期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和改变。因此，容易将一部分流动人口计入迁移人口之中，使得人口迁移的规模增大。
人口迁移在90年代出现规模收缩、增长速度减缓的新特点，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虽然人口迁移在当今受社会经济影响最为强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社会经济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程度则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变化程度，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变化越强烈，人口迁移的变化也就越强烈；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增长阶段，或者说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水平阶段之内，人口迁移增长速度会稳定于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新一轮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么人口迁移维持于和前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规模水平上，要么在社会经济长期稳定的情况下，人口迁移活力减弱导致迁移规模的收缩。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变化，诸如政治因素或者说是政策因素的变化。如当社会制度发生变革时，或当一项大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出台之后，常常会引起社会经济的较大强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导致人口迁移的急剧变动，我国在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和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人口迁移规模大幅度变化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是经济变化的程度或者说是经济增减的快慢。如果社会因素包括政策等因素没有大的变化的话，经济增减因素对于人口迁移规模变动的贡献则主要取决于增减幅度的大小。事实上，政策变化强烈与经济增减往往是几乎同时发生，要么政策的剧烈变化导致经济增减强度的提高，要么经济增减强度的提高导致政策上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变化强度来建立与人口迁移规模变化的某种关系，亦即人口迁移规模对于社会经济的弹性系数。如果考虑到社会、政策等因素变化与经济变化的吻合性，这一弹性系数则又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人口迁移规模变动(ΔM)对于经济增减(ΔE)的弹性系数。
根据以上有关人口迁移规模变动对经济增减的弹性系数，人口迁移规模的变化与经济规模的大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也仅仅是经济规模变化的幅度，因此我们不妨定义该弹性系数为人口迁移活力系数。在一定的经济增减幅度范围之上（图中A、B两点之外），经济增减幅度越大，人口迁移活力系数（图中曲线斜率）越大，人口迁移规模增加越快；随着经济增减幅度的减小，人口迁移活力系数将随之减小，导致人口迁移规模增加减小；当经济增减幅度逐步减小到某一界限时（图中A、B两点），即经济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波动时，人口迁移活力系数将减小为零并发生方向性变化，这时人口迁移规模增加也将随之发生方向性变化，即人口迁移规模的变化为负值，人口迁移规模将逐步减小。导致人口迁移活力系数变化的原因是人口活力系数与经济增减之间存在着时间函数关系，经济增减变化的时间维持越长，越到后期活力系数增加越快。上述变化可以用人口迁移变化规模与经济增减规模关系图表示，如左图1所示。
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变化剧烈程度与人口迁移过程的变化和剧烈程度相关，并且发展过程保持较高水平的一致性的历史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上述变化之间的关系。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百业待兴，这一阶段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十分强烈的，不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增长，而且我国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没有完全确立，人口迁移活力较大，表现出迁移规模放大增长加快的特点。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处于不稳定的减缓时期，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大幅度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引发了人口迁移的剧烈变化。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空前的经济困难，数以千万计的城市职工遣返农村，同时也有大量的农民自发流迁到边远地区的省份，导致在迁移规模上则表现为放大和速度增加。此后的一段时间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的变化迟缓，或者可以说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再加之这一阶段户籍制度制约作用的日趋加强，人口迁移的推动力明显较前一阶段弱化，人口迁移推动力的不足导致了人口迁移增长速度减缓。于经济的长期波动和极为缓慢的低水平增长以及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了就业岗位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突出表现在城市之中，引发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的由城到乡的人口迁移，但其数量则相对较小；在农村尽管就业压力同样巨大，但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制约，农村就业压力则表现为隐性过剩，人口迁移受到严格的约束，从而迁移规模逐步稳定一定水平上，在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迟缓的情况下，迁移规模还会有所波动，甚至减小，直到8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迁移的水平处于一个极低的阶段。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人口活力的增强，人口迁移增速规模逐步放大，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政策以及这一阶段户籍政策的松动所产生的对人口迁移的推动作用，与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耦合到一起，致使80年代末期的人口迁移规模达到一个峰值水平。相对而言，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虽然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是比较平稳，加之没有大的政策变动，使得人口迁移的增长速度减缓，而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导致人口迁移活力的削弱，从而出现了前文所述的人口迁移增速减缓、规模收缩的现象。
2 迁移的流向地域类型多元化了吗？
按照迁入地、迁出地的类型，人口迁移的流向地域类型有如下9种类型，即市到市、市到镇、市到乡，镇到镇、镇到市、镇到乡和乡到乡、乡到镇、乡到市。迁移人口总量在这9种流向类型上的分布及其变化，构成了人口迁移模式的一个基本方面。分布变化越是强烈表明迁移模式变化越明显，越突出。表1显示出，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流向的分布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以乡向市为主的迁移流向模式，变化为以乡到市、乡到乡和市到市三个方向为主的流向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资料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1985-1990年间，在所有9种迁移流向地域类型当中，分为三个层次。占主导地位的是由乡到市的迁移，其迁移规模占总迁移人口的1/3以上；市到市、镇到市和乡到镇三种流向类型的迁移人口处于第二层次，迁移规模的比重皆在10%以上但不足13%，三者之和不及第一层次。第三层次的5个流向类型比较微弱，最高由乡到乡的迁移仅6.09%。可见80年代的中后期的人口迁移方向是以乡向城镇的迁移为主。
进入90年代，人口迁移的流向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迁入地类型看，1985-1990年间与1990-1995年间，迁入市的人口占迁移总量的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维持在61%到62%之间；但是迁入镇和乡的人口发生了反方向的变化，前者大幅度下降，降幅达50%，后者则明显上升，比重由18.21%增加到28.56%。从迁出地类型看，两个不同时期的迁移人口的来源构成主要发生了如下明显变化：其一，来源于城市的迁移人口大幅度增加，由不足20%上升到30%以上。其二，来源于镇和乡的迁移人口的比重皆有所下降，然而尽管来源于乡的迁移人口有所下降，但其降幅相对于来源于镇的迁移人口不是太大，后者的降幅高达50%以上，而前者降幅不足5%。
正是上述迁入、迁出方向所发生的变化，导致了人口迁移流向模式的改变，多元化趋势明显。由市到市和乡到乡的迁移强度明显增强，迁移规模的比重皆上升到20%以上，其中以乡到乡的迁移上升幅度最大，较原来增加了近3倍，呈现为三足鼎立的态势，三者的比重之和高达79.08%。
人口流向地域类型的变化与我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带来了全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体系日趋合理，人口迁移流动的诸多限制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弱化，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大，人口迁移流向的地域类型也随之发生改变，城市与城市之间这一类型的迁移规模所在总迁移中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跟乡与乡、农村向城市两种类型相当的人口迁移流向地域类型，共同构成目前人口迁移流向的三种主要的地域类型。
作为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得到发展，而城市化反过来又为工业化的加速拓展了发展空间。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处于不协调状态之中，既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也导致了人口迁移流动长期以来极不活跃，人口分布基本处于一种近乎凝固的状态。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进入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的新的阶段，城市的数量猛增，新的城市和城镇不断涌现，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的同时，城镇体系也日趋合理，从而使得人口迁移流动加强，人口活力的不断增强，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与城市之间人口迁移日趋加强。
城市之间人口迁移的加强虽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所带来的城市间联系增多和相互之间依存度的加强，并因此引发的人员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则是构成市与市之间迁移强度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从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增加的历史过程看，1990-1995年的5年间是建国以来我国城镇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1953-1981年在长达28年的时间内城市数量只增加63个，年平均不足3个。80年代城市数量增加的速度逐步加快，1981-1985年增加66个，年均约增17个，1985-1990年新增城市151个，年均增加到30个。进入90年代以来新增城市的速度更快，由1990年446个猛增至1995年的640个，年均新增数量达到40个，比1985-1990年间的年平均新增城市的数量提高了约33%。
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镇体系和城镇功能日趋完善，为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创造了条件。自80年代末期以来，城市纷纷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产业结构的重组和升级，但是在这一轮产业重组和升级过程中，由于不同规模城市间产业重组和升级的基础不同，以及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强度有所差异，导致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以及大城市、特大城市内部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使得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强，推动了城市间和大城市特大城市各区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而1995年的1%抽样调查对于城市内部不同区之间人口迁移列入统计范围无疑与原来相比又进一步扩大了人口迁移的规模。以上海市为例，90年代以来以浦东开放开发为契机，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度化发展，确立以了汽车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电站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等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一代支柱产业，同时积极发展金融、商贸、运输、通讯等第三产业，在城市功能由传统制造业经济向高技术经济和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吸引了国内外的中高级人才向上海聚集，而中高级人才一般来自其它城市地区；而且，由于纺织、轻工和一般机械制造业向城市郊区和周边地区扩展，带动了人口的扩散和外迁，而这种扩散和外迁也主要面向大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一些中小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反映在人口迁移上就是迁移规模（包括迁入规模和迁出规模）的逐步放大，1990-1995年间，上海市的总迁入率和总迁出率分别为11.58%和7.44%，皆高居全国首位。
对于乡与乡之间人口迁移强度的加大，我们认为可能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就农村之间的人口迁移来说，大量的资料表明，婚姻是引发人口迁移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日趋活跃，生活交往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而交往的扩大必然引起婚姻圈的扩展。其二，乡镇企业布局的过度分散。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1978-1994年间共吸纳农村劳动力0.91亿人。虽然在90年代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逐步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和向城镇转换和转移，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弱化，但是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因国家发展乡镇企业政策的向中西部倾斜而得到较东部地区更快的发展，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克服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中布局过于分散的不足，导致了全国乡镇企业总体布局分散特征依旧突出[3][4]。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乡镇企业仅有1%分布在县城或县城以上，而多达80%分布在自然村落，7%分布在行政村所在地，12%分布在乡镇所在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迁移，而其布局的分散化和绝对多数在农村的分布特点则导致了乡镇企业引发的农村人口迁移以乡与乡迁移类型为主。其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所导致的城市郊区和远郊区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聚集以及就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移，造成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短缺，为其它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寻找就业岗位创造了机会，引发并增加了农村人口向城郊农村的迁移。
3 省际迁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周边扩散？
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中后期，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加快导致了省际人口迁移的宏观走向发生了逆转，延续数百年的向西向北迁移转换为向东向北沿海迁移，呈现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态势。1982-1987年间，从地理空间分布看，在辽宁、天津、北京、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包括海南）、宁夏十个人口净迁入省区中，中西部地区仅有湖北和宁夏两个省区，其余8个省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诸如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传统的人口净迁入省区皆变为净迁出。这一段时期人口迁移宏观走向逆转已经初现雏形。1985-1990年间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中西部地区的青海、新疆和山西又变为人口净迁入，东部沿海的河北由净迁入变为净迁出。尽管发生了如此变化，但是由于它们的总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净迁入率和净迁出率都很低，致使迁移人口总量较小，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净迁入的省份数量继续增加，而且净迁入强度也逐步加强，对人口迁移的宏观逆转走势的改变影响不大。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大方向由向西、北转变为向东尤其是向东北。
对于80年代我国人口迁移宏观走向逆转的判断上，由西向东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在这一前提之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北、中、南三个不同的部分，因此从理论上讲必然存在向东部的北部、东部的中部和东部的南部即东南三个不同的指向。一般认为，在80年代“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已从向西、北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转变为向东南人口稠密区的集聚”[5]。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在80年代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主要是指向东部沿海的北部地区，而非指向东南人口稠密区，就是进入90年代东南指向也并非十分明显。从净迁入人口的比重看，东部沿海三地区均在30%以上，即使总迁入人口的比重南部较低，但也接近30%。事实上，在90年代我国人口迁移指向东部沿海的三个部分的变化，随着指向北部强度的减弱和中部、南部的加强，出现了更为均衡的状态，不存在明显的指向差异。见表2。
人口迁移的发生和变化虽然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但社会经济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变化在当今社会更为主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带动人口迁移格局的大的变化。90年代以来，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大，全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由于投资政策、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新的变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在整体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过程中，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带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发展，环渤海湾经济圈的兴起以及国家投资和外资投向皆发生了由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北移，其内部经济格局也相应发生了由南向北的变化，发展更加均衡，致使全国的人口迁移的总体流向在继续保持向东的同时，由主要指向沿海的东北部逐步转向沿海的中南部地区，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变化最为明显。从净迁移率看，1990-1995年间沿海地区除了广西是净迁出外，其余的11个省市皆为净迁入，其中河北和浙江两省则是由净迁出变为净迁入，发生了逆转，位于珠江、长江三角洲的广东、江苏净迁入的增幅分别由1.44%上升到2.45%和由0.37%增至0.72%。从总迁入率看，1990-1995年间超过4%的6个省市中，5个分布于沿海地区。其中上海位居全国首位，达到11.58%，北京居第二位，达到10.39%，并且均较1985-1990年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广东省虽然迁入率略微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5.8%，位居第三。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人口迁移在宏观走向上发生的变化之外，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各省、市、区的人口迁移格局同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宏观上来讲，沿边区净迁入的趋势逐步增强，中心地带的省区除了山西之外皆为净迁出，总体呈现出一种离心化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内陆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对外交流日趋扩大，沿边省区成为中西部发展较快的地带，吸引了大批人员前去从事经贸活动，人口迁移趋于活跃[7]。内陆沿边6个省区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净迁入的省区，包括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占有我国沿边的大部分地区。其中除了新疆由于资源开发，尤其是南疆石油和绿洲开发导致的前期(1985-1990)就是人口净迁入之外，其余两区则是由净迁出转变为净迁入。而且新疆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和与中亚5国经贸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净迁入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净迁入率0.40%上升为2.43%，成为除北京、上海和广东之外的净迁入率最高的省区，另一类是净迁出省，包括云南、吉林和黑龙江。其中云南的迁出强度已经大大削弱，90年代以来净迁出率仅为0.07%，如果不是地理环境特别是山大沟深的地貌特征导致的交通不便而影响边贸的发展，以及其贫困程度在全国最重导致的人口活力较弱，相信其迁入强度会有所加强，净迁出率将进一步减小。对于吉林和黑龙江，虽然它们的净迁出强度是增大的，但是除了人口迁出连锁反应的惯性影响外，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迟后导致的边贸发展不旺也有一定的关系，随着东北亚经济圈的兴起，这种状况将逐步得到改观。同样我国中央地带的各个省区的人口迁出趋势将随着内陆沿边和东部沿海的开放与发展而进一步加强。总之，这种人口迁移的离心化的迁移趋势是与我国实施沿边开发开放的发展战略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探讨，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与一般认识不同，我们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较80年代中后期不是增大而是有所减小，速度不是加快而是有所放慢。
(2)人口迁移流向的地域类型由以乡向市为主的单一迁移模式，转化为以乡到市、乡到乡和市到市三个方向为主的多元流向模式。
(3)省际迁移所表现出的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总体上呈现出离心化和分散化趋势加强的特点。其一，沿海和沿边省区成为主要的人口净迁入区；其二，东部沿海地区仍然为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的同时，在90年代发生了由80年代的向东部沿海的北部迁入为主逐步转化为向沿海北、中、南相对均衡迁移的离散态势；其三，中央地带的各省区几乎皆为净迁出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