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关于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中国论文,两岸论文,体制创新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2.05.001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2)05-0001-15
发轫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及相应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就其实施的战略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而且成果也举世瞩目。但是，着眼于中国、亚洲和世界“下一个三十年”，这一改革将会遇到更严峻的挑战。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在转轨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与世界其他转轨国家相同的，主要是怎样凝聚社会更多的共识，组成更宏大的改革大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深化改革的问题；有些是其他转轨国家所没有的，主要是如何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构建两岸同胞共同“聚兴中华”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带有世界关联性的，主要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如何在多元基础上由隔阂走向交融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广博性和战略性，笔者认为，当代转轨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的推动者，自身需要开阔胸襟，从更大视野和更高层面来研究转轨问题。基于此，笔者在此前曾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的命题。[1]7在讨论转轨国家改革和发展战略时，尤其需要这种包容性思维。本文就“包容性体制创新”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的考虑：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的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包容性体制创新”是笔者在研究“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得到启发，进而引申、推衍到制度经济学领域而探索性地提出来的，它与“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不是同一命题。
从有关文献检索得知，“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之概念，前些年就已问世。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观念之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先后几次就“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相关话题发表过演讲：第一次是在2010年9月，胡锦涛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时，发表的致辞题目中就有“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内容；两个月之后，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出“倡导包容性增长”；翌年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胡锦涛更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不过，这次讲的“包容性”后面，已由“增长”变为“发展”。笔者理解，提出“包容性发展”，意在倡导和推动更为公平和均衡的新发展方式，让所有人都从中获益。所以笔者曾提出：“包容性发展，是一个以共建共享为本质要求的现代发展体系。”[1]7
与“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命题不同，“包容性体制创新”这一新命题涉及的是制度经济学或有关制度文明领域的问题。其实质是在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通过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治理框架，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新范畴。
为什么笔者提出并强调“包容性体制创新”？笔者是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历史启迪：中国治国之“大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作为中国治国之“大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德经》，就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2]
这里的“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公平、公正、公道。中国治国“大智慧”启迪我们，无论是研究中国转轨战略，还是研究两岸的发展前景，还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制度性进步，都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讲究一个“容”字。
(二)理论支撑：“包容性”哲学
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存有诸种“非包容性”思想，把本来可以相容的、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视为水火不容的东西。其中，两种“非包容性”思想对我们经济学界影响至深，特别是在关乎经济体制的基本理论上。一种是，在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界存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经典论断是：一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3]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厄运。还有一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也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不过，他们的主张与前一种呈两个极端：如果说，第一种是要“社”不要“市”的话，这一种则是要“市”不要“社”。
针对上述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几十年来，世界转轨经济界的先驱们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中国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33年前，即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4]这是第一次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论的质疑。六年后，即1985年，邓小平更以“包容性”胸怀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5]148其后，“包容论”与“非包容论”争执不断。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373在这里，邓小平把“资本主义”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包容在一起。这是什么哲学？这是“包容性”哲学。而这种“包容”是建立在“知常”(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讲到“包容性”哲学，不禁使我想到哲学界的一句名言：“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方以智：《东西均》)这种“两间无不交”的状态，不是恰好构成一个“大屋顶”吗？笔者在此提出的构建中国(内地)改革、两岸“合赢”、世界“新普世文明”三个“大屋顶”的想法，正是由此而来。
(三)现实考虑：基于对中国改革、两岸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三点考虑
首要问题是如何突破中国改革的僵局。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改革事业，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到底往哪里去？最近，笔者沿着20年前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路线实地作了调研，深深感到，邓小平当年说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话，对今天突破改革僵局依旧具有警示意义。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促进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认识到：经济领域一些深层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有三大矛盾：(1)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远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破题”；(2)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3)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金融危机后干预尤甚。[6]
以上是经济领域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再放宽视野审视社会领域的问题，就会看到，现在中国社会领域矛盾比较尖锐。主要也有三大矛盾：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在“透明国际”组织2010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8位；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几乎迫近社会的容忍度；[7]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
面对经济社会领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多元交织的复杂局面，急需突破改革僵局，按照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推进改革。这就要正视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要克服转轨的三不足问题，就需要树立“包容性体制创新”理念。
除了突破中国内地自身改革僵局的问题外，从更大视野研究，还有对构建两岸“合赢”新格局和世界“新普世文明”大格局的考虑，这两点拟在下一部分结合构建“大屋顶”一并分析。
二、“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框架：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
“包容性体制创新”的基本架构是什么？这里提出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的构想。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改革的“大屋顶”
近年来，中国改革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上，理论界再次出现了争论。一些论者对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有所动摇，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所停顿，市场化改革动力出现弱化倾向。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其三，“十八大”之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改革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新矛盾而进行更加系统的制度设计，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超越性改革战略。这种带有超越性的改革战略，应该是能够“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的战略。如果“上”不能见“天光”，“下”不能接“地气”，中间不能确立“人本”，那样的改革战略是不成功的。以上诸点，要求我们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在改革思路上讲求一个“容”字。
几年前，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双线均衡”理论，即：“在中国，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基本想法是‘两线均衡论’：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8]288这就是我一再讲的中国要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的主张。并指出“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拙著《人本体制论》出版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使得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入绝境。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应该汲取的，特别是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局限更值得反思，但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中国和美国，除了社会制度差异之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度”，所谓“过犹不及”。美国存在市场配置“过度”(尤其是虚拟经济市场过度)问题，而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这就是所谓的“培育不及”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苦于市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带来的社会腐败、贫富差距和社会诚信减弱等问题。而复杂性在于，尽管市场经济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体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联合国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中，目前也只有朝鲜一个国家采取“反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对此不能动摇。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仍会造成某种不平等。这是需要补救的地方。
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2011年世界爆发的几起重大事件(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乱事件和阿拉伯变革事件等)表明，尽管各国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发达国家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除了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于政治不公平)，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共同的、本质的。
下一步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的改革，应该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的均衡。在此基础上，超越改革的各种传统思维，整合改革的各种健康力量，构建起中国改革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大屋顶”。坚持这一取向，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二)融合两岸和平发展力量，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构建两岸共同“聚兴中华”的“大屋顶”
探讨“包容性体制创新”，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着眼，除了中国内地自身的改革以外，还有如何促进两岸和平发展中的“包容性体制创新”问题。这是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特有的情况。“海峡两岸”这一概念是在1972年由当代著名谋略家基辛格博士与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联袂创造的，首次出现于当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至今仍被人们所使用。这个概念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包容性的大智慧。今天我们所说的两岸关系，指的即是在两岸中国人之间，由于中国内战造成的内地和台湾分离的现状以及处理两个地区之间关系的“包容性”称谓。从世界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不可能是分离的。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内地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第二大经济体，但难以称之为世界强国。
笔者从1993年春出席耶鲁大学两岸学会召开的“两岸关系研讨会”至今，一直关注并研究两岸共同发展问题。积20年之体会，深深感到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韩国与朝鲜、南北越、东西德国等分裂国家关系，也不同于俄罗斯—车臣、英国—北爱尔兰等分离地区问题，甚至也不完全等同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刘震涛教授语)。这是由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存、现实纠结和外部搅扰的混合物，如何妥善处理，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1983年，邓小平曾经提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5]96-97但是，鉴于两岸问题的复杂性，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不易在短期内实现。
在统一难以在短期实现的情况下，从现实考虑，需要对两岸关系从结构层面、功能层面和主体层面进行整合，使之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逐步实现沟通、交流和包容。其中，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促进两岸各自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双赢(当然，也包括内地的综合经济实力能够不断增强，从而能对整个宏观大局产生重大影响)。应该说，自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以来，两岸经济都有可观的发展，其中内地发展更强劲一些。(见表1和表2)
表1和表2所显示的数据都是两岸官方的数据，其GDP都以美元为单位，同时汇率也都是当年官方的汇率(故下述两表中有汇率变动的因素)。1978年时，内地的GDP总量只有1 473亿美元，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已达到6万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目前在全世界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也不错，GDP总量从1978年的275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4 304多亿美元，并且早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
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加强两岸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在必行。2010年6月，两岸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建立两岸共同家园奠定了经济基础。2010年9月，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之际，笔者曾建议，“作为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之后的内地第一个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该纳入ECFA，将两岸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融合到内地的‘十二五’规划”。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正是基于“包容性”的理论思维。笔者在此项建议中指出，“所谓的‘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应该包括两岸关系的变化，包括(2010年——引者注)9月12日ECFA生效之后，两岸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变化。而对于‘各族人民过更好生活新期待’也应包括两岸人民过更好生活的共同期待”。①
要真正实现两岸民众共同认可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或类似的“合赢天下”的“大屋顶”构想，可能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探索过程。大体要经过五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签订ECFA；第二个里程碑是签订两岸和平框架协议；第三个里程碑是建立中华文化认同纽带(两岸心连心)，基本形成两岸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第四个里程碑是在社会管理领域形成共同的治理框架(包括在部分地区实行两岸共同治理)；第五个里程碑是实现两岸“整体架构的整合”。以上“路线图”涉及经济、军事、文化价值、社会、政治等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第一个里程碑已经跨越，下一步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以更加“包容性”的思维，增强两岸关系发展的经济、文化、民意和政治基础，最终构建“合赢天下”的“大屋顶”，为两岸一体建立持久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融合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顶”
“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更高诉求，是世界层面的文明交融问题。这不论是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对发达国家来说，都应该有如此广阔的胸襟和宏观视野。当今世界文明隔阂乃至冲突的严酷现实，不得不使人思考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正是由此出发，引发了我考虑已久的关于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的构想。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期，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探讨文明的著作和相关理论，如亨廷顿的“冲突论”，②汤因比的“成长论”，③斯宾格勒的“活力论”，④列维-斯特劳斯的“均衡论”⑤等等。在东方，自古以来，更有一批代表中华文明的著作和相关理论，如老子的“道德论”、孔子的“仁和论”等等；还有代表伊斯兰文明的著作和相关理论，如“信仰论”和“两世论”等等。至于21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势如何，随着东西方文明在实践进程中的演变以及某些理论的发展，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这里面有一个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即关于人类普世价值的问题。在国内讨论当中存在着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否认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对普世价值这个命题予以批判；第二种观点是简单地、直接地把西方文明等同于人类共同文明的全部；还有一些其他观点。
笔者的观点是：第一，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如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不就是带有普遍性的价值吗？这种普遍必然性的价值，不仅适用于少数人群，而且应适用于所有的人群，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对此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更不应粗暴批判；第二，人类的普世价值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明。我认为，人类普世文明应等于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即东方文明的精华，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
看看当代世界的现实就会知道，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正在使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发生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从而推动共同的价值得以不断充实、重构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对中国来说，不学习和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就谈不上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命题，就是在尊重与保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框架内，如何从多样性文明中提炼出各文明的精华，整合成“新普世文明”。我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合论”。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顶”，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宝库，这是“包容性体制创新”的高境界诉求。
三、“包容性体制创新”第一诉求的实施：四大制度支柱
上一节提出了“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框架，本节着重就“包容性体制创新”的实施进行探讨。限于篇幅，仅就第一“大屋顶”的实施提出四大制度支柱。
(一)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经过33年的改革，中国的产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有”与“非国有”指标对比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592 882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247 759.86亿元，占41.8%，“国有”与“非公有”的比例为4﹕6。但是，在“国有”与“非公有”之间，还有一块“非国、非私”的集体所有制或各种“非国控股也非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笔者曾作过一个典型调查，中石油公司“辽河油田多种经营处”下，就有25家“非国、非私”的内部职工持股的集体所有制公司，其资产总额为154亿元，从业人员有17 591人，2011年销售收入为144亿元。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若减去这块“非国、非私”的集体所有制或各种“非国控股也非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成分占多少比重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中，私营、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合计为265 420亿元，占44.8%。[9]可见，若以“国有”与“非国有”划分，比例为4﹕6，若以“公有”与“非公有”划分，比例大体为5.5﹕4.5(这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的划分，不是全部资产，也不是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下，工业部门相对于高端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垄断性部门而言，其市场准入的门槛是比较低的，非国有资本进入是比较充分的。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些垄断性的服务业而言，“国有”与“非国有”的比例不止是4：6的水平，应该会更高。下面一组关于银行业股权结构的数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截至2010年年底，在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53.85%，国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国有股占比39.34%。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68.19%，国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国有股占比30.45%。由此看来，银行系统国有性质与非国有性质的股权比大体为6：4或7：3的水平。
中国改革中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在国有经济内部，塑造开放的产权结构，使国有资本能够有进有退，合理流动；二是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与时俱进，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其实质就是谋求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里讲的共同发展，既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有资本和各类非公有资本并行不悖的发展(“平行—板块式”发展)，也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有资本和各类非公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融合体(“渗透—胶体式”发展)，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发展这种混合所有制格局正是笔者在基础经济制度层面所寻求的包容性。这应该是现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哪些方面包容得还不够，请看表3：中国垄断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表（2010）。
从表3可见，在垄断领域主要是对民营经济包容不够。虽然中国《宪法》和党的决议都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上存在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形成了在处理国有与非国有之间关系方面“贵国有，贱民营”的弊端。《资治通鉴》曾记载了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今天，可以套用唐太宗这个句型来表述国有与民营的关系：“长期皆贵国有，贱民营，我独爱之如一。”
怎样“爱之如一”呢？实行“两平一同”。第一个“平”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特别是银行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等。试问，今天不同的所有制在使用生产要素上公平、平等吗？在此提供两个数据来说明，截至2010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50.9万亿元，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只有7.5万亿元，占14.7%，差距不小。第二个“平”是“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大家应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但起跑线公平，还要在同一个跑道上。而现在有很多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第三个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国有资产这块，法律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对民营资本保护得还很不够。
“两平一同”，是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的一条思路。这就涉及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只强调国有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不承认民营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之一。但是，现在问题已很尖锐：民营经济比重已经超过四成，能说这些不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基础吗？中国1998年修订后的《宪法》上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不应该用异己的眼光来看待民营经济。在此基础上，应落实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邮政、铁路、民航、石油、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二)分配体制创新：包容“国富”与“民富”
促进社会公平分配，逐步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提出包容性发展的初衷和核心内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矛盾比较突出。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见图1)
在国民收入内部，收入分配体制尚未理顺。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滑趋势。(见图2、图3)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面对此都颇为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应明确提出包容“国富”与“民富”，推进分配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尤其是，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指数对比图(%)
图2 国民收入内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所占比重变动图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2008)计算。
图3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比图(%)
(三)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包容“天”、“地”与“人”
包容性创新，不仅应近忧当前，而且更要远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从宏观层面审视，它蕴含着多维产权关系：环境产权、资源产权、人力产权。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诸如“低劳动力成本”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在触及人类尊严和幸福的底线。“天”、“地”、“人”三界所出现的诸种新情况、新矛盾，向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探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有四条路线，即：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产权运作路线。在上述四条路线中，技术、结构、规制路线相对成熟、清晰，唯独产权路线相对陌生、薄弱，某些领域甚至处在混沌状态。有鉴于此，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中曾提出了包括“横向广领域”在内的“广义产权”理论。[10]所谓“横向广领域”，广到哪里？广到“天、地、人产权”：“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等。下一阶段，基于公平和可持续的考虑，应围绕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主题，结合当今中国资源、环境和社会人文领域的新情况，依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古训，构建包容“天”、“地”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新格局。
(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容“民生”与“民主”
民生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体制创新问题，既涉及经济，又涉及社会。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短缺。而进一步挖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深层原因显然与社会领域改革滞后有直接关系，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应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体制创新。
除保障和改善民生外，“包容性体制创新”还应以民主和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当前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的课题，应围绕民主和公平正义推进社会领域体制创新，这是下一步改革的新境界、新天地。一方面，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顺应经济成分多元化和社会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这当中，尤其要做到平衡和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健全各种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发挥公众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协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协作、共同治理的制度安排。当前，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有些新的思维，例如，用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这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应将社会管理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总结交流，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最后需要指出，在实现“包容性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从国际经验看，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第一，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第二，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从拉美国家看，这两种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保持理性认识。”[8]288
总之，中国的改革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走到今天，任重而道远。为凝聚社会更本质的共识，组成更宏大的改革大军，笔者主张，本着“有容乃大”的精神，胸怀更广一些，思想更超越一些。
注释：
①笔者的这一建议在台湾《旺报》(2010-10-08)、台海网(2010-10-08)和中国改革论坛网(2010-10-09)上都有过报道。
②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著作。
③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提出了一个所谓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成长、演变的模式。
④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曾在欧洲引起震动。
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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