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问卷调查论文,中国论文,城市居民论文,来源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国家而言，信任是任何社会和政治实体存在和运行的重要基础要素之一，在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① 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往往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如果国家之间完全缺乏信任，那么不但合作变得不可能，而且会导致相互猜疑、戒备，甚至武力冲突。虽然人们相互信任在国际政治的和平与冲突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学界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这个问题相应的重视。我们不但缺少系统精致的对信任的学理梳理，还缺乏基于实证数据上的具体分析。学界众多关于信任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其重要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增进我们的理解和运用。本文集中讨论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这样可以直观地反映国际信任的程度，而且检验各个因变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探究国际信任形成的原因、制定长远的外交政策规划都十分有益。
一、理论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主流国际关系流派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做一个重新发现“国际信任”的过程。汉斯·摩根索明确表示国际政治是非道德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之一即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世道德原则不能以理论上的一般形式适用于国家行为”，② 肯尼斯·沃尔兹也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零信任假设”的基础上，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生活中，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关切会使得国家间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行为体之间相互猜疑，并且经常相互敌视。③ 米尔斯海默将“零信任假设”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国际政治中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国家之间无法判断对手的真实意图，为了预防战争、保护自身安全，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一丁点儿信任的余地。④ 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合作是可能并且经常发生的，而国际制度和机构的存在使得国际信任成为现实，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纵然短期的隐瞒和欺骗能获得短暂的好处，但是这些政策会伤害国家在此后获得有利协议的能力。⑤ 建构主义者虽然对国家间信任的问题没有进行系统的叙述，但是亚历山大·温特构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其中康德文化对于国际信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⑥ 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信任是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六大先决条件之一，任何国家与他国交战时，都不应采用必定会使在未来和平条件下建立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如派遣刺客到交战国、撕毁投降书、策动叛变等。⑦
1958年，莫顿·多伊奇首先将心理学中的信任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在其文章《信任与怀疑》中，多伊奇认为，对于过去的考虑和对现实的关切使得“信任”以及相关的概念对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和人格发展有所裨益，而信任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会影响到冲突的预防、管理和解决。他认为，信任是指一个人期待某件事情发生并据此采取行动，当与其预期相反时，这种行动的结果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而与预期一致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积极影响。他构建的“信任”概念建立在他设计的囚徒困境模型上，强调“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预期结果的放大效应，但是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⑧ 安德鲁·基德考察了信任在斡旋、国际合作、军备控制等特定领域中的影响，对国际信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战争还是和平区别就在于国家行为体之间是否存在信任。⑨ 阿伦·霍夫曼提出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信任的概念，他认为，信任意味着行为体愿意基于主观因素而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他者行为做出利己的判断，并且据此提出了测量国家间信任关系的三种指标：领导人政策选择与决策过程的一致性，互相监督，以及监督规则的有限性。⑩ 基于对冷战的历史反思，黛博拉·拉森认为，由于美苏之间的不信任而导致的军备竞赛和战略竞争使得两国丧失了很多和平的机会，并且使得美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这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他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和不信任的来源给出了三个解释，即理性选择、国内结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和社会心理。正是由于国家的决策者忽视了对方所释放的合作信号，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国家间的信任可以通过签订一些分步骤的协议，或者双方做出政策上的让步，来使一方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对方的善意，进而促成长期稳定的战略互信。(11)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对于国际信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例如，王日华梳理了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对于当今中国外交的启示，他认为先秦时期的中国先贤哲人对于“信”在国家和国际关系中的认识，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很深的启示意义。(12) 中国先秦时期的外交思想和西方的权力政治截然不同。先秦贤哲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准则出发，提出国君在施行国策的时候要守信义、取信于民，而国与国之间在交往过程中也要遵守礼的规定，守信用、重诺言，不可失信于天下。其中儒家对信任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信”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牵涉到国君及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信誉，还关系到国家能否内施仁政、外行王道。在国际交往中，建立信任措施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中美之间也提出要建立战略互信，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也有呼应。杨扬、陈寒溪、刘庆等学者对国家间的战略互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发展战略互信的措施。(13) 值得一提的是，尹继武认为联盟信任的类型对于联盟的稳定和变迁有重要影响，他通过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信任形成，给出了两种类型联盟信任的理论解释。一是理性选择论，认为国家是追求自我私利的独立个体，假定国际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避免，国家之间的信任也只是国家追求自我利益和安全的一种方式。信任的产生源于对外在刺激、情境、透明度等的反应。二是社会心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信任之所以难以形成，主要在于决策者对对方动机与意图的错误直觉。他认为信任的建立，必须遵循先小范围合作与互惠然后再逐步扩展的路径。最后他对于信任研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国际信任研究与其说是信任研究，不如说是如何减少不信任、促成国际合作的研究。(14)
二、已有的实证研究
定量分析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炙手可热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已十分广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方法论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15) 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主观地描述中国城市居民对于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的信任程度，以及导致因变量产生差异的自变量。这样的研究设计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人力、财力有限，调查的样本容量、抽样方法、调查过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因此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二是对分析结果的解释能力有限，在描述、解释甚至预测即时的国际事件和对外决策中，国际信任能够发生多大作用，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而民众的国际信任和政治精英、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国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有充足证据表明，危机情况下的外交决策包括战争，并不是理性计算和思考的结果，(16) 国际信任在非理性思考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难以预料。即使如此，这样的研究仍然具有特殊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靠近真实”的过程，种种缺陷并不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分析的初步结论也是可靠的。另外，国际信任是历史、文化和社会交往因素长期沉淀的结果，在解释即时的、短期的国际行为时捉襟见肘，但是在长期宏观分析中仍是重要的变量，例如复合相互依存便强调文化、民族性格在国家间避免战争、和平相处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重点在于考察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会导致国际信任的产生和发展，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确立问卷设计和研究假设十分重要。在这个课题上的实证分析国内起步较晚，比较突出的成果是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组织的“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的国情调研活动，该调查以问卷和访谈形式进行，涵盖了中国民众看日、美、俄、欧盟、拉美五个子课题，后辑为《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出版。(17) 其中，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于2007年、2008年相继开展了“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看法”的调查，问卷侧重于获得直观数据以描述和衡量中国人对欧盟的整体看法。2007年的解释变量中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关于欧盟和中欧关系的基本知识、是否有欧洲学习或工作经历、社会职业，2008年的调查则增加了地域（内地/沿海）这一变量。(18)
国外学者认为国际信任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研究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众的国际信任情况通过投票、选举和其他政治参与形式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基于这种考虑，一些学者利用更加严格和成熟的抽样方法，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对国际关系中国际信任的测量、分析和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保罗·布雷默教授等人通过对于美国人的随机抽样调查来考察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信任情况。(19) 调查显示，美国人在美国是否应该信任其他国家的问题上，持有稳定的、一贯的消极观点。布雷默的研究显示，社会信任、政治信任、政党倾向、年龄会影响人们的国际信任程度。社会信任主要涉及个人对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信任程度，即个人是否认为自身周围的人都是持有善意并且乐于助人的，一般来讲，社会信任和人们的国际信任成正相关关系。而政治信任一般主要是指公民对于本国政府的信任情况、对于政府的认同感如何、对于政府的执政业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基本状况是否满意等，例如政治信任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来决定公民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行为。政治信任度高的人比政治信任度低的人更加相信政府在国际事务领域中也能够扮演积极有效的角色。政党倾向主要是指近年来美国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政治精英对于国际环境的态度要比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更加悲观，因而国际信任度更低。这项调查特别注重年龄的差异，并不是要考察人生阅历或者个人经历对于国际信任度的影响，而是研究者注意到国际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对美国人而言，二战、冷战的结束和“9·11”恐怖袭击造成国际大环境的显著变化，进而影响人们的国际信任度。因此通过考察年龄的差异，可以简单反映出客观国际环境对于人们国际信任度的深层次影响。另外，调查还对性别、肤色、收入等变量做了统计，但是结果显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相关程度不高。
布雷默在另一篇文章中使用1994—1999年的数据以测试美国人民在这一时期对于其他国家一般信任情况的实质、原因和影响。(20) 他主要关注国际环境的实质、政党性、对政府的一般认识和受教育状况，对于个体对其他国家的信任度的影响。和上面的文章相比，除了保留年龄、政党倾向和对政府的一般认识等考察变量之外，布雷默新的研究假设更加强调不同时期国际环境和受教育状况对于人们国际信任的影响。他分别比较了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到“9·11”前和“9·11”之后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认为冷战时期紧张的美苏对峙关系使得美国人对于其他国家的信任度一般，信任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国和美国、苏联的关系如何；而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美国人对其他国家持正面印象的分数从1986年的32分上升到1990年的59分；“9·11”恐怖袭击导致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认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美国人对于外部威胁更加关切，相应地，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在2002年夏季创下新低。但是调查结果也显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和年龄的相关性不大，这表明年龄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国际环境对美国人国际信任程度的影响。另外，布雷默还发现，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人们对其他国家信任的程度，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判断国际局势的一般知识，对国际事务也更加关心，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就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加正面和积极。另外在政党倾向方面，布雷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除了注意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之外，他还强调了政党精英通过政治传播对塑造公民的国际信任所产生的影响。
在另外一项实证研究中，澳大利亚学者班诺·托格勒通过随机抽样，调查了人们对于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信任情况。托格勒认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于形成社会关系、高效的政府行为、协调集体行动和政策执行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国际信任同样对降低国际合作成本、促进集体行动有积极意义。托格勒通过研究覆盖38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来考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信任情况。在调查中，托格勒重点考察了政治信任、社会信任、腐败/政府质量、地理标示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球化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托格勒这项研究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其对政府质量、地理标识和全球化的关注。首先他认为，不仅政治信任会影响公众对于国际组织的信任，而且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的质量也会对国际信任产生影响，而这种相对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发达国家，腐败往往导致公众降低对国际组织的信任度，而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中，本国政府的腐败则会导致公众提高对于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国际信任度。其次，对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感较强的个体，更倾向于建立国际组织并且促进其发展，而对狭隘地域认同感较强的人对国际组织更容易持有狭隘和消极的看法。托格勒主要考察了全球化的三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他借用了德雷尔（Dreher）在2006年的调查数据来反映自变量的特征。一般来说，全球化的程度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国际组织的认识，进而影响国际信任的形成。在政治信任对国际信任的影响方面，班诺·托格勒的研究与保罗·布雷默的分析相一致，即政治信任对国际信任的形成很重要，不同的是，托格勒发现社会信任对于国际信任的影响并不明显。(21)
总体来看，测量个体国际信任形成的影响因素，大致需要集中考察国际信任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主体的社会信任感以及政治信任状况，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等变量，然后根据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入一些重点变量加以测量，将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真实的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地对国际信任进行分析研究。
三、调查数据与研究发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六七月间对中国六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和南宁）18—70岁城市居民进行的关于中国人看欧洲的问卷调查。该调查为欧盟第七框架研究计划资助的合作项目“中国人看欧盟：解构中国人对欧盟的认知能力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启示”（Chinese Views of the EU:Disaggregati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EU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U's China Policy）的系列调查之一。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此项调查的目的定位于了解中国城市常住居民对欧洲及欧盟的看法。在选取城市样本时，项目组参考了这六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所属地理位置以及它们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以求样本的代表性（参见表-1）。
此项调查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抽样（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方法，即每个城市先随机抽取3—4个区，再从每个区随机抽取3—4个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办事处再随机抽取两个居民委员会，每个居委会再随机抽取21个居民户。调查共分发问卷3728份，回收3234份，其中有效样本3019份。六个城市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北京504份、占17％，上海501份、占16％，广州499份、占16％，西安502份、占17％，成都509份、占17％，南宁504份、占17％。总有效样本中男性1523人，占50.4％，女性1496人，占49.6％；党员708人，占23.5％。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比例分别是30岁及以下27.2％，31—40岁19.9％，41—50岁22.8％，51—60岁20.6％，61—70岁9.4％。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小学及以下3.2％，初中19.5％，高中或中专职高36.7％，大专20.1％，大学本科17.8％，硕士及以上2.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占40.5％，这一数据高于全国平均值，正确反映出了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学历层次。
虽然此项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城市居民对欧盟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问卷包含了37个问题，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但因为本项研究旨在考察中国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本研究只选取了问卷中的国际比较研究类问题。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信任度，解释变量主要是一些社会经济和个人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年收入、家庭经济情况、是否党员，以及是否居住在首都北京等。
我们先来看一些描述性的数据发现。表-2给出了中国城市居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印象的平均值。从中可以看出，在四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城市居民对欧盟的印象最好，平均值是3.65，其次是俄国（3.24）和美国（2.83），印象最差的是日本（2.50）。中日之间因为有历史情感、战略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一直比较差。中美之间则有着崛起大国和现存大国之间的各种冲突，导致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处于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区间。中俄关系在冷战结束之后一直不是太差，所以中国人对俄国的印象也比较正面。中欧之间因为距离比较远，也没有直接的战略利益冲突，因而中国人对欧盟印象最佳。这种排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所做的“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的研究发现相似。不同的是，社科院欧洲所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在中国民众（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心目中的印象最好，欧盟排第二。(22) 不过印象的好坏似乎也影响到对双边友好关系的评分。社科院欧洲所2007年所做的另一份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五个城市的普通居民调查结果显示，这五个城市的居民给中欧关系的平均评分最高，其次是中美关系，最差的是中日关系。(23) 在1—10的分量表中（1为极不友好，10为非常友好），其加权平均分分别为6.65分、5.37分和4.05分。遗憾的是，中俄关系没有被列入问卷中，因而我们无法进行相应的横向对比。
其次我们来看表-3的结果。表-3给出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对美、欧、日、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印象；这跟表-1的结果有点区别，区别在于一个是对国家和地区的印象，另一个是对其人民的印象；一个是比较虚拟的，另一个是比较实在的。表-3的结果跟表-2有类似的地方，比如按照从最好印象到最差印象的排序，两个表的结果是一样的，顺序都是欧洲、俄国、美国、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印象要好于对其国家和地区的印象，即便是日本也不例外。这或许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国家/政府普遍印象差。
在中国城市居民对这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指标上，依据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成果，(24) 考虑到中国城市居民对自身的认同和信任程度，是他们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人认同和信任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问卷首先调查了中国城市居民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然后分别调查了他们对于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的信任程度。该指标设置7个维度，1代表“非常不值得信任”，7代表“非常值得信任”（参见表-4）。首先从整体结果上讲，中国城市居民对自身的信任程度最高，加权平均分为5.28，介于“有点儿值得信任”和“比较值得信任”之间；之后排名依次为欧洲人4.52和俄国人4.35，介于“一般”和“有点儿值得信任”之间；美国人和日本人得分垫底，分别为3.74和3.24，介于“一般”和“有点儿不值得信任”之间，尤其是日本人，受访者认为其基本上“有点儿不值得信任”。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69.7％的受访者信任中国人，只有12.8％的受访者选择不信任中国人。在另外四个国家或地区中，高达51.5％的受访者信任欧洲人，29.6％对欧洲人的信任程度一般，只有18.9％不信任欧洲人。中国城市居民对俄国人的信任情况呈现典型的正态分布，认为其“非常值得信任”和“非常不值得信任”的比例较小，分别为5.0％和3.3％，只有23.5％的受访者不信任俄国人，选择“一般”、“有点儿值得信任”和“比较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29.8％、26.7％和15.0％。中国城市居民对美国人的信任程度基本持中，对其信任程度为“一般”的比例是26.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人“非常不值得信任”、“比较不值得信任”和“有点儿不值得信任”的受访者比例分别高达10.5％、12.6％和18.1％。中国城市居民对日本人的信任程度最低，基本上处于“有点儿不值得信任”的状态，认为其“非常不值得信任”和“比较不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20.8％和17.9％。
这里我们考察个人因素对国际信任的影响（参见表-5a、表-5b和表-5c）。在比较平均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差异对国际信任影响比较复杂。女性对外国人的信任度要略低于男性，但是这种差异除了看待日本人之外没有显著性。在比较平均值的分析中，在欧洲和俄国的例子里，年龄对中国居民国际信任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如果受访者在冷战前已成年，那么他更容易信任欧洲人和俄国人。在美国和日本的例子里也能找到相同的趋势，也就是说，受访者如果在冷战前已成年，那么其更容易信任美国人和日本人，但是这种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信任往往有很大影响。在问卷调查中，我们也考察了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对国际信任的影响。可以看出，年收入对国际信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趋势是受访者年收入越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也越高。除了年收入，我们还加入前一年家庭经济情况这个变量。年收入只是一个静态变量，不能反映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情况变好或变坏对信任度有重要影响。在比较平均值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前一年家庭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下更容易导致信任。
从受教育程度看，比较平均值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对国际信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趋势是，受访者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也越高，俄国不在这一情况之列。
除了以上变量外，我们还加入了是否党员和是否居住在北京两个变量。党员的身份对政治参与和信息接触有重要影响，所以也可能对国际信任产生影响。在平均值分析中，我们发现，党员比非党员更加容易信任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也发现，是否居住在北京这个变量对国际信任有正面影响，即居住在北京的居民更加容易信任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这种差异很小。
虽然现有关于相关个人因素的变量对中国公众“国际信任度”的调查研究十分缺乏，但个别研究也考察了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好感度”。(25) 分析了北京大学1998年至2004年间对北京市民的一份调查资料，专门研究了影响北京市民对美国“好感度”的相关个人因素。其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越高，对美国的好感也越多。女性对美国的好感要略低于男性，但这一差异只在2001年有显著性（p＜0.05）。不过年龄（1989年是否满21岁）变量对北京市民对美国的好感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表-6），性别对信任度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这种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年龄（即冷战结束时是否成年）这个变量对信任度有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具有显著性的。家庭年收入这个变量的影响比较复杂，即没有稳定的趋势性，有时候是正面影响，有时候是负面影响。同时在某些国家这种影响具有显著性，在其他国家又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家庭经济情况对信任有着负面影响，同时这个影响也具有显著性，即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受访者更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另外，教育程度对信任感有正面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具有显著性，俄国的例子除外。是否党员这个变量不具有显著性，同时趋势也不明显。最后，是否居住在北京这个变量大体上对信任度有负面影响，即不居住在北京的受访者更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但是这种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以上的研究分析表明，个人和社会经济变量对中国居民对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信任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说，男性对外国人的信任度要略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对国际信任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受保罗·布雷默的研究假设启发，即时间和国际环境对公众对其他国家的信任度有影响，我们选取了冷战结束时是否成年的年龄变量。研究发现这个变量对中国人的国际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冷战结束时已成年的受访者（即出生于1970年以前）比冷战结束时未成年的受访者有更高的国际信任度。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国际环境下衍生出来的相对遥远的中欧关系，使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信任度最高。与抽象概念化的年收入相比，家庭经济状况对国际信任的影响更具显著性，家庭经济情况好，国际信任度高。受教育程度对国际信任有正面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国际信任度也会偏高，且这一影响具有显著性。虽然党员比非党员、居住在首都比居住在其他城市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信任度更高，但是这两种差异在统计上都不具有显著性。
在国际关系中，本国人民对他国印象的好坏和信任度的高低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对欧盟在各方面国际事务上的评价都非常积极和正面。77.5％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在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世界经济方面，83.4％的受访者对欧盟发挥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居民对欧盟在保护环境和科技进步方面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分别有89.0％和92.4％的受访者积极评价欧盟的作用。在消除贫困以及反恐方面，虽然给予积极评价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但也分别高达72.4％和73.5％。对受访者对欧洲人信任度和他们对欧盟在国际事务各方面作用评价这两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明二者显著相关（p＜0.001）。
因此，这一研究从实证数据分析的角度，也向我们证明了国际信任对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也十分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到他国公民较高的信任，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对他国公民也更具吸引力，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总体而言，国际信任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如果中国能够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任，那么就能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碍，让中国崛起的进程更加平稳顺利。
注释：
① 参考Ken Boothand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8,p.229; Hollis Martin,Trust within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 Bernd Lahno,“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 of Trust”,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Vol.4,No.2.2001,p.172; J.David Lewis and Andrew Weigert,“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Vol.63,No.4,1985,p.968; Adam B.Seligman,The Problem of Tru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3。
②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12.
③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104.
④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31.
⑤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9.
⑥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49.
⑦ 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1页。
⑧ Morton Deutsch.“Trust and Suspic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No.4,1958,pp.265—266.
⑨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⑩ Aaron M Hoffman,“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2,pp.375—401.
(11) Deborah Welch Larson,“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Vol.18,No.30 1997,pp.701—734.
(12) 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信任思想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100—122页。
(13) 类似的文章包括：杨扬：《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一种社会学解读——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载《国际关系研究：探索与展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40—53页；陈寒溪：《新安全观实践：中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政策及其影响》，《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31—36页；刘庆：《“战略互信”概念辨析》，《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40—45页；张锡镇：《中国同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当代亚太》，1999年第2期，第26—29页；等等。
(14) 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信任形成研究：一项基本评估》，《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第105—113页。
(15) 阐述定量分析理论方面的著作如：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0—103页；秦伟、吴军等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德育编：《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的著述有：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43—49页；卢春明、田野：《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62—70页。
(16) 参考Barton L.Lip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Bounded Rationality:A Surve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8,No.1,February 1995; Marco Nilsson,“War and Unreason:Bounded Learning Theory and War Duration”,Litorapid Media AB,G
teborg,2010; Paul W.Kahn,“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7,No.2,2009,pp.393—406。
(17) 李慎明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 参考周弘等：《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99—15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看法的调查与初步分析》，《欧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2页。
(19) Paul R.Brewer,et al.,“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1,January 2004,pp.93—109.
(20) Paul R.Brewer,“Public Trust in (or Cynicism about) Other Nations across Time”,Political Behavior,Vol.26,No.4,December 2004,pp.317—341.
(21) Benno Torgler,“Trust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the United Nations”,NOTA DI LAVORO 45,2007.This Paper can Be Downloaded at:The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Note di Lavoro Series Index:http://www.feem.it/Feem/Pub/Publications/WPapers/default.htm,2011-05-27.
(22) 周弘等：《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第116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看法的调查与初步分析》。
(24) Henri Tajfel,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Dominic Abrams and Michael Hogg,eds.,Social Identity Theory,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Henry Tajfel and John Turner,“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in Michael A.Hogg and Dominic Abrams,eds.,Intergroup Relations:Essential Readings,Philadelphia:Psychology Press,2011.
(25) Alastair Iain Johnston,“The Correlates of Beij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1998—2004”,in Robert Ross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40—377.